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任务，是专门收译山西阎锡山的中文密电。把池步洲安排在机密二股，是打算让报务员侦收日本陆军密电，然后交池步洲研究破译。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无线电的普通常识了。

        三十年代，电视和调频广播还没有发明，全世界的无线电，包括广播、电报、电话，共分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这样四个波段。长波当时只给轮船使用。中波的波段窄，电波是贴着地面散射的，传播距离比较短，所以只用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一般的地方电台，用的就是这个波段。所以甲地与乙地两个广播电台的波长即便完全一样，只要两地相距一百公里以上，当地的听众用普通的收音机收听，只能收到本地的广播，一般不会发生“串台”现象。短波的波段宽，电波除散射者外，还有一部分经由地球大气层高空的“电离层”折射回地面，传播的距离相当远，电力稍强，即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国际上规定作为无线电通信的主要波段。它下面还可以分为十来个小波段，除一个小波段划分给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使用之外，其余的小波段，既有广播，也有电报，还有电话。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有那么多的电台，略去广播和电话不计，同一时间中，少说也有上千家电台在同时发报。因此，广阔的天空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线电波实际上是错综复杂拥挤不堪的。要从这几百、上千种电波中分辨出某一家电台，除非事先告诉你时间和波长，不然，就很难找到。

        打一个比方：好比你只知道某人的汽车经常要从北京东西长安街上开过，但是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车子的型号，于是你就天天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傻等，希图从一掠而过的车流中捕获某人的特征，从而把某人的车子截住。要在在太空中截获日本陆军方面的密电，就好像在天安门前面拦截某一辆特征不明的汽车，能截获的希望，当然是很渺茫的。当时的科学还不发达，可资利用的电码分辨特征也不是那么多，因此这种密电的“拦截”，简直有如大海捞针。但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明知道是大海捞针，也还是要去捞。能不能捞到，主要就看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智商如何、水平如何、能力如何、态度如何了。

        中调科机密二股的报务员，由于经验不足，在喧嚷、拥挤的短波波段中，尽管夜以继日地寻找，却像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傻子一样，一直截不到日军的密电。池步洲则对中文密电尚且一窍不通，更遑论破译日文密电了，何况这种日文密电还是想象中的东西，谁也没有见过。所以上任以后，开头一些日子不过是熟悉一下人员、环境而已，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机密二股除股长之外，还有电台台长郎世杰，研究、翻译人员卫杰民、陈恭、周叔良、武子明等，加上报务员、机务员，一共十几个人，都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池步洲一家五口占用的一间，面积并不大，但由于行装简单，两床一桌加三只皮箱之外，别无长物，房间里倒还显得颇为空旷。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一早一晚都充溢着妻子儿女的欢声笑语，稍稍调和战时首都的沉闷空气。

        “八·一三”淞沪战後，局势日趋紧张，南京时遭敌机轰炸。市民们见各级政府都已经先后撤退，心里全明白政府并没有固守首都的信心、决心和实力，也纷纷自动疏散到乡下或内地去了。原本相当热闹的石头城，市面萧条：最繁华的新街口一带，店铺大半关张；游人最多的夫子庙，竟也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儿。根据种种迹象推测，国民政府也非在近期内搬家不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既然是中央的“高级咨询机关”，难道能单独留在南京抗战么？

        看起来，机密二股转移内地，只是早晚间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机密二股果然奉命撤退，目的地是湖南益阳。行动的路线，是搭轮船先到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那时候，日本空军的轰炸越来越猖狂了：除了空袭南京市区之外，还经常轰炸南京以西江面上的中国民船，船沉人亡的惨案时有所闻。为了安全起见，机密二股的全体人员买的是英国太古公司一条货轮的船票，船上挂着英国的国旗，当时日本和英国还没开战，相对地比较安全。

