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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血腥档案

        “老木”名叫涂一麟。但很少有人记得他这个“正名”,从来没人这么叫他,大家都叫他老木。

        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是英美教会一九〇六年创办的“协和医学堂”。学堂下设只收男病人的附属医院和只收男生的护士学校。那时没人愿意当男护士,读护校的男孩全是因为家贫,涂一麟也是这样。他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五岁成为护校第一届学生,十八岁即一九〇九年毕业,留在附属医院当了拖辫子的男护士。协和医学堂后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并入一九一七年新建的协和医学院,涂一麟继续在附属协和医院当男护士,从技巧活到脏活累活全成了他的分内事。协和护士无论男女待遇都比较好,而涂一麟因家庭负担过重,仍长期贫困。这“家庭负担”不是妻室儿女,而是他一个人要养活年老体弱的双亲,外加年近百岁的祖母和一个白痴哥哥。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能娶亲,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五十一岁了还是独身。外来压力加上自我封闭压抑,使他沉默寡言,往往好几天也不吭一声,性格极端孤僻内向;久而久之,他的形貌渐至“扭曲”,变得粗糙而丑陋,连姓名也被很多人忘却。他因此得了个绰号“嘎西摩多”,被一些人半开玩笑叫做“老摩”,又渐变为“老木”。

        协和被日本人强占后,“老木”也被撵了出来,靠挑着货郎担游街串巷,不得已干了些苟且之事,后来竟至偷到伪政权衙门里去了,被逮住毒打,腰脊受伤,左胫骨被打折,从狱中出来成了瘸子,背驼了,全家人都饿死了。他只剩下半栋破屋,家徒四壁,处境更悲惨,后来竟至沿街乞讨……

        当年在协和,叶玉菡经常向老木问起他的家人,时不时塞些钱给他。战后叶玉菡回到北平,参与讨论复校问题时,提出应该让老木回来。果不其然,有人指摘老木曾经做过贼。女医生一言以蔽之曰:就算真有此事,也是被逼出来的。须知战前老木在协和待了三十五年,虽然家庭穷困至极,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良记录。叶玉菡还争辩说,老木秉性善良,忠厚本分,英语流利,精于业务,熟悉病区管理,虽身有残疾,却可以很好地指导年轻护士。女医生还提出一点很有意思的理由:“老”到如此程度的“老协和”只有老木一人,他是协和最“老”的元老,对老木的态度足以向全社会证明普度众生和慈善为怀的“协和精神”,云云。

        其实从来没有正式宣示过这么一种“协和精神”。但叶玉菡的建议还是获得通过。协和一旦复校就会收回老木。可协和一直没有复校。恰好叶玉菡筹建SB-1实验室,亟须人手,于是就想到了老木。他能做什么呢?叶大夫请老协和的一位总工程师和一位微生物学教授当顾问,让北平一家营造厂管房屋园林修葺,一家美国仪器公司管实验室设备的采购和安装调试,还雇了一伙工人看守大门巡视工地保管器材——叶大夫让老木当了这伙工人的头。老木口齿木讷,沉默寡言,却尽心尽责,吃住都在堇园。

        天气越来越热,叶玉菡也愈加烦躁,更多地想起老木。转眼间,跟鲁宁见面已是一个礼拜之前的事,离开堇园更足有一个月了。当初她在堇园的门房和办公室各装了一部电话,计划待竣工时再安装一个总机和五十个分机。但自离开堇园之后,她不便再过问那边的事,对情况一无所知。现在也不知道怎样了。这天夜里,她静下心来,试着给堇园门房拨了个电话:“您好——”

        “叶大夫吗?您好啊,我是老木。”

        “啊,老木!”工程结束后工人们将被辞退,也不知老木怎么样了。现在,叶玉菡深深舒一口气:“太好了,你还在堇园。”

        “工人已经被一个个打发走了,”老木对叶大夫说话并不木讷,相反,口齿清晰,“连我在内还剩三个人,看样子也待不多久了。”

        叶玉菡愣了。堇园不能没有工人呀!难道连门房、司机、锅炉工、清洁工、动物饲养工也要从美国弄来?

        “这事您别放在心上!这半年我挣了这么多钱,够撑一阵子了,协和也快复校了。”

        叶玉菡想了想:“你跟他们,跟那些美国人,相处得如何?”

        “谈不上相处。我像机器似的,只干活,不说话,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

        “你的英语很流利呀!”

        “我连中国话都不说,更不说英语。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会说英语,有事就打手势,可能还以为我是聋哑人呢。”

        叶玉菡又想了想:“一共来了多少美国人?”

        “已经有十几个人了,说是还要来二三十个,除博士教授之外,还有技师。”

        “美国给他们来信吗?”

        “没有。可能都寄往他们住的地方了。”

        “他们住在哪儿?”

