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政法部门——至少是上海政法部门的审判员不打犯人，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因为一九五二年上海市法院筹备成立，我本人就在法院系统工作，经常出入于提篮桥监狱和各区公安分局，可以证明。但是各分局拘留所里有一宗“不是刑罚的刑罚”，比什么刑罚都厉害，那就是饿肚子。

        饿肚子可分两种，一种是饿上三顿五顿或三天五天，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那只是一时的难受，饿过去了，有饭吃了，也就没事了；另一种是“亏”，说起来是天天有饭吃，但顿顿吃不饱，时间一长，先消瘦，后浮肿，眼睛发黑，心里发慌，腿抬不起来，路也走不动，吃什么都是甜的，特别想吃盐，而吃多了盐又最容易得浮肿，那个难受劲儿，好比钝刀子杀人。

        拘留所里，每天一顿粥、一顿饭，不过半斤米的定量，又没油水，对一个七尺男儿来说，一天两天甚或十天半个月，都还好扛，接连几个月过这“吊命”的日子，不死也不活，这“刑罚”确实不好受。

        许多江洋大盗、惯匪窃贼，鞭子蘸凉水抽都不害怕，却最怕这种“人道主义的刑罚”，在拘留所里关的时间一长，什么大案、小案、陈年老案全都交代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早日结案，好转到监狱或劳改大队去天天吃饱饭。

        相对而言，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可比拘留所里的犯人强多了。尽管伙食很差，每天六七两糙米饭还是有的。

        池步洲是个文弱书生，对于食物的摄取量，比膀大腰圆的汉子似乎要少些，但也架不住日积月累的“亏损持久战”。

        对池步洲来说，还有一种“精神刑罚”比饿肚子更难挨，这就是失去了妻子儿女的任何消息。

        他有五个子女，除去老大参军走了之外，靠妻子那点儿微薄的工资，怎么养活四个孩子？自己被捕以后，政府怎样对待妻子？是否也在用变相的刑罚在威逼利诱她坦白从宽、检举立功？

        骨肉至亲，牵肠挂肚，真是肝肠寸断，难舍难分哪！

        三个月下来，由于营养不良和精神崩溃，他瘦得脱了人形了。

        这时候，老犯人大都结案了，后来的犯人也结案了。与池步洲同时被捕的人中，很大一批已经拉出去枪毙了。这消息，是在报纸、广播上都公布了的。池步洲看不见报纸，也没人告诉他，当然不知道。最后，连留在监狱里当活字典的号头都结案了。池步洲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号儿”，可他缺乏“活字典”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不会逢迎看守，也不会安排处理“号”里的日常事务，因此不能提升为号头，只能继续“挂”着。这在监狱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名称，叫做“留犯”。

        2433号犯人和号头离开监房之前，也曾经恳切地劝过池步洲：“做人不能太认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政府把你抓来，表面上是没有原告，实际上政府就是原告。你想和政府较劲儿，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即便政府抓错了，能在你面前承认么？共产党宣扬的是自己一贯正确，从来不错，能从你这里开例承认自己有错么？你硬顶着不承认，最终只能死在牢房里，死亡报告上填的依旧是反革命，有什么用处？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政府叫你承认什么你就承认什么，第一先争取离开这死不了也活不了的牢房，到劳改大队去吃顿饱饭，然后再慢慢儿想办法翻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老弟！”

        池步洲也确实认真考虑过号头的话，但是考虑的结果是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自己给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他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生平最恨的就是特务，如今偏偏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这口窝囊气儿怎么咽得下？

        这期间，狱方因为他的案子迟迟不能了结，给他转了监房，而且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转换一次监房。转监以后，基本上保持五人一室。只是长期不洗衣服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只好以捉虱子作为消遣。监狱里就有个很大的澡堂子，但是据说也只有判了刑的人才有资格入浴，“未决犯”是没有洗澡的权利的。

        第一次转换监房，池步洲和一个叫朱衡义的同关一监。他是胡宗南的外甥，曾在舅舅手下当过几年少将机要秘书。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他脱离军队，去了香港。解放初期，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来往还很方便。他见香港的老板们照常到上海来做生意，也于一九五零年底堂而皇之地回到上海，打算从事进出口贸易。按照他的看法：我已经弃官从商，不再与国民党、胡宗南坐一条船了，共产党难道还会拿我当敌人看待么？所以他一到上海以后，就坦然地住进了高级饭店，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毫无顾忌地与这个会面，跟那个约见，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到了一九五一年初，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地刚从旅馆的电梯里出来，三四个便衣儿一拥而上，说是有点儿事情“请”他去谈谈。这一“请”，就把他“请”到监狱里来了。

