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题记有云：“性本人类繁衍之器，乃个体生命中无关紧要之组分。造物主欲使个体甘为物种延续而劳累并受难，便将其功能扩张至情，并附以奇妙快感。然而，这快感却演化为罪之源，因为性欲之放纵多为邪恶之发端。”看似与书名很切合，可读完此书，你会发觉书的情节很复杂，年代跨度也大，而“性”当然是其中一个穿插的、并起到不小作用的工具，倒是关于“性”的描写实际上涉及并不多，且最根本的是内容和书名有所出入，因为读到最后，作者抖出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并非由“性”直接引起，所以并构不成“性之罪”之说。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来诠释自己这本书中的“性”字，是上升到一个人性的高度，而非一般人通常会想到的“性爱”。他在与笔者采访沟通中认为自己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性观念非常保守，以致于到国外看到海滨浴场的赤裸胴体时浑身不自在，这也是他笔力所及之处的“性描写”变得十分“干净”的原因所在。当初莫言、张卫平在作品研讨会上就指出其作品“太干净”、“太矫情”等问题，但读完此书，笔者仍然觉得该适时描写性爱的部分被戛然终止，或许作者认为这些描写会涉及到个人隐私，传统观念的影响使他更注重于结构设计和细节铺陈。

        比起日本近年来流行的推理小说来说，的题材是从一件经济类的错案开始，如果没有案中案的堆垒及人物关系、时代跨度，以及主人公洪钧律师深入案件、纠正错案的这条主线，整个故事的叙述会散乱不堪，甚至味如嚼蜡。作者也曾考虑过用私人侦探或警察等身份来衬托主人公的权威，可是国内曾出台过禁止私家侦探等机构存在的明文规定，而且警察探案又会囿于各种条条框框，最终还是选择律师这一职业。何家弘自己就曾当过辩护律师，对这一行比较了解，这也使书带上一丝思辨、逻辑推理的色彩，据说书中出现的任何场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道路、学校等等都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这种严谨和客观的态度，使书确保了一定的真实性，也使其中人物真实可感。

        书中的女主人公希拉是一位美籍华人，她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复仇，而她与几位男性人物都有一定关系，她和洪钧是美国西北大学留学时相识的同学，后来升级为情侣关系，却没有深交下去；她和陆伯平、夏大虎都是从小一个四合院长大的，因为文革而使这层关系被打破，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活活打死，这件事也在她内心深植下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从而使她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人格裂变、性格叛逆，在性关系上放荡不羁，几乎丧失了一切品格与美德。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复仇。

        故事虽从一件股票错案中开始，却收于一个悲凉而惨重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结尾，它的容载量很大，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当然，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提供了他巨细无遗的写作素材，北大荒下乡生活，知青谈恋爱那种含蓄、差涩的模式，无异于般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夏大虎和陆伯平也是遭罪的一代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夏哲是谁的儿子，后来也误酿成夏哲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谈恋爱的悲剧，而夏大虎自从得知夏哲并非己出后，与结发妻子白玫的感情变得名存实亡，作者对这群人的生活渗入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也拓宽了这本小说的主题思想，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更像一部反映历史变迁、社会组织架构重组，人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以后的变化，包括他们对情爱的观念、对生命价值的审视，以及在道德品质上的嬗变。而探案、推理的线索显然被这些沉重的切入体推挤到边上，虽然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却在阅读的连贯性上不是一气呵成的，造成了一定阻隔。

        作者也是一次次作修改，一次次在细节处理上更加呼应衬托整条线索，因此读到最后会被很多细节的再次呼应而感到作者的用心良苦。那个开枪伪装自杀后来真的被杀的方琼，曾经是个电影演员，她在电影中就曾演过被枪击中倒地身亡的一幕，这与书中这段情节的安插非常吻合，她此前与律师洪钧用蹩脚的英语对话，刚好说明她那段时间正与陆伯平秘密计划出国定居，正在下苦功练习英文的事实。

        书中的对话也是充满智慧大考验，洪钧与其秘书间的对谈恰好地体现了这一职业赋予人的敏锐感和判断力，而作者不失时机地引用国外谚语或语出哲言，也确实增强了在语意上的娱乐性和知识性，尤其在提到“人生黑洞”这个颇富哲学研究范畴的话题时，令人耳目一新。这与此书的后记所写，都会突然让此书增加份量，从而使本书提升到一个高度，如果纯粹将其视为一部犯罪小说，就太小看它了。

        作者在后记中对于“人性本恶亦本善”的理论探索及他对现行制度的一些提议和看法，都使读者会感觉到他身上所呈现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这也是此书施予读者心灵的另一种教诲与洗礼，是可以令此书加分的，有时候除了看书中内容，多少也得了解作者本身的道德体系架构，这有助于你更好的吸收书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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