        “也许是燕京大学,不然就是东交民巷或六国饭店,每天有汽车接送。”

        叶玉菡停了一会儿:“你现在跟谁在一起?”

        “没跟谁。夜里我独自守门房,捎带巡更。”

        “整座堇园,就你一个人?”

        “暂时是这样。”

        “实验室还适用吗?”这是女医生最关心的事。

        “好像还没正式启用。美国人的汽车每天进进出出,一直忙着往这里运送东西。”

        “连电子显微镜都安装了三台,设备够齐全了呀。还缺什么呢?”

        “不知道。反正他们又运来很多大箱小箱,大包小包,拆开来把里面的东西搬进各楼,还在屋里忙乎个不停,也不让别人插手。F楼三层教授宿舍没人住,便将门窗都装上铁栅栏,上锁,做了病房,比当年协和的头等病房还阔气!”

        “病房?”叶玉菡愕然。这种实验室,开设病房干什么?而且,怎么设在F楼?叶玉菡仿照协和,按英文字母A、B、C、D等给堇园各栋房屋命名;这里多是古旧而结实的平房和两层楼房,只F楼是日本人修建的三层楼房,较大,带地下室和专用小花园;离实验室、锅炉房和动物室都较远,最大限度地远离噪声,远离“细菌和病毒”。因此按叶玉菡的要求,F楼的主要功用是娱乐、休息和居住。其改建后的第三层上有大小不等,带露台、起居室和盥洗室的几套房间,是供“高位”科学家使用的;即使暂时没有博士教授居住,反正也不是“病房”——不仅F楼没有病房,整个堇园都没有。原因很简单:这里不是医院。若打算兼作医院或附设病房,为什么切尔尼博士从无片言只字的流露呢?叶玉菡忆起鲁宁听说“SLR基金会”和“实验室”时的表情变化,警惕起来。她想了想,说:“老木,我想过来看看。”

        “什么时候,现在?”

        “现在。”

        “现在最好!我正这样想呢,可没敢开口。”

        叶玉菡在东厂胡同口外下黄包车时,已是深夜。“心有灵犀”似的,刚走到堇园,正要敲门,那扇包着铁皮的小门就悄没声息地打开了……

        “唉,”老木口气歉然,“这么晚了,您独自一人……”

        “我可是上过战场的人!”叶玉菡笑笑。

        老木锁上小门,从什么地方摸出一串钥匙,握着手电筒,驼着背,瘸着腿,步履艰难,领着女大夫向院内走。青砖铺设的小径蜿蜒在夜色中,两侧立着若干铸铁灯柱,古色古香的灯盏中溢出昏黄的光泽……

        SB-1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发电厂、高压锅炉房、软水厂、千馏煤气发生炉、笑气房、制冰房、洗衣房、汽车房、动物棚、水塔、图书馆、文印室、制图室、斋务室和电工机修处,等等,连动物尸体焚烧炉都不缺。发电厂深藏地下以尽力减少振动和噪音,还要输出供照明的一百一十伏和供凉水泵、热水泵、深水泵、实验用泵、饮水泵、排除污水的气动和电动两种专用泵和制冷罐用的二百二十伏两种电流。连管道也分为十种:冷水、热水、冷饮水、冷咸水、煤气、压缩空气、真空、消毒蒸汽、暖气、排污……这里的技术要求既高超又特殊,拿到美国去也毫不逊色!

        叶玉菡并不说明来“看”什么,老木也不问她要“看”什么。仿佛有一种默契。女大夫不吭声,只是随着老木前行,终于来到h楼前。踏上台阶,老木拧亮门厅顶上的电灯,掏出钥匙,打开厅门。按她的设计,这座两层楼房的上层是图书馆,下层是文印室和制图室。她问:“他们把h楼派作什么用场?”

        “您看看吧。”老木回答。

        二楼是做书库和阅览室用的,叶玉菡特地订购了许多书架桌椅。现在,书架桌椅倒是都在,却并无一本书籍期刊。当老木推开阅览室房门并拧亮电灯时,叶玉菡睁大眼睛:屋角地板上堆满拆开的包装箱,零散的木板、瓦楞纸和绳子钉子到处都是。一张比乒乓球台稍大的阅览桌四周摆放着厚薄不等的黑色文件夹,形成一个整齐的“方阵”……

        “这是些什么?”叶玉菡打量那个“方阵”。

        “您看看吧。”老木还是这句话。

        连这些黑色文件夹都是美国货,而且是特制的,封面上有烫金印刷的“SLR”字样;制作精美,革质外壳,封面插置的标签上用英文打印着题目和内容提要,内脊的弹簧夹可用于固定纸张文件。封面上那些东西给叶玉菡提供了方便。一个题目首先引起了她的注意:《一八五五部队(北平)》——这是什么意思?她翻了一下,发现大量英日文对照的文件,多处出现“协和医学院”字样。这个“一八五五部队”怎么跟协和挂上了?她绕着大桌走了一圈,察看了大部分标签并翻阅了部分文件内容,才知道都是日本人档案材料的摘要件,是由SB-1的美国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和摘录的,某些材料还作了复制……

