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月
大别山区
天气沉闷，大别山深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低垂而厚重的浓云翻滚着、挤压着，渐渐堆积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铅往下沉，似乎已经压到了本来就很低矮的祠堂屋脊上。空气被压缩了，显得愈发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属的成分，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二十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挤坐在光山县王大湾这间不大的祠堂里，人与人靠得很近，却谁和谁也不讲话。会抽烟的闷头抽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了往昔的热闹气氛。平时，他们各自独当一面，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偶尔聚在一起，不是这个摸一下那个的头，道声：“还活着？”就是那个拍一下这个的肩，惊讶道：“你没死？”然后开一阵荤的、素的玩笑。而今天却气氛迥然。
刘伯承和邓小平走进屋，脸上的神情与背后的阴云呈同一色调。二十多位旅以上干部齐刷刷站起，守着门边的几个人迎上，敬过礼，习惯地伸出双手。
邓小平还礼的手在空中一摆：“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他径直走到桌前，请刘伯承坐下，然后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会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里都清楚。”
祠堂里鸦雀无声，本来就沉重的气氛更陡增了几分严峻。
进入大别山将近一个月了，随着大部队的前进，难以想象的困难接踵而至。“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这句流行在部队中的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进大别山的第一个不适应。
来自“四战之地”的战士们大多数是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燕赵儿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当年的第十九旅山炮营副营长雷晋川现已离休在郑州，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字——饿。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三碗饭吃下去，两个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着百爪挠心，眼睛发蓝，从嗓子眼儿往外伸小手。几天下来，一个营的北方大汉都变成了‘南蛮子’，小脸儿蜡黄蜡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
“开始有吃的也不会吃，把一袋子稻谷倒进大锅，怎么煮也煮不烂。行军打仗不能耽搁，管它熟不熟烂不烂，连壳带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腾你，让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军，那队伍可就热闹了，到处噼噼噗噗，屁股门儿像关不住的水龙头，走几步蹿一泡。好汉架不住三泡稀，那队伍没法儿带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几里路。别说人架不住这个，从北方带来驮炮的大骡子吃了这种带壳稻谷也绞肠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吃的，更多的时候是饿肚子。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见队伍就跑，我们背着钢洋买不到粮食。穷苦人家自己都揭不开锅。我们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围墙高就打哪家。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粮垛，还没等我们动手，地主家的闺女拎起马桶，哗的一声把粪便泼在了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三纵队第八旅副旅长史景班说：“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战士们连跌跤的姿势都‘正规化’了，全都是哧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十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冈，实际四十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连一个班也住不下。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置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黏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十八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十八天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三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当成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一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他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的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五十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