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从他写给笔者的信看，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横平竖直，绝无颤抖迹象，可证目力与心脏都很正常）。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一九九四年四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见内容丰富，备受读者欢迎。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震后夫妇两老暂住京都子女家中，不久即迁回神户原住处，一切安好。

        下面摘编池老先生在大地震之后给笔者来信的片断。一者这是神户大地震亲历者的目击记，并非“新闻报道”，具有更其真实的史料价值，二者也为关心池老先生健康和近况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他老人家的最新消息。

        我家住在神户市市内一座八层楼大公寓的六楼。一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四十六分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一家都醒着（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觉）。电灯突然熄灭了，房间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屋子晃动得很厉害，所有不固定着的东西，包括室内的陈设，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厨房、厕所、洗澡间内的杂物等等，全都掉落在地上，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我急忙从床上滚起来，地上已经满是障碍物，连走路都困难了。

        我妻子住的房间比较宽敞，陈设和用品也比我的房间里要多些。靠近她床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外孙女用的一台打字机，也掉了下来，离床头隔板只差几毫米，稍偏一点儿，就砸到了妻的头上。这是我家最大的幸运。不然，她一生吃尽苦头而死于非命，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这次神户大地震，震级为七度，是战后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但却比一九二三年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更多，毁坏的程度也更严重。

        地震后，自来水、煤气都停了，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开始避难之行。幸亏电话还通，又正好住在大阪的三儿媳打来电话，说是她那里受害极轻，要我们到她那里暂避一下再说。

        下午三点多钟，澳大利亚著名女散文家江静枝听到广播后打电话来询问我一家安否。她是我已故老友江秀清兄的长女。她是我友好中第一个打电话来问安的，足见世谊之深。

        一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我们随便收拾了一下，一家五口（老两口儿和长女、长婿及外孙女），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就匆匆上路。

        一路上车辆极多，公路的路面有被破坏的地方，车流就被堵住。往往每开三五十米，前面就有一二十辆车子排起了长龙。谁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地慢慢儿走。日本的交通管理相当严格，尽管道路堵塞，车子开得很慢，可是依旧有条不紊，绝没有人乱闯乱奔的。从神户到大阪，从前用不了三个钟头，但那天竟开了八个半小时，直到下午三时半，方才到达三子的家。

        三子当时在上海。三媳接待我们暂时住了下来。她的房子，是九年前新建的二层楼，还算牢固。地震那天虽然也有些震动，但很轻微，一点儿损坏都没有。

        我们一到三儿媳家，就四处打电话，探询亲人的消息。这次地震，我一家子女近亲二十多口，幸多平安无事，值得庆贺。但还有一位青年亲戚下落不明。他是我长女婿的侄子，名叫陈桧，才二十三岁，在神户市日本语学校学习，成绩特优，预定今年初报考神户大学。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每月收入大约十五六万日元。打工的工厂，就是我次子所在的大成公司总公司。正因为有这么点儿关系，陈桧才能够在该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二搂占用一个单人房间。

        二儿媳接着四处打电话寻找陈桧。好不容易跟大成总公司的社长原田先生联系上，但他的答复并不明确。据他说：那座宿舍楼的二楼，确实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也全部压死了；但是陈桧是否也在里面，还不敢肯定。因为一月十六日是日本的“成人节”，厂里放假一天。听说那天陈桧和一个女友出去玩儿了，如果没回宿舍过夜，就很有可能逃过这一，至少不会压死在这座楼房里；如果半夜后回来，那就很危险。总之当时正在清理现场，发掘尸体，要等全部尸体都清理出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我次子是陈桧到大成总厂打工的介绍人，如今他不在日本，我二儿媳就有这个责任去判明陈桧的生死，而长婿是他的亲叔叔，更有责任活着找人死了寻尸，以便向他父母作出交代。于是他们两人加上我的长女就连夜出发去神户寻找陈桧。

        他们三人在去神户的途中，一路上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灯光，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还没到神户市，就有政府派出的救护队拦住去路，不让他们走进危险地带。幸亏事先与原田社长联系好，由他从公司里派出一辆专车前来迎接，并预先约定由他们三人手执一块写有名字的纸牌，在救护队拦路处等着。果然没等多久，公司的专车来了，一见纸牌高举，就来接头，并与救护队说明：“他们是遇难者的亲属，去处理后事的。”获得准许后，请他们上车，直开宿舍现场。

