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淮北 南京 驻马店

        方城 西柏坡

        1

        入秋以来，淮河两岸连下了几场透雨。有人说，等着瞧吧，有了这几场雨，明年春上咱淮河平原的菜花管保鎏金灿黄，大别山上的映山红准定霞光玛瑙一般。然而，现在的淮北平原，却是一片凄风苦雨。严重沙化盐碱化的土地上，一丛丛稀疏枯黄的野草在风雨中飘摇，一簇簇低矮孱弱的灌木挂满了雨水。天空铅云低垂，没了飞禽身影；地上万籁俱寂，不见走兽踪迹。炼狱一般的天地间，只有零落散布的窝棚席缝中闪动着的惊恐眼睛，透出一丝生气。

        突然，一阵汽车的轰鸣撕开了沉闷寂寥的气氛，接着看见一行车队从河南柘城那边开进安徽亳州地界。车队在泥泞的旷野里十分艰难地行进，车轮不时陷进稀软的土地，发怒般地空转，甩得泥浆飞溅；车身却除了颠簸抖动，前进不得一步。

        “邓政委，我们还是安步当车吧。”大块头的陈毅被颠得不耐烦了，高声大嗓地招呼着邓小平。

        邓小平笑了笑，推开车门，轻轻一跃，便稳稳地立在豫皖交界的大地上。和几个月前相比，邓小平显得更加精悍了，凸出的眉骨下，两只深陷的眼睛闪着熠熠的金属般的光泽。

        西柏坡之行，来去匆匆。他急切切地去参加那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又急切切地带着会议精神回来部署即将展开的“大动作”。

        九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地找邓小平单独谈了话。毛泽东久久地注视着邓小平瘦削的脸庞，说道：“千里挺进大别山，你们吃苦了。”

        邓小平笑笑：“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情形也和我们不相上下。”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大笑起来。

        毛泽东扳着手指：“一个陕北，一个大别山，我们是两个叫花子打狗——死里求生。但是，如果没有你们在大别山站住脚，我和恩来还要在黄土高原上‘狼狈逃窜’，既不可能开这个会，更不敢在全国范围内和蒋介石展开大决战。小平同志，算起来，我们是每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请主席放心，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一旁说：“你们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深深地点了点头：“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

        如今，这一天已经不是希望，而是真真切切地到来了。

        形势发展得太快了！

        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掂量决战的第一步棋究竟该从哪里走起。他挥动大手在地图上纵横指点，向与会人员详尽分析了全国战局，最后才把目光投向东北：“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我军作战，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却是有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同时，他又准备把东北的国民党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同时受到华东、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意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现在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们又特别有利，敌军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难以解救；或撤或守，举棋不定。而我军则兵力强壮，装备较好；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可以说，天时地利，均在我方。”

        周恩来接道：“正像主席所说，如果我们歼灭了东北敌军，就会彻底粉碎蒋介石战略收缩的意图，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急速变化，仗就好打得多了。这样，不仅我东北解放军可以实行战略机动，随时入关作战；而且解放了东北这个重工业区，我人民解放军就有了战略的总后方。”

        毛泽东手指地图上的东北战场：“所以，我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应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将把我们初战的胜利放在一个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形势的发展正像毛泽东分析预料的那样。两个月来，东北战场捷报频传，锦州攻克，四平解放，长春守敌投降；仅剩下一个沈阳，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毛泽东又拿起了第二个棋子。九月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破坏了华北、华东敌人的联系。

        粟裕不失时机地提出发起淮海战役的建议，使毛泽东果断地把棋子点在了蒋介石的眼皮底下。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十月二十二日，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切断了联系西北、华东敌人的纽带。

        当天，刘伯承即率中野二、六纵队及陕南、江汉、桐柏军区主力迅速挥师南下，在江汉、桐柏地区牵制国民党主力张淦、黄维兵团，阻止中原敌军增援华东，使徐蚌、淮海地区的国民党军彻底孤立于陇海与津浦铁路交会处的狭小地区。

        第二天，毛泽东电示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野主力东进，与华野第三、两广纵队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攻占宿县、蚌埠。而在此之前，粟裕率领的华野四十万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出山东，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淮海地区的黄百韬兵团。

