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地域辽阔，海拔高，山势险峻，长期闭塞，贫穷荒凉。抗战以来，许多部队和军事单位涌入，大批机关学校内迁，成千上万的难民流落至此，才变得兵荒马乱、热闹喧嚣起来。

        一辆“木炭车”像老牛般哼哼唧唧地爬行在从贵阳通往昆明的公路上。这种汽车的侧面或后面安装着一个炉子，利用炉内木炭不充分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代替汽油驱动汽车，开得很慢，爬坡更慢，还不时熄火，不时停下来给炉子添炭和鼓风……

        这是一辆破旧不堪而又满载货物的“道奇”车，驾驶室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老田，一个是苏冠兰。这种车在世界上最简陋的公路上居然爬行了一两千里，真是奇迹。苏冠兰就是这一路上学会开汽车的。

        刚随学校内迁到成都，苏冠兰便向民间中草医讨教，跟药用植物学者合作，从百合科的芦荟、豆科的金合欢、杜鹃花科的“羊踯躅”、夹竹桃科的“羊角拗”、茄科的洋金花、马钱科的马钱子和断肠草等中国南方常见野生植物中提取和制备了多种麻醉药、镇痛药、抗菌消炎药和能提高免疫力的药物，直接服务于抗战。这些植物多有毒性。他的某些研究成果具有突破性，如云南元江野生芦荟提取物具有特殊的生物活性，甚至可用以部分代替血浆，对战场救护有重大意义。只是因为战时的保密规定，此项成果不能发表，内部代号“元液”。

        苏冠兰副教授另一个主要成就在抗疟药物领域。

        疟疾是人类一种古老的疾病，也是典型的热带病。欧洲人到达南美洲后，发现印第安人能用一种名叫“金鸡纳”的树皮煎水治愈疟疾。后来，十九世纪初，瑞典化学家纳尤斯从这种茜草科常绿小乔木的树皮中找到了具有抗疟功效的生物碱奎宁。南美洲还有“鸡纳”等好几种同属同功效植物。奎宁能防治各种疟疾的发作，但愈后容易复发；此外，副作用强烈，能造成耳鸣、重听、恶心、呕吐等“金鸡纳反应”。然而不管怎样，南美洲是有“天然抗疟植物”的。那么，中国有没有？苏冠兰早在齐鲁大学就开始了“本草”研究。他发现古代典籍中记载着“青蒿”有抗疟功效，而这种野生植物遍布从东北到西南的中国大地，随处可见。可是，经过对来自辽阔地域的几百个标本进行测定，大多数青蒿并无抗疟效能，少数标本虽有药效，但极其低微，且无法提取有效成分。但有两个来源于川、鄂、黔交界处深山中的标本表现出明显的抗疟性。

        苏冠兰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水土”之说有道理，并认为“水土”的本质之一是微量元素——而微量分析恰好是他的专长。于是他组织了七个志同道合者，带着琼姐从美国寄来的设备和器材出发了，先是乘坐破旧汽车，后是人扛马驮，在三省交界的松桃、沿河、花垣、保靖、秀山和酉阳一带崇山峻岭中出没，夜以继日地工作，搜集青蒿和当地水源、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测定，而且往往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迷路遇险，风餐露宿，雨雪围困，虫蝎叮咬，猛兽袭击，饥渴折磨和药物试验后的毒副反应成了寻常事。但毕竟取得了可喜成果：在某处山谷中发现一种高近三米、品种奇异的青蒿，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抗疟功效，且没有发现毒副作用，与奎宁盐类的化学结构和作用机理也大不相同。还是为了战时保密，苏冠兰将这种纯“国货”新型抗疟药物取名“菊茶”——青蒿是一种二年生菊科草本植物。

        正在此时，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占领仰光，乘胜北进，企图包抄中国的战略后方。一九四二年一月，盟军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派十万远征军赴缅甸作战，重创日军，但自身伤亡亦达五六万人。缅甸气候炎热，森林沼泽密布，随着溽暑雨季来临，条件更加恶劣，大批官兵感染疟疾，而药品的运输和供应非常困难……

        形势严峻。正常情况下，一种药物从初始研究到临床使用要经历几年或十几年。但现在不能这样。不能提取“菊茶”有效成分制成精致的片剂或针剂，更谈不上合成，只能进行粗加工，将特定地点收割的青蒿精选后加以粉碎和干燥，添加某几种成分后便包装成袋，供患病官兵煎服。苏冠兰及其小分队遵照大本营指令雇用农民大量收割这种特殊青蒿，制备“菊茶”，火速运往前线和疫区……

