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八月
武汉 襄阳 南京 宝丰
白崇禧又坐在武汉这幢小洋楼的白藤凉椅上。
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白崇禧。两个人并肩坐在沙发上。蒋介石先是大谈全国战局，讲华中的战略地位如何重要，而后大有忍痛割爱之慨地说：“健生兄，在中国，你是有数的军事家，这是有目共睹、国内外公认的。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意如何？”
白崇禧爱听恭维话，却也不得不防。“国大”期间为保驾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和夫人马佩璋不遗余力，惹恼了蒋介石。他担心蒋介石报复。
白崇禧沉吟片刻，有意让蒋介石感觉到他清明如镜，深知这“器重”后面的真正用意，而后缓缓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我以为，华中成立剿总，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部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将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岭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蒋介石摆手，打断白崇禧：“我打算在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另设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这样，两战区可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压着的火腾地蹿起。本来从南京“外放”已是对他的凌辱，又把在郑州“落马”的刘峙弄出来同他相提并论、并驾齐驱，也太过分了吧！他呷口茶水，压下一腔怒气，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考虑一下再说。”
不料，蒋介石不等白崇禧“考虑”，便将人事调动方案公布于世。白崇禧气血冲头，拍案大骂，偕同夫人不辞而别，跑到上海新买的公馆里去了。
蒋介石本想不理睬这个桂系头目的“耍赖”，无奈时局紧张，正是用兵之时；且白崇禧立誓“汉贼不两立”，言行一致，“剿匪”之坚决有目共睹。此外，美国也有反响，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蒋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因此，蒋介石面对白崇禧的“撂挑子”，不得不有所动。但他也不会因此而做更大的让步，只是耐着心派吴忠信到上海，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任命。
白崇禧不予理睬。
张群献策：“要搬白健生，有一个好说客——黄绍竑。”
黄绍竑字季宽，与白崇禧是“同窗”知己。此人不仅在桂系举足轻重，亦因足智多谋、交游广、朋友多，是军政名人。蒋介石曾下了不少工夫想要黄为己用，黄不即不离，超然自在。
端阳节那天，蒋介石借“庆贺端阳”为名，把黄绍竑请到官邸共进午餐，并破例抿了一小口酒。餐毕，蒋介石说：“季宽先生，想请你到上海走一趟，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快去武汉就职。”
当日，黄绍竑便飞抵上海。见面，白崇禧依然有气：“是那个人派你来的吧，煞费心机！”
黄绍竑并不作解释，反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
黄绍竑哑然失笑：“事到如今，你还对他们寄予希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一愣，诧异地盯着黄绍竑，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说：“这场和共产党打的仗，打不下去喽。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可！健生兄啊！你这几年在南京，官做得是不小，却再大也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白崇禧若有所思，黄绍竑继续指点，“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造成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一举而数善？”
世人只知白崇禧是“小诸葛”，殊不知黄绍竑比小诸葛还“亮”。白崇禧的怨气顿时化为乌有。
六月中旬，白崇禧回到南京，当月二十八日即走马上任。
在华中“剿总”成立的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武汉行辕，华中真真地成了白崇禧的一统天下。
连日来，白崇禧心旷神怡，以为大可乘此崛起，独霸江南。他的战略布局是：用张轸部守点，张淦兵团做机动，陈明仁的第二十九军和地方部队做境内“清剿”。他得意地把此叫作“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压倒速度，纵深突破纵深”。
昨天，情报系统报告，共军主力正在豫东大战；华中地区没有主要的部队，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白崇禧又是一阵轻松，打算到他的辖境巡视一番，并和驻守襄樊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通了电话，告之七月二日乘飞机先到他那里。
小风携着鸟语，吹得白崇禧悠然如醉，飘飘然然半入梦中。
康泽的电报搅碎了白崇禧的梦境：
襄樊门户老河口被攻，共军来势猛烈，有五六万人之多。已组织力量反击，事态正在发展中。
白崇禧从凉椅上站起身：“胡扯！共军都在豫东打乱仗呢，他那里哪儿来的共军？五六万，天上掉下来的？”
康泽给白崇禧发去电报，自己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事也难以置信。他问情报处处长董益三：“攻打老河口的是什么部队？”
这几天，董益三天天接到的华中情报站的情报，也说共军主力全部在豫东会战。转瞬情报就变了“脸”，他亦被弄得晕头转向：“刘伯承的主力全部东调，投入豫东战场——不仅华中情报如此，就是国防部情报厅也是这么通报的。”
康泽质问：“那么老河口的情况怎么解释？”
副司令郭勋祺仗打得多些，插话说：“不要急，也许是小股流寇佯攻。董处长，你快叫老河口的情报组再查！”
康泽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这天的好兴致被彻底破坏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是康泽四十四岁生日。
这天一早，汽车、滑竿准备齐全，大小官员、卫士队簇拥着康泽出城而去；在古亭山泉备下丰盛的宴席，举行别具一格的生日野餐；还带了行军床，以备康泽酒后养神。
山泉叮咚，风轻草鲜，好不惬意。素喜附庸风雅的康泽站在虎头山下，观赏东晋《汉晋春秋》作者——习凿齿的祠堂，兴致极好。野餐之后，醉卧古亭行军床，康泽本想诌几句即兴诗，不料触动了四十四年人生之弦，思绪如烬蝶纷飞。
