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豪威尔的母亲经常说，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点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充满活力。他漂亮的浅棕色头发过早地脱落了，眼睛有点斜视，声音稍显沙哑，仿佛一直患有感冒。他说话非常缓慢，经常眨眼。

        他三十二岁，是汤姆·卢斯的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罗斯·佩罗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豪威尔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他作为律师的最大优点就是韧性。“约翰能赢是因为他比对方更吃苦耐劳。”卢斯说。大多数周末，豪威尔都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选择加班，处理那些被电话打断的未尽事务，为下周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家庭活动令他无法加这一天班，他会非常沮丧。而且，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家里都忘了吃晚饭，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开心。

        同佩罗一样，豪威尔出生在特克萨卡纳；同佩罗一样，他个子小，但胆子大。不过，1月14日中午他却有些害怕，因为他要去见达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兰后不久，豪威尔就同EDS新聘请的本地律师阿哈默德·侯曼见过面。侯曼博士建议他不要见达德加，至少现在避免去见——达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国人，包括律师。

        侯曼给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开外，按伊朗标准穿着得体。他是伊朗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学。

        侯曼的建议同豪威尔的直觉不谋而合。豪威尔喜欢在交涉前做足准备，他相信辩护律师的古老格言——决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侯曼的建议也得到了美国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证。邦妮在司法部有一两个朋友，她十二月就警告过杰伊·科伯恩，保罗和比尔将被逮捕，但当时没人相信她。事态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后，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于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点，她给里奇·加拉格尔打电话的时候，她的话得到高度重视。

        这段对话令加拉格尔联想到了电影《总统班底》。电影中，紧张的线人在电话里用临时代码向新闻记者传递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加拉格尔说。

        “有人向你提过我？”

        “是的。”

        她说，EDS公司的电话遭到窃听，对话都被录了下来。她打电话来是要告诉加拉格尔，达德加很可能会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她建议他们离开伊朗或者搬入一个有许多新闻记者的酒店。保罗的副手罗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达德加的下一个目标，但他已经离开了伊朗——他必须返回美国，向律师们通报情况。而加拉格尔和基恩·泰勒搬进了凯悦酒店。

        达德加还没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尔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在掌握基本原则之前，他必须远离达德加。

        而这天早上八点三十分，达德加突袭了布加勒斯特。

        他带着六名调查员出现，要求查看EDS公司的文件。豪威尔躲在另一层的一个办公室里，给侯曼打去电话。两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议所有EDS公司员工都配合达德加的搜查。

        达德加想查看恰帕罗恩的文件。保罗秘书办公室的文件柜锁起来了，没人找得到钥匙。这当然令达德加愈发想看到文件。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来了撬棍，将柜子给撬开了。

        同时，豪威尔溜出大楼，见到侯曼博士，然后前往司法部。

        这也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因为他不得不挤过一群示威的暴徒，他们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议司法部关押政治犯。

        豪威尔和侯曼同达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约。

        豪威尔告诉奇安，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并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以清除污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释放。

        奇安说他已让助理吩咐达德加复查此案。

        这话在豪威尔听来毫无用处。

        他告诉奇安，他希望讨论降低保释金的问题。

        奇安说的是波斯语，侯曼做翻译。侯曼说，奇安并没有坚决反对降低保释金。侯曼预计保释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给豪威尔写了张条子，授权他到监狱探视保罗和比尔。

        豪威尔事后回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没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发现达德加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师直觉警告他别见达德加，但如今这种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纠缠起来。有时候，豪威尔会对研究、准备、预测、计划感到厌倦——他想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决。他喜欢激流勇进，迎难而上，而不是被困难压得寸步难行。这种倾向被亲临德黑兰的罗斯·佩罗加强了。佩罗总是早上第一个起床，问大家昨天取得了什么进展，今天打算完成什么任务——他一刻不停地鞭策着大家。于是急躁打败了谨慎，豪威尔决定会一会达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开心，他的妻子就更不开心。

        安吉拉·豪威尔最近两个月都没怎么见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兰，努力劝说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回美国后，他又在EDS公司总部加班到很晚，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跑去纽约同伊朗的律师见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时间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却发现安吉拉搂着九个月大的儿子麦克，在阴暗寒冷的房子里的炉火前取暖——冰暴导致了电力中断。他只好让他们搬到他姐姐家，然后又去纽约了。

        安吉拉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而当他宣布他又要返回德黑兰时，她感到异常沮丧。“你知道那儿是什么状况。”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难就难在，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他对自己将去德黑兰做什么还不清楚。他是去解决问题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如果他能说“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这是我职责所在，我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那她也许就能理解。“约翰，我们是一家人。这儿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帮忙。”她说。“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电和孩子。

