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到北京；回到长沙后，根据所得素材写下短篇小说《浪花》。我发现这篇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流传出去便无法收回，只得一遍遍地写。每次重写实际上也是改写，由短篇渐成中篇，标题也先后改为《香山叶正红》和《归来》。作品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

        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场的反映，《归来》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有意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始后，我仍在一遍遍地写，“对着干”的意味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归来》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于是，“文革”高潮中写成的一九七〇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传到了北京，被那里的热心读者取名，并开始以这个新书名向全国“辐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传抄的反映，指名要了一本去看，并于十月十四日“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却并未直接掌握“专政工具”；所以，还得“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公安部门”立即闻风而动，竭力效命，从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明“公安部门”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经历了剧烈震荡。一月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有个“杀人”计划；在湖南，则加快了杀害作者、进而彻底剿灭这部作品的步伐。一九七六年七月，省公安局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这是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只是走走过场。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细读手稿后深受感动，决定暗中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将案子扣在手中无限期拖延，拖了两年多，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

        《中国青年报》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湖北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因阅读、传抄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任中央秘书长；此前几天，他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在这些职位上大力拨乱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开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新局面。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因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认他、尊敬他和热爱他。两社研究了的几个“版本”，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部作品。为此，派顾志成和中青社女编辑邝夏渝前往湖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邝从北京飞抵长沙。

        省法院的李海初友好地接待并切实帮助了她俩。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海初到长沙机场为顾志成和邝夏渝送行。他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忧心忡忡：“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口气坚定：“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和邝夏渝在湖南调查期间，胡耀邦已经开始关注此案。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做出批示后两社即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内参《青运情况》上发了《〈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十二日上午，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社的《青运情况》；她一再提到的“中央”，即指胡耀邦；“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会坚持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一月二十日读了这个报告后，在一月二十二日给胡徳华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事实上，我已经在一月十八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我很快到了北京，住进结核病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某些人仍不放过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字的诬告信，呈送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出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的出版，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停止同名电影的拍摄，令中国青年报社派人到中宣部“汇报”。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这场战役主要的发动者和指挥员之一。胡耀邦叫他去“谈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询问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那八千字诬告信写一份充分摆亊实讲道理的材料……

        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由中宣部安排，“原告”公安部党组与“被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双方派出人员在怀仁堂会议室进行了一次“拼刺刀”式的论战。双方都摆出全部亊实和证据，一个个地激辩，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已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度“胜诉”，及其作者第二次“平反”了！针对辩论结果，胡耀邦迅即做出相关批示。

        从一九七〇年起，在国家和民族的艰难岁月里，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使千百万读者“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丁玲语）。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怀下两次平反的，一九七九年七月终于以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形式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即达四百三十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印数之首；另有朝、蒙、维、哈萨克四种少数民族文译本出版。小说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说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鼓吹和对纯真爱情的描绘，被认为是对“文革”时期极左势力“一种针锋相对的突破”。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它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宣告了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它也不会被历史忘记。”一九九九年，入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很多媒体和读者称这部书“影响了一代人”，或“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凤凰卫视专题节目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手抄本到正式出版，在漫长岁月里所受到的来自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和欢迎，一直在检验和证实着胡耀邦非凡的人格、气魄和远见。

        胡耀邦当年读了正式出版的后对一位同志说：“看来张扬读过不少书。你告诉他：好好干。”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我在长沙看望了“下台”（胡耀邦语）后的胡耀邦。我与他只有过这“一面之交”。告辞时，我握着他的手一字一顿道：“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三个多月后胡耀邦与世长辞。历史那么快就证明了我的话，证明了亿万中国人对胡耀邦的深情热爱。

        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创作的终于脱稿。我希望它能够再度感动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希望它向全人类展示我们民族的美丽与尊严。我们全家要一起去江西共青城，去看耀邦，去把新书献给他！

        二〇〇五年十月为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应约撰写，同年十一月发表。收进本书时做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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