那就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三营九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牌香烟，说：“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燎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团政委李彬说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十二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也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二纵队第五旅第十五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入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弯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十五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是来抢税款的，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十五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其他人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平均每人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十五团在这儿打过一场“澡堂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但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二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又被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听说采访刘邓大军，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都得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想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
“自从北伐之后，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经营了二十多年，建立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织成了一张大网，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桂系部队上到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三姨六舅母，亲戚串亲戚，你都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怪可爱的，备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
“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是地主武装，里面土匪、地痞、流氓、红军时期的叛徒，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部队行军，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宿营时他们摸岗哨，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等你去追，他人熟地熟情况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想想，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无依无靠，像不像没娘的孩子？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唉，别的苦都能受，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
“当然，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心还是向着我们的。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谁知他不但不借，还凶狠狠地又吵又骂，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过后呢，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说那样吵骂是给邻居和白狗子听的。要不然，通了‘共匪’，五家连坐，非灭了他九族不可。还有一次，我们要找个向导，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去。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就大喊大叫：‘要带路，你们把我捆起来，抓去好啦！’老乡一边喊叫，一边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让我们捆起他。我们懂他的意思，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千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五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三十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又是何等的艰难！
强烈的思乡怀旧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像疾病一样蔓延，从而导致战斗意志衰退，部队纪律松弛，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有发生。
