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奉命结束，改由地方政府承办。一、三、四队的全部在押人员，除一队里的高级将领另调别处外，都被调到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继续管训学习。

        新成立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属于地方政府系统，共有“学员”三百多名，地点在济南郊区的一所空闲中学内。原校址面积广阔，有很大的运动场，围墙当然是加高了的。特别是其大门之大，足以容两辆大卡车并排进出。校园内有许多栋平房和楼房，一部分是教室和办公室，一部分原来是学生宿舍，每间房间可以放十几张床。房前房后都有参天的大树。后门附近有大伙房、厕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每次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入浴。

        围墙外面，南面是马路，东面是一片小树林，林中隐约可见若干栋精致的平房，估计原来是老师门的住宅，如今当然是管训干部的宿舍了。西北两面，就是广阔的田野。

        这里地处济南近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既无闹市之喧哗，又有学府之肃穆，而且离市区并不远，火车站就在附近，一旦释放，上车倒是很方便的。住在这里，经常能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和火车的隆隆声，给人一种“尚在人间”的感觉，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军官训练团，地处荒郊僻壤，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孤寂感。

        管训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下面有队长、管理员等。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保持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待人诚恳，说话和气，什么时候都面带三分笑意，给人以信赖感和亲切感。没有狱吏、狱卒的可怕形像。这对从监狱和劳改队来的人而言，更有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

        首任处长叫王振，似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言语爽快，行动敏捷，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学员”的基层组织是小组，每组十几个人，相当于一个班。原训练团的一、三、四中队，到这里以后，就打乱重新编组了。小组长由干部指定，除掌握学习、写汇报之外，还管分饭、分菜等生活方面的杂务，主要任务当然是密切注组员的思想情况和行动表现。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扬和批评，并传达领导布置的一切任务。因此这个“基层首长”官儿不大，权力不小，不是领导信任的人，根本巴结不上。小组成员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年以后，池步洲就和杨肆编到了一个班，并由杨肆担任组长。组长之上，还有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分管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事务。医务室的大夫，也由战犯担任，当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还是要送到外面医院去看。

        伙食方面，只有一个厨师是外来的，其余五六人都从战犯中“选拔”，从外出采购、洗菜、切菜、淘米、闷饭、炒菜、烧煮直到按人数分给各组，一包到底。饭菜做好以后，由各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领，倒是不用他们送的。炊事班起早摸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组学习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组长叫沈震遐，原来不知道当什么官儿，至少总不会是炊事班长。但在这里，他的伙夫头子当得非常认真负责。他专心致志于伙房工作，能干而又和善，人缘特好，但在打小报告方面却是个低能儿。

        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学习与生活，处于“半自我管理”的状态。

        管训处不是劳改队，但不等于没有劳动。学校后面有好几亩菜园，由战犯们自种自吃，还有富余。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种的是梨和苹果等水果。不过那不是自给的，到了水果成熟的时候，大都卖出去“创收”了。除此之外，还要到山上去挖鱼鳞坑种树。翻地、浇灌，特别是平整土地，劳动强度并不小。不过，只要不是突击性劳动，一般只劳动半天，另半天学习。

        到达管训处的第二年，战犯们还用自己的双手在大门前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只请一个老师傅指导，所有活茬儿，从砍树挖地基开始，包括泥瓦木匠在内，全都自己动手。在战犯中，什么人才都有，有几个人，砌墙、做门窗，真还有两下子呢。

        管训方面，比禹城放松了许多。首先是再没有人为的藩篱之隔，一、三、四队的人经过打乱重新编组，也允许来往交谈了。池步洲也与杨肆、丁绪曾等三位有了畅叙的机会，得知他们三人于一九五零年承蒙李直峰的好心介绍，到北京的秘密情报部门从事密电码的研究破译并教学带徒弟，立过功，也得到过奖状。等到徒弟出师，能独立工作了，镇反运动开始，他们三个，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虑到他们知道一些共产党内部的秘密，在保证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们放在改造战俘的特殊监狱里，不要劳动，算是优待。

