四

        一九六六年，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上边打倒刘少奇，村里让打倒老孙。打倒老孙倒也不难，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何况一个老孙。接替老孙当支书的，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老孙这人很奇怪，支书被打倒了，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过去当支书时，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头点屁股撅的，没个头人的样子；现在不当头人了，倒学会了头人派头，在街上走来走去，迈着八字步，敞着布衫，说话也英勇了，说：

        “这个鸡巴支书，咱早不想当了！”

        当然，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

        新喜这人三十多岁。上过中学。据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五岁那年，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一直跪到星星出来，还被罚了五斗高粱。解放后上学，上学放学路上，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曾被老孙审问过。但他成人以后，表现比较好，不偷东西，做好事，半夜下田砍高粱，背到队里打麦场上。第二天大家又去砍，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知道是新喜干的。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

        大家都说：

        “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尽做好事。”

        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说在家懒死了，尿盆三天不泼一次。大家反说他妈：

        “砍高粱累得不行，还说尿盆！”

        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萎萎琐琐，头发与眉毛接着，哪里像个支书？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老孙就被打倒了，支书选成了新喜。

        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他上任以后，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合作化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四清时他四不清等），斗了他两把，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半夜半夜砍高粱。我当年十岁，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一砍到三星偏西，我就困得不行，说：

        “新喜哥，因得不行。”

        他趴到我脸上看，说：“是困得不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肯定就不困了。”

        然后谁说因他就让谁拔眼睫毛，后来大家都不因了。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大家倒都挺兴奋。这年高粱大丰收，大家说：

        “多亏了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老孙、孬舅、小路、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这时成了五类分子。也被叫来砍高粱。唯一不同的是，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老孙一千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新喜对他们说：“你们可是五类分子，以前尽做孽，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

        新喜唯一不该做的，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桥没修，倒发生了冲突。孬舅一铁锨上去，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血。村里一阵小喇叭响，让新喜断案。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说：

        “狗咬狗一嘴毛，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

        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还有些不服气，瞪着福印说：“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新喜说：“嗬，你倒厉害了，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

        一个星星出来，孬舅飞机就坐稀了。胳膊老在头上翘着，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孬舅说：

        “新喜，收了飞机吧，过去咱俩一块玩过尿泥！”

        新喜说：“玩过水泥也不行，你倒厉害啦！”

        自此以后，孬舅不敢再厉害。过去那么鲁莽，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不怕别的，就怕新喜的飞机。从此老老实实修路。

        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一类案子。新喜也有办法。他不搞染头和封井，而是一律开斗争会，坐飞机。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让他（她）到村西土庙前坐飞机。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大家又说新喜：

        “多亏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

        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新盖了三间瓦房。开会或让人坐飞机，就在瓦房前。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瓦房里。

        新喜支书当了两年，有了些变化。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秩序安定，事情不多，新喜身体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由于行动不便，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让别人砍，他不砍，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以前一块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的，选他一个副支书，让他带着大伙砍，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第二天尿盆也不泼，弄得瓦房里挺骚气。大家倒没说什么，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有一次恩庆说“新喜，这是办公室，别弄得太骚气！”

        新喜大怒：“不选你当个副支书，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

        但自思庆说过以后，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有时别人去砍高粱，他也不再喊喇叭，跟着去，不过不再下手，就站在地头看。或转悠转悠走了，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搞些瓜果梨桃吃。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吃后都告诉人家：

        “老二老三，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

        老二老三倒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

        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新喜也痛快给办，不说别的。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

        “新喜仁义，不是白眼狼，吃吧也就一些瓜果！”

        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不到谁家后园子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赶紧栽瓜果树。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每到该摘瓜果梨桃，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一律收下，说：“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爱吃些瓜果！”

        弄得大家皆大欢喜。

        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周书记一来，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弄得不骚气，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给他汇报工作，然后一块吃小鸡。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就是爱吃些小鸡。

        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周书记一来，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三筐很会整治鸡，小公鸡一刀抹死，开水里一过，一把捋到头，鸡就成了光的；然后剁巴剁巴，搁些大料、胡椒、盐、辣子，两个小时下来，新喜工作汇报完了，鸡也炖烂了。