        于是乎，从中原到华东，从豫西、鲁南直到皖北，车队、马队伴随打着绑腿的脚杆儿组成的数十路洪流，蜿蜿蜒蜒，纵横交错，掀起遮天蔽日的烟尘，覆盖了整个淮海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以六十万解放军对八十万国民党军的大决战开始了！

        随着一声烈马的嘶鸣，作战科长张生华收紧缰绳，满身泥浆地跃下马鞍，站在邓小平和陈毅的面前：“报告！军委急电！”

        邓小平接过电报，急速地看着——

        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二）同意陈邓世亥电，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三）卫立煌逃至葫芦岛，沈阳、营口之敌已被我军包围，数日内即可全部解决……

        随着电文一字一句映入眼帘，邓小平脸上的神色不停地变幻。军委决定整个淮海战役由他和陈毅统一指挥，使他感到肩头的沉重；电文中通报的东北战场的胜利消息，又令他内心激动不已。他把沉重和激动埋在心底，默默地将电报递给陈毅。

        身穿美式皮夹克，脚蹬高筒大皮靴的陈毅看了电报的第一条，说了句：“同志哥，天降大任于斯人，你我只有全力以赴了！”看到东北战场的好消息，陈毅更是喜形于色，“好消息！好消息呀！邓政委，这样看来，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也快了！”

        邓小平嚓地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是啊。我们也应该加快步伐，打一个加油仗了！”

        说话间，部队跟上来了。车鸣，马嘶，脚步踏踏。

        十几万野战军和几万民工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腌渍在血泪和盐碱中的淮北平原。

        2

        一夜之间，蒋介石仿佛生了场大病，苍老了许多。他是昨天——十月三十一日从北平飞回南京的。而二十多天前，雄姿英发、不可一世的蒋介石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为了指挥辽西战役，他一身戎装，满胸勋徽，笑容矜持地步下飞机舷梯，在镁光灯的闪烁中踏上古都北平的土地，走入圆恩寺的“行邸”，以为亲临督战，胜券在握。谁知事与愿违，解放军出奇制胜，连克锦州、长春，包围营口、沈阳。不仅东北全境行将丢光，四十万国军精锐丧失殆尽；而且济南失守，郑州陷落，徐州告急，华北、中原也岌岌可危。

        军事上的失利，已令他忧心如焚；政治和经济的危机，更让他感到如同坐在火山口上。连日来，后方经济迅速恶化，物价漫天飞涨；民怨沸腾，骚乱四起，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境地。党内派系四分五裂，争权夺利；主战主和，论说纷纭，几乎闹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别是那个生于杭州，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五十年，号称“中国通”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近来与住在南京傅厚的李宗仁频繁接触，更是一个不祥信号。美国总统大选在即，蒋介石把“宝”押在共和党竞选人杜威身上，并花了大本。可万一杜鲁门取代杜威而上台，那个颇受杜鲁门青睐的李宗仁又如何了得？！

        北平是不能待下去了。东北已然全境赤化，坐镇北平还有何意义？况且，南京那座后院倘若再不扑救，那么无需共军的战火，它自己也会燃烧爆炸了。

        他找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当面部署兵力，以图阻止东北共军入关；接着电令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责成他们进一步汇集重兵，固守徐州；并考虑必要时放弃徐州，死守江淮，以便拱卫“首都”。

        处理完这一切，心力交瘁的蒋介石登上“美龄”号，飞返南京。

        昨天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恭候蒋介石的官员们后来说，他们当时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迎接总统，而是参加谁的葬礼。凄楚的秋风中，他们肃然站立。蒋介石的手一个一个地握过来，握到谁，谁都心里一寒，仿佛三九天攥了块冰。

        回官邸的路上，何应钦告诉蒋介石，国防部已遵电令，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对徐蚌地区会战作了重大调整和部署，决定把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统一由白崇禧指挥。

        一路无语的蒋介石开口问道：“健生怎么说？”

        何应钦见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脸上露出些许兴奋，立刻答道：“他满口答应，下午就要了架飞机视察徐州防务去了！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同意以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转用于上蔡、太和、阜阳地区，并主动提议以张淦的第三兵团随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太和。第三兵团大部分是广西部队，他连老本钱也肯拿出来啦！”

