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洁琼又在写信，仍是那种无法投寄的信：“冠兰，我亲爱的弟弟！给你的上封信是三天前写的……”

        你知道，佩里那句“日本完蛋了”，曾经被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动听的男低音；连他那老军人特有的嘶哑嗓音，我竟也感到迷人！但是，短短一周之后的今天，我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变化。七月十六日清晨看到那番情景后，我和在场的科学家们最初的感觉是振奋，是激动；想到我们多年的辛勤和劳苦没有白费，我们的智慧和远见终于被证实，正义将得到伸张，人类世界将恢复公理与和平，日本强盗将很快被打败并受到应有的惩罚——特别是此中有我代表中华民族做出的一份贡献……然而，随着爆炸现场观测结果源源不断地传来，我渐感不安。强烈的冲击波可以使一切硬性结构被粉碎，高能量光辐射可以使一切有机物直接炭化——这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两种杀伤力；而我是研究放射性和粒子出身的，我更担忧贯穿性辐射和放射性污染。铀和钚发生核爆炸时产生的许多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长达几十天、几个月或几年，有的竟长达几十亿年！其中一些放射性元素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沉淀在骨骼或某些脏器里，从内部催人死亡。此外，还有一种破坏力是人们都还没注意到的，即核电磁脉冲——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简直是“斩草除根”的毁灭力，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在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对付同为人类的另一个民族？

        远不止是我一个人如此。在阿拉摩斯，物理学家罗尔德姆带头反对对没有原子武器的日本使用原子弹；或者说彻底些，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他的举动启迪了人们，感动了人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科学家起义”（简称“起义”）的团体，罗尔德姆被推选为主席，现在已有一百多人参加；参加者多是年轻人，但也有卡蒙、我的邻居布朗和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弗雷格博士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我也参加了。奥姆因身份之故不便参加——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加遵守“纪律”，否则有面临军法审判的危险；但他同情我们……

        写到这里，门铃响了。丁洁琼停下笔，打开对讲机：“谁？”

        “我，亚伦·佩里。”将军的嗓音还是嘶哑的，但显得冷淡，不再是“世界上最好听的男低音”。

        女科学家举目看看座钟：可不，眼前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整——老军人历来是非常准时的，今天也不例外。丁洁琼只顾写信，竟忘了约定的时间。她急忙起身：“对不起，将军。请稍等。”

        丁洁琼将没写完的信收藏起来，略事收拾了一下，匆匆下楼，出门。将军正在轿车旁徘徊，见了她礼貌地点点头。在轿车后座，两人都面无表情，直视前面，谁也不说话。汽车开了很远，丁洁琼终于忍不住了，轻声道：“将军！”

        “请说。”佩里口气冷淡。

        “我有一个感觉，您，您……”

        “往下说。”

        “您跟科学家们的矛盾，跟我的矛盾，”丁洁琼稍作停顿，接着说，“恕我直言，根子在于您太记私仇！”

        “什么意思？”

        “您的独生子死于珍珠港……”

        “你知道这事？”

        “奥姆早就对我说过，还谈到您的夫人……”

        将军仍然望着前面，不说话。

        “当然，我们都理解您，同情您，都悲悼那位英勇牺牲的青年……但是，面对历史，面对全人类，面对如此规模、如此复杂的世界大战，面对风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您……”丁洁琼口吃起来，觉得自己成了个蹩脚的演员，在扮演一名政客。但是，还好，将军表情严肃，正在侧耳倾听，看不出蔑视、取笑或漫不经心的模样；于是她接着往下说：“您怎么能从一己私仇出发看待问题，做出决断呢？”

        “我做出的决断很多，你说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佩里仍然直视前方，微微眯上眼睛，“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吗？”

        “是的。”

        “这是个大事，大到不是我有权决断的。”

        “但您可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您的影响无疑是强有力的。”