        其次，文娱活动大大增加，不仅每周必有一场电影，逢年过节，往往一连个把星期夜夜有电影。校园内有篮球场，只要是休息时间，随时可以去扔几个或赛一场。此外，学员中不乏京剧票友，人才济济，角色齐全，他们获准组织剧班，粉墨登场，不时演出。所有服装道具，应有尽有，文武场面，一应俱全。

        这里与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发给五元零用钱。大概是按照解放军战士的津贴费标准发给的。这可真是久违了。多数人入狱以来，还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币新币。校园内设有小卖部，供应信纸、信封、各种文具、糕点、水果之类。愿意把钱寄回家去的也可以。

        学员当中，凡是从监狱或劳改队里来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这里，既不宣布作废，也不延长缩短。对于这些人来说，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会加刑，因此多数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态度，为了争取减刑而表现得特别积极的人，相对而言之总是少数，因为要建树起能减刑的功勋，也是不容易的。

        战俘，一般都没有刑期。他们一不判刑，二不劳改，三得温饱，四有福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颁布特赦令的权力，可以赦免战争罪犯。但是干部们再三强调：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出表现的人。

        什么都有可计量标准，独有这个“思想改造好了”，是个无法计量的抽象概念。一般的标准，无非分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恶；客观方面是靠拢政府，与政府一条心，并积极协助政府做工作，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监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积极地打小报告。

        于是乎，济南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内，人们为了表示积极，一方面，把自己从来不敢拿出来与人见面的丑恶历史都坦白出来，另一方面，不仅打小报告成风，而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有些人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损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恶形恶状，远远过于监狱和劳改队。

        当局强调坦白交代历史，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以此打发时间。战犯中，故意隐瞒罪恶历史的，故意扩大捏造历史事实的、历史背景一时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下面各举一例，以见一斑。

        例一：从上海监狱来的那个徐建平，他一向只说自己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都没有关系；经过干部几次动员、主要还是“点”出了他的“光辉业绩”以后，他知道事情已经瞒不过去，才在小组会上自己坦白出一段令人吃惊的历史。

        原来，徐建平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一起活动，负责地下党员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每次开会，地点、时间、人员等等，都由他负责安排通知。会议中间，他还负责望风瞭哨，对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国民党收买过去，供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全部秘密。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徐建平将会议时间、地点、人员名单等等全部向国民党出卖，致使与会者全部被捕牺牲。执行之前，还让徐建平躲在一个客厅里，让被捕的人一个个从客厅外面走过，徐建平通过窗帘的缝隙加以指认，以此“验明正身”。事后国民党论功行赏，所以才给了他一个银行副经理的头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出卖同党，并不是他本人被捕经不起严刑拷打招供出来，而是他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估计很可能是个色情女特务——主动告密的。

        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倒过来投向共产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中央银行的内部经济情报。这条变色龙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了好多年，终因过大功小，功不抵过，还是难逃共产党的法网。

        此人恶习不改，坦白出这一段历史以后，得到了干部的口头表扬，并得到一个“学习委员”的头衔。他得此荣宠，神气飞扬，得意得连走路都飘飘然起来。从此他以积极分子自居，疯狂地打小报告，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编造“反动言论”，陷害同类。这以后人人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臭得掩鼻而过，而他自己还美滋滋地自以为得计。——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遇赦回沪，不久就得癌症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例二：黄文忠，苏北人，当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但他一向自称是少将衔。在政治学习中，发现他所交代的历史可疑之处甚多，他说某时曾经在某某军当过少将，派人到外地与当时也在该军任职的人员核对，都说不认识此人。甚至在管训处内，就有某某军的人，经查问，也说没有黄文忠此人。领导布置组内追查，他却一口咬定自己确实在某某军干过。于是领导抽调与某某军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临时组成大组，面对面地专门追查，他居然铁嘴钢牙，坚持自己确实是少将。领导上只好把他的问题先挂起来。这样一挂挂了好几年，经过反复谈话、小组帮助，最后终于写坦白材料承认自己原来是个少校，被俘的时候，假报少将，以为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待。真相大白以后，一时传为笑柄，从此大家干脆以“黄少将”称之。