        这事儿发生在“四·二七”大逮捕以前，当时监狱里犯人不多，他一个人关一间牢房。“四·二七”之后，他的牢房里当然也有过“沙丁鱼罐头”的场面。池步洲第一次转换监房，跟他关在一起，他见池步洲文质彬彬，主动上前搭讪，一亮“底牌”，彼此都是“少将”，于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躲开狱卒的监视，几乎无话不谈。两个月以后，第二次转换监房，就不知他下落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在上海与他再次相逢，才知道他判刑以后被送到新疆劳改，释放以后，得到胡宗南旧部、起义将领陶峙岳的庇护，有了工作，到上海来洽谈一笔生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遭到更大的冲击，就不知道了。

        有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池步洲的心头：这一次“四·二七”大逮捕，自己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抓进来了？来到监狱以后，从老犯人的口中，他得知只有案情重大的人，才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一般的小案子，大都关押在分局拘留所。上海市有那么多区，究竟有多少人关在分局，那是无法估计的。提篮桥监狱，按正常容量，可以关押一万人，如今大大超员，按超员一倍计，也有两万人。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别的监房是不是都像他的监房那么拥挤，可不尽然。在每三四天一次的放风中，他经常看见一些外国神父，他们身穿黑色长袍，头发梳得镜光，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可以判定绝不会是五个人一间牢房，也不会是一天只吃六七两粮食的。再打一个折扣，就算关押了一万五千人吧，在八九座大楼中，一间牢房只关五个人，除了放风时间之外，又不许走动，怎么可能知道别的监房里关的是什么人呢？

        监狱里为了避免犯人因为活动量太少而引发肌肉萎缩症，都有放风的制度。按道理说，放风应该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由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太多，尽管有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但能够提供的活动场所相对而言之仍太小，所以这里一般只能每三四天放风一次，每次不过一刻多钟。为便于管理，放风大都以通道为单位进行，因此放风的时候所能遇见的人，也老是那几个，至少是每换一次监房，总是那几个。要想在这百分率极低的部分犯人中碰见熟人，概率必然是很低的。

        但就在这样的概率下，池步洲居然也碰见了一个熟人。每次放风，犯人们排成队，在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一圈儿一圈儿慢慢儿地走，也可以伸展伸展胳膊，但绝不许说话，更不许交头接耳，甚至眼睛都不许斜视，不然，旁边的武装看守就要过来训斥，严重者立刻拉了出去。

        有一次放风，池步洲忽然发现旁边一队正在转圈儿的犯人中有一个熟人。当然对方也发现了他。两人都感到惊讶不已。但是既不能说话，更不能打招呼，只好装作不认识的模样，脸上毫无表情地互相注视，以此来传递感情，表示问候。

        这个人，姓胥名日新，也是东京时代的老友。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精通内燃机。一九四一年，池步洲介绍他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一九四三年，池步洲出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曾聘请胥日新当电磁学的上校教官。抗战胜利后，胥日新出任上海市政府印刷厂经理，解放后留用，仍任经理。按说他是个技术人才，与政治无关，是因为什么被捕？当时是无法打听的。——后来才知道他因冤案被判刑十年，在劳改中因解决了许多机械上的疑难问题，得到提前释放，靠教书维持生活，直到一九八三年初才平反昭雪。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池步洲觉得这样活着，实在没有意思，几次想到自杀，却又顾虑重重起来：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妻子面前怎样交代？她是不是会以为我真是中统特务？以为我一直来都瞒着她？反过来说，她现在究竟怎样了？是活着，还是经受不住压力自杀了？如果她真的先我而去，孩子们是不是流离失所了？——这样一想，生死倒在其次，最强烈的愿望，倒是要与妻子儿女见最后一面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已经四五个月没有提审的案子，突然又提审了。还是那间预审室，还是那个年轻的苏北预审员和那个从来不说一句话的女书记员。他们见到池步洲那形容枯槁的样子，都大吃一惊，女书记员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死不认罪，自己糟蹋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还有妻子儿女么？”预审员脸上凝霜，冷冰冰地说：“他们这种人，不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

        今天的戏，是另一种唱法。预审员并不问什么，而是与书记员一起站立起来，命令池步洲也站立起来，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张盖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军办秘（52密）二字第10662号决定书”，然后严肃地宣读：被告人池步洲，因参加军统局特务组织，担任调查员，并参与破译日军密电码，解放后又拒绝登记……等罪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鉴于被告人抗战初期出于爱国热情，回国抗日，属于误入歧途，因此特予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池步洲声抗议，但是预审员没有理睬他，示意武装看守把他押回牢房。那年月，大陆还没有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军管会判的刑，带有“军法”的性质，是不许“不服”的，不服就是不认罪，也是加刑的依据。在上海，上海军管会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既没有“上诉”的先例，也没有“上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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