        “你希望我对总统、部长和参谋长们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是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关于是否使用原子弹、对谁使用原子弹和怎样使用原子弹，总统、部长和参谋长们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还有，你别忘了我是军人；一旦他们做出‘决策’，我只能服从，不能反对。”将军终于扭过脸来，瞥了丁洁琼一眼，“而且，我为什么要反对？你知道吗，如果算上工人，先后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有几十万人——凭什么把美国人民多年的辛勤劳动和可贵成果沉入马里亚纳海沟？凭什么要把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巨额金钱财富变成一堆垃圾？如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用这样的价值观，这样不讲成本核算，这样浪费人力和资源，这样亵渎人类文明，这样胡作非为混淆是非，就不会有今天强大无敌的美国。”

        “‘亵渎人类文明’，”丁洁琼感到愤怒，“这样的字眼竟会从您的嘴里吐出来！”

        “你知道我的一句名言：‘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刚才说的一切，也都是对的！”将军的面孔和嗓音都又冷又硬，“原子弹是什么？是今天最高水平人类文明的产物——你是参加了原子弹研制的，你能说你为之效力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造原子弹就是为了使用它，除非丧失了使用的前提，这前提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敦促它投降了吗？是的，我们一再敦促了，警告了。你不会忘记，我们最近一次敦促和警告是《波茨坦公告》，三个签署国之一就是你的祖国——中国。必须承认，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日本投降了吗？没有。它不仅不投降，还至今在杀人，每天在杀人，成千上万地杀人，杀得最多的恐怕就是你们中国人！我再说一遍：原子弹造出来了就应该使用，造了而不用，不用以轰炸日本并逼迫它投降，我们就会成为日本人的共犯，就成了每天都在发生的战争罪和杀人罪中的帮凶。”

        “可日本人没有原子弹，”丁洁琼吃惊地望着佩里，口气也有点不连贯了，“我们至少不该对没有原子弹的国家使用原子弹吧。”

        “你这是什么逻辑？”将军又扭过头来打量了一眼女教授，“中国贫穷落后，没有先进武器。可拥有大量先进武器的日本并不因此就认为它不应该侵略中国。它甚至也不认为它不应该进攻远比它先进和强大的美国。”说到这里，佩里耸耸肩：“说白了，丁小姐，対日本人不能晓以常理。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疯狗，一群红了眼的疯狗！”

        丁洁琼听着，觉得无言以对。

        “还有，你想等到日本人造出原子弹来，然后我们跟他们在对等条件下作战？不，一旦他们拥有原子弹，他们就会不宣而战，把原子弹突然扔到我们头上——他们在珍珠港就这样干过，对此轻车熟路。”将军说着，淡淡一笑，“真要那样，很好，你我都在瞬间成了焦炭，也就不必如此废话了！”

        基地俱乐部快到了。他俩都看着前面，不再说话。

        随着原子弹的研制接近成功，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原子核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利用自己的声望先后游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力劝他们不使用原子弹。均遭拒绝。

        总统顾问萨克斯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面交罗斯福，促成原子弹研制被提上日程表；可同一个萨克斯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向总统提交备忘录，反对“贸然”使用原子弹。他奋笔疾书，振振有词：

        在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应当：一、预先安排一次演习，组织各同盟国和中立国的举世公认的科学家以及主要的宗教代表进行参观；二、科学家们和其他代表要作关于原子武器的性质及意义的报告；三、美国及其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盟国要向自己的主要交战国——德国和日本发出警告：在疏散居民和牲畜的规定期限届满后，可能在预定的地点投掷原子弹；四、向敌国发出通牒，坚决要求立即投降，否则，他们的国家和居民将遭到毁灭。

        西拉德是丁洁琼和奥姆霍斯的好朋友。他曾经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为爱因斯坦代笔写出那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就是这个西拉德，在一九四五年春原子弹即将问世之际动员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反对使用原子弹。理由是战局已经分明，不用原子弹德国也必将崩溃。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突然逝世，没有看到这封信。看到信的杜鲁门，却对此不予理睬。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初衷，是想“抢在德国人前面”。但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盟国已经查清德国完全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投降之后，更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的敌人只剩下日本，而日本显然更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罗尔德姆博士曾经对佩里嘿嘿笑道：“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造原子弹了……”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如果日本仍未无条件投降，我们就要造出原子弹来；而只要我们造出了原子弹，就一定要扔在日本人头上！”