        求安全的欲望和心态，人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老百姓买这条船船票的也特别多。机密二股能如数买到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池步洲他们上了船，只见船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想找个铺位，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在货舱里找到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铁板的舱面锈迹斑斑，污水横流，十几个人无可奈何地全都挤着站在这里，既无法坐，更无法卧。货舱低矮，塞满了人，汗味儿屁味儿加上狐臭味儿，臭烘烘的直戗鼻子，空气的污浊可想而知。股里大都是单身汉，困难还好克服些；池步洲从小贫苦出身，这点儿苦楚也还能忍受；白须宾出身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婚前婚后生活优裕，何尝受过这种苦楚？她带着三个还不懂人事的小不点儿，连哭带喊的，哄住了这个哄那个，真正难为她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日夜，总算平安到达汉口。这在战时乱世，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上岸以后，大家互相帮助，立刻雇车把行李拉到火车站，打算坐火车转长沙。但是从长江下游逃难来汉的难民人山人海，站前广场上坐都坐不下了。幸亏组织部的疏散令上盖的是中央军委会的大印，多少还起些作用，经与车站交涉，这才获许进站，挤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池步洲到职还不到一个月，又有家室之累，预支的工薪和微乎其微的疏散费，到达汉口就用完了，拮据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多亏几个单身汉帮助，才算没有饿肚子。到了长沙，预支到下个月的工薪，一家人才这样“寅吃卯粮”地活了过来。

        在长沙休息了几天，一行十几人继续启程。那年月，公路上跑的汽车，几乎全挤满了难民，连军车都半公开地做这种买卖，称为“带黄鱼”。机密二股好不容易包到了一辆烧木炭的汽车，正如当时民谣中唱的那样：“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六七人下车，八九十人推。”行行复行行，经宁乡县往益阳县进发，实际上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没有碰上敌机轰炸扫射，就算大幸。

        一路颠簸，虽然是短途转运，却比长途跋涉还要劳累。到达益阳县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租到了几间民房，虽然挤点儿，总算暂时安顿了下来。

        当时的益阳县还是“大后方”，根本听不到敌机的嗡嗡声。大家情绪稳定下来，顾不得休息，立刻七手八脚地架起天线，侦收无线电报，开始工作。

        当时大敌当前，全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抗日，军阀之间的矛盾，相应地降低了。机密二股所截获的中文密电，大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日本的军用电报，则依然截不到手。这期间，池步洲除了向同事们学点儿中文密电的知识，基本上无事可做。对于自己回到祖国来所从事的这种“抗日工作”究竟有几分效用，也逐渐产生了怀疑。

        益阳在洞庭湖的正南面，县城就建在资水的北岸。资水发源于广西省资源县，和湘江一样，也是从南向北注入洞庭湖的。资水又名桃花江，江面并不宽，风景却极美丽。当时有一首黎锦晖写的流行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把这条江唱得名声大噪，远近皆知。这里的姑娘是不是特别美，倒不一定，但这里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有鱼有米，确实是一个吃穿不愁的好地方。

        池步洲一家人住在一处民房的大客厅内。从房屋的款式布局看，深宅大院，墙高门厚，房顶有飞檐，窗户有雕花，足证房东的祖先大小是个官儿，但是后代家道中落，如今房屋失修，已经相当破旧，客厅内倒还铺有地板。池步洲工薪微薄，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何况流亡生涯，在益阳能住多久，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既买不起床，也不必买床，在地板上铺一层稻草，打开行李，就算是软绵绵的高级“榻榻米”了。

        江南气候，秋雨连绵，地气潮湿，客厅虽有地板，因年久失修，裂缝很大，潮气上侵，几个孩子还不会吃辣椒，身上都长了疥疮，奇痒难熬，搔搔挠挠的，痛苦非凡。

        回想在日本的寓所，收拾得整齐清洁，井井有条，三个孩子也干干净净，天真活泼，白白胖胖，哪像今天这种流丐似的生活？白须宾是个贤妻良母，看看孩子，当然心疼，后悔不该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出来受罪；想想丈夫的回国，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生死存亡的大业，一家一户的这点儿苦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忙又擦干了流到了腮边的眼泪，继续操劳起家务来。

        这里的老百姓忠厚淳朴，房东一家，对外来人不但不欺负，还送柴送菜，借盘借碗，处处照顾。看见孩子们长了疥疮，又给送来硫磺和草药，劝大家多吃辣椒，说是这东西火气大，辣得满头大汗，可以把潮气都逼出去。

        这一年过年，益阳虽然来了许多疏散和逃难的外地人，怪的是鸡鸭鱼肉鲜蛋之类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落价。池步洲一家人苦中作乐，罄其所有，买了许多“年货”，过了一个颇为丰盛的旧历年。

        在益阳住了不到半年，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机密二股奉命扩大改组为国际密电室，迁到了长沙，放弃了对军阀们的监督，不再侦收中文密电，集中主要力量研究破译日本的军用密电码。遗憾的是：一连三个来月，报务员们根本就没截到过一份日军的无线电报。有时候抄到了几份日文电报，拿到译电室请池步洲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同盟社——日本的官方通信社发布的明码新闻，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没有可资研究的电码，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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