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

        长江两岸 南京 北平

        1

        新中国诞生前的又一次大阵痛开始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神圣的时刻。绵延亘古的长江此时犹如一把启动新中国的金钥匙，弯弯曲曲苍苍茫茫澎湃激荡横在渡江大军脚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一百二十万渡江部队，已经集结于江边。东、中、西三个集团，分布在蜿蜒一千公里的长江北岸。碧蓝的天空，轻柔的白云，红日映着一江春水，好大的一个晴天。一切都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与宁静。江堤上，大炮稳稳地蹲在阵地上，炮口沉默着。炮手们在隐蔽部里，嘴上叼着黄黄的油菜花，消磨这难耐的大战前的悠闲时光。大大小小的船只一窝一窝停泊在隐蔽场里，挤得水泄不通。船只披着伪装，一身青枝绿叶，俨然一片葱茏的灌木丛。这是它们最后一个闲暇的白昼了。

        夜幕落下了。百万雄师，千军万马，骤然从地下跃出。如大海初发的春潮，如天空中涌起的风云，在纵横上千里土地上，奔涌着一片烟尘滚滚，热浪腾腾的人海。

        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分不清到底有多少路纵队。只见所有的村庄、圩埂、大路、河堤、桥梁……尽是人，走不完的人；尽是队伍，不见头不见尾的队伍，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源源不断，波澜壮阔。

        在这江水一般的人流中，没有歌声，没有军号，没有呼喊；有的只是急促矫健的步伐，整齐严谨的秩序，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着一个目标——长江江岸，衔枚疾进。他们肩上的枪械擦得乌黑油亮，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生发油气味。他们那稳健的步伐，压不住他们心底的激动，像夜色无法将四月的春光掩盖一样，从那嘴角眉梢流露出来。连排长们，把手中的指挥旗当手杖拄着，强装个安闲自在的姿态走路。但是，那旗杆偏偏把他们的心思泄露出来，尽找那路边的野花和小树枝敲打。

        走在队伍中的秦基伟恍惚觉得，大地在脚下微微抖动了。他不知道这是千万人矫健的脚步踏在地上引起的震动，还是自己身上血液奔流引起的错觉……他向往多年的长江，就在几里外了。这条流淌着不尽的神话、传奇、故事，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浩瀚之水，是何样的风范呢？

        他听到前面两个战士的对话：“哎，听说燕子过江嘴上衔根小棍，你知道为啥吗？”

        “长江太宽呗。燕子一路要歇好几回，就衔着小棍凫在江面上。”

        现在他们都成了过江的燕子，只是嘴上那根“小棍”经过半个多月的锤炼，变成了竹子，放在了胸中——“胸有成竹”了。

        先于渡江大军行动的，是安徽百姓成千上万辆的独轮手推车、肩挑担。在这些车上、担子里，堆着军粮、弹药、麻袋、草包、绳索……一应前线将士要用的物资。从四月上旬起，江淮之间纵横数百里的乡村大路和田间小道上，便响起了独轮车的咿呀声，竹扁担的吱呀声。白天，赶海一般的独轮车在土路上卷起一团黄尘；入夜，车上千万盏小马灯，串连成一条闪闪烁烁的金黄色长线，像落在地上的一条银河。渡江在即，这条流动的“银河”随着大军的前移向前延伸，一直“流”向长江。

        站在江边的秦基伟眼前一亮，看到一个推车的姑娘头上插了一簇映山红。一种熟悉而久别的温馨，在这个大别山的儿子胸中像长江浪涛一样冲撞着。家乡的女人在她们喜悦的时光，常常用火红的杜鹃花装扮自己。这种漫山遍野开放的花儿带着山野的纯净绚丽，热烈大胆豪放，极像皖地既纯情又妩媚的女子。

        姑娘的身旁是个挎篮子的老大娘，捣着两只裹过的小脚走得急忙，那披散在耳边的白发使秦基伟的眼窝一下子潮湿了。他走上前去，拉住老人的手：“大娘，您的脚管不管？歇歇吧。”

