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部分在于道德，如果我们在谈论国际关系时仍然能用这样一个词的话；部分在于政治。在新世界，英国无所忌惮。正如我们所见，美国自“奥尔尼-委内瑞拉事件”的短暂寒冬之后做出的引人注目的反应，大多得益于美西战争中英国表现出的明显友好的态度。自从18世纪两国分裂后，英美关系长期以来没这么好过。但必须指出，如果说英国人自己有相当一部分——詹森远征令他们十分不悦——认为布尔人战争是强加给一个白人小国的，只因为它阻挡了帝国主义前进的道路，其他国家的人民可能更容易得出同样的印象，他们认为英国总是更注重罗得斯所说的“5%”甚过“慈善事业”。美国人此时正在经历一个特定的自负阶段，因为他们将古巴交给了古巴人，而且以二千万美元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菲律宾群岛和波多黎各群岛，尽管他们轻松战胜了这个衰败的国家。大西洋对岸有一种感觉，英国在玩一场相当肮脏的游戏，它对布尔人的战争是颓废的商业帝国主义几乎处于谷底的样本。但美国方面没什么让英国担心的。

        而欧洲的情况不同。英国长期以来不得不艰难地扮演一种双重角色。从一个角度来看，它的政策必须基于一个以不列颠群岛为中心、领土遍布全球而在欧洲几乎没有属地的帝国这一国情而制定。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距离欧洲大陆仅仅二十英里，它必然会受到欧洲列强和大国格局的影响，这些国家不仅觊觎它边远的属地，而且那些近邻有可能直插它的心脏——大不列颠本岛。目前这种威胁的程度可以从英国首相每天散步都在背上套一个防毒面具的事实中显示出来。在飞机和空投炸弹时代之前，海军可以扼守狭窄的海峡，但即使如此，欧洲大陆强国也能够对英国的政策施加巨大和威胁性的影响。

        随着布尔人战争危机的逼近，欧洲五大强国分成两大集团：法国和俄国的两国同盟和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三国同盟。英国被完全孤立了。它或者可以尝试重建欧洲协调，即对欧洲问题感兴趣的六个大国以会议和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合作共事，或者与似乎更有前途的那个集团结盟。

        这两种方法都失败了，剩下的唯一选择是在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试图就长期存在的争端和摩擦点进行谈判。亚美尼亚、克里特岛和其他地方的问题表明这个办法有多困难。俄国正在考虑向地中海推进，以获得一个“不冻”港；德国开始梦想制海权和“东进”，以控制近东地区。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应该允许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或德国人控制波斯湾吗？这只是其中一些深深影响英国海上运输线的问题。英国政策几乎唯一指望德国来保持它在埃及的地位，现在德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德皇正在考虑建设海军和海外帝国。1897年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成为海洋部长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大幅扩建海军的事业中。在通往新德意志帝国的道路上获得的第一个殖民地就是中国的胶州半岛。俄国随后侵吞了中国东北的旅顺口。英国以严格的保密条款寻求与德国结盟，但德皇立即将谈判内容出卖给了俄国沙皇。

        沙皇提议召开一次会议，时间定在1899年5月或6月，所有国家的政府获邀来商讨减少军备和修订战争规则的问题。也许除了俄国，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想要限制军备，英国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公海上的私人财产享有豁免权的议案。此次会议唯一的结果是成立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这是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上迈出的真正一步，虽然后来证明它只是一小步。1940年“强权政治”对世界的统治甚至超过了1899年。在1898年夏季，一直在为与德国结盟忙碌的约瑟夫·张伯伦与该国达成了一个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德国应该被允许获得大部分葡萄牙所主张的非洲领土，如果葡萄牙愿意处理掉它们的话，而英国则将宣布对德兰士瓦的任何主张。在第二年的11月，德皇来到温莎庆贺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张伯伦再度呼吁两国结盟，但德国首相比洛建议建立一个包括德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三国联盟。这在英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政治家只要理解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情绪，应该也能意识到这项提议在美国不可能被接受。张伯伦在讲话中支持这一提议，却被德国拒绝和冷落了。

        提尔皮茨在国会为德皇争取到一项法案的通过，使海军规模比两年前增加了一倍。克鲁格访问了德国和法国，寻求在布尔战争问题上的支持，只是在中国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对此德国多少站在英国一边，妨碍了德国政府对克鲁格的怂恿。这个年迈的布尔人已经获得了法国总统的正式承认，但德皇拒绝提供同样的礼遇。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他事务也进行得并不顺利，而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一眼就能望见多佛的悬崖。

        上文有述，这个国家在埃及问题的关键时刻抛弃了英国，对英国坐视不救，拒绝承担维持这个尼罗河国家的秩序的责任，而且自那时起扮演着狗占马槽的角色，一直反对英国在埃及的支配权。正是这一点迫使英国投入德国的怀抱。埃及，正如我们也知晓的，之前坚定地宣称对苏丹的所有权，但是由于财务状况和军队的失败不得不放弃。

        克罗默勋爵非凡的政绩最终不仅让英国重新夺回埃及成为可能，而且在那里重新建立了秩序。这片广阔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独自维系着埃及生命的尼罗河有超过一半流经这里。狂热的马赫迪派土著人导致当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并恢复了内陆边远地区残酷的奴隶贸易。经过最精心的准备之后，赫伯特·基奇纳爵士，即后来的喀土穆的基奇纳勋爵，埃及军队的司令官，发动了一场历时两年半的战役，最终在恩图曼（Omdurman）取得胜利，这里距离授予他头衔的城市不远。尽管英国独自再造了埃及，埃及的国际地位仍然是复杂和饱受争议的。苏丹的情况则非如此，它服从于英国和埃及的联合统制。然而，一些法国探险家已经渗透到法绍达（Fashoda），这个地方甚至在喀土穆所在的尼罗河位置的上游，而就在英法两国关系因英国公开声明对德雷福斯上尉的支持而陷入紧张之时，法国提出一项领土要求，但被拒绝。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是布尔人战争的欧洲背景和当时英国孤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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