        “道奇”车上满载的就是“菊茶”，还有其他药品。苏冠兰负责“押运”，还要把贵阳医学院和小分队的几十份标本及样品送西南联大进行检验或鉴定；顺便，他想看望妹妹和凌云竹教授，还有父亲……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至长沙，二十六年八月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二十七年四月再迁至昆明，在原有文、理、工、法商四所学院外增设师范学院，将原有十七个系扩充至二十六个系，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战乱给学校造成巨大损失，但一大批名教授和好学生不畏艰难，不远万里，随学校迁徙至此，坚持教学和研究，使联大的学术实力保持着国内的顶尖地位。苏冠兰听说凌云竹教授现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喜出望外，想借机看望凌教授。从一九二九年夏季在火车上相识后，他与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已有十三年不曾谋面。

        内迁“陪都”重庆的国家观象台，由赵久真继任台长。内迁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即“紫台”改称凤凰山天文台，由黎濯玉任台长。德高望重的苏凤麒仍是国家观象台特聘“首席科学家”和凤凰山天文台“首席天文学家”，还兼着西南联大教授。凤凰山设备简陋，生活艰苦，只能勉强维持太阳黑子常规观测等研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六十三岁的苏凤麒老当益壮，亲自披挂上阵，带领一批科学人员在日机轰炸扫射之下长途跋涉数千公里，远赴甘肃临洮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现代日全食观测，并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全食影片，随后发表的《日机轰炸下的日食观测》轰动了国际天文学界。

        女儿姗姗已十八岁，随父亲辗转来到昆明后，刚考入云南大学医学院。苏冠兰跟父亲的关系一如既往，父子之间从不通信也不见面。但他很喜欢妹妹，兄妹通信频繁，姗姗的来信经常谈到父亲近况。苏冠兰对父亲积怨未消。不过随着时日迁延，特别是在他得知苏凤麒的临洮之行和读到《日机轰炸下的日食观测》一文后，情绪发生了变化。

        早在卢沟桥亊变前夕，格林威治天文台就请苏凤麒回去任职并仍兼剑桥大学教授。后来，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哈佛天文台、匹兹堡大学阿利根尼天文台和博尔登高山天文台先后聘请过苏凤麒，还让他带女儿去。但他均予谢绝。以他的资望，在那些地方将养尊处优，生活起居和做学问的条件都比国内好得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題，是在美加两国没有空袭造成的生命危险；即使在英国，这种危险对他而言也并不实际存在。姗姗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想跟爸爸一起出国。他当初就是因为去英国才有成就的，我也渴望这样。但他坚持不肯。我问爸爸为什么。问多了，他终于喟然长叹：“山河破碎，羞对世人！”沉思良久之后又转过脸来望着我说：“廉颇老矣！但廉颇就是廉颇，国难当头，宝刀不老。”

        人们很快看到了这把“宝刀”：从临洮回到昆明的苏凤麒开始研究开发最先进的技术，要使凤凰山天文台兼具导航功能，为美国援华空军服务。

        天文台之所以称“台”，是取其“高”，古代建在高台上，现代多建在山上。这样做，空气更加澄明，有利于观测。所以，中国的天文台多有“山”字：佘山、紫金山、凤凰山，还有苏凤麒曾经梦寐以求的香山——香山海拔一千八百八十九英尺，紫金山一千四百七十英尺，佘山仅三百二十二英尺，而凤凰山达六千六百三十四英尺，合公制二千零二十二米——回中国之后，老教授花很长时间才逐渐疏远英制，开始适应公制。

        昆明地处海拔一千八百米的高原上，相对而言凤凰山并不算高，便于建筑施工。加之这里四季如春，空气洁净，极少尘埃、水蒸气和灯光干扰，确实是最佳台址。苏凤麒第一个想到让这座天文台兼具军事导航功能。他本是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又是拔尖的光学精密仪器专家，还一直关注雷达技术的应用。他的深谋远虑和广博学识，今天再度发挥了作用。

        陈纳德把航校建在昆明。随着时间和战局推移，美国援华空军队伍日益壮大，基地遍布重庆、成都、西安、桂林、芷江等地，但大本营始终设在昆明——这是导航问题引起苏凤麒关注的原因。