        说起来确实难以令人相信：大地震中，该宿舍楼的第三层居然完好无恙，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受伤的，没一个死亡；而二楼却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包括另几个房间里的女生，全都死于非命。

        这是因为地震波的冲击，三层楼房是从半中腰“折断”的，所以一楼没倒，单单毁了二楼，而三楼只是整个塌下来，里面的人反倒没事。地震中间，谁生谁死，真是难说得很。

        这时候，死难者的尸体全都发掘出来了。陈桧的尸体，也在其中。更其奇怪的是：尸身上下，居然没有任何伤痕。看起来，他不是被砸死，而是被封闭在一个死角中闷死的。

        九四年阳历的除夕之夜，陈桧应邀到我家来聚餐，我还频频举杯祝贺他过了年能考上神户大学呢，不料仅仅过了十六天（第十七天刚刚开始），他就命丧黄泉了。

        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夭折而悲痛。

        我长女因为处理陈桧的后事，不得不暂时留在神户。办完了后事，克服种种交通上的困难，步行了很多路，才回到我的旧居去看看。说巧也真叫巧：正好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急忙过去拿起耳机，原来是福州我的亲侄儿伯鼎打来询问我一家安危的。

        女儿回来跟我说起此事，我真是又羞又愧，感慨万千。

        自从四年前我家从大阪搬到神户，就没给他去过信。是我忘记了他们？非也。回想当年，五哥、五嫂为了送我到日本留学，卖了嫂嫂的陪嫁田产和金银首饰，给我凑了三千块大洋，原指望我学成归国，造福乡梓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终身难报万一，但是我却很没出息，坐了十二年牢，出狱后又当了二十年“贱民”，三十二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平反。在这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五哥、五嫂也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如今五哥、五嫂双双作古，我哪有一丝半点儿报答过他们的恩情？我也是个“人”啊，所以一直内疚，未敢忘怀。

        一九八三年我获得平反以后，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当时我有如伏枥的老骥，也不无“雄心壮志”，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报答包括伯鼎在内的福州亲人。怎奈当时我就已经七十六岁，日本的社会，是青年人的用武之地，与我这老头儿无份。何况我又没什么本事，当然闯不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灰心丧志，失望透顶，实在没有面目去见福州的亲人。而我又不是西楚霸王，没有勇气学他的“自刎乌江”而来个“自沉东瀛”。这种心态，我也曾经给在福州的亲友写信透露过，但始终不敢与伯鼎、一东两位侄儿写信，因为我实在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迁居神户以后，索性就不通知他们。

        说实话，我内心里当然是经常挂念他们的，但就是拿不起笔来给他们写信，实在罪该万死！想不到，伯鼎贤侄等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不死的，千方百计查出我神户家中的电话号码，打来问安的电话。

        伯鼎贤侄啊，我实在万分对不起你们啊！

        就我记忆所及，我神户家里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告诉过福州的任何亲友。那么伯鼎贤侄是怎么查到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呢？我猜来猜去，以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马尾的外甥孙女处，因为他的丈夫留日期间，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回到了马尾家中。但不知事实是否这样？

        女儿又告诉我说：她在神户家中时间不长，但除了伯鼎的电话之外，还接到了上海张秀杰兄的问安电话。张兄是我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而且还是风雨岁月的难友，自然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地震之后的问安电话，非比一般，仰见关怀备至，令人铭感五内。

        如此看来，在我离开神户之后，正不知有多少亲友打电话来探询消息。可惜的是：一者大多数电话都没能接着；二者我竟连给亲友们写信、打电话报平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一月十八日离开神户那天，我对地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住房没有倒塌，过不了几天，地震不震了，就可以搬回来了。所以除了随身衣物之外，许多应该带的东西都没带。特别是一本国内外亲友的通信录也忘了，以致到了大阪以后，竟无法跟亲友们通信。长女回神户处理陈桧后事，我没想起来要她去拿，现在再去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道路破坏严重，交通基本上断绝了。（按：现在我把池老先生的这封信公开，也算是替他在亲友面前道歉与感谢吧。）