        蒋介石微阖双目，没有表态。直到汽车驶入市区，他才睁开眼，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已经是深秋了。”

        何应钦知道蒋介石内心的矛盾，他是既担心白崇禧反复无常，中途变卦；又怕白崇禧一旦重兵在握，日益坐大，生出别的事端。

        蒋介石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二天一大早，何应钦果然赶到官邸报告：“白崇禧不辞而别，没有去徐州，而是回汉口了。”蒋介石闻听，勃然大怒，立刻抓起电话，要通武汉行营。

        “健生吗？”电话接通了，身临困境的蒋介石却不得不强压怒火，轻声责问，“你不去徐蚌指挥，怎么又跑回汉口了呢？”

        “哦，是总统啊。我是这样想的，徐蚌离南京近在咫尺，总统亲自坐镇中枢可以就近指挥，何必再重床叠架，另立指挥机构呢？再说，我待在那里，也有诸多不便啊。”白崇禧不阴不阳，软中带硬地把蒋介石顶了回来。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摔了电话，大骂一声，“这个白健生出尔反尔，其中必有诡诈！”

        何应钦站在那里，头皮发麻，心中打怵，唯恐蒋介石迁怒于他，只好把了解到的底牌亮了出来：“听说白健生昨晚到了傅厚岗德邻公馆，一直待到很晚……”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他们是想拆我的台！”蒋介石暴跳地兜了个圈子，又叫道，“他们想得便当。现在不是民国十七年了！”何应钦没想到自己一句推卸责任的话，竟勾起蒋介石重提民国十七年李、何、白逼蒋下台的旧事，吓得更是心里发毛。他既不敢顺着蒋介石的话往下说，又不敢闭上嘴装糊涂，只好把话题拉到蒋介石最焦虑的事情上，嗫嚅地说道：“总裁，徐蚌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如今白健生打了回票，刘经扶那里又恐难以应付大局。究竟谁去坐镇，必须速速裁决呀！”

        一句话，果然捅到蒋介石的嗓子眼里。徐州“剿总”虽有几十万人马，但那只能勉强应付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如果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东进，与粟裕合攻徐州，则非要调华中“剿总”的主力黄维、张淦兵团驰援不可。要调华中部队增援徐蚌，则又非要白崇禧来徐州、蚌埠统一指挥不可。刘经扶那个蠢人是扶不起来了，当初派他到徐州时就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该派一员虎将把守才是。就是派不了一虎，也该派条狗，怎么能派头猪守门呢？”可眼下白崇禧撂了挑子，刘峙又指望不上，临时到哪里“抱佛脚”呢？

        蒋介石心烦意乱，猛地一拍桌子，吼道：“我自己去！”

        何应钦愣了一下，连忙顺水推舟：“总裁亲自指挥，当然最好啦。作战方案，国防部已经准备好了。”

        蒋介石看了何应钦一眼，半晌没有吭气，在客厅里转了几圈，稍事平静后，又道：“这个，你立即派人到葫芦岛，把徐蚌会战的方案交给杜光亭，请他阅后即到徐州指挥。”

        “这……”何应钦没想到蒋介石片刻之间变了主意，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杜聿明固然是军中翘楚，算得上一员出色的战将，但他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白崇禧。别的且不论，单是万一需要调动华中部队驰援徐蚌这一条，他就无能为力。这可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战略大决战，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啊！何应钦偷眼看了看蒋介石不容置疑的脸色，心里又想，在这个火头上，自己还是少说为佳吧……“是。”何应钦应了一声，准备告辞。

        “等一下。”蒋介石叫住何应钦，“你去通知军政要员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要说。”

        半个小时后，军界、政界要员陆续到会。蒋介石咂了口白开水，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开口说道：“余剿共二十多载，从未有过如此大挫。此次东北之役，可以说是我们革命历史上最大的挫折与教训！”

        一语既出，举座皆惊，会场内气氛阴郁。蒋介石沉痛地回顾了近年来的军事失败，接着说：“尤其最近几个月来，无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情况，确是严重而危险。当此存亡关头，本来是我们砥砺意志、建功立业的极好机会。可是我体察一般高级干部大多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心理动摇，以为本党真的岌岌不可终日。今天一般高级将领，非我领导出来之干部，即是我教导出来之学生，我却不能使他们对三民主义建立生死不渝的信心。这证明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我对党国是不能辞其咎的。”