        “吃吧吃吧。”新喜让着。

        周书记也爽快，说：“吃！”但停一下筷子又说：

        “不过新喜，这鸡你得交钱！”

        新喜也爽快：“交！吃！”

        吃过以后，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老二老三，这是小公鸡钱！”

        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以后还找不着你了？”

        新喜只好将钱收起：“好，以后再说，吃！”

        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周书记不来时，新喜自个儿也吃，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一次三懂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可小路只会烙饼，不会收拾鸡，炖得满锅鸡毛。鸡还没炖熟，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撵他出去。晚上三筐回来，又重新炖了一只。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也就是在一旁于看着，还老催：

        “快些快些，一只鸡再吃不完！”

        弄得新喜挺不高兴：“你不吃算了，骨头里的鸡油，吸出来才好吃！”

        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

        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路过大瓦房，新喜叫他们站住。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新喜却说：

        “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你们去吃吧！”

        两人大喜，进去吃了，连汤儿都喝了。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鸡巴干部，也没吃上一只鸡！”

        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了，大声说：

        “你鸡巴没吃鸡，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

        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不再言语。

        第二天修桥时，我孬舅埋怨老孙：“你咋鸡巴说话哩！再跟你吃不到鸡！”

        新喜吃鸡吃了两年，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只吃鸡。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

        “看你那鸡巴头脑，还发愣，看不吃了你！”

        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就剩下思庆家的没吃。新喜三天没吃鸡，像犯了大烟瘾，让三筐到处找鸡。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

        “没了小公鸡，就剩下思庆家的！”

        新喜躺在床上说：“管他什么思庆不思庆，去抓过来吃，吃了给他钱不是！”

        三筐就去抓，抓回来就吃。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鸡巴新喜太不够意思，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当年做好事砍高粱，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

        从此不再去大瓦房，也不理新喜。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恩庆大怒，指着新喜说：

        “好，新喜，你等着，这村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告到县里。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可调查组一到公社，就被周书记拦住，说：

        “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但工作也都干了。就是有一点毛病，跟我一样，爱吃个小鸡！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到我这为止，调查个鸡巴啥！”

        “是哩，是哩，周书记。”调查组连连点头，又返回县里。

        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以后吃鸡注意些！再吃撤了你！”

        新喜连连点头，对周书记感激涕零。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

        “吃个鸡巴鸡，告到县里！咱弄不了这村，咱不弄！咱不服别的，就服咱没本事！”

        从此躺在大瓦房，不吃鸡，也不吃喝喇叭，不泼尿盆，弄得一屋骚气。村里没了头人，开始大乱。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帮人，倒眉开颜笑，不再去修桥，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也自觉没趣，也呆在家里不出。大家也都埋怨恩庆：

        “见人家吃个鸡，就告人家，多不是东西！现在倒好，领导人一闹不团结，村里跟着遭殃，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

        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安慰新喜。新喜见挣了面子，也就起来主持工作。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

        五

        新喜支书当了十一年。本来支书他还可以当下去，是他自己闹坏了，让人家撤了支书。这年公社换了书记，周书记被调走，调来了崔书记。公社通知开会。新喜去开会，见周书记换了崔书记，心里不知哪点过不来，见人就说：

        “周书记当得好好的，调走！”

        别人不理他。他便到小饭馆灌了二两酒，有些醉醺醺的。恰好崔书记讲话，批评了一些村子，工作做得不扎实。批评的村子中有申村。过去申村老受周书记表扬，现在换了崔书记就批评，新喜仗着些酒胆，便站起顶了崔书记一句：

        “崔书记，我是个腌臢菜呀，没啥能耐，工作还能搞到哪儿去？”

        崔书记刚上任讲话就见有人顶嘴，心里十分恼火，又见新喜醉醺醺的，便拍起了桌子：

        “你腌臢菜别在这腌臢！看你那醉醺醺的样子，也当不好这个支书！”

        开过会，崔书记便说：“去查查那个腌臢菜！”