部队的非战斗减员数量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临走留下一张纸条：“我回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保证回去后继续干革命，保证多杀敌，杀十个抵这里的一个！”“我保证不叛变，请组织相信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渐渐地，“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的歌唱得少了，再后来几乎听不见了。
九月五日，刘伯承在商城双轮河地区布下口袋阵，以第一、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围歼敌第五十八师。由于初进大别山，缺乏山地、水田作战经验，粮草、伤员转运困难；加之个别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分割包围，战斗持续三日，终使第五十八师大部逃脱。
九月十七日，第一、二、三纵队主力及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于商城余子店、苏仙石、钟铺一带再次围击第五十八师。经过十八、十九、二十日整整三天的战斗，仅在钟铺地区歼敌一个团。
九月二十四日，第一、二纵队及第六纵队第十六旅设伏光山，三打第五十八师。敌第八十五师迅速自光山、潢川东援。是役，虽击退援敌，却仍然未能解决第五十八师。
一月三旬打三仗，仗仗不理想。从客观上讲，这三仗虽然没打好，却调动大量敌人北援，使我南下部队乘虚迅速展开，直抵长江沿岸，为实现全局战略创造了条件。但从主观上分析，则不难看出部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在九月二十七日召开的“不握手”会议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野战军二十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面前：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纪律松懈，右倾保守，军心动摇，部队究竟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
邓小平足足有几分钟没有讲话。他那严厉的目光从一个个指挥员的脸上划过，像一道持久不熄的无声闪电刺入每个人的心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很快又静下来。刚才还被“炮筒”们搞得烟雾弥漫的祠堂清新了许多。
终于挨到邓小平讲话：“同志们，对于我们所执行的战略任务，过去曾强调了多次。这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大别山，下一步就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动摇，丝毫也不能有！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应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战胜困难，消灭敌人。否则，你这个干部高级在哪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思想，克服纪律松懈等不良倾向。而这一切，我们领导干部要首先带好头。请大家想一想，这个头你带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将一溃千里，只好退回黄河北，把到手的胜利再还给蒋介石。”
刘伯承缓缓地站起身，那仅有的一只眼因充血而凸起：“政委讲，这是一次‘不握手’会议。让我说，这也是一次‘安卵子’的会。我们有些干部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开个会，给你安上一副！”
刘伯承是有名的儒将，温文尔雅，而一旦气愤讲起粗话也十分惊人。他继续说：“有些同志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行动迟缓，错过了几次歼敌的好机会，这是不能允许的！”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就像个小脚女人，一步三摇摆。”
“打仗像小脚女人，你的卵子到哪里去了？”刘伯承用手在空中写了一个大大的“勇”字，接着说道，“这个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字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也就是说，‘勇’是男子汉的事。没有花冠就像男人没了卵子，还称什么‘勇’呢？……一个月来，刚付出点代价，少吃几顿饭，走了几天路，就仿佛革命没有前途了。才碰上一点困难，就怀疑能不能在大别山坚持了。这些同志眼光短浅，自己也不想想，你把刺刀捅进人家的心脏，人家才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进军大别山，蒋介石表现出失败情绪，可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表现出失败情绪呢？好比两个人打架，你说你失败了，他说他失败了，那么是鬼胜利了？还有的同志说，宁肯往北走千里，不愿往南走一砖。你想往北走，是想回去看看你的家，见见老婆娃娃。告诉你吧，现在你的家已经安定了，娃娃已经吃胖了，他们听不到飞机大炮响了。如果咱们不出来，还在冀鲁豫打，在你们冀南大名、南宫打，在你们家门口和敌人牛抵角，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坛坛罐罐、粮食耕牛、老婆孩子全要被打得一塌糊涂！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现在真实地消灭他们的代表人物——反革命蒋介石，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
刘伯承猛地止住，出现了罕见的情绪失控，一拳砸在桌子上：“现在，我们就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究竟是否足秤！就是要排排队看一看，你是不是个男子汉！”
这话砸在了野战军所有高级指挥员的心头。