回眸人生，蒋介石可谓他的知遇恩师。当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送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他把莫斯科中山大学左派学生的活动及名单一并密报蒋介石。此种特务才干大受嘉许，从此蒋就把他留在身边，搞保卫、做侍从官，后又专事特务、党务，成了“复兴社”核心人物，是著名的“十三太保”中的一员。
复兴社的使命即反共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其组织成员遍及国民党党、政、军及文教部门，军队中所有政训人员都是复兴社分子。康泽的权力之大，可以想见。抗战开始，蒋介石为遮人耳目，将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CC派、复兴社等合并起来，成立了公开的组织——三青团。蒋介石自兼团长，康泽就任掌握实权的组织处处长，并达七年之久。这期间，蒋介石对康泽言听计从，康泽成了国民党内红极一时的人物。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要提高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命其取代了康泽的三青团组织处处长职务，以派康泽到美国“考察”青年工作为名将其闲置起来。
康泽的心冷了些日子，不料回国不久又受重用。他确实想不到自己能当上这个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蒋介石的许多得力干将，戎马一生的黄埔军校一、二期生也才是兵团司令、绥靖区司令，更多的还是军长、师长。而他康泽黄埔军校三期生，除了干特务、党务外，从未做过正规军的师、团长。平步青云，委以司令官，蒋介石算对得起他的。
上任前蒋介石召见康泽：“襄阳地处要冲，向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点，是保卫武汉、四川的重镇，所以派你去。”
“校长放心，我知道此去责任重大。只是……那里靠近豫西，刘邓、陈赓的部队都在向那里靠，不知襄樊地区的兵力够不够？”
“这个……这个，那里有三个川军旅……我准备把六十五师、八十五师、二零三师，还可考虑二十师，也交给你指挥。这些兵力足够对付那一带的共军了。”
召见之后，康泽却开始忧虑，蒋介石说的四个师尚是画饼；他没有带过兵，没有正规部队做本钱；襄阳现有的川军两个旅也与他从无历史关系，恐怕难以听调遣。他前思后谋，遂保荐川军出身的郭勋祺做他的副司令，以便通过郭来掌握川军旅。到底是搞特务出身，他还点名要了军统通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做他的情报处长。
年初，康泽到了武汉，发现情况很不妙。那三个旅，一个驻樊城，一个驻老河口，有一个还在河南。共军的野战部队和控制区的地方部队经常在豫鄂交界处活动，襄樊一日数扰，极不安宁。
康泽在武汉住了一个多月，蒋介石答应给他的几个师仍没能调来。此时中原正酝酿着大战，第六十五师在河南商丘作战；第八十五师是武汉行营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不能调；第二十师在平汉线南段作战，打得正激烈。本来兵力就不够应付，目前襄樊一带又无战事，当然不能调他们来这里“闲置”。国防部说得有道理，康泽只好作罢。但蒋介石还是出面，将第八十五师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为保驾康泽的“御林军”。
康泽虽不痛快，但再不好说什么了。在国民党上层混了这许多年，他深知内情；无论嫡系、杂牌，要想当官，特别是当大官，都得自己拉队伍。有了军队，蒋介石就会给你封官；没了部队就没了一切。因此军事集团之间为了吞并别人的军队，什么事都做得出。现在他康泽一下子要把几个整编师统到自己翼下，这无异于剜别人的肉，谈何容易？
三月初，康泽登上一架运输机，从武汉起飞，到襄阳就任。当飞至襄樊上空的时候，康泽传令飞机绕空一周。
襄阳的地理位置实属少见。它从东到北再到西北，紧紧被浩瀚的汉水包围着。樊城在北岸与其隔江相望，成了理想的桥头堡。它的南面和西南与城紧密相接的是羊祜山、凤凰山、虎头山等几乎成等边三角形的几个高地，地形险要，可瞰制全城，控制城南和城西的道路。虎头山沿城西向北梯次而下，又有琵琶山、真武山几个绵亘的山头，像一只粗壮的胳膊从南到西把襄阳抱了个结结实实。襄阳城就坐落在这一条水带和一只胳膊的当中。汉水自不易渡，几座山头又彼此呼应，实在是天赐一处易守难攻的险地。
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路，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关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邺；欲图进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如御流寇，则建邺、襄阳乃左右臂也。”这座历史名城乃古战场久争之地。战国伍子胥点将练兵，东汉孙坚跨江击刘表，三国关羽水淹七军，皆在此处。那脍炙人口的“三顾茅庐”故事就发生在城西卧龙冈下的隆中；宋朝忠良岳飞也在此大败金兵；明末李闯王率军起义出师湖广，曾在此建都称王……
到了襄阳，康泽先察看城郭。那四周城墙高三丈余，墙上雉堞处处，城墙顶宽二丈余；城门厚重，铁皮封包。北门临汉水天然屏障；东、南、西均有宽两丈、深一丈的护城壕环绕。康泽连声称赞：“有山有水有坚城，共军来五个纵队也休想攻下这铁打的襄阳。”
他随即部署了全区的防务：以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六三旅驻防襄阳西北的门户老河口；以第一六四旅驻守樊城；以第一零四旅防守襄阳；以第二十三旅的教导队、宪兵连和新成立的特务营等保护司令部。
康泽又命令加紧构筑工事。羊祜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都构筑了大量碉堡、地堡、交通沟，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广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能相互支援的坚固防御体系……
四十四年的人生历程虽然阴气森森，却有独特风光。四十四岁生日虽身处山城，但至尊至上，自有一番天马行空之超然。直到下午三时许，康泽才打道而归。
襄阳不大，司令官的生日自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当地的文武官员、乡绅富贾都来庆寿了。康泽下令大摆酒筵，又邀来樊城的名角儿唱堂会。
高潮之时，女优为司令官轻抒水袖，吟诵“万寿”。二处的一个参谋匆匆而入，耳语报告董益三：“共军正攻老河口，来势很猛。”
董益三愣住，顾不得煞风景，硬着头皮向康泽报告。为了稳定司令官的情绪，他谎说已通知作处理了。康泽先是未听明白似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继而点点头。他面上虽还保持着镇静，内里却已经慌了神儿，坚持了一会儿，让堂会草草收场。
康泽慌慌张张到了司令部，副司令郭勋祺和情报处处长、作战处处长都已在等候。他问明了情况，虽然难以置信，但还是对董益三说：“赶快，赶快报告给白总司令，请他暂时不要来！”
傍晚时分，康泽终于等到了老河口的详细报告：
（1）战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不是佯攻的性质；
（2）共军的口音多属晋南豫北一带；