        “管哩，裹了四层脚布哩！”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铭记一生的时刻，有如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冀盼交织阵痛，喜悦伴随着不安，天堂联结着地狱。

        刘伯承从桐城指挥部给他的亲密搭档、战友邓小平打电话说：“邓政委啊，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正为部队送行呢，敲锣打鼓，人像海潮一样噢！”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秘书陈麒章，正忙碌着下发文件。为这些文件的印刷、装订，他可是脱了三层皮。他手上忙的已经不是关于渡江的文件了，而是《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指示，这些文件一定要在渡江前发下去。

        中集团的谭震林“谭老板”背着手站在指挥部的地图前，瘦削的身子挺得笔直。十几部电话机，铃声此起彼伏，作战处长、科长、参谋不断地向他报告：“十二军渡江准备完毕！”

        “十五军渡江准备完毕！”

        “第四兵团准备完毕！”

        “中集团准备完毕！”

        “西集团准备完毕！”……

        总攻的时间到了。

        率先渡江的是中集团的二十七军。是夜，无数只渡船在江面上展开，满江尽是闪烁不定的小红灯。这种糊了一层红纸的小马灯挂在船尾，是水上的联络讯号。随着波涛起伏，小红灯撒满江面，呈现出旖旎绚丽的战争奇观。

        江北岸掀起猛烈的炮火风暴。极目望去，大江南北，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在迸射、闪跳，时而像春雷在云间滚动，时而像地震海啸天地倒翻。大地在颤抖，江水在号叫。热辣辣的气浪里，树木、芦苇、江滩、水流变得猩红一片，跳动、摇晃……

        船到中流，浪大流急，船身剧烈地晃动起来。炮声在空旷辽阔的江面和天空回荡，像一万只巨大的洋铁桶，被上万人踢蹬得满天乱滚，发出空洞的噪音。

        炮火在继续延伸，它的威力可延伸至江南岸纵深十五公里地带。由于有皖南游击队、渡江先遣大队、保五旅提供的江防情报，炮弹发射点“有的放矢”，命中率极高。十几分钟后，江南的大炮就哑声敛气，没有了动静。

        一营接近江岸了。岸上几座被炮火削了顶的碉堡像半截烧煳的大树桩，疯了一般扫射报复，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营长董万华挥动着挂了彩的右臂，指挥部队强行登陆。划在最前面的是三连五班，紧跟在后的是二班马家的船。第一船战士全部牺牲在滩头，第二船在“指挥船”的掩护下登上南岸，接着是第三船、第四船……

        当二三五团在矶头山、大盖山与敌八十八军激战正酣时，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短小精悍的身子一跃，稳稳地站在了江南的土地上。

        他回首望去，大江东流，万船争渡，浪滔滔，波鳞鳞，一派千古奇观！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江，亘古奔腾，大军难渡。一千多年前的魏丞相曹操，率领八十三万人马，被阻长江北岸，船焚兵损，落荒而逃；八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领将士转战数省，最终被困于长江上游，全军覆没。历史在这里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活剧，留下了一代代英豪壮士深深的遗恨和无限的悲怆。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仅从此改变了长江天堑的历史，而且正在改写整个中国的历史。

        这一夜，中集团三个军十余万人渡过长江。长江南岸国民党经营了数月的防线，被撕开了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大口子。

        江南的整个长江防线被撼动了。

        瑶岗总前委指挥部整夜灯火通明前面两进的厢房里发报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中间的厅房里，邓小平手里攥着一把桥牌，不紧不慢地踱着步。秘书陶旭斌估算了一下，这一夜邓小平踱的步子加起来有二十公里。陈毅拿着话筒不松手，可着嗓门吼叫。

        屋主王世鑫半夜起来解手，听到陈总团长吼道：“冲上去！一定拿下来……长江是我们的！”接着叭的一声。

        第二天清晨，天井里一片笑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王世鑫经过天井，只见陈毅披着黄呢大衣，高兴地说：“老王，昨天夜晚我们的大军打过长江喽！”

