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玉菡头晕得厉害，还有点气喘，出虚汗。她掏出一支薄荷锭，在额上抹了几下，刚将上身伏在诊桌上，便听见有人推门而入。此人穿着皮鞋，步履有力，踏在地板上发出响亮声响，而且富于节奏感。在诊桌对面落座时，连椅子都嘎吱作响……

        “这能是个病人？”叶玉菡喘息着寻思，“倒像个角斗士。”抗战胜利不久，叶玉菡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从昆明回到北平，参与“协和”的复校工作，同时应美国一个科学基金会的聘请筹建实验室。忙了半年多之后，又到同仁医院当了医生。天气已经开始转热，而热天人总是更容易感到疲劳，何况叶玉菡的身体本来瘦弱。今天下午看了很多门诊病人，她感到非常累，觉得自己仿佛也病了似的；好在快到下班时分了，已有十多分钟没人来就诊，这是很稀罕的事。可刚想在桌上趴一会儿，就又有人来了……

        叶玉菡赶紧睁开眼，直起上身。与此同时，她看见来人的身材虽然不高，但很壮实，皮肤黝黑，脸庞宽阔，浓眉下嵌着的两只眸子炯炯有神，年约四十。这人头戴军帽，身着笔挺的军服，两片金色领章的中心凸起一颗三角星徽——嗬，还是个将官呢！他身边没人陪同，也不自诉病情，坐下之后端坐不动，注视着叶玉菡，像是探究，又像是打量，嘴角上还带点笑意……

        女医生觉得这人有点古怪。她避开对方的灼灼目光，问：“哪儿不舒服？”

        “对不起，大夫，我不是来看病的。”

        “不看病，来这儿干什么？”

        “来找人。”

        “找什么人？”

        “找恩人。”

        “什么意思？”叶玉菡往后一靠，蹙起眉投去冷冷的一瞥，“恩人，你的恩人是谁？”

        “我那位恩人，名叫叶玉菡。”女医生睁大眼睛，不知所措。

        “你认不出我了吗，玉菡？”军官仍然直视女医生。

        “你，你……”

        “我是鲁宁呀！”军官说着，不慌不忙站了起来，啪地一个立正，将右手举向帽檐。

        “什么，鲁，鲁宁？”女医生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她起身绕过诊桌，微微眯上眼睛，细觑着连声喊道，“啊，你真是鲁宁！”

        “玉菡，玉菡啊！”军官的两眼闪烁泪光，“十七年了，我总算找到了你，有了当面谢恩的机会。”

        “瞧你说些什么呀，鲁宁。”

        “我说错了什么吗？”鲁宁用自己两只有力的大手，紧握住对方那双瘦骨嶙峋的柔软小手。

        “那一次你能平安脱险，就是最大的好事。”女医生万分感慨，“确实，十几年了，我常想起你，惦念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啊呀，你要把我的骨头捏碎了！”

        是的，十七年了！

        那是一九二九年暑期刚结束的一天，凯思修士跑到医学院来，让叶玉菡马上去看望刚到齐大的苏凤麒教授。叶玉菡径直往杏花村走去，她知道老人每次来都住在那幢小楼上，紧贴着查路德校长的卧室。在杏花村的花园里，狭窄的石子路上，碰上领着一名军官和一名警官的卜罗米。这三个人步履匆匆，神色紧张，嘴里还嘁嘁喳喳的，从她身旁超了过去。卜罗米甚至连与叶玉菡打个招呼的工夫都没有。女学生仿佛从那些嘁嘁喳喳中听见“鲁宁”这个名字。齐大是英美教会产业，管理严格，校园里从来不见中国军警的踪影。因此，叶玉菡觉得奇怪，事情涉及“鲁宁”尤其使她感到不安。她与鲁宁是医学院的同学，与鲁宁交往很少，但印象还好；她也耳闻过所谓“赤色学生”、“共产党嫌疑”的说法，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实性。她只是本能地不愿让鲁宁遇到危险，更惟恐鲁宁遭逢杀身之祸。而在山东，在济南，无论是从前的张宗昌，还是今天的韩复榘，对共产党都是格杀勿论的。而整个二十年代的中国，被捕被杀的青年学生和共产党人太多了！他们有什么罪呢？在叶玉菡看来，他们的罪过就是爱国，就是忧国忧民，就是痛恨官府的卖国和腐败……

        叶玉菡跟了上去。她太熟悉杏花村了。卜罗米领着两名军警从小楼正门进去了，她便从一个侧门溜了进去。她辨听了一下，循声找到他们隔壁一间屋子；两屋之间隔着一道木门，门的上方是镶嵌着花玻璃的半圆形。她终于听清楚了：军警本来是要进入校园抓捕鲁宁的，但被查路德断然拒绝。校长不同意在校园内出现任何“令人不安”的场面。他只同意把鲁宁“悄悄”地弄出学校，还必须带到离学校相当远的地方，到“纯粹的中国地界”，到那里再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管不着了——卜罗米牧师领着两名军官警官就是专门商量这件麻烦事的。听军警的口气，校外已经三面合围，鲁宁插翅难逃……