        例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请的指挥下，兵临福州城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于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福州，分三路撤退。第六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五十师等近万人被编为第三路人马，在李以劻将军的率领下，向福清县海口镇撤退，计划从海口渡海撤退到平潭岛。当夜刚刚动身，就得到情报：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已经先期到达海口镇，切断了第三路人马从海上逃跑的退路。面对这一进退维谷的局势，李将军手下一个副团长吴天发冒死进言：如果继续前进，势将全军覆没，如果投诚，至少可以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并坦然自陈当过解放军俘虏的经历，知道解放军优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为避免无谓的死伤，李将军立即派政工处处长谢斌为代表，去找解放军谈判，同时下令：从现在起，不准开枪，谁开枪即以违抗军令罪执行枪决。八月十日，李部撤到福清县天炉坑的一个山谷中，遇见了瓢泼大，而谢斌走后又没有消息。李以劻心急如焚，又派吴天发拿着他亲笔签署的名片去找解放军。这时候解放军八十五师已经逼近天炉坑，吴天发没走出多远，就与八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联系上，并见到了该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朱云谦派前卫团参谋长为受降代表随吴天发来到天炉坑，与李以劻达成了投诚协议。第二天，李部投降，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李将军的正义之举，使近万名官兵获得了新生，并加速了福建全省的解放，功不可没。

        但是李将军主动投诚之后，并没有得到“起义将领”的待遇，而是仍按俘虏军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从福州第十兵团起解到苏州相门狮子口原苏州模范监狱内的“解放军官第十团”学习。一九五零年季春，解放军官第十团与山东解放军官总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季方，政委苏振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全团迁到了山东禹城，李将军编在一队即“将官队”内。一九五六年冬，与大家一起到了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后来转北京战犯管理所，并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第二批特赦释放，计关押了十一年零两个月。

        李将军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还得感谢当年他亲笔写的那张名片；更得感谢十几年来居然还保存着这张名片的“有心之人”。随着事件的澄清，这张名片当然也成了历史见证和革命史料，被档案部门妥善珍藏起来了。

        我有幸见到了这张名片的复印件。名片为竖排，正面靠右印的小字是官衔：陆军第五军副军长兼陆军第五十师师长、兼福州戒严副司令，官衔下面用笔添上“陆军中将”四个字；名片中间印着三个大字是姓名：李以劻，下面两个小字是别号：力匡。名片左上方并排两行写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叶、政治委员韦，这是抬头，意思是收信人。

        名片的背面写的是李以劻提出的请降四条款：

        一、本师及福州绥署及第六兵团现有官兵八千余名。

        二、官兵等极感战争痛苦，志愿局部和平，请即派员来部商洽。

        三、昨日已派员至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商洽，迄未返部。

        四、兹派中校副团长吴天发等来贵部请示，并于照办，并电请司令员叶指示机宜。

        疯狂的“小报告大战”，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许多矛盾。一批中统、军统出身的老牌特务，施展故技，重操旧业，无所不用其极，居然深得干部们的信任。许多意志薄弱者、投机取巧者见有利可图，也群起效颦。于是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受批评甚至挨整。弄得多数人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池步洲刚到管训处的时候，和几个年纪比较大、官衔比较高的战犯编在一个组。这些人虽然“官居少将”，但大都是文职人员，从人品看，既不道德败坏，也不丧心病狂，属于“职业犯”的范畴。互相尊重、客客气气的旧习惯、旧作风，使组内基本上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看不见“积极分子”的丑恶面貌和特务行径。