邓小平把水杯递给刘伯承，自己又续了一支烟：“创立大别山根据地是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解放区，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必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这两个轮子滚起来就能推动历史！这两个轮子滚起来的原动力，就是提高信心、增强斗志！我们编的那首歌就很好，‘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只要滚起来这两个车轮，就能把蒋介石彻底碾碎！”
“邓政委说的我完全同意。”刘伯承再次站立起来，“可那首歌呢？如今还有几个人会唱？我建议，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开始，带头把这首歌再唱起来，唱遍大别山！”
祠堂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
月亮出来了。今天是中秋节。
斛山砦附近村与村之间的池塘、水田中倒映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月亮在水面上沉浮，不时被微风吹皱。
溶着月光的是遍地的篝火，闪闪的火苗流溢着，像无数匹金色的丝绸在抖动。
歌声伴着流动的篝火，在山野中跳荡。在这月华如水的中秋之夜，远离故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士们一扫旧日的阴霾，欢度团圆佳节。没有月饼，没有瓜果，他们饮着一碗碗盛满月光的山泉；没有纸张，没有黑板，他们用秋天的树叶点缀在借来的门板上，红红绿绿贴满了刘邓讲话摘要、张际春写的《大别山风俗诗》《如何擂稻谷》《桐油为什么不能吃》等短文，还有战士们自己写的决心书、倡议书。
圆月高悬的天幕下，指战员们表演着自己编排的节目。
刘伯承和邓小平从这堆篝火走向那堆篝火。望着玉盘般的明月，刘伯承怅然感喟：“我想起一句古诗，可惜忘了是哪个写的。”
邓小平兴致很高：“哪一句？”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
“哦……大约是陆游的吧？”
“对，是陆放翁的。”
“我也想起一句词——‘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这个我晓得，是辛弃疾的《太常引》。”
“我想，把这两句词合起来，虽不押韵，倒别有一番意味。你听，‘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这像不像部队近来的变化？”
“特地暮云开，飞镜又重磨……像，很像。看来写诗是创造，你把别个的诗编在一起，独具匠心、别出心裁，也是创造。”
“版权归刘邓共有。”
一个白色的人影在远处晃动。
刘伯承问道：“那是什么人？”
“好像是哨兵。”
“白花花的，他穿了件啥子衣服？”
“看不清楚。部队南下，只带了单衣，他大概是披了件什么。”
“时已中秋，夜风袭人。这时候站岗是要吃些苦了。”
“时令不饶人，解决部队冬装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刘邓说着，向“白影”走去。月色朦胧，看不清他的脸。那白花花的东西原来是一床夹被，被哨兵反过来披在了身上。
刘伯承：“很冷吧？”
“不……”哨兵见刘伯承只穿了件单衣，难为情地取下夹被。
“山区夜风很硬，说不冷是假话。可你披着白被里子，要暴露目标的。”
邓小平帮哨兵叠起夹被，说：“可以多走动走动，用自身的热量抵御严寒。解放军，吃苦也要吃得自然。你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三连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母亲。”
“中秋本是团圆之节，她老人家会想你的。”
哨兵望了望圆月：“等全国解放了，我会好好侍奉她的。”
“很好，就应该这样。母亲拉扯大一个孩子不容易，小时含辛茹苦，大了还要牵肠挂肚。将来你回去，替我和政委感谢她。”
哨兵的眼睛湿润了。
一个战士跑过来：“司令员、政委，请帮我解决个问题。”
刘伯承望着壮壮实实的小战士：“很严重吗？”
“反正，反正我自己解决不了。”战士踢着地上的石子，指指哨兵，“他是我们副连长，他下命令替我站岗……”
刘伯承很有兴趣的样子：“你是不是让我给他也下个命令？”
“反正您一句话就管用。您不知道，我们副连长他……”
“牛原平！”站岗的副连长喊。
“反正，在首长面前要讲真话，你确实在生病打摆子嘛。”
“反正、反正，你就知道反正。让首长评评理，打摆子几天才发作一次，不发作时是不是和好人一样？”
刘伯承听着听着笑了：“哎呀呀，你们这官司很难断哩。副连长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赵桂良。”
“赵桂良，你做得对。牛原平，听副连长的，你和我们看戏去。”
赵桂良很得意，又给牛原平下了道命令：“快给首长带路。”
“赵桂良同志，”邓小平抖开夹被，把草灰色的被面朝外，披在赵桂良的身上，“这样披，既保暖，又隐蔽。”
“政委，我……不冷。”
“披着，这是我的命令。身子也要当心。”
牛原平照顾着刘邓顺着田间小路向篝火边走去……
天还未亮，野司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
刘伯承叉开两指，以斛山砦为中心，在地图上画了个圆。
各纵队头头立刻明白，刘伯承要用他的“圆规战法”了。
刚才，邓小平已经介绍过形势：部队要有大的行动。
一个月来，南线放飞的“麻雀”部队进展迅速，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解放县城二十三座，歼敌正规军及保安团队七千余人，并相继在鄂东、豫南、皖西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而敌人鉴于第五十八师连续三次在光、商地区被围，判断刘邓主力及指挥部在大别山北麓。于是蒋介石一面电斥顾祝同“网撒得太大，漏洞太多”，一面从鄂东调来整编第七、四十师，从皖西调来整编第四十八、四十六师，与原在大别山以北地区的整编第八十五、五十八、五十二师等部，对光山、新县地区全力合围。用蒋介石的话说，即“要改变战术，合攻共匪首脑机关，吸引分散之敌回救，在鄂北聚而歼之”。
形势喜忧参半：喜则调动了敌人，使我军得以战略展开；忧则敌军来势凶猛如同旋风，我军首脑机关已处在风暴中心。
刘伯承泰然自若，双指一左一右，利落地完成了圆规地图作业。他说：“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希特勒、冈村宁次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地包围，缩小缩小地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尚未合拢之前，在梳篦与梳篦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地机动创造了条件。”