        档案中“北平生物制品厂”字样首先引起了叶玉菡的注意——这是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政府中央防疫处建在北平天坛西门的一座疫苗厂。叶玉菡三十年代在协和时,跟该厂来往很多。档案记载了“七七事变”后日军立刻占领该厂并据此组建了番号为“一八五五”的细菌部队,扩充地面,建起营房和水电气系统,还有百余间工作室、七十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菌株毒株的大型地下冷库;还记载了“一八五五部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强占协和医学院后的情况,以工作日志、实验记录、照片和电影等形式记录了这支细菌部队在协和从事细菌武器研制、进行人体实验与解剖的情况……

        档案中有一八五五部队花名册,“石井四郎”这个名字赫然在目,身份是“技术指导”。还有一八五五部队向日本国内输送一百七十二名“中华猿”的记载——日本“陆军军医学院”很多“学者”“教授”为种种原因不能亲到中国,故缺少“活体试验”机会。一八五五部队承担了向该校提供“试验材料”的任务。这些中国人被称为“猿”,送到该校用于细菌注射和病毒感染,然后解剖;或被活着剥皮(供治疗烧伤)、摘取器官和供年轻外科医生“练刀”。

        一份材料以骄傲的口气记述了日本人所进行的“世界上第一次大都市细菌武器试验”:“昭和十八年”即民国三十二年,一八五五部队有计划地在北平水井大量投放霍乱菌,成功制造了该年九至十一月北平霍乱大流行的“丰功伟绩”:截至十月底全北平市共发现霍乱患者二千一百三十六人,其中死亡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路倒死亡九十二人……

        天皇裕仁本是“生物学家”,是他下诏密令在中国研制、试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材料中日本华北派遣军呈“天皇陛下”的“试验报告”副本欢呼:“(北平霍乱试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点六二,足以证实这种武器惊人的杀伤力,亦足以证实陛下的英明圣断!”

        档案还以炫耀的笔调记录了从四十年代初日军上百次对义乌、宁波、衢州、常德和鲁西地区投放细菌弹,杀伤大批中国军民的“辉煌战绩”。

        叶玉菡接着翻阅了十几本这样的黑色档案。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七三一部队(哈尔滨)》、《一〇〇部队(长春)》、《一六四四部队(南京)》、《一八二八部队(广州)》、《一〇七部队(新加坡)》……

        美国人“破译”了日军各细菌部队在其所有文件报表中通用的暗号。日本人将实验对象均称为“模特”,老鼠称为“饼”,豚鼠称为“梨”,兔子称为“馒头”,猴子称为“香蕉”,跳蚤称为“粟”,活人称为“猿”,等等。一八五五部队“实验对象进出库表”上,关于“猿”的统计多达二百六十三“只”。而以石井四郎为部队长的,组建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七三一部队用“猿”最多,竟达三千七百零七“只”!其中,中国人被称“中华猿”,苏联人被称为“长毛猿”;其他各国的人,黄种人称“黄毛猿”,白种人称“白毛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三名美军战俘曾因“人类学”上的意义被作为“白毛猿”不远千里送到七三一部队做“活体实验”。所有“猿”均被强迫注射或口服细菌或病毒,或将这类毒物涂抹于伤口,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剧烈痛苦中死去,尸体则供解剖。日本人往往将上述过程拍成照片或电影,以供“欣赏”或作“教材”。

        各卷宗内附有大量照片,是各细菌部队驻地外景,内景,实验室、解剖室或工作室工作照,其中有多幅“活体试验”照,中国人被五花大绑置于手术台上,准备“下刀”。一幅照片上,日军围看一个立罐式设备——叶玉菡看出那是一台培养皿。说明词带有典型的日本式狂妄:“霍乱菌培养皿。高二米、长一点五米、宽零点八米。里面培养着的霍乱菌足以一次杀光全世界的人类。”一些照片上是各式各样的“石井式炸弹”即细菌弹……

        档案反映日本人对鼠疫的兴趣远在霍乱之上。这是因为鼠疫远比霍乱可怕。指令和文件中满是“生产跳蚤一千公斤”、“亟须老鼠五千只”、“送去牛血粉五百公斤、人血粉一百公斤”等字样——血粉是跳蚤的饲料,而跳蚤是用来培植鼠疫杆菌的。叶玉菡知道“血粉”,但没有想到竟还有“人血粉”!

        ……

        眼前的文件夹是黑色的。但叶玉菡现在觉得,这黑色里掺杂着猩红、暗红、深红、赭红、血红,喷涌着浓重的血腥味!她冷汗涔涔,心脏震颤,眼前金花乱晃,往前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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