        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干部又没有几个，通过积极分子反映组内人员的思想情况，本来也是领导人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则反映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与素质。从任何一个角度说，信任甚至重用特务分子，总是欠考虑、欠妥当的。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文化水平、政治修养都不高，缺少强有力的工作方法，只知道制造对立面，利用对立面，引发矛盾和战争，双方互相攻击，于是领导人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双方面的情况，达到了驾驭的目的。这种“制造矛盾”的工作方法，也许能收一时之效，但是久而久之，非乱套不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干部，是绝不采用的。

        正因为池步洲这个组相互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战争，令干部达不到驾驭的目的，终于把它拆散了，重新编组。

        编组以后，池步洲组内的人大都比较年轻，有个叫蔡培元的，才二十五六岁，组长姜士行，也不过刚三十。他们都是真正的战俘，军衔最高的不过中少校。组长姜士行，就是个俘虏营长。此人身材修长，面目黎黑，心狠手辣，颇有心计，人称“小报告大王”。

        在这样一个组长手下讨生活，日子自然不好过。池步洲仍本初衷，第一绝不出卖灵魂，绝不打小报告；第二不作任何犯规之事，不给人以口实；第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当以牙还牙，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时的学习中心，是交待罪恶历史。池步洲历史简单，生平只做过一件大事，即抗战期间，破译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码。任凭积极分子们怎么分析，这总不是罪恶，也拿他无可奈何。学习、劳动之余，他不参与聊天、打闹，一心只钻研数学。有时候劳动归来，连手脚都不洗，就拿起书来看。姜士行侧目而视，但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开生活检讨会，姜士行批评池步洲一心扑在数学上，不安心改造；他反唇相讥：“我闲下来看看书，总比你们东拉西扯瞎聊天好些吧？”姜士行无言以对，想打他的小报告，又抓不住他别的把柄，也无可奈何。只是虎视眈眈，天天把眼睛紧盯着池步洲，总想从鸡蛋里挑出一块骨头来。

        池步洲是全管训处唯一的留学生，他的热衷于学问，影响了好几个人，都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他们有的出于真想学点儿知识，有的出于寻找精神寄托，少惹是非。这一来，姜士行算是找到把柄了，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严词指责池步洲每日埋头看书，是不安心改造的表现，如今不但自己看书，还到组外活动，影响别人的改造，必须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动机，不但自己要认罪服法，还要靠拢政府，帮助别人，等等。

        池步洲见他语气生硬，也不买他的账，当时就给以反驳。一者事情不大，二者他在组内人缘儿比较好，大家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抹稀泥，打圆场，一场争端，不了了之。池步洲当然也知道姜士行的积极并非出于本心，不见得真那么倾心于共产党、真安心在这里改造。只要抓到证据，对这种人必须狠狠还击，绝不能客气。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池步洲上厕所，第一厕所有东西两个门，池步洲进的是西门；第二蹲坑之间的隔墙有一米半高，只要一蹲下，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见两边；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较轻，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听见。池步洲刚在西边一个坑位上蹲下，就听见东边的坑位有两个人在讲话：

        “他妈的，共产党真恶毒，满口里说优待俘虏，关了咱们那么多年了还不放，真不讲理！”说这话的是姜士行。

        “你还当过那么多年营长哩，不说官儿有多大，起码吃喝玩乐嫖女人你都占了。我有什么呀？关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过是沾姐夫的光，补了个少校副官的名额，到如今也关了我七年了，我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呀！”说这话的是蔡培元。

        “关你，是要从你嘴里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么把你姐夫关在北京，不把你们俩关在一起？其实，‘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们当兵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跟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们当头头儿的反目不和了，一个命令下来，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他们握手言和了，当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们关在这里不放，还说是优待，这算是哪门子优待呀！”

        下面当然还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两人就从东门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好你个姜士行，原来你是个假积极，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像你这样的坏蛋，饶你不得，你等着吧！

