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的发现分为三个阶段，也自然形成三个门类，即天然药物、化学合成药物和生物制剂。当然，天然类药物历史最悠久，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上万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细菌与人类疾病的关系；接着，德国医生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霍乱弧菌等致病细菌。但一直找不到既能杀灭病菌又不伤害人的药物。一九〇九年，德国科学家埃利希合成了可以杀灭锥虫和梅毒螺旋体，能治愈昏睡病和梅毒的“六〇六”，从此揭开化学合成类药物的序幕。

        化学合成药物的研制在以后二十多年陷于停顿。一九三二年德国科学家多马克合成出磺胺。从一九三五年起磺胺药得到广泛应用。伦敦一家医院用磺胺药治疗三十八名患产后败血症的病人，治愈三十五名；而在此前，这些病人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死去。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患病，也因磺胺药而得到拯救。此后，还用化学合成法研制出各类抗过敏药和麻醉药。

        最后出现的是生物制剂。

        一九二八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现青霉分泌物能杀灭葡萄球菌、白喉菌和炭疽菌，且对人无副作用。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公开报道了这一发现，并未引起反响。原因之一在于弗莱明不是化学家，无法提取青霉素。此外，“六〇六”和磺胺药正风靡世界，也冲淡了人们对开发新药的兴趣。

        是战争使问题出现了转机。“二战”期间极其缺药，磺胺药在很多方面又不理想。于是，牛津大学的钱恩和弗洛里又找出弗莱明一九二九年那篇论文，组织数十位科学家合作攻关，十八个月后获得的一百克黄褐色粉末状青霉素，在稀释五十万倍后仍能杀灭病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参战时，青霉素被列为优先生产的军品大量制造。“一战”时肺炎患者死亡率为百分之十八，“二战”时降为百分之一以下。一九四二年冬，用青霉素治愈了丘吉尔的肺炎。青霉素还是猩红热、白喉、梅毒等很多疾病的克星，与原子弹和雷达并列“二战”中的三大发明。

        接着，一九四三年发现链霉素，一九四七年发现氯霉素，一九四八年发现金霉素……依靠各种抗生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十年！出现了一门全新的学科一“抗生素学”。

        “上述这些科学家，几乎全都是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叶玉菡有条不紊地介绍道，“其中，科赫是一九〇五年得主，埃利希是一九〇八年得主，多马克是一九三九年得主，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是一九四五年得主……”

        “玉菡，”鲁宁笑起来，“你是不是也想获得诺贝尔奖？”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会是好士兵。”

        女学者语气轻柔，神态安详。但在鲁宁眼里，却气势如虹！他想：嗬，我这“将军”，今天可碰上了“元帅”……

        苏冠兰在一旁倾听鲁宁与叶玉菡的对话。

        从三十五年一月到今天——纪元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已经在南京药专代理校长任上待了近五年，对本校全体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学历及学术水平了若指掌。他看得出来，美国人在北平聘请叶玉菡主持SB-1建造，算得上独具只眼。叶玉菡当年的博士论文《病毒与生命起源》，曾发表在哈佛大学期刊《细菌学研究》上。叶玉菡留学美国期间的第二篇论文认为有“比病毒更简单的生命形态”。病毒由蛋白质和核酸组成。而叶玉菡现在断言存在一种只有蛋白质而无核酸的“亚病毒”，和另一种只有核酸而无蛋白质的“原病毒”；她推论，地球上最初的病毒就是由“亚病毒”与“原病毒”融合而成……

        前几天，鲁宁忽然问：“玉菡还有论文在国外发表吗？”

        苏冠兰说，玉菡的论文历来很少。火烧堇园后，更不便与美国发生联系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她的又一篇论文寄往英国，但迄无回音。不过，苏冠兰看见了她分发的打印稿，标题为《K酶》。玉菡写道：病毒是研究生命起源的利器，还是一种极好的knife……

        “Knife——刀？”鲁宁问。

        “对，knife，刀。”苏冠兰答。

        病毐形体极小，结构简单，反映了最初的生命形态；因此，可以用以研究生命起源。还因为它们没有细胞结构却含有遗传信息，因此，可以像做外科手术那样，用它们的遗传信息置换细胞或细菌的遗传信息。这就要有一种“knife”，用以对细胞和细菌进行“切割”、“拼接”和“重组”，在适当部位插入病毒的遗传信息……

        可是，用什么材料做这种“刀”呢？

        用酶。酶，也叫“酵素”，是生物体产生的蛋白质，是一切生化反应中的催化剂，可以用作生化反应中的“刀”……

        玉菡考虑，既然病毒有蛋白质，既然某种“原病毒”甚至无核酸而只有蛋白质，那么，应该可以直接从这些蛋白质中寻找所需要的、可以对细胞和细菌进行“切割”、“拼接”和“重组”的knife即“刀”……