        王世鑫说：“那好，太好了。昨晚我听到您对着炮台发怒呢！您这一怒，蒋匪兵就统统跪在长江沿儿上投降了。”

        陈毅哈哈大笑。警卫员说：“大伯，那不叫炮台，是电台。”

        2

        汤恩伯的绿吉普车终日在长江防线上疾驰，四月上旬到了芜湖至铜陵段，得知八十八军军长马师恭留下一纸辞书，不告而别。八十八军是顶替上个月投诚江北解放军的一零六军而被调到这里的，不料又出了这种事。目前整个八十八军群龙无首，乱成了一窝蜂。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将二十军调了来。四月十七日他又来视察，这个在整个江防线上算得上是“有令则行”的二十军，竟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还没完成调防交接。汤恩伯治军以严著称，然而值此艰难之秋，军心浮动，投诚、起义、倒戈时有发生，对于这样一个尚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他不能要求太多。吞下一口气，次日他驱车到了刘汝明的防区。

        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全是一线横陈，没有纵深配置，没有后备应援。汤恩伯一看就明白，这个“老兵痞子”打的是“开溜”的主意。汤恩伯没把刘汝明看错，刘汝明也把汤恩伯的江防部署看得清清楚楚。国军精锐悉数集中长江下游，蒋介石真心实意守的是上海。像他这样的杂牌军摆在长江中段，不过是以牺牲实力为代价，绊绊共产党的脚而已。刘汝明不傻，江防是老蒋的，兵是他自己的。只要有兵有枪，谁也奈何他不得。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保存实力。所以汤恩伯指责他的江防部署时，他淡淡一笑，说：“汤司令长官，我刘某虽无能，但总还是吃了这么多年军粮，对于纵深配置和后备应援还是懂得的。可是一个萝卜百个坑，我用什么搞配置和应援？要不你再给我一个师，怎么样？司令长官，再给一个师？”

        汤恩伯真想立马将这个流氓给撤了、崩了，可是他能做的只是冷着脸命令刘汝明把这段二百里江防守好。他的这个命令是何等的苍白和无力，连他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四月二十一日拂晓，刘汝明接到下属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报告，说共军已在他们的侧翼铜陵以东八十八军正面大举渡江。刘汝明立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面授机宜：“共军大举渡江已经开始，各位切记两个字，一个‘好’字，一个‘巧’字。什么意思呢？不要急，听我一一说明。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的对手又是那个刘伯承刘瞎子。这也许是天意，没办法呀。但是你们也不要怯他，他们这次是背水作战，刘伯承的这战术、那战术，在长江上全没有用。他们也有一个字，那就是‘渡’——没有舰船不好渡，长江天堑不好渡。我们弄好了这次也许能雪耻复仇，一吐几年之恶气，让那个刘瞎子掉进长江喂江猪，这就是‘好’字。但作战之事，风云难测，刘瞎子鬼点子又多，我们不能不做第二种准备，那就是一个‘巧’字。那就是一旦情势不对，立即后撤，放弃阵地，保全实力。但是，”刘汝明快速扫了一眼在座的各位，“施行‘巧’字战术时，一律不准用无线电，尽量口头下达，不得已时就用电话。明白了？”

        明白的、不明白的，个个点头。其实刘汝明的用意不难明白，不用无线电，一则怕被解放军窃听，二则不让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知道。九十六军撤得越晚，对他们越有利。

        会议结束不久，江北岸的大炮响了。开始刘汝明还以为是例行公事，打几炮就完了，一是刘伯承惯于夜间动作，而现在日头还挂在天上；二是所得到的情报全是刘伯承月底渡江。哪知大炮越打越猛，没完没了，打得江岸各处守军无法抬头。无线电、电话骤然大作，纷纷请示：“钧座示意，是打‘好’字，还是打‘巧’字？！”