        说到这里，蒋介石声调几乎有些咽唔：“最近两年来，最使我痛心的，是不少高级将领甘心被俘而不能杀身成仁。许多下级官员被俘后编入共军，调过头来打自己的胞泽。这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之奇耻大辱！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重建革命信心和决心，不论有多少军队，有怎样的精良武器，将来总要被共党所消灭……”

        蒋介石从会议桌上拿起一块方巾，揩去眼角溢出的清泪，神情由悲苦一变而为激昂：“凭实而论，我们现在海、陆、空军方面，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超过共党若干倍？因此，我要求各位相信我，相信我一定有转危为安的把握。我要求各位，务必坚定共信，确立自信，并确信三民主义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一定可以获得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的目光逐一在每个人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而后把话题引到迫在眉睫的事情上：“下面，就请国防部介绍徐蚌会战计划。”

        随着巨幅帷幕的拉开，徐蚌地区的形势图展现出来。

        精悍的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站在地图下，手持红木指示棒讲述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针，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一方针，必须收缩两翼，改变目前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两线’守备态势，进一步集中兵力于徐蚌之间，沿津浦路两侧实行攻势防御，以便在徐州、蚌埠一带伺机与共军决战。”

        “诸位还有何高见？”蒋介石巡视着众人。

        会场一片静寂，人人噤若寒蝉。

        “我再强调三点。”蒋介石铁青着脸，见无人回话，便清了清嗓子，以记录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第一，东北丧失，危及华北、华中，全国能否免于崩溃，就看今后三个月；第二，徐州、蚌埠乃首都门户，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举国全军务必统一指挥，全力以赴；第三，通知武汉行营，立即着黄维第十二兵团于驻马店地区集结后东进，参加徐蚌会战。”

        说着，蒋介石把面前的水杯一推，站立起来：“告诉白崇禧，就说是我的命令！”

        3

        地在颤抖，天在摇晃。

        汽车、炮车、装甲车发出刺耳的喧嚣，卷起漫天烟尘。远远看去，如同沙漠风暴。

        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黄维站在高高的城头，重眉飞扬，豹眼闪光，望着十数万用钢铁包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隆隆向东开去。他的嘴角不经意地微微一翘，使得右脸颊上的黑痣陡地升腾起来，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壮。

        黄维兵团是两个月前在汉口组建的，最初的长官人选却不是黄维，而是胡琏。因为兵团是由第十八军、第十军、第十四军和第八十五军编成，胡琏曾任该兵团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军军长，由他出任司令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蒋介石也有此意。但由于派系和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不执行白崇禧的命令，以致闹到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甚至扬言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问陈诚，十二兵团司令谁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理由很简单；在陈诚发迹的号称“土木系”的十一师和十八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能够镇住胡琏的，除了黄维，别无他人。

        于是，蒋介石应允，召见黄维，并以家宴款待。

        龙恩至泽下，黄维虽然诚惶诚恐，心里却不想高就。

        黄维当时的职位是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这所学校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开始筹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军官。学校设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也已到职。但由于国民党教育部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黄维历经冬夏春秋，苦心经营了一年，却仍是光棍校长，连个学生影子也没招进来。尽管如此，就黄维的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同时也符合他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教过几年书，虽跻身军界，却仍褪不掉骨子里一介书生的性格。

        黄维面对餐桌上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踌躇得不知如何下箸。他对蒋介石表示：“校长，我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

        蒋介石知道黄维的心思，亲自把一勺笋芽豆腐羹放到黄维的碗里，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所有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

        黄维再不能推脱，便提出一个条件。“打完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

        蒋介石答应了，让胡琏暂任十二兵团副司令。

        黄维这才动筷子。

        谁知胡琏非但不领情，反而赌气抽了梯子。黄维一回到武汉，胡琏便推说牙疼，要求养病；接着又以家父病重为由告假，从此一去不返，杳如黄鹤。不仅如此，胡琏的亲信，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也撂了挑子，回湖南老家和妻子“久别胜新婚”去了。黄维不得已反倒求着胡琏出面，并动员五个师长联名写信，才把杨伯涛“请”了回来。