        罗尔德姆将情况告诉了在芝加哥的西拉德。于是，原子弹问世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西拉德等一批科学家向陆军部长递交请愿书，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第一次核试验所展示的可怕毁灭力，使阿拉摩斯的科学家们深感震惊。他们串联，签名，聚会，发表宣言，组织“科学家起义”，反对使用原子弹。X基地、基地、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很多科学家也积极响应，参加“起义”。这些基地和大学都曾派人观看了七月十六日的试验。他们赞同萨克斯的主张：在沙漠或荒岛上爆炸一颗原子弹以显示威力，届时邀请中立国家和日本派代表到场观看，以迫使日本投降……

        陆军部则断然拒绝了所有这些主张，几乎是针锋相对地向总统提出建议：一、尽早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二、轰炸应“一箭双雕”，选择那些周围有大量容易被炸毁和烧毁的民用建筑物的军事目标，以显示威力，彻底摧毁日本天皇、政府和民族的精神，其被“摧毁”的标志就是屈膝投降！三、实施原子弹轰炸时不必事先对日本发出警告；四、不必通报国会和要求授权。

        代表军方起草这份建议的，是佩里少将。

        丁洁琼对上述“建议”第二条中的轰炸目标“周围有大量容易被炸毁和烧毁的民用建筑物”深感忧虑，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鼓励肆意杀伤平民。她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更加强烈的忧愤，即军方非常欣赏并决定采纳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关于原子弹当量与爆炸时“最佳高度”函数关系的计算表。她就是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开创了全新的学科——“核爆炸空气动力学”的。她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最佳高度”几乎是“尽多杀人”和“最大限度地实施毁灭”的同义语。将军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计算表”中诸如此类的文字：“如果原子弹在低于‘最佳高度’百分之四十或高于‘最佳高度’百分之十四的地方发生爆炸，地面受到的严重破坏将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等等。将军们拍着大腿嚷嚷：太好了！一定要为每颗原子弹设定准确的“最佳高度”，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破坏力和杀伤力！

        在丁洁琼听来，这就像刽子手在叫嚣“杀人”、“多杀人”、“更多杀人”——作为一位女科学家，事业和命运居然走到了这一步，是她始料不及的！她深感痛苦，难以忍受。因此，当罗尔徳姆教授和“邻居”布朗博士前来游说时，丁洁琼自觉义无反顾，在“宣言”上签上了自己在阿拉摩斯的“法定姓名”——姜孟鸿，成为“起义者”。

        这事肯定使佩里将军很不痛快。不过，还好，他跟女教授没有为此翻脸，仍然保持着来往；但是，尴尬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前往俱乐部的汽车上已经表现出来了。佩里跟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起义者”约定在那里开一个“座谈会”。在原子弹试验成功而尚未用以实施轰炸之际，据说这样一个座谈会很有必要，它甚至可能阻止轰炸……

        将军事先打电话邀请丁洁琼前往，说届时亲自来接她。女教授欣然同意。她知道自己政治上的见解和口才都不出众，根本没法说服佩里；但她想，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同行们，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

        俱乐部楼上一间会议室灯火通明。桌子被摆成圆圈，像是开“圆桌会议”，但没铺桌布，没有鲜花和其他任何摆设，每个人面前也没有文件纸笔饮料。十二名“起义者”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刚从芝加哥专程赶来的西拉德，也有未参加“起义”的费米和奥姆霍斯。加上佩里和他的助手贝尔纳斯准将和格里芬上校，与会者共十七人。“起义”给当权者增添了麻烦，佩里是奉陆军部长之命前来会见科学家们的，说是开个座谈会，尽力做到相互谅解和沟通。但是，他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的行事方式却令丁洁琼、和所有在场者大吃一惊——

        “我先提一个问题。”不待科学家们开口，佩里便板起面孔，先声夺人，“尊敬的‘起义者’们，你们之中谁有亲人正在对日作战？你们之中谁有亲人死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

        嗡嗡嗡的会议室忽然变得阒无声息。

        “是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将军平抬的右臂像机关枪管，阔大的嘴巴像子弹般吐出一连串粗硬的音节：“可是这一时期，每天都有千百个美国青年死于对日作战中——不错，他们不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要呼吁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了是他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保卫了我们的安宁和幸福，保卫了我们之中一些人在后方一面饮着咖啡美酒一面满口说胡话的权利——这些人说什么样的胡话我不管，但是，如果他们假模假样，装得那么超脱潇洒，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从而延长战争，把尽可能多的美国青年继续推向死亡，我就要痛斥他们是日本人的帮凶，是杀人犯！”