        叶玉菡大吃一惊，急忙离开杏花村。还好，终于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鲁宁。

        “三面合围？”鲁宁一听，非常紧张，“还有一面没围住的是哪里？”

        “小姑居处。”女学生简单答道，“快，跟着我走。”

        “小姑居处”是齐鲁大学一处女生宿舍院门匾额上写着的古怪字样。在这里住着好几个医学院学生。既是“小姑居处”，鲁宁像绝大多数男子一样从没来过；大概也因为是“小姑居处”，这里的围墙特别高，墙外坡地上长满荒草杂树灌木林……

        围墙实在太高。叶玉菡找来两张凳子摞起来，鲁宁才得以攀上墙头，翻了出去。叶玉菡听见了扑通的一声。接着是开始跑动，脚步和草木的沙沙声响越来越远……

        “鲁宁，”女医生问，“那次，你翻墙出去不久便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还是发现了我……”

        “是吗？”女医生紧张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多亏我是从‘小姑居处’翻出去的，争取了时间。”鲁宁喘了一口气，仿佛也回到了当年：“我跑出两三里路之后，你猜我劈头碰见了谁？嗨，苏冠兰！”

        叶玉菡望着鲁宁，不说话。

        “哦，玉菡，”鲁宁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了停，问道，“他，苏冠兰，现在，怎么样了？”

        “抗战期间，他好像在四川和贵州。”叶玉菡倒是心平气和，“胜利之后到了南京，听说要到一个什么学校当校长。”

        “那就是说，他至今还活着！”鲁宁好像松了一口气，“‘好像’，‘听说’——你怎么是这种口气？”

        “你就说你逃跑时碰见了他之后又怎么样吧？”

        “他跟我换了衣服，还给我一笔钱，然后朝另一个方向猛跑，把追兵引开了。”

        女医生深深舒一口气，打量着鲁宁，指指他那套笔挺的戎装：“这是怎么一回事？”

        鲁宁低下头来，瞅瞅自己全身，微微一笑：“我是来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少将参议。”

        “那就是说，”叶玉菡笑笑，“当年抓你这共产党，还没抓错。”

        “是的，没错。”

        “军调部，不就在协和吗？”

        “是呀，不然我怎能打听到你的消息。”

        珍珠港事变发生的次日，日本人即强占了协和。抗战胜利之后，协和的复校工作十分艰难，学校那一大片很气派的房子也被挪作他用。美国人居中“调停”，国共举行谈判，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下设由郑介民、叶剑英和劳伯逊组成的“军事协调处执行部”，办公地点就设在协和。

        “下班了，我们走吧。”叶玉菡看看手表，站起来。

        “我请你吃晚饭。”鲁宁也起身。

        “好的。”

        “另外，玉菡，我能去你的住处看看吗？”

        “可以。”叶玉菡做个手势，“你先走，我去换衣服，洗手，给他们交代一下。”

        过了一会儿，两人并肩走出医院。不远处停着一辆崭新的军用吉普车；车头前端缀着一颗硕大的红五角星，它显示着车主人的军阶。司机座上坐着一个佩戴上士领花的年轻人。鲁宁朝那里指了指，说：“喏，我的车，国民党给派的。司机当然也是他们给派的，特务。”

        女医生瞥了一眼：“让司机回去吧。没多远，咱们走走路。”协和宿舍有两处，分别在北极阁和外交部街。战前叶玉菡在协和工作时就住外交部街，这次回到北平仍住在那里，从同仁医院步行过去确实不算远。院落中有一些别墅，还有一幢三层楼房，原是棕色的砖头已经发黑，墙上爬满绿藤。女医生住着二层一套小房间，由一间一百六七十平方英尺的住房，一间五六十平方英尺的起居室，一小间厨房和一小间盥洗室组成。看得出，这里原是单身教职员宿舍。

        鲁宁踱来踱去，四处打量：一张小圆桌，两把靠背椅，一只床头柜，一张书桌，一张单人钢丝床上堆着洁净的被褥枕头，透过一个书柜的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塞满书籍……

        墙上的镜框引起鲁宁的注意：里面嵌着叶玉菡一幅正面头像，一幅穿白大褂的半身照，两幅也穿着白大褂的实验室工作照；两张风景图片，分别是秋色和冬景。此外，还有一张照片上有一位须发皆白，打着丝质领结穿着笔挺黑色燕尾服的长者——虽然上了年岁，却并不显得和蔼慈祥；相反，挺着胸，双颊深陷，面容严肃冷漠，蓄着上翘的西式胡须，目光如炬地与人对视……

        “这老人是谁？”鲁宁问，“你父亲？”

        “我叫他爸爸。”叶玉菡将两杯热茶摆上小圆桌。

        鲁宁一时没反应过来，望着叶玉菡。于是女医生补充了一句：“他叫苏凤麒。”

        “哦！”鲁宁这才恍然大悟。他想了想：“老先生现在哪里？”