        鲁宁已经无数次听见苏冠兰不是说“叶主任”“叶老师”“叶教授”，而是称“玉菡”了。

        中国南方是一座庞大而奇特的菌种库和毒株库。玉菡派出人员，在辽阔的江南搜集到三千一百多份标本，终于从一株根瘤菌病毒的蛋白质衣壳中找到了活性程度极高的酶，并将其命名为“knife酶”，简称“K酶”，即“刀酶”。这是一种奇异的，到目前为止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酶”，以某几种血清型大肠杆菌做试验时取得显著效果；接着，女学者计划用其他各种致病细菌做“切割”、“拼接”和“重组”试验，包括肉毒杆菌、鼠疫杆菌、炭疽杆菌和伤寒沙门杆菌，其次是霍乱弧菌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鲁宁惊叹：“除大肠杆菌外，其余全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病菌啊！”

        “是的。所以玉菡首先用它们做试验对象。”苏冠兰点头，“她试图找到对付这几种最可怕的病菌的方法，特别是其中的杆菌，运用K酶降解其恶性程度并改变其遗传性状。”

        “有成效吗？”鲁宁问。

        “用沙门氏菌做试验是立竿见影的。”

        “公开报道了此项成果吗？”鲁宁又问。

        “她写在《K酶》里了。”

        “就是那篇寄了出去没有下文的论文？”

        “对，是寄往英国的。”

        “还做了其他试验吗？”

        “继沙门氏菌之后，这两年还做了鼠疫菌和炭疽菌，效果也很明显。”

        “鼠疫，炭疽……”鲁宁重复着这些字眼，沉吟道，“这种手段，会不会被用来朝另一个方向改变杆菌的遗传性状，即反而加强了它们的恶性程度呢？”

        “对了，老鲁，”苏冠兰直跷大拇指，“你真不愧是学医出身的，懂行。”

        “我管了多年的军医，”鲁宁笑了笑，“本人也一直做军医。”

        “所以你懂行嘛。确实，从理论上说，这种手段是双刃剑，有可能使病菌毒性加剧。不过，玉菡不是朝这个方向研究。”

        “别人呢，”鲁宁注视苏冠兰，“别人是否也不朝这个方向研究？”

        “这，这个，倒是没考虑这一点。”苏冠兰犹疑起来，“不过……”

        “‘不过’怎样？”

        “玉菡以外，恐怕没人能具备从事这种研究的条件。”

        “美国和欧洲拥有许多一流生物学家。”

        “但只从中国南方某一棵植物的根瘤菌中找了那个特殊毒株，只能从那个毒株中分离出‘knife酶’。至少就目前而言，只有这一种酶能用作改变细菌遗传结构的工具。”

        鲁宁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看看手表，起身道：“我还要去开一个会。这样吧，冠兰，过几天，你再陪我到L楼看看。”

        “L楼”位于校区一隅，是一九三六年建校初期的建筑物，已很灰旧。L字相互垂直的两画，都是两层楼房。“长画”内设抗生素组，“短画”内设疫苗组；“转角”部为三层楼房，内设酵素组即“酶室”。共有大大小小六七十间屋子吧，其中实验用房占一半以上，仍不够用；于是，地下室、过道乃至楼梯都被利用起来，摆满实验设备……

        一年半之前，一九四九年五月，鲁宁带着妻子阿罗第一次到南京药专，也第一次看望了叶玉菡，参观了她的实验室。他看到L楼气氛严谨，研究人员都埋头工作，没有任何人抬头瞥一眼客人们。交谈时都轻声说英语，一律穿戴全套白大褂、拖鞋、口罩和工作帽。鲁宁看见一台密封的“玻璃笼子”被整体安装在一间屋里，里面安装着一些实验设备，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叶玉菡答：“国内惟一的P3。”

        “‘P3’是什么？”

        “是一种密封实验台。P是防护等级，P3是最高一级；用以做最危险的实验，运转时与外界隔绝。”

        “空气也隔绝吗？”

        “是的。未经处理的空气不得对流。‘P3’内外气压不同，里面气压较低，也叫‘负压’，人员进出时外面的空气只会往里面流，以防止有害微生物趁机跑出来；封闭作业时，完全用管道向里面输送纯净空气，同时用管道抽吸里面的空气并实施消毒。”

        “嗬，考虑得真周到！”鲁宁感叹。

        后来的日子里，鲁宁越来越明显地觉察到，这个瘦小的女人虽然待人和蔼，轻言细语，却有着将军般的威信和风度，把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几十个研究人员，其中很有几位国外留学多年的教授和副教授，有的比她年长，却都心悦诚服地服从她……鲁宁赞扬玉菡的业务能力和领导才干。但女学者说：“不，我们应该感谢苏代校长！”

        药专虽然号称“国立”，实际上经费很少，连维持日常运转都不够。代理校长为到处弄钱而疲于奔命。药专各系室中，生物制剂室又是耗资最多的，给代理校长的压力也最大。但他并无怨言，千方百计给生物制剂室以财力支持，包括向美国订购P3和电镜的巨额外汇，都是他向国内外很多药厂筹来的；连开不出薪水也靠他天天跑教育部和卫生署讨要。更重要的是，生物制剂室的工作要大量运用化学手段，而苏代校长本身是化学家，又组织本校和外校一批出色的化学家帮助他们，否则很多重要成果完全无法取得……