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令大部队从尚未围拢的缝隙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毛泽东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
刘伯承问李达：“参谋长，预计敌人全部合拢还要多长时间？”
李达说：“根据侦察和情报分析，还要两天。”
刘伯承：“蒋委员长开恩哟，给了我们两天的宽限。两天之内利害变换，我们要看准火色，毫不犹豫，转到外翼。”
李达走到地图前，指着刘伯承画下的“利害变换线”宣布：“敌部署以七师、四十师两个半旅由麻城向沙窝北进，以四十八师、五十八师集结商城，以八十五师及五十二师主力集结潢川、罗山一线，估计两天内可以部署完毕寻找作战。为调动敌人，解决冬衣，歼击薄弱之敌，我军部署如下：一、二纵队主力候敌七师、四十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南出黄安、麻城地区；三纵应俟敌七师进至麻城、沙窝间时，出皖西地区，寻机歼灭小股之敌，路线自行选定；六纵对敌七师、四十师不要正面作战，主要打敌辎重，尔后应相机歼灭麻城之敌。”
刘伯承问：“大家看还有没有补充意见和问题？”
细心的杜义德提出：“部队分遣行动，野司随哪一部分？”刘伯承说：“随一、二纵，你们一起南下。蒋介石到大别山北，刘伯承到大别山南嘛。陈锡联，三纵东进皖西，你有什么打算？”
“如敌继续西调，皖西空虚，我能不能把仗打得再大些？”
“这个问题提得好。”刘伯承举起放大镜，审视了一下地图上皖西的敌军部署，说，“知兵势，解奇正，这只是一般的制胜之道。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避实而击虚，牢牢抓住虚与实的环子。如果皖西进一步空虚，三纵可以放手歼敌，但要注意避开桂系主力，专打八十八师。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其他各纵也同样，在机动中要切实把握虚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正确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作战行动。不打则已，打必全胜。”
邓小平点燃烟，徐徐吐出一缕青烟：“没有打好的仗，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再提它了。今后，我们必须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才能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政委说得对。否则……”刘伯承停顿一下，说，“否则部队天天空跑，鬼才相信你！”
寒露将至。夕阳燃尽最后一把火，悄然坠地，溅落满天霞光。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
夜色中，一个人影离开大路。他跃上山冈，找到一棵大树，双手合抱，两脚一蹬，眨眼间爬到几丈高的树上，举起望远镜……
他是第三纵队第七旅旅长赵兰田。
跳出敌人合围后，第三纵队乘虚挺进皖西，兵分数路寻歼敌第八十八师。陈锡联部署时特别强调：“各部指挥员在执行任务中必须灵活捕捉战机，积极主动地协同。只要能抓住敌人，不必请示即可合围歼灭之。”
个头不高的赵兰田本来腿就长，每次打仗都嚷着要打头阵。这回有了“尚方宝剑”，他兴奋得不得了，对旅政委周维说：“你拉着直属队在后面，我带侦察连到前面去。”
路上，遇到第二十团团长左魁元。左魁元报告：“刚刚撵上八十八师的尾巴，还没怎么交火，龟儿比兔子逃得还快，一下子没影儿了。”
“赶快追！”
“部队还没吃饭呢。”
“还吃什么饭！追！”
望远镜里出现影影绰绰的茅屋，渐渐多了，灰糊糊一片；有了光亮，一点一点，骤然陡增，灯火遍地……
张家店。
“娘的，这回可抓住你啦！”赵兰田惊喜。
位于霍山至六安公路旁的张家店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和商店的集镇，四周广布池塘、水沟、稻田，再往外则横亘着一些长满松树的山冈。
“旅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黑暗中，侦察员跑上山头，低低的声音中透着兴奋。
俘虏的口供证实了赵兰田的判断，敌第八十八师师部及第六十二旅全部正在张家店宿营，准备明天一早向北撤退，欲与整编第四十六师会合。第八十八师是赵兰田的老对手了。年初二出陇海路时，第三纵队就和第八十八师交过手，在山东鱼台外围吃掉它一个半旅。经过补充整训，第八十八师这次又被调到大别山，一色美式装备，狂得孤军深入，欲寻刘邓主力决战，可刚一接触又想起旧伤，心有余悸，匆忙后缩，躲进了孤立无援的张家店。
歼敌的时机再好不过了，然而赵兰田身边仅有一个团外带一个侦察连，兵单力薄，难以对付整旅的敌人。他苦思冥想，那张还留着孩子气的脸上怎么也聚不起皱纹，只有两条舒眉皱得一高一低，就像他此刻的心境——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有人报：“旅长，童旅长来了！”
“来得正好呀！”赵兰田纵身跃下山坡，握住第九旅旅长童国贵的手。原来，第九旅的前卫营也抓到一个俘虏，获得了张家店的敌情。童国贵也正是为了这事来找赵兰田。
“老童，我手上只有一个二十团，其他团都调去阻击援敌了。”
“我现在身边也只有一个二十六团。”
“人是少了点，可总比我唱独角戏强呀。不如这样，你到南面和西面，我带二十团绕到东面和北面，先把敌人围起来再说。”
“行！陈司令有话，让咱们机断行事。不过，得设法跟纵队和八旅联系上。不能让龟儿子八十八师跑掉！”
夜，黑漆漆的。
电台紧急寻呼；部队频频调动；电话通信快速沟通……
敌人尚在熟睡中。赵兰田将指挥所设在张家店北侧的山头上，他借着月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三时零五分。他找了块大石头坐下，点了支烟，美美地吸了一口。
拂晓时分，敌人醒了，又陷入噩梦。
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恶战开始了。
起初，一个连一个排的敌人试探性地四处出击。
后来，整营整团的敌人发起集团冲锋，将重点压向张家店东北的295高地。
第二十团的阵地陷入一片火海。
电台终于接通，派去送信的通信员也赶了回来。最新态势：纵队正在向张家店靠拢；郑国仲副司令员带着马忠全的第八旅已经赶到张家店东南一线；先期到达槐树冈地区的第二十一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以阻敌第四十六师的增援……一场分头行动、机断行事的围歼战协调得如此默契，如同预先布局一般。能否吃掉敌第八十八师，全局系于一发，就看第二十团能否顶住了。