        “回南京了。”

        鲁宁终于作出了判断：叶玉菡既没与苏冠兰结婚，也没跟其他男子结合。他微微皱起眉头：“玉菡，十七年了，你这里莫非还是‘小姑居处’？”

        “这有什么不好吗？”女医生淡然一笑。

        “当然不好！”

        “说说你吧，鲁宁。”叶玉菡避开这个话题。

        “我？玉菡，去吃晚饭吧，边吃边说。”

        两人步出外交部街时，天色已晚，到处亮起电灯。两人在东四的饭馆里找了个雅座。鲁宁翻开菜谱，边看边说：“你让我说说自己。说什么呢，我结婚了。”

        “她呢？”

        “她在延安。”

        “什么名字？”

        “柳如眉。”

        “好名字。”

        “名字好，人更好！”鲁宁高兴起来，咧开嘴笑道，“不过我在家里叫她的小名：阿罗。”

        阿罗原在离上海不远一家小小的乡村教会医院当护士，养父是那家小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二十一年初发生“一·二八”战争，老院长带着全院一共五名医生护士参加战场救护，支持十九路军;结果，五人中牺牲了四人，小医院也被日本海军陆战队炸毁了。只有阿罗一人活了下来，战后随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后来又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总算都挺了过来，一直当随军护士。二十六年八月随部参加淞沪抗战，后退入内地；在日机空袭中受了伤，被留在老百姓家。恰好当地是新四军活动区，伤愈后她便参加了新四军，仍然充任护士。后被派到延安学习，结业后留在一所八路军医院……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叶玉菡问。

        “三十年五月一日。”

        “哦，那时你都三十五岁了。”

        “是啊，我比你大四岁。”鲁宁记性很好，“算起来，你现在该是三十六岁了。”

        叶玉菡不吱声。

        “对不起，玉菡。”鲁宁自觉失言。

        “没什么。你不过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事实，鲁宁。”女医生摇摇头，“我不是那么脆弱的，不然，恐怕活不到今天。”

        “我明白这一点。”

        “另外，”叶玉菡接着说，“古往今来，一辈子独身的女子和男子屡见不鲜。”

        “我可不希望这种命运摊到你头上。”鲁宁忽然发问，“哦，苏冠兰怎么样了？”

        “你怎么老是说到他？”

        “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也救过我。”鲁宁停了停，“不过，如果你确实不愿提起他，我们不谈也罢。”

        酒菜上齐，热气蒸腾。鲁宁斟满两杯红葡萄酒来：“碰杯！玉菡，为我们久别重逢。”

        叶玉菡一饮而尽，苍白的面孔立刻泛起红晕，还轻咳起来。“哦，玉菡，我想起一个事。我想，这事也许应该让你知道。”鲁宁深深看了女医生一眼，“不过，抱歉的是，我还得谈到苏冠兰——”叶玉菡默不作声。

        “我刚才说了，阿罗在上海附近一家小医院当过护士……”叶玉菡注意地倾听。

        有一次，阿罗对丈夫说起，她在那家小医皖时曾经遇见过一个名叫苏冠兰的大学生。接着，当然，鲁宁便知道了苏冠兰当年与一个名叫丁洁琼的姑娘在黄浦江上和松居医院的相逢相识……

        “显然，”鲁宁说，“就是那一年，苏冠兰从上海回来并搭救了我。”

        叶玉菡默不作声，脸色发白。

        “我了解苏冠兰。”鲁宁接着说：“他不是登徒子，不容易对女孩子产生兴趣，哪怕是很漂亮的女孩。他就那么离开了松居医院，一去不返，只从上海寄来一包衣服和一些钱，连留的地址都不是真的。也许在那女孩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永远没法解开的谜语。”

        “确实是个谜……”叶玉菡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玉菡，”鲁宁觉察到有些不对劲，赶快转换话题，“你在齐大学医时就很拔尖，现在当医生一定得心应手。”

        “我更喜欢实验室。”叶玉菡摇头，“回北平这半年多也一直在筹建一座实验室——也巧，刚回来看门诊就碰见了你。”

        “实验室，”鲁宁随口问，“什么样的实验室？”

        “二战”之后，美国人和美国货大量涌入中国。一个“SLR基金会”也抢先登陆北平，热心资助燕京、清华、协和、汇文等一些原来就是美国资产或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大中学校和医院；还说要加强基础研究，以接受了其资助的学校和医院的名义购买或租用地盘房产，建研究所和实验室。叶玉菡被这个基金会纳入了视线，请她主持一个实验室的筹建……

        “SLR基金会？”鲁宁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

        “鲁宁，你吸烟？”

        “很少吸，”鲁宁点燃纸烟，深深吸了两口，“除非有心事的时候。”

        “你现在有心亊？”

        “是的。”

        “什么心事？”

        鲁宁吐出一口烟，沉吟道：“玉菡，这个实验室在哪儿？”

        “你问这干吗？”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鲁宁掏出钢笔写了个纸片，“喏，这是我办公室和住处的两个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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