        “弗莱明一九二八年就发现了青霉的杀菌能力，但是十几年后才制造出青霉素——为什么？”女学者说，“因为弗莱明不是化学家，没有掌握提取技术。而这种生化技术非常复杂。一九三一年倒是有三位化学家做过尝试，但以失败告终。”

        鲁宁看看叶玉菡，又瞅瞅苏冠兰，笑道：“我同样感谢苏代校长！我认为最好的感谢方式是去掉那个‘代’字，任命他为正式校长。无奈他本人不干。”

        鲁宁是“懂行”的。他明白生物制剂对新中国乃至对全人类的重要性，经常到L楼来，每次来都把抗生素组、疫苗组和酵素组挨个看一遍。每次他都让苏冠兰陪着来。今天也是这样。

        抗生素组的三个研究课题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是探索青霉素的杀菌机制——全世界早就知道青霉素有强大的杀菌力，但全世界却至今不知道青霉素为什么能杀菌；二是怎样消除病菌对青霉素的抗药性；三是从在广东找到的一种灰黑色放线菌中提取一种全新的，能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和流感杆菌的广谱抗生素——女学者说了，如果成功，她要将这种新药取名“粤霉素”。

        “老鲁呀，”苏冠兰语含感慨，“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能完成上述三个课题中的一个就很不错了！”

        看完抗生素组，又到疫苗组。“疫苗”是用细菌和病毒制成的生物制剂。习惯上将细菌或螺旋体制成的称“菌苗”，病毒或立克次体制成的称“疫苗”。由于场地、设备和财力的限制，疫苗组放弃了其他项目，专攻脊髄灰质炎疫苗。“脊灰”多发于幼儿，通常称“小儿麻痹后遗症”；但也能发于成人，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是而立之年患上此病并成为残疾的。中国是“脊灰”高发区，疫苗一旦研制成功，对国家和人民将会是巨大的贡献……

        最后来到酵素组即“酶室”，该组负责人是叶玉菡本人。军代表走马观花看了一遍，然后在叶主任陪同下来到三层上她的办公室。前后窗户都开着，空气对流良好。坐定之后，她语气平稳，吐字清晰：“鲁宁，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到这儿来，一定要有事吗？”

        “今天你确实有事。”

        “怎么看出来的？”

        “你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耗上几个钟头，都换上实验室专用的手套、帽子、拖鞋、口罩和工作服，到每间屋都仔细地看，详尽地问。但今天你若有所思，心不在焉，只在每间屋外面隔着玻璃瞅瞅，问问……”

        “玉菡，”鲁宁打哈哈，“你的眼睛也像——Knife！”

        女学者笑了笑。

        “是的，确实有几件事。”军代表起身走到窗前，指指楼下的树林和花坛，“L楼处地太偏僻。我想，是否砌一圈高墙把L楼围起来，添设门岗……”

        “不。这里是做学问的所在，不是衙门，别弄得那么壁垒森严。”叶玉菡摇头，“另外，L楼处地必须偏僻，否则有害微生物或其孢子容易随风飘散，造成污染——而这是任何高墙和门岗都无法阻挡的。”

        “这个这个，回头再说吧。”鲁宁似有难言之隐。接着，他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平放在膝上，打开，抽出一只大号国际信封：“喏，玉菡，第二件事——”

        叶玉菡接过大号信封一瞅，顿时兴奋起来，从中抽出两本纸张考究、印刷精美的杂志，满脸绽开笑意：“啊，《探针》！”

        牛津是一座古老城镇，位于伦敦西北约一百公里的泰晤士河畔。英国历史最久的牛津大学于公元一一六八年创建于此。实验生物学期刊《探针》编辑部也设在牛津镇。它早期专为牛津大学生物学院和医学院服务，后来在欧洲渐负盛名。叶玉菡的论文《K酶》早就寄给了《探针》，却“迄无回音”。稿件寄出不久解放军就攻占南京，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叶玉菡便无心打听也无从打听稿件的下落了。现在一看，嗬，去年三月从南京寄出的《K酶》，十月就发表在第五期《探针》，不知何以竟走了整整一年才到南京……

        叶玉菡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目十行地阅读自己那篇论文。读完之后喊道：“好啊，一个字母也没改动。”

        鲁宁在一旁说：“其实早就寄到了，但被邮政局什么人忘在地下室里。前几天偶然发现，赶紧送来给我。你看，信封磨损，字都看不清，我只得自作主张拆开了。多亏我懂点英文，一瞧，哟，这不是玉菡的论文吗？”

        “哦哦。”女学者点点头，刚注意到信封是被拆开过的。恰在此时，鲁宁站了起来：“还有第三件事，一件大事。”

        鲁宁的模样和口气，使叶玉菡和苏冠兰的心都悬了起来：“什么事？什么大事？”

        “小星星——”

        叶玉菡和苏冠兰霍地起身喊道：“快说，小星星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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