        比这更窝囊的是，兵团刚刚成立，就叫刘伯承牵了“牛鼻子”，拉到豫西山区，风里滚，雨里爬，呼呼隆隆，武装游行似的转了一千多里。正经仗没打上一个，却弄得人困马乏，怨声载道。

        恰在这时，蒋介石电令十二兵团集结东进，参加徐蚌会战。黄维这才重整旗鼓，发誓要在新的决战中一洗耻辱，把上任后所受到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恶气统统吐出来。

        黄维不怀疑自己的指挥才能，略感美中不足的是这阴沉沉的天气，万一再下起雨来，他的机械化部队就会陷于泥泞，成为钢铁累赘。再有，就是准备工作过于仓促了。从接受集结东进的指令，到部队陆续赶至驻马店，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没来得及休整喘息，发自南京、徐州、武汉的特急电报就像空投的炸弹一样，轮番地在黄维头顶炸响。黄百韬兵团已被华野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一封封急电如同十二道金牌，催促黄维火速兼程，驰援徐州；以致他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部署一下都来不及，就挥戈东进了。

        然而，一旦大军出动，车轮滚滚，引擎隆隆，乌光闪亮的钢盔衬着美式枪械，江河一样浩浩荡荡、一望无际的时候，黄维的心头依然抑不住热流涌动。钢铁队伍撞击出的金属火花将他心中的热流点燃了，他的胸膛鼓胀起来，希望之火在燃烧。所有的烦恼、不快以及长久积蓄在心底的郁闷，都在这燃烧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在流动的钢铁、流动的轰响、流动的尘嚣中，黄维迈着极其矫健的步子，走下阅兵台似的城头，跨上美式吉普，像久别学校又重返讲台的教师一样，庄重而又自信地说了声：

        “通知兵团本部，出发！”

        4

        俗话说：“人算不如神算，神算不如天算。”黄维只知螳螂在前，却不知黄雀在后。刚愎自用的他哪里晓得，他的一切早已在毛泽东和刘伯承的算计之中。

        早在蒋介石下达命令的当天，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几乎同时给邓小平、刘伯承发了封名为“东亥”，即十一月一日的电报——

        白崇禧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戍灰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戍齐发起战斗后，估计戍齐至戍巧十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必保障在此十天内邱〔清泉〕兵团不能东援。你们除对付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六纵必须立即尾黄维东进外，十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二纵尾黄维东进。如何盼复……

        至于毛泽东如何搭到国民党的脉搏，透视了国民党的中枢神经，不要说黄维弄不清楚，就连蒋介石到死的那一天也没解开个中的玄机。

        更让黄维日后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兵团所属四个军才接到命令，尚未到达驻马店集结，刘伯承就对侧击、尾击、阻击其东进作了缜密部署，并于十一月二日向毛泽东电告——

        1.以六纵并指挥陕南部队四个团，与一纵之二十旅，附豫西一个团，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侧击尾击之；

        2.以二纵由花园，经由宣化店，于鱼日到息县，侧击尾击之；

        3.以豫皖苏相关武装，破坏敌之行进道路桥梁，并分别扭袭行进之敌。

        将黄维的坟场预先布置好了，刘伯承又把利刃般的目光对准蒋介石的大动脉——津浦铁路。

        十一月三日那一天，刘伯承来到豫西方城县独树镇的中野指挥所。从黄昏到夜晚，他的身影始终没有离开墙面上的巨幅地图，高倍放大镜随着他的手在地图上移动、游走……突然，他的手停住了。随着放大镜的后移，“宿县”两个大字渐渐醒目，充满了整个视野！

        李达和邓子恢静静地坐在桌前，没有打扰刘伯承，只用目光锁定那只游走的放大镜，揣摩着刘伯承的思路；偶尔对视一下，用眼神交换交换领悟和看法，又回到放大镜上。

        三碗饭热了几次，依然摆在那里，一动没动。

        放大了的“宿县”，把李达和邓子恢吸引得站了起来。

        刘伯承回转身走到桌前，用放大镜手柄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我过去常讲，吃屎的狗离不开茅厕；蒋介石打仗离不开铁路、公路。你们看，这就是陇海、津浦两条铁路。我军攻占济南，切断了徐州以北的津浦路；继而拿下郑州，割裂了徐州以西的陇海路。蒋介石一下子慌了，急忙四处调兵。”