        池步洲回到房间，拿起一本数学书和纸笔，坐到树荫凉底下奋笔疾书，把姜士行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考虑到蔡培元的为人还不坏，故意说另一个人的口音听不出来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反动的话。写好了“小报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管理员，就把小报告当面递交给他。由于池步洲从来没打个小报告，管理员开头还一愣，只以为他是递的什么申请报告呢。

        过了几天，队长把姜士行叫到队部。他还以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兴致勃勃一步一颠地跑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组里，不用问，准是挨了批评了。从这以后，他老实了几天，不那么飞扬跋扈了。池步洲本想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干脆把他的丑恶嘴脸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虑到这一来难免要伤及蔡培元，再说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绝，只要提醒他稍加收敛就可以了。

        不久以后开生活检讨会，池步洲发言，借题发挥，大意说：组里有这样一个人，表面装得很积极，背后却发牢骚、讲怪话。别人听了，没往心里去，姜士行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话抖落出来。池步洲也见好就收，公开点一下，不过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从那以后，姜士行果然收敛了许多，不那么嚣张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次重新编组，姜士行依旧当组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批战犯特赦中有他，可见他的“积极”，还是起了一定效用的。当时他得意洋洋，没有想到回到陕西老家以后，当地仍拿他当四类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头上拉屎撒尿，过的是“贱民”的生活，而他的小报告绝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管训处难过多了。——这是后话，一笔带过。

        重新编组以后，池步洲被编到了杨肆当组长的组里。杨肆与池步洲以前在重庆的时候，虽然由于“派系不同”没有什么来往，但也没有矛盾。如今同为战犯，总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亲切感。杨肆为人厚道，组内成员又是老人居多，而且都没有刑期，互相之间打小报告的人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别的组那么多，日子好过多了。每天学习，杨肆因为有过给共产党破译密电码的特殊经历，得免不谈过去历史，算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待吧。

        一九五八年，为攀登1070这个高峰，全民大办钢铁，管训处也不例外。先由王振处长动员，大家表态表决心，然后搬运大批砖头、水泥，开始在操场的一角建造小高炉，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连饭都送到工地来吃。姜士行倒是个好瓦工，高炉由他主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高炉终于封顶了。接着点燃芦苇、干柴烘炉。又过一天一夜，炉膛烘干，用鼓风机吹着了煤炭，等到炉顶冒出火光，投进许多搜集来的废铁，破锅、旧锁、脚镣、手铐、火筷子什么都有，然后保持旺火继续猛烧。又过一天一夜，封炉熄火。等温度下降后，王处长一声令下：开炉出钢！可惜的是，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扒拉出来：扔进去那么多的废铁，都炼成氧化物和矿渣了。

        炼钢失败，大家都垂头丧气。王处长下令拆掉高炉。大家又花费一天一夜工夫，把高炉拆掉。

        大炼钢铁以前，吃饭是不定量的，不够可以到伙房去添。大炼钢铁以后，吃饭有定量了。伙房根据人数把一组的饭装在一个木桶里，组内派值日生连菜端回来，由组长平均分。吃馒头，分起来不难，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饭，要分平均了，可不容易。这时候各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洁了，刻上刻度，算是秤杆，再用旧饭盒或新铁皮做一个秤盘，用旧锁或铁疙瘩做秤砣，自己制造杆秤。这种秤，斤两当然与标准度量衡不一样，但用来分饭，只要求分量相等，还是管用的。只是这样一来，每吨饭在进口之前，要折腾好长时间，才能把饭基本上分平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饭里面掺上了青菜、萝卜，而且米粒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据说是全国遭受到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了。后来证实：“天灾”固然也有，主要还是“人祸”作祟。社会上几乎人人饿肚子，劳改农场饿死的人当然更多。作为战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只吃了一个多月的菜饭，就又恢复大米、白面的供应。这不能不说是沾了“战犯”的光。当然，“敞开肚子吃饭”的岁月，是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满，释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经五十六岁，如果用其所长，当个日语教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上海人事部门按照政策，只能分配他到长宁区房修三队当“壮工”，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活儿，时间长达十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六十七岁做不动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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