        苏凤麒认为，昆明位于中国战略后方的地理中心，即使把缅甸考虑在内时仍然如此——这种地理位置在飞行器导航方面具有突出的优越性。他运用天文导航原理，对当时已是最新技术的雷达作了重大改进，打破原有的非自主式导航台必须设在机场或航线上的局限，以风凰山为中心建立起高效率的和稳固的信号网络，为我方飞机航行和空军作战指挥提供了坚实保证，美国飞机失事或被日机击落的几率大大降低，乃至凤凰山被美国飞行员们盛赞为“指南台”……

        “老头子毕竟还是爱国的，抗日的，而且这把年纪居然还有作为，有创造力……”苏冠兰寻思，“难怪他敢自比‘廉颇’！”

        日寇决心摧毁这座“指南台”，多次派飞机前来侦察和轰炸。一次空袭，苏凤麒藏身的防空洞洞口坍塌，通风管堵塞，竟使老教授差点窒息而死——苏冠兰闻讯后感到紧张和震惊，这才意识到那毕竟是他的生身之父！他在贵阳多次亲历日机轰炸，目睹平民死伤累累的惨状。重庆挨炸更严重，全城房屋几乎被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毁殆尽，每次轰炸还造成几人到几百上千人伤亡；去年即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的轰炸致使最大的“大隧道”防空洞出入口垮塌，致使一万平民窒息死亡！特别使苏冠兰感伤的是，父亲在医院里躺了很久，却坚持不让姗姗把这事告诉哥哥……

        姗姗问：“为什么要瞒着哥哥？”

        “不是瞒着你哥哥，是不必告诉他。”老人吃力地说，“你哥哥恨我，视我为路人，不会关心我的任何情况，哪怕我死了！”

        苏冠兰怦然心动，辗转反侧。他恨父亲吗？是的，恨。但是，他视父亲为路人，不关心父亲的任何情况，哪怕老人死去吗？不，不是，不能这样说。多年来积累了太多的恩怨，深沉而复杂，痛苦而激愤，但不是一个“恨”字了得……

        信在路上走了十天，父亲眼下安危如何？毕竟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毕竟是他的生父啊！他想起已经八年没见过父亲，想起济南事变中父亲怎样忧心如焚并终于把他救出来送往上海，想起老父这把年纪还要照顾十八岁的妹妹，想起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未免近于残酷！

        想起父亲和妹妹，就不能不想起……

        叶玉菡于一九三四年暑期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北平，在协和微生物学科从事细菌和病毒学研究，也当住院医生或看门诊。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她到美国留学一年半，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学研究，并取得博士学位。一九三六年十月回到中国。一九三七年底北平沦陷，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为日本人包围下的两座“孤岛”；叶玉菡不辞而别，从北平辗转到天津，乘船前往河内，历尽曲折到达昆明，在那里见到苏凤麒老人和姗姗……

        姗姗对菡子一直像待亲姐姐。不过，姗姗知道兄姐的关系，来信很少谈及叶玉菡。仅有的几次片言只语，使苏冠兰知道叶玉菡先在云南大学医学院教微生物课，经常来看望爸爸和照顾妹妹；后来日机空袭加剧，军民伤亡激增，她便改事临床，先后在几家医院当内科和血液科医生。工作地点很远，她到昆明的机会就少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后亟须医护人员。叶玉菡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随军入缅，参加战场救护。临行前，又黄又瘦、憔悴不堪的叶玉菡来向老教授辞行：“爸爸，您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还在为打贏战争而日夜操劳。我本来应该留下来照顾您。可是，前线将士条件实在太苦，他们冲锋陷阵，成千上万地死伤……”

        “别往下说了，快去吧，菡子，快到前线去！将士们比我更需要你。”苏凤麒动情地说，“还有姗姗在我身边呢，她是学医的，完全可以照顾我。只是，你身体太弱……”

        “没关系，您放心。”菡子苍白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我是医生，了解自己的。我还能撑一段。”

        苏冠兰读着妹妹的信。看到“我还能撑一段”时，心脏竟紧缩了一下！他知道叶玉菡的身体历来单薄。战争持续多年，生活非常艰苦，饥饿已是常事，她该虚弱到什么地步，还能“撑”多久呢？真没想到，苏家第一个踏上真正战场的不是男子汉苏冠兰，竟是弱女子叶玉菡！

        叶玉菡啊叶玉菡——苏冠兰对这个名字不是不愿想，而是不敢想；对这个女子不是不愿提起，而是不敢提起。他一直记得朱尔同当年的话：“叶玉菡已经等了五年，凭什么认为她不能再等三个五年？”今天的叶玉菡不再是“等了五年”，而是已经等了十三年……