        说着，刘伯承端起一碗饭，摆在两条“铁路”的交会处：“他把邱清泉、李弥兵团收缩到徐州；又让黄百韬接应孙良诚放弃海州，不惜丢掉连云港的海上通路而向徐州靠拢；接着，又下令孙元良、刘汝明两兵团南下蚌埠一线。”刘伯承把第二碗饭摆在南京至徐州间的蚌埠，又举起第三碗饭，重重地放在津浦路西的淮北平原，“这还不算，他又调黄维兵团东进太和、阜阳。目的是什么呢？”

        “保住南京与徐州间的津浦路。”李达和邓子恢几乎同时说道。

        “对。”刘伯承说，“这条铁路现在已经成了国民党军唯一的陆上补给线，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他当然惧怕我们截断。不仅如此，他的如意算盘还在于收缩两翼兵力，依托津浦路寻机与我决战！不过啊，他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想猥集一团，反而撅起屁股露出个致命的弱点。”

        李达拿起放大镜，拦腰摆在徐州、蚌埠之间：“这就是宿县！”

        会下一手好围棋的邓子恢点着头道：“好！我们正好‘飞’上一子，在宿县做个‘眼’。”

        “正是这步棋。”刘伯承接道，“只要一举攻占宿县，就会斩断敌人中枢，造成我军会攻徐州态势。其结果，一方面是孙元良、刘汝明兵团会因此而北援，便于我军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另一方面，邱清泉兵团也将被迫南顾，这就减轻了他们向东增援而给予华野的压力。而且最妙处在于，拿下宿县，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十字架。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这一回，他可真是要吊死在徐州这个十字架上面了。我们呢，正好利用这个十字架，把敌人在淮海战场上的几大兵团分割成三碗饭，而后一碗一碗地吃掉。”

        当夜，刘伯承决定，以他和邓子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的名义，向军委和正在前方的陈毅、邓小平发电，正式提出建议——

        ……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江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如陈邓所料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军在运动中给以歼灭；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电报发出，刘伯承便收拾行装，准备先期到达淮北，与陈毅、邓小平会合，共同“恭候”黄维。

        5

        石家庄往西六十里，靠近太行山麓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叫西柏坡，因村东有一土冈遍植古柏，葱郁参天而得名。滹沱河从村南静静地流了千百年，流过华北大平原，汇入渤海，却没带走有关小村的任何故事，西柏坡也无意将自己的芳名载入史册。直到毛泽东把大本营扎在这里，这个仅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才为世界瞩目。

        西柏坡的一处院落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围坐在桌前。

        桌子上摆着三封电报，来自淮海战场的三个方向。

        一封是刘伯承的，力主打宿县。一封是陈毅和邓小平的，提出攻占宿县、徐州间地区。另一封是粟裕的，则在分析了战局的基础上，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以主力转向徐州、固县一线，迫敌与我决战，力求大量歼敌于江北，以便为日后渡江南下扫清障碍。而要实现这一点，除了后方的大力支持，关键的问题是“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朱德看罢电报，思谋了片刻，说：“三个指挥部都主张切断津浦徐蚌段，抑留敌人主力于徐州周围加以歼灭，很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呀。我认为，这可以说是继东北锦州之战后的又一个‘关门打狗’的计划。”

        周恩来说：“这也反映了一个令人振奋而又极其感人的事实——我陈、邓，刘、邓、李，粟、谭三个指挥部虽然远隔千百里，但他们已经成为目标一致的有机的整体了。这对于实现第二个‘关门打狗’的计划，将产生巨大的战斗力。”

        毛泽东把三份电报摞在一起，“是啊。这个力量是敌人无法抗拒的。战役刚刚展开，我们就迈出了三大步。先是华野打下济南，我们把淮海战役的范围放在鲁南、苏北之间；后来中野打下郑州，我们对战役规模的设想扩大了，加进了一个徐蚌作战；现在随着中野、华野越来越靠近，又使淮海战役和徐蚌作战形成一个整体，变成南线决战的格局。在此之前，我们交给陈毅和邓小平的任务，是先打孙元良或刘汝明兵团；但对于打宿县，隔断徐、蚌，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我可不敢作此设想噢！”