（3）服装有黑色和灰色两种；
（4）武器装备比较好。
郭勋祺说：“攻老河口的部队必是一支野战部队。”
董益三说：“真是奇怪了。说他们不是野战军，仗不会打得这么猛；说他是吧，也不可理解。突然之间，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作战处处长胡学熙面色惨白：“这股共军来历不明，战斗力又很强，我看还是谨慎为好！”
康泽看看郭勋祺：“副司令，你看怎么办？”
郭勋祺说：“我看他们是冲襄阳来的。不如把一六三旅撤到襄阳来，一可减少伤亡，二则加强襄阳的防守。”
康泽点点头：“就这样，下令一六三旅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
第一六三旅从老河口撤出，向襄阳急退。不料半路上突然杀出一支共军，第一六三旅惊魂不定，仓促应付，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康泽重令第一六三旅回到襄阳“固守”，但第一六三旅旅长怕部队拼光了，番号被吊销；因此收拢部队后不惜冒抗命之罪，向沙市方向逃窜，一去不复返。
烈日炎炎，万山顶上怪石嶙峋，半人高的灌木遍山丛生。八九个身穿灰、黑两种军装的人，在这里站了两个多小时。八里之外就是襄阳城。
一个眼睛不大，个子不高，壮似小钢炮的人放下手中的望远镜，问左右：“襄阳城有些什么远射程炮和重炮？”
“除八二迫击炮，威力最大的就是八门化学迫击炮了。”
“嗯，没有远程炮，这就好！”他甩了一把脸上的汗，又问，“敌人大山上的重机枪火力，能不能封锁住我们东西进攻的道路？”
“几个主阵地上的火力都被下面的小山挡着，不能直接封锁我们的进攻道路。对进攻道路威胁最大的是琵琶山、真武山、文壁峰。”
他笑着猛击掌：“哈哈……现在康泽算落到我们手里了！”
他是王近山，三十八岁，刘邓大军第六纵队司令员。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豫北战役中负了重伤，伤愈后重新上场了。站在他身旁的是第六纵队第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第十七旅旅长李德生、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着黑色军装的是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陕南军区的第十二旅旅长。
豫东会战正激烈，突然冒出一支攻襄阳的队伍，这是刘伯承“棋局”中早就埋下的一枚棋子。
六月初，宛东战役刚结束三天，刘伯承召开纵队领导会议。大家以为司令员要作宛东战役总结，不料一开头他却道：“我们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成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中原局势形同一盘大棋，敌我双方大军云集，旗鼓相对。但是这盘棋也不是好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中原有三山四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经变成内河。下一步，我们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汉水流域是古战场，我们要将汉水变成我们的内河。在刘峙、白崇禧、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人之结合部，无法弥补。下一个战役即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守敌围歼之！”
六月十三日，中野下达老河口、襄阳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以第二、四纵队组成西兵团，以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组成南兵团，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于六月下旬向老河口、襄樊发起进攻。这时，华野粟兵团发起了豫东战役。刘邓从战略全局出发，下令暂缓老襄战役，速率第一、二、三、四纵队赴平汉路钳制敌人援军；但是，独独把第六纵队留在唐河地区待命。
刘伯承及新到任的陈毅率部阻敌，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心急如焚。大敌当前，为何单单将他们闲置一边？他连电请战，要求拉部队上前线。刘伯承回电：“好好休息。”
中野第六纵队能征善战，越黄河，打定陶，巧端六营集，苦战羊山，激战汝河，战功赫赫。在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里有如下记载：
刘伯承匪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
这个情报相当准确，不但摸清了指挥官的名字，连部队的特点也掌握了。不过，第六纵队其实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组建。正由于新，刘邓才抓得多、抓得紧，所以部队的素质、战斗水平提高得极快。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曾发表《向六纵学习》的社论，这是全区部队中唯一获此荣誉的部队。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绰号“王疯子”。他十五岁参加红军，每次战斗总是往前跑，直到当上了纵队司令员，还改不了这脾气；以至每次打仗总有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一见他性子来了，就把他往后拖。他的“烧铺草”精神全军闻名：一有硬骨头就抢着“啃”，上来就是破釜沉舟的架势——他曰“烧铺草”，即全豁出去了。久而久之，连毛泽东也知道了他这个“王疯子”，戏谑地称赞：“这个‘王疯子’，疯得有水平呢！”
刘邓十分钟爱这位战将，他们把他和他的部队留在后方休整，当然是要派上用场的——六月底，睢杞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汉水地区敌人无力顾及，刘邓就把目光对准了襄樊。
邓小平说：“这局棋，我们要出奇制胜。华野主力在豫东激战，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着南线敌人，六纵正好出‘边车’袭取襄阳。”
刘伯承说：“是时候了，就出‘边车’！”
随即中野指挥部命令王近山、王宏坤发起襄樊战役。
第六纵队虽是中野的“拳头”部队，但刚从大别山出来不久，人员、武器损耗很大，各旅又留下一个团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目前全纵只有六个团，连重武器也没有。刘邓提出他们的担心。王近山表态：“今天立下军令状，我六纵坚决打！打得剩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王近山真要被刘伯承的“引而不发”憋疯了。
“王疯子”并不是草莽之辈。接受任务后，他和王宏坤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精密地运筹之后，于七月二日拿下老河口。七月四日，桐柏三分区部队包围了汉水北岸樊城，其余各部沿汉水南岸逼近襄阳，战役完成了第一阶段。七月六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