        “抱歉。你还得尽量一个人扛着。我会同你保持联络的。”豪威尔说。

        他们不是那种通过大吼大叫表达情绪的夫妻。他经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独自吃为他准备的晚餐，但他们最多只是爆发冷战，从不会吵架。但这一次比不回家吃饭要严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他们。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谈了很久。谈完之后，安吉拉依然不开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后，他从伦敦和德黑兰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骚乱的画面，十分担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么，她肯定会更担心的。

        他将对家庭的关心抛到脑后，去找阿波尔哈桑。

        阿波尔哈桑是EDS公司的高级伊朗雇员。罗伊德·布里格斯去纽约了，阿波尔哈桑就成了EDS公司在伊朗的负责人（唯一留在那里的美国人里奇·加拉格尔不是经理）。基恩·泰勒回德黑兰后取代了阿波尔哈桑成为负责人，阿波尔哈桑十分不悦。泰勒并不擅长交际（EDS海外公司总裁比尔·盖登曾戏称，基恩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需要交际训练）。他同阿波尔哈桑之间有冲突，但豪威尔同阿波尔哈桑关系不错，因为阿波尔哈桑能翻译波斯语，还将伊朗的习惯和做事方法教给美国员工。

        达德加认识阿波尔哈桑的父亲——一名出色的律师——还在讯问保罗和比尔的时候见过阿波尔哈桑。所以这天上午，阿波尔哈桑得到指示，不仅要与达德加的调查人员交涉，而且要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

        豪威尔对阿波尔哈桑说：“我决定见见达德加。你怎么看？”

        “当然可以。”阿波尔哈桑说，他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美式英语，“我觉得没问题。”

        “好，走吧。”

        阿波尔哈桑领豪威尔来到保罗·恰帕罗恩的会议室。达德加和他的助理们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检查EDS公司的财务记录。阿波尔哈桑请达德加进入旁边的房间，也就是保罗的办公室，然后将豪威尔介绍给他。

        达德加同豪威尔礼节性地握了握手。

        他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桌旁。豪威尔觉得达德加看上去并不像魔鬼——只是一个满面倦容的秃顶的中年男人。

        豪威尔将对奇安博士说的话又对达德加说了一遍：“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但我们不能容忍两名高级管理人员被关在牢里。”

        由阿波尔哈桑翻译的达德加的回答令豪威尔惊诧不已。“如果你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还没有支付保释金？”

        “两者之间没有关联。”豪威尔说，“保释金是出庭受审的保证金，而不是为自己罪行所付的罚金。不管最终裁判如何，只要被告出庭，保释金就会被返还。”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豪威尔怀疑，用来描述达德加索要的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波斯语所对应的英语是否真是保释金。现在，豪威尔想到了也许很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和比尔被捕的那天，他同阿波尔哈桑通过电话。阿波尔哈桑对豪威尔说过，达德加认为卫生部已累计支付给EDS公司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倘若合同是通过行贿获得的，那EDS公司就无权获得这笔钱（阿波尔哈桑当时没有将这句话翻译给保罗和比尔）。

        实际上，EDS公司已获得的报酬远超一千三百万美元，所以这句话没有多大的意义，豪威尔也没有太在意。也许只是达德加算错了。

        阿波尔哈桑翻译出达德加的回答：“如果他们是清白的，就没有理由不出庭，所以他们付了保释金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美国公司不这样做。”豪威尔说。他没有撒谎，但故意诱导了话题，“EDS是一家上市公司，美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只能为股东的利益用钱。保罗和比尔是自由人——公司不能保证他们会出庭受审。所以我们不能用公司的钱支付保释金。”

        这是豪威尔预设的第一招，但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他看得出这对达德加没用。

        “只能由他们的家人缴纳保释金，”他继续说，“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美国筹钱，但一千三百万美元太离谱了。倘若保释金能降低到合理的额度，他们的家人就有可能支付。”当然这些都是谎话——如果不得已，罗斯·佩罗会支付保释金的，前提是汤姆·沃尔特能找到办法把钱弄进来。

        这次轮到达德加惊诧了：“你不能强迫你们的人出庭受审，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豪威尔说，“你能怎么样？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我们不是警察。你知道，你之所以关押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的公司犯了罪。”

        达德加的回答是：“不，他们之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事。”

        “什么事？”

        “他们通过虚假进度报告从卫生部骗钱。”

        “比尔·盖洛德显然不适合这一项指控，因为他抵达德黑兰之后，卫生部就未向EDS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那你指控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篡改了进度报告。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豪威尔先生。”

        豪威尔突然意识到，达德加可以把他也送进监狱。

        达德加继续道：“我在进行调查。我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释放你的当事人还是对他们提起公诉。”

        豪威尔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调查。但我们如何才能让保罗和比尔获释呢？”

        “支付保释金。”

        “如果他们被保释，是否可以离开伊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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