        于是公社组织一个调查组，下到申村调查新喜的问题。公社书记一发话，调查组便十分认真，挨门挨户地调查。这时恩庆来了劲，撵着调查组揭发新喜的问题。

        怎么吃小鸡，怎么在支部办公室撒尿，怎么爱拔人眼睫毛，怎么爱打人耳光，调查组的人说：

        “唉，唉，这样的人竟当支书！”

        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也想起新喜不该当支书，想起对新喜的一些仇恨，老二老三的，也背后嘀嘀咕咕向调查组揭发了一些问题，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甚至有的老年人连新喜小时候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也给揭发上去。调查组将材料一集合，送到崔书记手里。崔书记拍着材料说：

        “看看，看看，纯粹是一个无赖嘛！老周无眼，让这样的人当了支书！不开除他出党，算是好的！”

        于是通过小喇叭宣布，撤了新喜的支书。恩庆带头揭发新喜有功，便由副支书升任正支书。新喜被赶下台，心里十分后悔，后悔在公社开会多说了一句话，顶了崔书记。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无用，只好听完喇叭说句硬话：“咱这几年支书是白当了，对不住大家，撤得有理！”

        正好晚上碰到另一个下台支书老孙。老孙与他打照面：“吃了新喜？”

        这时新喜没了架子，上去拉住老孙的手：“孙叔，世间的事，我算是明白了！

        只是我当支书时，委屈您了，让您去修桥，担待着点吧！”

        老孙做出过来人的大度模样，抓挠着双手说：“年轻人嘛，计较还能计较到哪里去？”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黑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堆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

        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恩庆也开斗争会，坐飞机。一到开会，他挨门挨户下通知，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大家皆大欢喜，都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

        恩庆支书当了两年，身子也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干事情风风火火，咋咋唬唬，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一出汗就甩褂子，开会仍挨门通知，倒是大伙这时说他：

        “支书当了两年，还没个支书的样子，动不动就甩褂子！”

        “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开会他挨门通知！”

        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从家里搬出，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

        三间瓦房里一住，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夜里一个人睡觉，没人闹仗，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为了不耽误干活，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通过小喇叭喊人，让别人先去砍高粱。别人砍了半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大清早冷得很，不脱褂子。

        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腥荤，吃些瓜果梨桃。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嘴馋的时候，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

        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也喜欢吃兔子肉。所以崔书记一来，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一个本家兄弟）去打野兔子，回来炖上。工作汇报完，兔子也炖烂了，两个人一块吃兔子。有时野兔子打不来，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久而久之，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痛，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

        不管崔书记来不来，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一天吃架子，一天喝汤儿。挨门挨户捉兔子，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对恩庆产生意见，说：

        “怎么思庆也成了新喜！”

        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恩庆吃吧，也就一样兔子，还分两天吃，不象新喜，瓜果梨桃小公鸡！”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犯愣，不过思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渴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那么讲究？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大家断案办事之前，先得请恩庆喝酒。谁家不请，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

        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怕他多喝：

        “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

        “人家的饭好吃，酒好喝，跟人家过吧！”

        弄得主人家很尴尬，正在酒摊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本来思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不回家睡觉，这时恨恨地说：“怎么不死了你！”

        老婆便哭：“你让我怎么死？”

        恩庆说：“上头有电线，下头有机井，当中还有农药，随便你哪样，我拉都不拉！”

        老婆“呜呜”哭着回了娘家。

        老婆回了娘家，恩庆更放开胆子喝。喝来喝去，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像当年老孙一样，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

        酒能移性。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脸长了一些，但鼻子眼还可以），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满屋骚气。渐渐便传出思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谁也不去管，任他搞。

        倒是孬舅（这年五十六岁）一次气不平，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一脚将门踹开（连门都没有插），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据说还“咕叽”“咕叽”像小公鸡叫呢。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但后来想了想，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

        “成了老申，回去吧！”

        第二天拿笔写个条，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我当时十六岁，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对我说：

        “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

        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都叹息说：

        “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喝酒吃兔子，还搞人家闺女！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咱倒反对，人家新喜！”