        周恩来说：“主席不敢设想，国民党蒋介石就更加想不到了。这也叫出其不意嘛！”

        “对。正是叫作出其不意！”毛泽东接着说，“今日之淮海已非昨日之淮海，将要进行一场空前的大决战了。”

        说罢，毛泽东在给陈毅和邓小平拟好的电报中加了一条——

        应集中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6

        淮北大平原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奇观。

        从汝南、正阳到新蔡、阜阳正面几十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公路、土路包括田埂一瞬间成了人马的河流。如果从空中俯瞰，大路上涌动的河流灰蒙蒙的，无数条小路上奔腾的河流呈土黄色。灰色的河与土黄色的河犬牙交错，竞相西进，像田径场上身着不同颜色运动服的劲旅在平行的跑道上展开马拉松比赛。

        起先，灰色的河流一路领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条土黄色的河流在冲刺，渐渐追赶上来。

        这是一场勇气和毅力的竞争。

        这是一次脚板子与汽车轮子的大赛。

        六纵“襄阳营”营长谭笑林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当时，生活中的许多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不太明确的东西了。今天是几号？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界？不知道。我们经常是到达一个宿营地后，吃顿饭，睡上几个小时，起来又走。就是敌机来了，只要它不低飞扫射，就谁也不去理它。重要的是前进。部队上上下下只有一个信念——人不卸甲，马不停蹄，追上敌人。敌人是谁？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之一的黄维兵团。不过，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已经是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前奏，反正满心里就是一个追字。遇上河流，裤腿一挽，有时鞋也不脱，就哗哗哗地蹚过去了。天寒地冷，许多同志的脚都冻裂了。可是大家顾不上这些了。那情景，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来形容一点不假。转眼间，我们就过了平汉路，过了河南省，到了安徽境内……”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是个粗人，可说起追击黄维的细节却很感人：“纵队接到追击命令时，还在大别山深处的夏店地区，要经过礼山县的宣化店、罗山县的定远店和光山县的仙居店，才能到达淮北平原。大家觉得上了平原就没大问题了，谁知淮南、淮北气候差别那么大。部队一进淮北，立刻感到寒气逼人。由于没有棉衣，病号一下子增多。前面的路还很长，不但要渡过汝河、洪河、沙河，而且天又下起雨雪，这对于身穿单衣的指战员来说，是对意志坚忍程度的考验。到了鲁台，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解决了一万二千套棉衣、二万四千双鞋子。其中有些棉衣是豫皖苏军区机关和地方干部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给我们的。穿上这些带着体温的棉衣，我们没有别的话说，只一个字——追！”

        黄维兵团仗着机械化，一开始遥遥领先。但正如刘伯承、邓小平料想的那样，到了后来，一进入黄泛区，他的机械就“化”在沼泽泥潭中了。贫瘠的黄泛区似乎有意要挽留这支财大气粗的队伍，用陈年的泥沼、苇滩、沟河“款待”着大大小小的车轮子。于是，一个个车轮醉了，一辆辆汽车、坦克、装甲车瘫软在泥泞中，只好人人下车，四处砍伐树木、拆老乡的门板垫路，垫一段，走一段。浩浩荡荡的十数万大军，顿时成了伐木造路队伍，忙活了整整两天，才过了这段沼泽地。

        而中野一纵二十旅却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在旅长吴忠的率领下，轻装赤脚，赶过了汽车轮子，抢先到达洪河东岸，在埠口、庙湾、杨埠构筑了阻击工事，等候黄维的到来。

        但吴忠万万没有想到，只因黄维的一个闪念，竟使他苦心筑起的洪河工事，成了东方马其诺防线。

        本来，黄维兵团距洪河不过五六十里，可吴忠的二十旅足足等了四天。工事一修再修，敌人却迟迟不来。只是每天天一亮，敌机就来轰炸，轰隆轰隆干得很卖劲，使人觉得黄维马上就要驾到似的。直到十一日下午，忽然有地方武装的同志顶着风沙赶来报告，敌人已经从下游绕过洪河，向阜阳方向去了！原来二十旅派出的侦察员和地方上派来的通信员先后牺牲在路上，这战报送迟了。