        四月二十一日，东、西两个集团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的一千二百华里的正面发起总攻。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炮火首先实施效力发射。一时间天和地全被烧红，滚滚长江没有了流向，几层楼高的水柱鳞次栉比，变成了千古奇观的大喷泉。随着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天空飞蹿着各种各样的啸叫。对岸香山脚下的灯塔冒出一团白烟，轰然坍塌。又是几排炮弹，对岸黄土冈跳了几跳，黄土冈上刘汝明的大炮陡然失声。炮兵手上有皖南地下党的情报图，可算得上是“有的放炮”。刘伯承在渡江战役中，将他的作战艺术发挥得炉火纯青，集中绝对的优势炮火与兵力以达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将对渡江威胁最大的敌炮兵阵地、碉堡，十之八九予以摧毁。

        第二野战军的指挥部设在桐城中学。桐城地处大别山东麓，“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纵川”。建城一千二百余年以来，诗艺文苑群芳云集，学林宦海鸿儒荟萃。境内大龙山脉蜿蜒起伏，湖川河网纵横交错，为理想的屯兵之地。创办于一九〇二年的桐城中学，一方巨匾上铸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勉成国器。刘伯承的指挥部就设在匾额右侧的图书馆里。在这里，刘伯承完成了渡江作战的构想。他以奇兵制胜，将渡江部队登陆的地点大都选择在不便登陆的险要地带，以达出敌不意之目的。这种大胆的谋局，连最能理解刘伯承意志的参谋长李达鼻尖都沁出一层汗珠。

        二十一日十六时三十分，所有作战命令下达完毕，作战室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煤气灯的吱吱声。刘伯承端起一碗茶水，拿起一本柳公权的字帖，一口一口地啜着，一字一字地品着。李达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一手握着醋瓶，一手拿着大葱，一口醋一口葱喝着、吃着。这是山西人李达的“咖啡”，是他在长期作战的极度疲惫中发明的提神“神品”。煤气灯下，二野的副政委张际春在看作战处处长姚继鸣作的《阵中日记》。

        电话铃骤然响起，第一位从江边打电话来的是南下时任十一军参谋长的杨国宇，他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调由于过分激动听起来愈加生动活泼：“我们的大炮打过去喽！个老子激起的水柱子硬是有几十丈高哦！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喽！”

        十八时，李达向军委、总前委发出第一份前线报告：

        二野于马（二十一）日十七时开始全线渡江作战，刻渡南岸者三兵团两个团占领乌沙闸以西阵地；五兵团一个团占领黄石矶以南高地。余在续渡中。

        当夜二十时，发出第二份前线报告：

        我二野刻已知渡南岸者计三兵团七个团，五兵团两个团。

        当晚二十四时，发出第三份前线报告：

        （一）我三兵团刻已渡过四个师，预计明养（二十二）日拂晓十一、十二两军可全部渡完；（二）五兵团之十六军已渡过两个师，预计明养日拂晓前该军可渡完；（三）四兵团情况待报。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头顶着一个大斗笠，两腿泥水，站在华阳镇江堤上。天下着牛毛细雨，江面一片迷蒙。黄昏时分的炮击首发将江对面的灯塔摧毁，敌人的“眼睛”瞎了。月亮还没有出来。数百只战船出华阳渡口入江，沿江堤一溜儿排开，如开弓之箭，只等一声命令。

        美中不足的是这天没有风，十几丈高的桅杆上光秃秃的，风帆派不上用场。秦基伟好不甘心，将头上的斗笠一甩，扬起脸望着黑幽幽的天空。忽然间，江面上一阵水浪声，呼呼的东北风不期而至，将那地上的斗笠刮得陀螺一样旋转。

        战士和船老大们简直不敢相信，几秒钟的沉寂后，江堤、江面一片欢呼声：“老天爷有眼，共产党有福！”“起渡！”

        秦基伟一声令下，四十四师突击船队扯起风帆，百船争渡。刹那间白帆一片撒满江面，红灯闪闪星罗棋布。没有人声，没有炮鸣，只有扳舵、摇橹、划桨声，吱吱呀呀、哗哗啦啦响成一片。东北风鼓胀着白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船只变成了一个个小白点，大江又回归寂静。但那黝黑而沉闷的空中，有一触即发的紧张。