        会议室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请问西拉德先生，罗尔德姆先生，卡蒙先生，诺伊曼先生，甚至还有费米先生，”佩里目光如炬，环顾会场，逐个打量被他点名的几位科学家，“你们几位都是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你们之中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还有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你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到美国来？”

        被点名的几个人都不吱声。有人避开佩里的目光。

        “我代替你们回答吧：你们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或有亲属是犹太人，因此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对象。你们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惨死在纳粹集中营。美国接纳了你们，帮助和关怀了你们，使你们不仅得以逃脱死亡，还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创造了辉煌的事业。可你们之中一些人是怎么对待美国的？这些人充分利用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自以为是，批评和反对美国，特别是反对美国反击法西斯和拯救人类的正义之战——如此所作所为，连起码的是非感和判断力都谈不上，连最低限度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都不具备，凭什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如此假仁假义，喋喋不休？这样做实际上是伤天害理，听任千千万万人日日夜夜惨死在法西斯日本的屠刀下而无动于衷！”佩里略作停顿，放缓语气，“希特勒消灭了，德国投降了，某些曾经深受灭犹政策之害的人眼中就没有敌人了。他们忘记了还有亚洲，还有远东，还有中国。他们对日本人恨不起来。他们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和占领，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日本人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新几内亚、泰国、法属印度支那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大规模屠杀，并且在那些地方日夜折磨十几万英美荷澳籍战俘，每天都在为他们制造死亡——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或‘忘记了’，而是极端自私，没有人性，对别的人群、对别的民族的灾难和死亡铁石心肠，熟视无睹。”

        丁洁琼听着，胸中发热，心脏怦怦直跳，因为佩里提到了中国……

        “各位先生，我刚才提到了中国——而今天恰好有一位中国人在座，她就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很喜欢也都很尊敬的丁小姐。她跟你们不同的是，她至今没有加入美籍。但这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因为丁小姐的缘故，今天在这个场合，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我想多说几句，说一点点你们之中多数人也许不知道的史实。”

        科学家们倾听着，聚精会神，都望着将军的黧黑的脸庞和阔大的嘴巴。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原是奥地利人；因此，在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之后，那里的灭犹政策特别疯狂，惟一能帮助犹太人摆脱死亡的是前往那些愿意接收他们的国家。但在希特勒的淫威下，设在维也纳的五十多个国家的使领馆都不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犹太人最向往的是美国。但美国拒绝修改移民政策，领事馆宣布：赴美国的奥地利人名额已满。英国政府为避免引起阿拉伯人反弹，干脆拒绝接收犹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维也纳外交官顶住压力，冒着危险，不分日夜地大量发放签证，帮助千千万万犹太人逃出了奥地利。其中一万八千多名犹太人抵达中国上海，还有十多万人中途转向其他国家——不管怎样，他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从三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初，上海先后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哈尔滨和天津也是这样，接纳和保护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在中国得以安身立命，甚至成家立业，还诞生了千百名犹太婴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意思很明确，也很简单：人要有良心！”

        说到这里，将军戛然而止，环顾了一下整个会议室。他的这种说话方式，使包括费米和奥姆霍斯，甚至包括贝尔纳斯准将和格里芬上校在内的人们都感到意外。大家屏住呼吸，面面相觑；有几个人的眼睛里还闪烁着泪光……

        “还有，不要忘了，二战以来，正是中国以辽阔的领土，以千百万人的奋战和牺牲为代价，牵制并重创了大量日本军队——不然，就不会有今天已经可以看见的和必将到来的胜利。”说到这里，佩里又停顿了一会儿。忽然，他起身摆摆手，口气冷峻而果断，“不管你们之中一些人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决心，不可能妨碍美国政府的决策。我今天来到这里，只是力图做到仁至义尽而已。你们可以‘起义’，还可以做你们想做的很多事，但请记住：一、是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给了你们这种权利；二、战时法规和军法审判是管用的——够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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