赵兰田操起电话：“左魁元吗？全局命运就系于二十团了！如果你们顶不住，放开口子，这个战役就被你们断送了！”
左魁元：“请旅长放心！只要我左魁元还有口气，就不会让一个敌人活着上来！”
“告诉你，我可是头一次挨刘司令员的骂。‘勇’字怎么写？‘男’字头上一顶花冠，男子汉要有卵子！”
第二十团的热血男儿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反扑，丝毫没有畏惧，以一个团的兵力阻击着数倍的敌人。
从拂晓到黄昏，部队没能吃饭，赵兰田也滴水未沾。炮火渐渐稀疏了，警卫员趁着战斗间隙送上来一碗南瓜。
赵兰田正俯身侧耳，好像在捕捉什么，见警卫员打断了他，眼睛一瞪：“扯淡！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
赵兰田不理警卫员，干脆趴下，把耳朵贴在草地上。突然他站起身，狠狠地瞪着莫名其妙的警卫员：“傻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侦察连，增援三营阵地！”
好险！三营阵地上的弹药打光了，战士们正在用石头砸敌人。
侦察连奉命及时赶到，强大的火力立即泼洒出去，打退了敌人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战斗整整打了一白天。
夜再一次降临，战场暂时平息下来。
张家店南面是韩家畈，靠山坡聚集着一些人。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正向旅团指挥员们作最后的部署：“敌桂系主力四十师正集结三个团的兵力，由六安向南增援。槐树冈一带虽有我二十一团，但很难阻滞敌人的强大集团。目前，该敌已窜抵中子店，距张家店不到四十里，如果再放一下，很快就会到我们的脚下。因此，我们最迟明天黄昏以前彻底解决战斗，否则就会骑虎难下。”
郑国仲给赵兰田、马忠全、童国贵下达命令：“七旅十九团已经赶到，正好加强二十团现有阵地。赵兰田，你的担子不轻，无论如何要掐住敌人的脖子，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北窜。马旅负责东面的主攻任务，务必在拂晓前扫清敌人全部外围支点，尔后对村落实行全面突击。童国贵，你们九旅由西、南两面围攻，网要收得紧紧的，争取尽快楔入张家店，速战速决。纵队的全部火炮配属给你，要打得狠，打得准，以最猛烈的炮火向镇中心发射。”
总攻开始。带着哨音的炮弹呼啸着，成片成片地落入猥集在张家店的敌群中。弹片横飞，血肉横飞。
一发炮弹落在敌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的指挥所，敌人乱作一团。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般向镇中心涌去。
炮声、枪声、杀声、喊叫声沸沸扬扬，平地卷起一阵阵巨浪狂潮。敌人绝望了，开始整营整营地放下武器。
预计黄昏结束的战斗，结果总共打了半宿，至拂晓就结束了。
敌第一八四团二营营长宋万铭缴枪后，又掏出个指南针：“……把这东西交给你们。我这一下算彻底放下武器了。你看，我这个营是站着队缴枪的。四、五、六连，连长都一个不缺。”
他的五连长周天爵接道：“我把驳壳枪往外这么一扔；叫弟兄们站个队，把枪也往院里这么一扔，就算交代公事了……妈的，我们指挥官指挥他妈个屁！队伍已经带过张家店八里地了，又叫转回来。谁不知道解放军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跑都跑不赢，还叫转回来。我打个屁！”这个五连长特能说，战士们听得有趣，就让他说下去，“唉，如今兵也不是个兵，官也不是个官。壮丁抓来就打仗——谁他妈不是爹娘生父母养的，谁他妈不怕呀？！鱼台那回就打怕了。你们消灭台湾兵（按：指陈颐鼎的第七十师），我知道；消灭六十六师，我也知道。光他妈的知道你们消灭我们，没见过我们消灭你们。同志，莫见怪，我这张嘴骂人骂惯了，我是说他妈的这仗有个啥打头？！”
敌第六十二旅少将副旅长汤家楫也被生擒，他无论见到谁，一律点头哈腰：“本人是汤家楫。惭愧、惭愧……”
他也有话要说：“张世光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对我说要和旅长巡视阵地，叫我指挥。可他们却先溜了！”
张家店战役共计毙伤、俘虏敌人四千余，取得了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南下黄安、麻城的第一纵队与第二纵队一部，十月八日于歧亭、柳子港地区歼敌第五十六师新十七旅直属部队及第一、二团大部。十月十日，第一纵队攻克黄陂以东之李家集，歼敌第五十二师一个营。
连续三天在三个不同地区打了三个胜仗，每一仗都掌握在刘伯承事先划定的利害变换线上。
“不说这一天了，不说这件事了。我……实在对不起，我说不下去……”当年野战军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白发苍苍的张之轩老人先是平静地叙述着，当讲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那一天时，一下子泪水纵横，再后来竟忍不住放声痛哭。
原第二纵队第五旅后勤处处长黄开群八十岁了，精神矍铄，嗓门高，底气足。他的一只眼在长征时被打穿了，子弹从眼窝子进去，由太阳穴上穿出——眼珠子没了，太阳穴上又多出一只“眼”。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黄开群老人仅存的一只眼睛像放映机的镜头，把那一幕幕往事展现出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黄开群正带着后勤处在总路嘴附近收容部队，组织后勤补给，忽听身后有人喊：“黄开群！”
黄开群回过头，见个子高高的李达朝他走来，脸色很难看。李达说：“邓政委找你！”就这么一句。
李达在前面走得很快，再无话。黄开群在后面紧跟，心里犯嘀咕：邓政委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
到了邓小平的住处，李达停在门口，说了三个字：“进去吧。”
黄开群的心里打起鼓。
邓小平正借着窗前的亮光缝补自己破旧的军帽。
邓小平抬起头，放下针线：“黄开群，你来啦。坐。”
见邓小平脸上没有笑意，黄开群不好坐：“政委找我有事？”
“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算上今天，是第三天了。”
“为什么不住镇子里，住乡下？”
“镇子目标大，纪律也不好维持。”
“嗯，还不错。”邓小平点了下头，接着问，“那么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总路嘴都住了些什么部队？”