打襄阳，刘邓均有指示。刘伯承说：“要多用点辩证法。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最重要。拿下这一点，全盘就得胜了。选择何处下手，要靠自己用脑判断了。”
邓小平说：“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还是割瘦的，心中要有数。”
从万山看地形回来，王近山就眼不离地图了。一个将领要想在一幕伟大的战争戏剧中充任成功的演员，那么他的第一个要务就是审慎地研究作战的场地，这样他就可能看清敌我双方在形势上的优劣利害。
两天后，王近山请来了王宏坤和他的几个旅长。他说：“我要破破例，撇开大山，从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破襄阳！”
王宏坤倒吸了口气，未语。历史上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襄阳的天然地形是稳当的攻城之道。
李德生说：“会不会遇到敌人城内外部队的夹击？”
王近山：“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敌人固守依仗的是什么？山。他们正是想用这些山和我们拼消耗、拖时间。若攻山，正中他们下怀。而如果我们撇开山，直接攻城，正如猛虎掏心。敌人猝不及防，大山的火力又够不着我攻城部队。如果敌人下山更不可怕——脱离了工事，不到两个团的兵力，收拾他很容易。”
王宏坤：“刚才我觉得冒险，但听王司令这么一说，还是有道理的。”
旅长们对司令员的分析很感兴趣。这几位旅长都是王近山自己选中的，个个既有胆量又有灵气。经司令员点拨，他们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思路。
肖永银说：“刘司令员指示我们多用辩证法，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最重要的。从襄阳城防看，主攻西门符合这个道理。”
王近山笑了：“英雄所见略同，我计划正是主攻西门。”
李德生说：“攻西门一定要破三关——琵琶山、真武山、西关外的铁佛寺。”
“好，刀劈三关！李德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十七旅了。”
尤太忠见司令员考虑得相当成熟，连斩关的部队都定了，忙道：“我们十六旅的任务呢？”
“有你打的——劈开三关后，分兵两路，从东、西门直破襄阳，迫敌放弃大山。王（宏坤）司令员，请桐柏独立团和陕南的十二旅仍继续攻击凤凰山、文壁峰，造成我继续攻山的假象，牵制迷惑敌人，以收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之效果。”
中野指挥部接到王近山“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报告，很是赞赏。刘伯承满脸是笑：“襄阳已在我掌中了！这个王近山，真机灵！”
陈毅用扇子敲打着桌子，说：“这个‘王疯子’，还是下险棋的高手嘛！”
邓小平对部属要求严格，不轻易表扬人，特别是对纵队一级的干部，但此时也道：“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中野当即回电王近山：完全同意作战方案。睢杞已告大捷，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家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二纵队前往监视和阻击，十天内援军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按计划加紧攻击。
王近山命令部队：“襄樊战役不获全胜绝不罢休，不完成三项任务不算全胜。”这三项任务是：第一，抓万名俘虏；第二，缴获化学炮；第三，活捉康泽。
七月九日，太阳的余晖收尽，月亮还未升起，四门山炮开始攻琵琶山。
琵琶山不太高，两个高大的碉堡如同一对蟹钳耸立山头，凶恶地踞阻在西关走廊上。浓烈的烟雾中，先锋队用铡刀砍开了岩壁前的铁丝网。
李德生的阵地指挥所一再靠前，冲锋的命令刚下达，王近山的电话就追来了：“快！快！进攻要猛，不顾一切！深思熟虑是战斗前的事，现在要不顾一切冲上去！在敌人的火力下停止就是死亡！要叫部队像疯子一样，突然压服敌人！”
三营的战士真像疯了一般，团长苟在合和部队一起冲，如猛虎下山。他们燃起了一堆堆篝火，这是战事进展的标志信号。王近山举着望远镜——刚开始时橘红的信号还在山脚下，二十五分钟后到了山腰，不到一个小时“橘红”上了山顶。
虽然琵琶山拿下来了，但激烈的争夺战我军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第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牺牲了。战士们的刺刀上挑着仇恨，把山头上的顽敌全挑死了。在第十七旅攻琵琶山的同时，陕南二旅、桐柏三分区以攻击和夜摸的技术，先后控制了凤凰山及铁帽山阵地。
康泽正顾着西面，一看南面又失去两处山头，慌了。南山一丢，危及全城，于是又调兵加强南山。这正中王近山下怀。西面兵力一减轻，攻城部队立即对准了真武山。
康泽顾此失彼，乱了阵脚。他的本事本来就不在指挥打仗上，这时只觉得脑袋越来越大，越来越沉，忙集合了大大小小的头目研究对策。副参谋长易谦主张出击，老等着挨打怎么行？作战处处长胡学熙坚持只能防守，出击等于白白送命！
郭勋祺倒是稳得住，翻来覆去一句话：“坚守据点，不准退！”
吵嚷了半天，对策没拿出来，徒增康泽的烦躁：“别吵了！还是向南京、武汉报告，请求速来援军救襄阳。”
于是又引来新的争吵。董益三坚持说共军攻城部队一共有五个旅，万人左右。胡学熙说董益三的情报不可靠，攻城部队至少有五六万。董益三火了：“你这是谎报军情！”
胡学熙冷笑：“好，好。我谎报，我言过其实！你把敌军报得如此少，上面会给你增派援兵吗？报告为了什么？如果不拨援军，情况这样紧急，董处长，你拿出个良策来吧。”
董益三是情报处处长，他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多报要有根据。不然，上面查下来，我这个情报处长可不负这个责任！”
康泽自然希望多报，这样可以一举三得：一可以请求多派援军解围；二则既然敌众我寡，如果侥幸打退敌军，可居大功；三嘛，即便打了败仗，城不能守，不属无能亦属无罪。康泽不动声色，挥挥手：“好了。让我考虑一下，报告由我来吧。”众人离去后，康泽把胡学熙报的攻城部队又增加了些数字，急电蒋介石、白崇禧。
白崇禧一直为自己地盘内有康泽这么个特务头子很不受用，接电后本不想理睬；但想到如果康泽被歼，共军占了襄阳，恰如后院失火，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遂按下怨气，电令康泽：“当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已令七师等部取道来援，因调兵需要时间，务须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李德生率部劈开了第一关，又劈第二关。
真武山高且陡，明碉暗堡一层又一层。山下有河环绕，名曰檀溪。当年刘备逃离襄阳，跨水而过，说的就是这檀溪。
此山距城二里，攻城的队伍一发起进攻，康泽即令化学炮向真武山轰击。黄磷弹爆破后产生的二氧化磷滚滚沸沸，顷刻间，攻城的部队窒息晕倒一片。后续部队用湿毛巾勒住鼻、嘴，又往上攻。满山的酸枣树扎破了脚板；头顶上敌机又来助战，投弹扫射。但是，仅用了二十多分钟，部队就攻上山头，摧毁了三十多个碉堡，占领了真武山。