        秦基伟依然站在江堤上，雨随着风势越下越大，却全然进入不了他的感觉。根据刘伯承“出敌不意”的宗旨，秦基伟把主突破点选在香山、香隅坂。这些地方礁石参差，岸崖陡峭。刘汝明断定解放军不会从这里上岸，将鹿砦、地雷、火力重点摆在了灯塔以东。秦基伟偏偏就利用这一点，他的十五军打过许多邪门仗，他们敢于干对手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战争的事，愈奇也就愈险，他那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十几分钟后，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报告：“船到江心，一切顺利。”

        不待秦基伟的一口长气吐出，一长串照明弹倏地腾空而起，江上一派通明。接着，江南岸爆起密集的枪声。

        “炮火掩护！”秦基伟命令。

        白色的帆船在枪炮与风浪中起伏颠簸，如雨如雹的炮弹带着火花掠空飞舞，水柱冲过船桅。帆船队形错乱，有的开始偏离航向。

        “掌握方向，成败在此一举！”秦基伟遥控指挥四十四师。

        “有进无退，争取第一船！”这是四十四师突击队在誓师大会上的口号，现在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誓言。

        “红三连”冲在前面的一只大船上，指导员周福祺站在船头，扛着“打过长江去”的红旗，指挥着全连战士。突然船头一歪，他回头一看，老船工王彦先倒在血泊中，一条腿受了重伤。周福祺将红旗往衣领里一插，一把抓住船舵，同时命卫生员给王大爷包扎伤口。

        骤然一道光闪，“咔嚓”一声，船身向左一歪，船头的桅杆被拦腰炸断。桅杆连同风帆倒进浪涛汹涌的江中，另一头的绳索却还连在船上。周福祺一下子被掼倒，江水呼地从左舷涌进来。千钧一发之际，大个子战士张国正用他那铁杵一样的臂膀死死地把住舵。

        “拿斧子，快砍绳索！”王大爷喊道。

        四班长高玉生抡起斧子，嘭的一声，船身猛烈向右一闪，摇晃了几下，平稳了。

        战士们挥起船桨、铁锨、木板儿甚至钢盔，奋力前进。躺在船尾的王大爷朝战士们喊：“大军同志，再加把劲，就要靠岸了！”

        张国正将上衣扒个精光，赤膊上了。

        南岸在即，红土冈上的树木依稀可见。忽然一阵刺眼的亮光，红土冈上轰然间冒起一条一条的火舌，敌人开始用火焰喷射器封锁滩头。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涛，燃起一尺多高黑红色的火焰。几分钟的工夫，方圆五十米的江面上变得一片通红，堵住了登岸的去路。

        “轻重机枪、特等射手，打火焰喷射器！”周福祺下了命令。

        全连开始向红土冈射击。这时江北岸的炮弹掠空而过，击中了红土冈。后续部队陆续赶了上来，一齐用火力压向正面敌人，敌人的势头减弱了。

        “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

        周福祺下过命令，正要带领火力队登陆，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他身上。他急忙抱住一看，是张国正。鲜血从张国正左右两臂向下流淌，赤裸的前胸、腹部血肉模糊。

        “……指导员，我……我完成任务了吗？”

        周福祺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渡江前夕，张国正向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希望完成任务后一旦牺牲，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好同志……”周福祺哽咽了，“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

        张国正的嘴唇翕动了一下，闭上了眼。情况不容片刻迟缓，周福祺将红旗一挥，咬着牙，大步冲上江岸。

        一场激烈的交锋后，敌人的气焰渐渐低落。此处原是刘汝明设防最薄弱之处，由于渡江大军来得过于突然，上下乱套；电话线路被炮弹炸断，无法沟通，一时没接到“巧”字命令。尽管前沿损失惨重，防守战还是打得很顽强，几乎将全部火力一股脑泼向江心。