“开始是六旅，住了一夜；第二天是四旅，也住了一夜；后来是五旅，没住，中午大休息，吃了饭就走了。”
“你们五旅有个教导处，他们住哪里？”
“镇子里。”
“活土匪！”邓小平拍了桌子，“你去街上看看，到处是稻草！这个群众纪律像什么样子？”
黄开群知道，刘邓抓纪律一贯动真格的，在冀鲁豫时曾专门发布过一个命令：凡违犯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这在各野战军中是出了名的。今天听邓小平严厉的口气，八成又要动用“铁腕”了。
“他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你知不知道？”
“抢？……抢什么东西？”黄开群不知所措。
“抢人家的牛，几十头牛！你回去和雷绍康讲，必须查处！”
黄开群终于明白了：“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打小保队时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被杀掉吃了。”
“乱弹琴！”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头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黄开群敬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邓小平又叫住他，“上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的整顿纪律会，有没有向部队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张际春副政委还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好，记得就好。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若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当天上午，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黄开群也回到第五旅，组织教导队给群众还牛，清理街上的稻草。
临近中午，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六两黄金。邓小平戴上军帽，说：“我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老百姓两头跑，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着不远处的店铺说着什么。
邓小平想和他们聊聊，刚靠上去，两个汉子便慌乱地担起柴，匆匆离去。邓小平有些奇怪，顺着那两人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留下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站下来，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回来，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邓小平的屋里。邓小平问：“搞清楚了？”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摇摇头，叹道，“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际春同志，你们说说。”
李达脸色铁青：“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错，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见是空的，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说？”
张之轩：“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
“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拧着，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一定也很勇敢。
“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们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浓重的烟雾弥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咀啮着他的心。
禁闭室。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碗盛得满满的，已经没了热气。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面碗，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伤结着紫疤，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
“吃些吧。”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焦干的嘴唇嚅动着：“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有别的话了？哪怕……哪怕对后事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张之轩几乎要哭出来。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视无言。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妈妈。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
张之轩点着头，再也抑制不住，掏出手帕擦泪。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争吵声，张之轩推开门，见是三连的战士牛原平。牛原平已失去控制，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牛原平孩子般地痛哭。
