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女王驾崩后大约四十年，托利党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辉格党掌握了政府的权力。辉格党是由几大辉格家族组成，在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和工商阶层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在七年战争的殊死搏斗中，他们不得不与老皮特妥协，只有他能够从可怕的失利中夺取胜利。然而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后，决定摆脱这位“伟大的下院议员”（Great oner），而以“爱国国王”的身份亲自掌控政府。接下来的二十年左右，随着已是查塔姆伯爵的皮特被解除职务，国王用尽了贿赂和腐败的一切手段，英国处于“国王之友”（King''s Friends）的统治之下。

        然而在北美约克镇大捷之后，由罗金厄姆领导、经历了多年在野磨练的辉格党人被重新启用。可是国王继续密谋，企图夺回他的权力，并通过支持谢尔本对抗罗金厄姆来分裂辉格党。罗金厄姆死后，他任命谢尔本为首相。尽管谢尔本与英国的敌人都和解了，他的性格和能力却不适合首相职位。他一就职，伯克、福克斯和大多数辉格党要员都纷纷辞职而去。

        伯克雄辩的口才依然无人能及，可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他因坚决捍卫北美、爱尔兰、印度的自由而备受瞩目，但不久就暴露出了性格中的弱点，表现在对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程序中，以及在对法国大革命所有无论好坏的事情的激烈反应中。甚至可以说作为英国造就的最伟大的人杰之一，他那高贵的才智正在凋萎。

        另一方面，福克斯是党内最受欢迎的人，事情也本该如此，尽管他有嗜赌和其他恶习。出身寒微的伯克变得越来越保守，作为贵族的福克斯则日益成为自由和改革的捍卫者。尽管有严重失误，福克斯还是为英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与年轻的格雷一道，使得辉格党的一部分人拥护自由主义原则，正是这些原则最终使1832年的议会改革成为可能。

        然而在谢尔本被迫去职时，福克斯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没有一个领袖拥有多数支持，福克斯能够掌控的下议院议席仅为九十个，而诺斯勋爵掌控了一百二十席。回顾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福克斯对诺斯所作的猛烈抨击，他们之间的联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两人捐弃前嫌，达成合作，国王不得不接受新内阁。乔治三世绝不会原谅诺斯对他的忘恩负义，而福克斯被认为缺乏原则而永远不会重新赢得人民的充分信任。

        如果说福克斯心底认为他的行为是阻止国王过度揽权的唯一办法，他注定要失望，因为政府在两三个月之后就下台了，几无建树且无人惋惜。当福克斯的《印度法案》来到上议院，国王滥用他的君主特权（prerogative）密谋击败了他的大臣们，之后于1783年底解散内阁，任命时年二十四岁的小皮特为首相。尽管小皮特还年轻，但他二十三岁就担任了谢尔本内阁的财政大臣，不仅有因父之名的不凡魅力，而且被改革派寄予厚望。他是威尔伯福斯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两人联手反对奴隶贸易。他两次在议会提出改革选举权的办法，被联合政府拒绝考虑。

        然而，皮特愿意接受老托利党人的原则，即大臣由国王而非下议院任命，因此他同意领导一个在下议院中拥有压倒性多数席位支持的政府。他的法案一次又一次地在议会表决中胜出，但是优势日渐减小。他静观其变，指望联合政府民意持续下滑会允许他届时在大选中放手一搏。1784年4月，当联合政府的势力在选举中被完全击垮时，他成功了。这场胜利本该属于福克斯，年前这位政治家宁愿去乡村也不与诺斯结成貌合神离的联盟，成了政坛上的孤家寡人，而皮特相信只有他自己能够拯救这个国家，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

        1785年皮特提出一个法案，试图废除七十七个通过出资一百万英镑而私人拥有的席位。如果他与福克斯联手，半个世纪日益增长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痛苦本可以通过一种渐进的代议制改革而大大减轻。正如实本身那样，法案终被否决，皮特未再做尝试。他不仅致力于议会改革和奴隶贸易改革，而且通过努力实施亚当·斯密的学说来显示他积极汲取新思想的活力。

        皮特对政府财政的管理可圈可点。他的《印度法案》（下文再详述），在相当程度上使得除总督之外的政治职位不再采用任命制，连同伯克的法案，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政治腐败的数量。他得到了公众的支持，除了国王又一次患精神错乱、人们担心威尔士亲王可能成为摄政王（他肯定会用福克斯取代皮特）这一短暂时期，他的掌权似乎毋庸置疑，尽管偶尔在下院有反对票。英国人习惯于缓慢，也不喜欢任何新事物，看起来那种惯常的英国方式有必要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很大程度上，皮特依靠新兴制造业阶级的支持来对付拥有土地的辉格家族，加上本人对改革的热情，他似乎是带领整个国家告别旧秩序走向新社会的不二人选。

        正如我指出的，1789年英国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然而，一个民族可能仍然安于自满，或者至少不愿诉诸暴力革命，如果它觉得特权阶级正在为公众谋福利，除非生活条件变得难以忍受。今天，任何想要维护公民自由和财产的国家，都应该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尽管特权阶级相当自私，但无论是土地贵族还是制造业新富，都为这个国家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那时的英国，公共服务，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成了上层阶级的传统。如果他们被授予荣誉、头衔或物质奖励，他们至少对此有所作为。即使新兴的工商业阶级，那样残酷地对待新兴的工人阶级，也被认为在为国家增加财富，从而提高国家的权力和声望。英国在过去的强大和成功领导大大归功于它的财富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援助盟友和消耗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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