        刘汝明一听损失惨重、打得顽强，非但没嘉许，反而大发雷霆，将属下骂了个狗血喷头，随即向他的八兵团连下三道命令。第一道，关闭电台，切断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各总部以及友邻部队的联系，便于自行活动；第二道，命令施行“巧”字策略，立即后撤，放弃阵地；第三道，命令兵团部直属分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浙赣线撤退。

        参谋长刘杰要求稍候片刻，调一个师与兵团部同行。刘汝明一拍桌子：“忘了刘伯承那个战术原则了？现在不患兵单而是患兵不快，快就是胜利，慢了就做俘虏！快撤！”

        部队撤出不到一半，解放军的一梯队、二梯队已经冲上江岸，控制了要点、要道，把刘汝明八兵团的一线部队“包了饺子”。

        此情此景在国民党的所谓《戡乱简史》中有真实的记载：“满江尽为匪船，首尾相接，络绎不绝。”“匪船过多，我顾此失彼……乃被迫撤向芜湖下游。”该笔吏哀叹解放军的气势“几有所向无敌之概”。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晚九时，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二百余里、纵深十至二十里的登陆场；又经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作战，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安庆守敌弃城而逃，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

        至此，第二野战军成功地突破长江防线，从战略上切断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与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而第二野战军由于战略战术得当，第一批渡江的三、五兵团的六个团，伤亡还不到十人。

        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至扬中段。

        东集团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江阴至扬中段为汤恩伯的重防之地，忧患之地。倘若此段防线被突破，他保卫大上海的计划将付诸东流，因此他将精锐五十四、二十八和第四军沿南京以东配置。防守江阴要塞的是二十一军，一色美械装备的精锐之精锐。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深深的眼窝里蕴含着冷静与智慧，他一面将他的两个兵团八个军三十五万人马一一布好阵，一面拨动他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安插在敌垒里的“策反”轮子，双管齐下。当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得到江防前沿部队“共军开始渡江”的报告时，粟裕的突击队已经登上了江防阵地。粟裕一览群山的战略眼光与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华，再次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长河中重要的地位。

        由于策反的成功，江阴要塞七千余官兵就地起义，掉转了炮口，接应渡江部队。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源源不断地从江阴这个突破口登陆，这使得东集团的渡江作战得以神速地长驱直入。次日晨，东集团军随着一轮红日的冉冉上升，不断地扩大战果，击溃了国民党三个江防军，使其江阴至扬中段长江防御彻底瘫痪。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一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百万雄师激战长江天险，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四岁，他就是王近山的儿子蛮蛮。在他被抱上船头的时候，幼小的生命已经和他的父辈一样，全部交给了革命。他和百万勇士一起经受了大江激浪和炮火的洗礼，火焰喷射器发出的火焰和热浪将他嫩白的小脸炙得紫红。那是一个铸造英雄的时代和时刻，小蛮蛮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刻，这使他终生受益无穷。这要归功于他那“疯子”爸爸，这事在常人看来，做得确实有些“疯”。

        为纪念那不寻常的时刻，渡江后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可是偏偏漏掉了一位，那就是四岁的蛮蛮。他不依了，带着哭腔抗议道：“为什么我没有？！”

        “是啊，”王近山笑了，一拍脑门，“怎么把我们的小勇士给忘了？给，我的这一枚属于你了。”

        “不要，我要我自己的！你们为什么忘了我？！”

        长江被解放军甩在了身后。

        在渡江大军强大的攻势下，守防蒋军溃乱不堪。汤恩伯一看江防军大有被解放军沿江分割围歼的危险，立即于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下令总退却。他命令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路撤退；命令芜湖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退。他要以两路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防线，固守上海。江防线上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和没有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全部夺路而逃，状若惊马迷羊奔兔。一时间江南大小公路、土路黄土飞扬，遮天蔽日……

        桐城的刘伯承，手上的放大镜又锁定了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

        他分析，敌人成建制地向南撤退，有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成了敌军退却的唯一通道。

        他喝了口水，背手转了半个圈，突然止步，对参谋长李达说：“我们要立即改变原来的作战方向。”