        过了两天，三儿从上海来电话，要三媳母子到上海去暂住。于是除了长婿因要上班暂去公司宿舍居住之外，其余四人，又接受次媳的邀请，由长孙女婿开车，到京都次子家暂住。

        次子也在上海。次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京都在大阪的东北面，离神户更远，因此比大阪更安全。一月十七那天，这里的震级是五度，据说也摇晃得很厉害，但却整个京都地区没有一座房屋倒塌，也没有一个人死亡的（大阪砸死了十四个）。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也解除了恐怖感，天天上街散步，晚上睡得也好。

        一月二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神户发生余震，震级为四度，京都也有三度。虽然并不太晃动，但我们已经是惊弓之鸟，难免又要惊慌一阵子。

        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刊载此次神户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数字（数字统计截止二十七日下午10：45为止），计：死亡人数5090人，其中神户地区5076人，大阪地区14人。下落不明者29人，全部在神户地区。负伤人数26764人，内神户地区24580人，大阪地区2086人。房屋损坏89431幢，内神户地区73805幢，大阪地区15405幢，其他地区221幢。

        一月二十九日，《朝日新闻》早报继续发布死伤及房屋倒塌数字：死亡人数为5092人，增加了两个人；受伤人数为26798人，增加得不多；而房屋倒塌的数字为95718幢，增加了六千幢以上。

        地震之后，神户火灾蔓延，到处都是熊熊烈火。因为自来水管损坏厉害，停止了供水，救火队无水可用，也束手无策。这样延续了七八天之久，受害面增大了。

        与一九二三年发生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相比，当年的震级超过七度，死亡人数仅三千七百多人，比这一次少一千四百来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关东地区大都为木结构房屋，很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因此房屋的倒塌率比这次反倒低。

        此次大地震，无家可归的灾民达五十万以上。除一部分投亲靠友者外，计有二十八万人住进了政府指定的避难所。这种临时的避难所，大都设在附近的中小学校没有倒塌的大礼堂或体育馆、公民馆里，共有一千一百多处，每处收容难民多则数千少则数十。避难所内所见，十分令人感动：避难人一律睡在地板上，铺的是薄薄的褥垫，盖的是政府发的毛毯。一排排的铺位中间，留一条窄窄的空隙，作为过道。避难者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鸦雀无声，不吵不闹，尽量忍耐下去，不妨碍别人。天气很冷，避难所里当然没有火炉，大家只好龟缩在铺位上，一动不动，听其自然。开头几天，因为道路不通，食物难以送到，只好大家一起挨饿。偶尔送来一点儿食品，也是一个面包好几个人分着吃，互相礼让，尽量照顾老人和儿童，不争不夺，毫无怨言。

        日本人的这种教养，举世无匹。换上别国的人，岂不趁机大肆抢劫，乱成了一团糟？（按：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还在离震中不远的一座劳改农场劳改，耳闻目睹地震之后发生的抢劫、盗窃、强奸案件多起；至于干部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巧取豪夺与多拿多占，则多不胜数矣！）

        日本虽是地震多发国，地震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能够如此处变不惊，沉着忍耐，应该说是多年来注重教育的结果，非一日之功也！

        此次神户大地震，日本人受害不浅。死去的五千多人，都是自然灾害的牺牲者，值得同情。天灾固然可怕，而人祸的残酷，则远远过之：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牺牲人数达几十万；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人；重庆的一次大轰炸，防空洞内闷死的人就好几万；到了新中国，不说历次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单是饿死的，就有几千万（这是迪斯尼记录的数字）……百姓的苦难，真是难以列举。因天灾人祸而死去的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死的人，尤以人祸而死者为最多。但愿苍天有眼，让天灾人祸减少到最低限度才好！阿弥陀佛！！！

        从池先生的来信中看，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文思敏捷，文采动人，感情丰富。特别是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拳拳之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老先生福祚绵绵，所著回忆录早日出版，从而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一份珍贵的、确切的资料。

        吉人自有天相。愿上帝保佑池先生一家！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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