        “好个刁滑的兔崽子！”吴忠狠狠骂了一声，立刻命令部队全力追击。一时间，部队像决口的洪河，滚滚向着颍河冲去。

        吴忠叫人打开侦察用的报话机，里面似乎所有的敌人都在呼叫：“火速前进！火速前进！”显然，这是敌人各级指挥部在催促他们的部队，去强占颍河上的阜阳渡口，再从那里直扑徐蚌线。

        天已断黑，部队仍在嚓嚓嚓地急行军。

        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到了。电报指示：我中野主力正前往徐蚌间宿县作战，黄维此举是与我争夺徐蚌线。二十旅的阻击行动将直接影响战役的全局，指挥部要求二十旅务必堵住黄维。

        吴忠和旅里领导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打着手电筒在地图上计算，越计算越觉得时间紧迫，任务艰难。黄维兵团从新蔡直插阜阳，走的是二百多里的“弓弦”；我从庙湾到界首，再去太和、阜阳，必须走三百多里的“弓背”。况敌已先我前进，我又如何先敌到达？倘若不能先敌到达实施阻击，则不但使我正在赶往蒙城、涡阳一带迎击敌人的二、六纵队陷于被动；更重要的是，一旦让黄维插到徐蚌线，就将妨碍中野主力攻占宿县，影响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

        一切的一切，取决于时间。但时间已经没有了。要超越时间完成空间的跨度，只有依靠速度。然而速度从何而来？

        骑马？全旅的马集中起来还不够一个连骑的。乘船？吴忠的眼里亮起希望之光！部队离颍河上的界首镇不远了。颍河自西北流向东南，阜阳正在下游；而且近来多雨，水深流急；再加风向西北，如果能在界首登船，顺风顺水，一夜便可赶到阜阳。

        但是，船呢？

        夜深了，部队仍在急进。

        一声战马嘶鸣，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赶来了。

        吴忠立刻迎上去，把情况汇报了一遍。

        张国华笑了：“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们旱地走不赢，就走水路。敌人当土行者，我们就做浪里飞。”

        吴忠一拍大腿：“司令员，有船啦？！”

        张国华点点头：“总部首长已经为你们想到了，今天下午就发来电报，让我们在界首准备好船只。”

        “嘿！”吴忠一高兴，回身给警卫员来了个“背口袋”。

        清晨，部队赶到界首时，远远就望见一排排木船帆樯林立，千百名船工手持篙桨整装待发。

        部队一上船，船队立刻起锚升帆。尽管顺风顺水，人人还想快上加快。战士们顾不上日夜行军疲劳，会摇橹的和船工并肩快摇；不会使船的就用圆锹、脸盆，甚至用瓷缸和双手划水。于是白帆鼓足风力，船头劈开轻浪，一路把二十旅送到阜阳渡口。

        黄维兵团终于落在后面了。

        接下来的自然是一场恶战。

        吴忠后来回忆说：“那天天刚亮，颍河对岸数十里地带烟尘滚滚，黄维率领着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过来了。开始他们以为挡在前面的不过是地方游击队，就先来老一套的炮火轰击，跟着大摇大摆地用橡皮船过河。后来碰了几次钉子，才懂得好歹，把几百门火炮摆到河岸上，连续轰了一个多小时。徐州、南京的飞机也一批批赶来，拼命扔炸弹，好像要倾家荡产，过了今日不要明天了。大概他们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即使炸不飞也都给埋在黄土里了，就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抢渡。船刚到河心，我绵延几里的地堡工事中各种兵器一齐开火，一下子把他们打得人仰船翻，乌血染得颍河腥臭腥臭。黄维见正面攻不动，就想向南绕过我们的前沿阵地。可我们早有准备了，他刚向南移，我们就走在他的前头，沿河向南阻击。他想停下来强渡，我们又迎头给他一击。那个仗打得呀，颍河就像开了锅的水！敌人的尸体呀，就像在开水里乱滚的元宵！……”

        整整三天，黄维兵团被死死钉在颍河岸边。

        值得铭记的是，吴忠以一个旅顶住了一个兵团，双方兵力对比为一比十五。以至毛泽东日后说起吴忠，常常会用这句话——“吴（无）忠者，有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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