赵桂良一下子变成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用衣袖抹着泪，“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再凶，我也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讲清楚！”
“你敢？！”赵桂良怒吼。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要给我做棉衣。他说我小，经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板报，拿的粉条——”
“牛原平！”赵桂良大喝，要冲上来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你说，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司令员最近那么瘦，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牛原平的哭诉撕裂了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这种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和感情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他胸间掀起了感情大潮，横下心，决定去找邓政委。
邓小平听了张之轩的报告，沉默良久，才说：“张之轩同志，我的心情与你一样……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又沉默了，紧抿着双唇，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他走到窗前，缓缓推开窗——满目晚秋。他缓慢地说道：“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连长实行纪律，那么对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作为战斗牺牲告诉他的家人。三国时，孔明曾挥泪斩马谡。我们硬是把泪水往肚里吞啊！”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
“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十万大军的命运。”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湾前的坪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的手被一位颤巍巍跑上台的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跟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也无法自制。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伯承和邓小平。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沉默。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启口都需要千钧之力。
依然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邓小平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不遵守纪律的军人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投向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邓小平轻声说：“师长，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屋外走去。
邓小平感到，刘伯承的手，像冰。
缓缓的山坡上，缓缓地走着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路无语。谁也无法知道，此时此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想什么。也许，那捏在邓小平手中而忘记抽的香烟所冒出的缕缕轻烟，能给人们一些提示。
轻烟中，夜的黄河如同白昼，炮火映红了汹涌的河水，一艘艘木船在弹雨狂澜中竞渡；轻烟中，黄泛区蒸腾着暑气，无数将士并肩跋涉在没膝的泥淖之中；轻烟中，汝河翻腾着，一个个战士中弹落水，更多的战士如同潮水扑向弹雨。也许，他们想得更多，更远。但是，他们依旧一路无语。
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声音突然苍老了许多，对着空旷的山野凄然痛呼：“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吃惊地望着刘伯承，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师长，邓小平只能自语般地道：“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一任泪水横流。
“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十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稳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一九八四年秋天，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自费走遍大别山。总路嘴上了年纪的群众都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位为了严肃军纪而被处决的副连长。说起这件事，他们依旧为他难过，依旧怀念着他。张之轩走到赵桂良的坟前，小心翼翼地除去坟上的杂草，用颤抖的手掬起一捧捧黄土，轻轻地安放在战友的坟头。
大别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死者长眠，留给幸存者心头的苦涩依旧。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只是阳光下什么都在改变，唯独那记忆如同这绵亘的大别山，依然山清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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