真武山号称“襄阳城的一把锁”。砸开了这把锁，西门外擂鼓台的工事裸露无遗。据守在此的马团长顶不住，逃进西门。
康泽闻讯，摔了电话。丢掉擂鼓台，共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据守南关的部队也在呼喊顶不住。如果都撤下来，还得了？
康泽不得不杀鸡给猴看了。但是康泽自己不拿这把刀，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他不敢。可是他擅长阴谋——
胡学熙带着马团长来到司令部，说康泽要拿他是问。进了门，只有郭勋祺副司令一人在。郭一副忧虑万端的样子，对马说：“啊呀！你呀你呀，怎么把擂鼓台给丢了？康司令官发大脾气，要严办！他刚出去，一定要把你押起来呢！怎么办？”
胡学熙帮腔道：“康司令官的脾气我们是清楚的，别看他平时话不多，脾气一发，令出必行！这事要请副司令官想个办法才好。”
躲在里屋的康泽焦急地等待马的反应。马团长连声哀求：“副、副司令官，我全仰仗您啦！您无论如何得救救老部下啊……”
郭勋祺着急地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看马面色苍白、冷汗四流，才住了脚，道：“办法倒是有，不知马团长能不能办到。”
“副司令官，您为我指活路，我咋能不走呢？您快说吧！”
“好。我问你，敢不敢回去，把擂鼓台夺回来？”
“这……”
胡学熙说：“康司令一回来，你可就……”
“妈的！我把擂鼓台夺回来！反正怎么都是死！”
郭勋祺拍拍马的肩膀：“马团长果然是条汉子！立功赎罪，有种！”
这出戏演得很成功，但是不但擂鼓台没夺回来，连马团长也被共军“收”走了。
第十七旅将进攻的目标锁定了铁佛寺。
这是第三关，也是最难劈的一关。李德生带着参谋长到前沿观察，但见铁佛寺与西门上的敌人成掎角之势，两处火力形成密不透风的交叉火网。若要硬攻，伤亡无疑太大。他们当下决定暂缓攻打铁佛寺，部队从地面转入地下隐蔽作业，昼伏夜出，挖交通沟接近城关。
王近山又巧施一小计，令肖永银率第十八旅隐蔽北进，突然兵临东关护城堤，建立攻城基地。这样城西、城东、城南就都有了攻城的解放军，给康泽一个“迷魂阵”，使其判断不清解放军攻城的主攻点在何处。
白崇禧这小诸葛也被王近山迷惑了，他派出飞机侦察，又汇集各方情报，急电康泽：“根据……判断，匪向我阵地西南面攻击困难，损失重大，将转用部队向我东面攻击。除饬空军轰炸浮桥外，希注意加强城东南面之工事及守备。”
康泽判定攻城部队不会再从西面进攻，急把六千多人的预备队调往南门，以防中断唯一可以与南山据点联系的通路。
李德生大喜，即率部从地面、地下双路进攻，一举拿下了铁佛寺，扫清西关障碍，劈开了第三关。
康泽再无法维持这岌岌可危的局面，又向“校长”告急。
蒋介石正为豫东会战的惨败气恼，康泽的告急又增加了他的忧心。全国战场无一处不成颓势，他寝食不安，心急如焚。他有三怕：一怕共军进关；二怕共军过江；三怕共军入川。而襄阳要冲既可渡江，亦能入川，此战略基地绝不能再出意外。蒋介石一面调集南北大军急援，一面给康泽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安抚。
十一日电悉。南北两方援军最迟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于电中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匪逼至襄阳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之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不能持续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会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前来助战，非匪之所能及也。唯此全视主将之智勇与决心而定。历来革命苦战之役，当军民惊慌失措之际，独赖元帅指挥若定，则过一时期必转危为安，一般军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也。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弟以为如何？
蒋介石电中所指南北两方援军，其北路即张轸所率的第十八军第二十八、十、八十五师。他们接到蒋介石侧援襄阳的命令，行动倒是不慢。但刘伯承早已料到蒋会有此举，而以主力部队将张轸部阻于上蔡、商水地区。他们连平汉线都不能过，更不用想接近襄阳了。南路援军即白崇禧派出的第七、二十师。这两个师驻扎确山，若遵蒋介石令“应取捷径，昼夜兼程”，七天即可到达襄阳。但白崇禧不这么认为。刘伯承用兵“诡诱”，一路上定会设下无数关卡、陷阱。所以他决定不让他的第七师冒此风险，而是“以迂为直”，绕道而行，取国军控制区为行军路线，以防刘伯承“围点打援”。
康泽读了蒋介石那封长电，顿时思路清晰了不少。他考虑，反正共军已围住了东关、西关，南山再守也没什么大作用，即按蒋介石“集中全力退守城内”之电令，于七月十四日下午将南山守军全部撤进城内，紧闭四门，固守待援。他并不知，他翘首以待的援军一路被阻动弹不得，一路还在绕着远道走。
大势已成。
刘伯承高兴地说：“战役关键已过，下面该起网捉鱼了！”
中野指挥部命令：“襄阳攻城部队于七月十五日二十时三十分对襄阳发起总攻，破城歼敌，一定要获全胜！战法上，攻城的指导思想是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钳形突击。重点在西门。”
王近山部署：“第六纵队于西门实施主要突破；陕南第十二旅、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分别从东北角和东南角攻城、各部会合地点为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
王近山把纵队的三个旅全集中于西门外和纵深线上；全纵队拥有山炮、战防炮、迫击炮共二十二门，也全用于西门。二十二门炮加上二十七挺重机枪编为四个火力队，再配上三路纵队的重兵，可谓无坚不摧了。
刀劈“三关”的第十七旅旅长李德生担任破城指挥员。他带着副旅长一直深入最前沿，详尽地观察之后，将敌人城上的地堡、炮楼、火力点绘成平面图，编上号码；再根据攻击目标及自己部队的火器性能一一分工对号，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出来了。
王近山摸着没有胡子的下巴，笑了：“哈！你这个李德生，挺科学的嘛！”
生着阔阔脸膛的李德生此时三十刚出头，他愣愣地回答：“刘邓的兵嘛！”此话很中肯。无论是王近山，还是李德生，他们的部署、战法都体现了勇、猛、准，是典型的刘邓部队战斗作风。
炎炎盛夏，城外严严密密围着重兵，襄阳城内二个旅猬集一团。坐镇杨家祠堂指挥部的康泽晚饭喝了半斤老白干，大汗淋漓，却令卫兵紧闭门窗。
康泽在给“校长”的复电中表示，“职当仰体座训，坚忍镇定，团结军民，严明赏罚，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他时时期盼援军顷刻到来，越盼越心焦。“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难道真要等到“校长”来电中所说的“最迟”之日七月二十日？据现在的情形看，襄阳城又怎能坚守到二十日？
门开了，胡学熙轻手轻脚走进来：“钧座，城外静得很。”康泽不语。胡学熙怕司令官热出毛病，伸手欲推窗。
康泽喝住：“不开！”
他转身又要去掌灯，康泽又是一声：“不点！”
胡学熙正不知所措，郭勋祺走进来。胖子怕热，进门也要开窗。胡学熙指指康泽，连连摆手。郭勋祺走近康泽：“司令官，城外没有动静，不妙啊！”