        苏冠兰双手紧抓方向盘，盯着前方，身体随着汽车颠簸，心里很乱。“怎么办啊？对了，想想琼姐吧，长期以来，这是他精神上的避风港……可是，不行，过去每当思念琼姐内心就沸腾着庆幸和憧憬，现在却充满了迷惘和痛苦！是的，想琼姐就必然想到两人共同的未来，必然想到婚姻的殿堂。可是，哪来的婚姻，跟谁的婚姻？琼姐的来信写到她仍然喜欢舞蹈，经常独自跳舞，这一是旧日爱好，二可代替体育活动，三嘛，琼姐来信说你知道我是邓肯的信徒，崇尚个性自由和艺术自由，崇尚舞蹈的即兴表演——我总是即兴表演，用这种方式抒发我对你的怀念和爱情，抒发我对美好未来的神往和追求，甚至用这种方式幻想我们成了新郎新娘，真正相互拥有，完全融为一体……”

        琼姐写信从来不用打字机，从来都用钢笔和墨水，而且从来都是用她和他都最喜爱的，带着淡香的紫色墨水。琼姐每封信中都有照片，每张照片上的她都仍然那么美丽，似乎一点也看不出年岁的渐长。想到这里，苏冠兰抬眼瞅瞅后视镜，看到自己那张极瘦的、黝黑的、胡子拉碴的脸。他觉得这是一张非常难看的脸。他想，消瘦、黝黑和难看都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他大把地脱发，而且须发白得厉害，而他才三十二岁呀！这模样，还配得上琼姐吗？想着想着，苏冠兰不禁摇摇头，下意识地闭上眼……

        “你怎么啦！”老田一声断喝，在猛踩脚刹的同时扳住手刹，“道奇”车惨叫着突然停住。苏冠兰先是受到老田的冲击，接着被惯性一下推挤到方向盘上。待他睁开眼清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自己的车差点轧死人了！他和老田赶紧跳下车去，看到一队人马拿着各种工具正在穿越公路，汽车保险杠碰倒他们之中一个人。还好，伤势很轻，只是腿部青肿而已。苏冠兰问了问，得知前面不远便是窝明县的县城嵩阳镇。三天前，三十八架日本战机与二十架美国战机在昆明上空激战一场。一架美国P-40战机迫降在嵩明县境内杨林海上。这里湖面不大，湖水也不深。负伤飞行员已被渔民救起，飞机尾巴还翘在水面上，这些人就是被召集起来前往打捞飞机的……

        苏冠兰一摆手：“前面就是嵩阳镇？第一批货就送到那里，走！”

        嵩明紧靠省会昆明，嵩阳因此比较繁华。离镇子两里开外有一处古迹法慈寺。法国传教士办的医院紧傍这座寺庙。既是法国人办的，又跟佛教沾了边，于是因缘际会，就叫了“法慈医院”。抗战以后被征用，改为军医院，但院名未变。“道奇”车上的部分药品，是被指定送到法慈医院的。苏冠兰和司机老田开着车一路问过去，不很费事便找到了这家医院。但见院里院外气氛有些异常，医生护士步履匆匆，进进出出；特别是停着两辆美军吉普，几名美国军官忧心忡忡，交头接耳。交接卸货时，苏冠兰打听了一下，得知一位负伤的美国飞行员被送来这家医院，已经抢救了两天；因伤势严重，美军派来的军医也拿不出好办法……

        苏冠兰想了想，对老田说：“我去看看。”

        他流利的英语和满口“行话”派上了用场。走到一间急救室外，他看到里面摆着两张病床，都躺着人；几个医生护士忙得团团转，其中一位像是美国军医。一张病床上躺着的是白种人，另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女人。不错，确是女人，一个中国女人。白种人可能就是那位美国飞行员，他双眼紧闭，双颊深陷，面色惨白；奇怪的是，中国女人竟也双眼紧闭，双颊深陷，面色惨白。被抢救的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苏冠兰蹑手蹑脚，跨进急救室，尽可能凑近像是处于昏迷状态的两位伤病员。他打量那个中国女人，奇怪，竟似曾相识。但这里是不会有熟人的呀……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无端的不安，仔细看了一阵，仍找不到答案。恰好一位医生走到女病员床边，一面给护士吩咐什么，一面翻开病历夹。苏冠兰探过头去，瞅瞅刚翻开的病历。突然，他像触了电似的：

        “啊，叶玉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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