        李达随刘伯承走近地图，刘伯承继续道：“我们的主力不再与三野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线之贵溪、上饶、衢州，直至义乌一线。这样既可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又可斩断蒋、桂之联系，以全力迂回于蒋军的侧背，给其以狠狠打击，扩大我预定的京沪杭会战范围。”

        李达说：“好。我马上报总前委。”

        当日，总前委批准了这一方略。同一天，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徽杭线给各兵团的指示》，要求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街州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应加快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

        各兵团闻令而动，人不停步，马不卸鞍，日行一百二十华里，向南挺进，开始了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的大追击。

        3

        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国民党立法院贴出紧急布告，要留在南京的二百二十五名立法委员立即乘飞机离开，已在明故宫机场准备好了十架运输机。

        春风荡漾，南京的梧桐树依然婆娑弄姿，然而人们再无暇观赏注意。随春风而来的隆隆炮声，给这座京城笼罩了恐慌和惊惧。京沪铁路已经中断，逃难的人群洪水一般涌向京杭公路。

        总统府内，李宗仁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在座的何应钦、顾祝同缄口不语。李宗仁寡着脸，高高的颧骨悲壮地耸立着，五个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桌子。

        白崇禧不愧为桂系砥柱、国军栋梁，此时他的脸色依旧明朗，雄心不减，对坚守武汉和西南半壁，未因共军的渡江而信心丧失。他先开口道：“放弃京沪！德公，只有放弃京沪才有出路。倘若汤恩伯放弃京沪，将主力移至浙赣和南浔线，与我华中四十万军队互为掎角之势，固守湘赣，便可阻止共军窜入大西南。”

        李宗仁看了看何应钦、顾祝同，他是同意白崇禧这个“互为掎角之势”的挽颓之策的。但是，固守上海是蒋介石的谋局，他能同意放弃上海吗？他既然不让桂系拥有江南半壁江山，又岂能让西南为桂系所有？

        何应钦开口道：“眼下也只有此可行之举了。”

        顾祝同点头：“是的，别无选择！”

        李宗仁说：“我看健生说得很有道理，只是汤恩伯那里……”

        他这个代总统当得实在是窝囊透顶了。就在第二天，溪口的蒋介石派来专机接李宗仁去杭州会面。

        四月二十二日一早，李宗仁登上飞机。这是自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引退后，他们的第一次会见。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双方的内心皆是一阵凄凉。李宗仁没料到，仅仅三个月，蒋介石的须发竟然十之九变白了。蒋介石的两眼被李宗仁高耸的颧骨刺了一下，那张他十分熟悉的国字脸，已是“国将不国”了。

        在这种心情下，二人略事寒暄，便直奔主题。

        李宗仁憋着一腔怒火，压了又压，口气仍是十分生硬：“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陷落就在旦夕，你看怎么办？”

        “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不必灰心！”蒋介石一脸诚挚。

        李宗仁索性敞开来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委实比李宗仁老练得多，尽管李宗仁的话十分不恭，他脸上却无丝毫愠色。眼下他还需要这个挡箭牌，需要李宗仁给他支撑门面。上海的一些金银和善后之事还未了结，李宗仁能多支撑一日，他就多赢得一天时间。他身子向前凑了凑，说：“时局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德邻兄，只有你继续领导才有希望，谁也代替不了你呀！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介石那种诚挚万分的眼神，使李宗仁一下子气泄了大半。“既然如此，”李宗仁说，“眼下必须放弃上海，确保两广和大西南。汤恩伯部应迅速向浙赣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掎角之势，阻止共军南犯。”

        “此议甚好。”蒋介石不动声色，“军事指挥权在国防部，你是代总统，可以要国防部按你的意志下命令部署，我绝不过问。”

        “总参谋部与国防部今后是个什么关系呢？”李宗仁紧逼不放。蒋介石一直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将国防部和他架空。

        蒋介石反应极快：“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蒋介石一退再退，看来李宗仁就是提出一百个要求，他也会一百个答应。以至于李宗仁自己都感到，若再说下去，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蒋介石又是一番安慰和鼓励，再三表示他全力支持的诚意。