跟在郭勋祺后面进来的副参谋长易谦说：“会不会是共军今晚要攻城？”
话音刚落，屋里所有人只觉得头嗡地一下，似乎屋顶、四壁都向他们挤拢来。就在此瞬间，大炮齐鸣，震天动地。
易谦惊恐地喊：“真的攻城了！”
郭勋祺对着窗外冲天的火光，骂道：“妈的，老子还没见过这种阵势，疯了！”
胡学熙说：“上当了！共匪攻的还是西门。”
巨大的轰鸣吞没了一切声音。康泽指着胡学熙，嘴唇翕动。胡学熙走到他跟前，俯身下去。“快！快问问西门怎么样！”
胡学熙摆摆手，凑到他耳边说：“啥也听不见，等炮火减点儿势头再问吧。”
窗棂咯咯作响，地面簌簌震颤，幽暗的室内被炮火照得时而雪亮，时而橘红。炮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接着是激烈的机枪声。
胡学熙终于要通了西城守军的电话。城防仍在，只是形势很紧。康泽看看郭勋祺，口气很婉转：“郭副司令，你看我们两个，哪个到西城看看去？”
“当然，当然是我。”郭勋祺带着胡学熙出了司令部，走到十字路口，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一惊，忙同西城联系。据报西城门被打开了一个小口，进来一部分共军，人不多，几十个。郭勋祺命令：“组织力量，拼死堵住！进城的共军一个也不能让跑掉，全部消灭！”
胡学熙问：“郭副司令，还到前面去吗？”
“再往前走走吧，西门一攻破就全完了！”
康泽在司令部等消息，见跌跌撞撞跑进一个人。此人一见康泽，浑身筛糠，号啕大哭：“报告司令官，我该死！该死！我把炮丢了，我的炮全丢了呀！他们的人不知从哪里来的……”
化学炮连连长的报告如五雷击顶，一下子把康泽击蒙了。这可是康泽对付攻城共军的一张王牌。没有化学炮，这怎么得了？康泽立刻命令易谦：“赶快！赶快派人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快，赶快！”
派什么人？只剩下一个特务营了。那也得去，化学炮是康泽的命根子。
特务营奉命而去，结果非但化学炮没有夺回来，连特务营也给“搭”进去了。
郭勋祺、胡学熙仓仓皇皇回到司令部。“西门完了。”郭勋祺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
胡学熙用电话联系南城，开始说顶不住了；再联系，电话已经中断。除了司令部范围，外面的一切情况都不明了。
康泽让卫士掌灯，用颤抖的手拟了急电，分发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襄阳已陷，我已尽最大努力，现仍集中最后力量固守核心工事，待援！
康泽心灰意冷。援！援！援！都说来援，谁派的援兵都没到，再求再催又有什么用？他冷笑一声，把刚拟好的电文稿伸向烛苗。郭勋祺一把夺了过来，让人赶快发出。
听着一阵松一阵紧的枪声，几个人都明白即将到来的结局。郭勋祺说：“我到碉楼去指挥！”他提着枪走了。碉楼自然是最安全的去处。他打仗到底比康泽有“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到什么地方去。
易谦水性好，能口噙一根长麦秆儿在水中潜游。襄阳大势已去，为了保命，他准备趁乱溜出城，但出司令部时却很有一番临危不惧的“大将”气度，对康泽说：“司令官，不要着急，我到外面去查一查。”
不知康泽听到没有，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风光了几十年，康泽没想到要栽倒在这个偏僻的小城。就自己这一身血债，落入共军手里，必死无疑。他打了个寒战，猛地站起来，头一沉，趔趄了几步。胡学熙连忙扶住，命令卫士：“快扶司令官回去休息。”
“不！我去坑道。”司令部所在地是一所四周不接民房的旧式祠堂，四个角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大院中心筑有更坚固的三层主碉楼。司令官、副司令官的住室与中心碉楼有坑道相通。康泽认为这秘密坑道最安全，所以要进坑道，临走还吩咐卫士给他找一顶钢盔。
到了午夜，城东南方向连续升起红色信号弹，弹头闪着耀眼的光，孤线正指中心碉楼。胡学熙立即要通了郭勋祺的电话：“副座！共军有信号指示，怕是要开始攻司令部了！您快来指挥防守吧！”
“深更半夜指挥什么？等天亮再说吧。”
胡学熙急了，知道找司令官也无用，又不能就这么束手待毙，跑来跑去，热汗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他弄了两辆十轮大卡车，下令朝油箱射击。汽油着火，两辆十轮卡车喷起熊熊烈焰，照亮了幽幽的夜空。保卫司令部核心工事的部队借着火光照明壮胆，拼命地组织反扑。
襄阳城四门全部突破，第六纵队接到刘邓指示：“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抬来！要活的！”
中央军委得到突破襄阳的报告，专电告：战斗中注意搜集敌之密件，对二局工作甚有用。
王近山对旅长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大特务头子。从他这里得到的情报、密电、密码，格外有价值。要活捉康泽！康泽司令部内所有的资料，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
七月十六日晨，主攻康泽司令部的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实施迫击炮、火箭炮轰击。碉楼上的守敌依仗着坚固的防御设施，顽强抵抗，使进攻的步兵几次未能冲上去。正面进攻不利，纵队的山炮也拖不进城，无法摧毁坚固的围墙工事。第五十四团参谋长张伯英带着几个连长，围着这个矩形的核心据点动脑筋……
天刚亮，一夜未合眼的作战处处长胡学熙就死叫活叫地把郭勋祺叫出来。郭勋祺有早晨用凉水洗脚的习惯，此时也顾不上了。
胡学熙说：“我刚才到碉楼顶层看了，城墙、城内几个据点都挂上了白被单。我们彻底完了，就剩下这巴掌大的一块啦……”
郭勋祺未接话茬，走到司令部正厅门前，对守卫司令部的部队喊道：“兄弟们！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凡是拿起枪保卫司令部的，一律重赏关金券十万元。”
他命人抬来了一大箱新印的关金券，当众开箱。开始还点数，发到后来索性让大家随便拿了。
康泽戴着钢盔从坑道走出来，很反感地皱着眉头，径直走进正厅内。
来了两封电报。一封是蒋介石的：
吾弟未经过大仗，这次在襄阳同优势敌人作战，可磨炼胆识。
康泽随手烧了电报，望着灰烬苦笑。另一封是白崇禧的：
兄等坚决忠贞，至深感佩……正督促空军日夜支援。陆军七师、二十师日夜兼程驰援，中巧（十八）日可进至宜城以北地区。务盼督率坚守。只要最后有数个据点在我手中，即襄阳并未失陷，只等达成光荣任务矣。务饬在房顶院墙脚多开枪眼，加厚其上面之掩盖，多设掩蔽部……以利坚守为要。
“屁话！”康泽大骂，嚓嚓几下子把电报撕得粉碎。
炮火已经蹿到院子里了。康泽起身往门外走，与几个卫士撞了个满怀。卫士报告：“司令官！共匪已经……”康泽一声不吭，夺门朝坑道跑去。
攻击的炮火开始还不太激烈，一会儿就铺天盖地了。炮声间歇，四面八方都有共军喊话。顽抗的士兵的精神被彻底瓦解，整个司令部都在动摇，军心完全崩溃。第三处一科长摔下帽子，大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能为他们送命！他妈的！他们发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
一呼百应，几百人随着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打了！”
有人喊：“董处长去见司令官！”
众人用四川话应：“要得！要得！”
董益三和胡学熙一前一后走进坑道。