        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见了恩庆说：“老弟，你支书比我干得强！”

        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说：“强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个鸡巴支书，不是好干的！”

        最后有人告到县里，说恩庆一堆问题。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对人不包庇，说：“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查查他去！”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思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引再拉真撤了你！”

        恩庆这才不说什么，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

        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

        “二舅三舅，背后那么蝎火，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

        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日你先人，谁告恩庆，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把思庆撤下来，再换一个狗日的，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恩庆吧，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搞搞地主闺女，再换一个，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

        从此大家见了恩庆，反倒一脸和气。恩庆在街上走，大家都说：

        “恩庆，这儿吃吧！”

        “恩庆，我这儿先偏了！”

        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不停地打呵欠：“吃吧吃吧。”

        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到集上赶集，吃烧饼，喝糊辣汤。大家都不在意。

        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之后下台，之后患肝硬化死去。这是后话。

        六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

        留大好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捣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样创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样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罢吃罢！”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

        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辽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

        “鸡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

        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思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的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的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

        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长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思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样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思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到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例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光。照过×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

        “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

        “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

        “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

        “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芭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

        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儿！”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贸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并制度。小路说：

        “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就得这样治！”

        八月里，老天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地里庄稼没淹，村里房屋没漏，大家放心。

        可这天天不下了，“咕咚”一声，村西头村办公室三间大瓦房塌了。大家吃了一惊，纷纷去看。一片浓烟中，已分不清屋梁门窗，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露出几根出头的椽子，黑黑的。消息传到乡里，吴乡长也吃了一惊，骑嘉陵来看过一次。说：

        “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叫贾祥回来！”

        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叫他到乡上，说：“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赶紧让群众集资再弄一个！”

        因为在申村更村西的一块地方，群众已经自动集资盖了三间土庙，里边用坯，外面包砖，出头的椽子还用油漆漆了漆，比祖上时代的旧庙还好。贾祥说：

        “好，再弄一个，集资集资！”

        可他从乡里回来，没有让大家集资，自己掏了几万块钱，在废墟上盖起一幢两层小楼，既是村里的办公室，又是他和美兰的新住处。举村皆大欢喜。各人没掏钱，又办成了事。大家都说贾祥村长当得仁义。以后贾祥办公务，偶尔给人断案，染头与封井，都在这幢小楼里。他到乡上开会，录回吴乡长，也让小路打铜锣叫人，集合众人来小楼听录音机。

        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出了一件事。贾祥到乡里开过会，大家集合又来听录音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楼底下盛不下，贾祥便叫美兰开了楼梯门，一村子人上楼去听录音机。谁知楼板看着是水泥的，挺结实，里边却是空心的。空心的水泥楼板，承受不了一个村庄的压力，大家正听到酣处，突然塌板，全村人坠楼。当场摔死三人，伤四十八人。美兰正在楼下火上炖兔子，也被塌下的楼板和众人砸死。村长贾祥正扶着录音机摸着头喝啤酒，也摔到楼底。小手扶将死者伤者拉到乡里，吴乡长批条子让大家住院，不过贾祥没有住，他只伤了一条胳膊，托着伤胳膊去了塘沽。

        今年春节，我回申村，塌楼事件已过去两个月，死的已经全埋了，伤的也已痊愈，塌下的楼板也已修好。贾祥也从塘沽回来，胳膊已能四下活动，虽然落下托胳膊走路的习惯，仍不误当村长。只是头上又出了疙瘩，走在街上红红绿绿的猪狗队伍中，后边跟着小路。一天我碰到他，谈起塌楼事件，我说：

        “这事多不凑巧。”

        小路在旁边说：“上去那么多人，就是人大会堂也给踩踏了！”

        贾祥叹息：“美兰死了。”

        我说：“你命大得很。”

        贾祥摸着头上的疙瘩没有说话，倒是小路在后边说：

        “吴乡长说了，贾祥不能死，贾祥一死，村子就乱，下一届还让他当村长。”

        贾祥瞪了小路一眼，又对我说：

        “老弟，这一群鸡巴人，不是好弄的！”

        说着，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1988，10，北京·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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