        作别时，李宗仁心里一片茫然。他和蒋介石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

        会见结束，当天李宗仁飞回南京。飞机一落地，四郊的炮声、枪声礼炮一般不绝于耳，南京城内一片凄凉。平素最繁华的中山路、太平路，商店全部关门停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准备。

        当晚，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问：“目前战局如何？”

        汤恩伯数日未眠，面容浮肿，答道：“共军已迫近城郊。本晚大约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晚八时许，李宗仁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联衔来电，言之，共军入城时代总统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待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

        李宗仁早已明白，他的这些代表是决心向共产党靠拢了，责其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报掷于地上。

        四月二十三日，天蒙蒙亮，李宗仁被剧烈的炮声从睡梦中震醒。

        “共军就要进城了……”他自言自语。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是汤恩伯打来的。汤恩伯报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攻进城区，催促他赶快乘飞机离开南京。李宗仁来到机场，飞机的马达已经发动，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在机前迎候。

        匆匆握别，匆匆登机，不待李宗仁坐稳，飞机便呼啸而起。

        “绕南京盘旋两圈吧。”李宗仁低沉地交代秘书。这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当机翼掠过中山陵那一片灰蓝色的建筑群时，他粗大的喉结一阵颤抖，痛苦地闭上眼。

        副驾驶员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缓缓启目，良久，说了句：“先飞桂林吧。”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

        当日午夜，南京城宣告解放。

        总统府威严的红漆大门被撞开，人民解放军如长江巨流汹涌澎湃奔腾而入。前后大殿、大堂、侧堂、甬道、熙园、画舫……一时间如爆满的河床，无数条打着绑腿的泥脚在飞奔，咚咚咚如春雷滚动，响彻这个神圣了数百年的官府衙门。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旗杆上飘落，被掷踏于地。

        国府机枢之地再无森严与威风。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不再是口号。泥腿子的后代，土八路的大兵，双脚实实在在地踩着国民政府的大红地毯。这一切来得那么艰难，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之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这一切来得又是如此让人始料不及。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四百多万军队气势汹汹地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直至攻占了共产党解放区的首府延安；却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黄河边上那个寂静而暴烈的夏夜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稀里哗啦，所剩无几，连号称龙盘虎踞的南京城都无力守护，就这么弃都而逃了。解放军的士兵们欢呼着，一直向里冲，冲过长廊，冲上十级大理石台阶，冲进“子超楼”，踩着满地散落的文件、纸片，一口气冲到挂着“总统办公室”牌子的大门前。打头的士兵猛然顿足。

        激动？仇恨？喜悦？说不清。

        大门嘭地被打开了。

        蒋介石巨大的写字台上，日历翻在四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天午夜，已经脱衣睡下的蒋介石突然一跃而起，对儿子蒋经国说：“准备船，我们要走了。”

        “去哪里？”蒋经国一脸困惑。

        蒋介石未语。直到“太康”号兵舰驶出港湾，蒋介石才出乎所有随行者的意料，对舰长黎玉玺说：“去上海。”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已经脱下那件臃肿的棉衣，换上了春装。虽是通宵伏案工作，脸上却毫无倦意。用过早餐后，他信步走进六角凉亭。庭院里洒满了阳光，双清泉水如歌如琴潺潺流淌。几只麻雀在觅食，蹦蹦跳跳，唧唧喳喳，把毛泽东逗笑了。他的心情非常好。

        秘书兴冲冲快步走来，将一张《人民日报》递给毛泽东，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啦！”

        “噢，这样快！”

        晨风中，“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

        南京这座古城对于毛泽东，更多的是理性的政治的概念。这个权柄之地，自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在此成立军事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四月又成立了他的国民政府，这里便成了政权的象征。围绕着中国政权的归属问题，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殊死搏斗。而今乾坤陡转，地覆天翻，四海归一。毛泽东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酝酿于怀的诗情喷薄迸发，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跃上笔端：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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