康泽头顶钢盔，盘着双腿，老僧般席地打坐。他看到董益三、胡学熙，动也不动。胡学熙后退一步。董益三也被司令官这种样子弄得心里毛毛的，但还是硬着头皮，俯下身，在康泽耳边低声道：“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光了，几支步枪是抵不住的。大家要求放下武器投降，推我们作为代表报告司令官，请您决定。司令官看怎么办？”
康泽未抬眼皮：“你们跟副司令官说去。”
董、胡急忙奔至碉楼，还未开口，郭勋祺先道：“你们不要说。我知道，援军马上就到。要兄弟们坚持，坚持就有办法。”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有人喊：“共军进院子啦！”
“不打了！投降！投降！”
三人拔腿就跑。刚钻进司令部，郭勋祺、董益三就被蜂拥而入的解放军活捉了。
一批批放下武器的敌兵举着手走出碉楼、坑道，就是没有康泽。第五十四团团长急了：“必须抓到康泽！抓不到这个特务头子，就不算完全胜利。找！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到！”
司令部各隐藏处、坑道里外搜了好几遍，还是没有找到康泽。
“再搜！没有活的，也该有个尸首！”第六纵队打扫战场的部队又开始寻找康泽。战士们的口袋里都有一张康泽的油印画像。
副教导员要秉仁想了个办法——寻找认识康泽的俘虏。他问到一个长得很清秀的青年士兵：“你认识康泽吧？”
“我……”
“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康泽的卫士。”
“你不要怕，带我们抓康泽去。”
这个卫士叫傅起戎，他战战兢兢地带着搜索小分队来到通向各碉堡的地道口，说：“可能就在这几条坑道里。”
坑道阴湿狭窄，小分队用一支五节电池的大电筒照明，找了三个来回，还是没有发现康泽。
“翻尸体！”又搜。坑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尸体。翻到一个通往碉楼的拐角处，发现有个暗洞。战士们用刺刀挑开挡在洞口的尸体，正要往里挑，一条满是血污的胳膊突然伸起来——他的双腿上横压着一具死尸，脊背下枕着一具死尸。这是一个藏在死尸堆里的活人。
傅起戎走近，惊叫“哎呀”，拔腿就跑。
要秉仁抓住傅：“他是谁？”
傅起戎浑身哆嗦：“我……我不敢见他……他……就是康泽！”
战士们把这具“活尸”抬出坑道。康泽上身穿着绿衬衫，下着短裤衩，光着一只脚，浑身上下涂满了尸体上的血污。他一动不动，推也不动。
“再装死狗，老子用刺刀捅你！”一战士喊。
康泽睁开眼，慢慢爬起来。看他那一身血污，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要秉仁让人端来一盆水，让他洗。康泽一见水，端起盆子就喝。
一代枭雄，如此收场。
七月十六日，襄阳战役结束。邓小平说：“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价值。”
中野对参战部队的表现甚为满意。尤其是王近山和他指挥的第六纵队积极求战，勇担重任，大智大勇，对战役全胜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刘伯承说：“襄阳战役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
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在樊城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战役胜利之后，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襄樊战役之后，华野发起济南战役，使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完全控制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逐步以徐州、武汉为中心，收缩为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至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已见分晓。
紧张、激烈、辉煌的中原会战影响之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它是即将开始的规模更大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的序幕和一次成功的实战演练。
毛泽东兴奋地打着手势，左手握拳，夹着烟卷的右手从左拳上划过去，越过拳峰：“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越过山坡，爬过山顶。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
中原会战的失败震动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军界中，稍微敏感一点的将领都惶惶然，感觉到了那逼人而至的不祥预兆。
八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这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检讨会，国民党军界高级将领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汤恩伯、杜聿明、黄百韬以及海、空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共一百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八月三日上午九时，会议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正式开始。蒋介石身着戎装，胸前佩挂国民党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杜鲁门赠他的一枚勋章，表情肃穆。他举目环视大厅里上百位将领，目光里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狂涛，良久，开始致开幕词：
“过去三年来剿匪军事，我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已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的讽刺诬蔑，令人实难以忍受。自从总理领导革命以来，绝没有经过这样危险的时代，也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耻辱。诚然，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委靡不前，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致上面的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你们各级指挥员万万不可有失败主义、悲观情绪。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
“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过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生活不下去，没有饭吃。为使党内同志和广大官兵能有生存权利，我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信心不足，作战屡次失败，很不争气，使我非常为难……但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为党内同志及官兵生存而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一片掌声。有些人眼睛湿润，被总裁发自肺腑的悲凉激愤深深感动。
但并非人人为之感动。他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作检讨，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些将领的反感。
第二天，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谈到兵员、武器的损失情况，尽管遮遮掩掩，他也不得不承认：“两年来，我军损失兵员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一万五千余门，还有大批坦克、汽车、通信器材和各种弹药无数。”
当何应钦坦率地，也是第一次把国军失败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时，诸将领瞠目结舌，心弦颤动。
接着，白崇禧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的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人受到的重大挫折有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回顾抗日战争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权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六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示！”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这天，蒋介石又看到了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的书面发言。盛家兴称：“共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了，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牺牲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共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仿共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要学共军加强侦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坚决进攻，军官冲锋在前才能提高战斗力……”
蒋介石勃然大怒：“娘希匹！搞这种东西纯粹是长他人志气！这个盛家兴，他在精神上早已成了共匪的俘虏！”
蒋介石旨在给将领们打气，使其振作精神，以期挽回败局。白崇禧转移目标，盛家兴又大长共军威风，自然他要动怒。以后几天，他给会议定了调子，不许再出现“偏颇”。
在黄百韬报告了豫东战役经过后，蒋介石训话说：“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果然一人发了一本“辩证法”，是黑格尔的书。盛家兴发牢骚：“说我的精神已成俘虏，他一会儿让我们学共产党交党费，一会儿号召我们学辩证法，又作何解释？”
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说：“想学也没学对。共产党学的是唯物辩证法，老头子发给咱们的只有‘辩证’，没有‘唯物’。”
大家窃笑。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这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大会后期主要是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会务组把对付策略编成对答形式的册子，下发各小组讨论、学习。这些策略都未经缜密深入的研究，仅凭参谋们的臆想逐条写几句话即是。如“打破以农村包围城市”对策，答案是“把农民争取过来”。
如此滑稽，令人耻笑。有的人在此条上批语：“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仗不用打就胜了，战争也根本不会发生了。”
如此这般，会议至八月七日结束。
蒋介石在闭幕词中极力号召将领们“发扬国民革命精神”，“我们奋斗之目标在于如何打破困难，如何消灭敌人，如何完成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之使命！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去做，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令不行禁不止，胜不庆败不救，腐败堕落甘于暴弃，即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
蒋介石深为国军将领三年来被俘之多、气节之短而倍感耻辱，他鼓励将领们“成仁”；“我军将领应该坚毅果敢，杀敌立功；倘若不幸失败，就应光荣地‘成仁’。被俘是最可耻的事，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蒋介石此时不会想到，这是他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全面的军事会议。
一辆美国吉普车开进河南宝丰县的皂角树村，停在村口的一株大皂角树下，等候邓小平上路。
月光很好，沉睡的村子静静地沐浴在水一般的月色里，只有中野指挥部的这座院落里还亮着灯。
邓小平将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临行前他们做了彻夜长谈。直到三星落尽，东方泛白，三人才走出房门。
一声高亢的鸡鸣像一声领唱，引发了村子里此起彼伏的啼鸣。
陈毅：“好雄壮的大合唱！”
刘伯承抬头望了望黎明的天空，未语。
邓小平吟道：“雄鸡一唱，东方即白。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陈毅：“小平同志也有诗兴喽！同志哥儿，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组织个诗社好不好？”
邓小平：“一言为定。”
刘伯承：“小平此一去回来，必然带个‘大动作’。”
陈毅：“看样子，我们很快就要喝到长江水了！”
三人握别。吉普车在曦光中渐渐远去，刘伯承、陈毅还站在皂角树下。晨风阵阵，撩动着他们的衣襟。太阳在东边露出了脸，中原大地又是一个晴朗的天。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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