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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抉择关头

        一九四七年八月

        南京 鲁西南

        1

        顾祝同的汽车一驶进蒋介石官邸,便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

        晨风拂动彩旗,“庆祝山东大捷”“庆祝南麻、临朐大捷”,红纸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礼堂外聚集着一群记者,忙碌而兴致勃勃。

        郭汝瑰从车的前座回过头:“钧座,这是怎么回事?”

        顾祝同摇摇头,目光茫然。两人满心惶惑地去见蒋介石。

        南京的八月是最难挨的,总裁办公室黑暗而不通风,更是闷热难当。蒋介石一身戎装,孤寂地坐着,打禅一般,仿佛全不感知世间的冷暖寒暑。

        郭汝瑰不由暗暗吃惊。

        “坐。”蒋介石吐出一个字。

        侍卫倒过水,退出去了。

        “猥琐不堪,哪有打胜仗的样子!”蒋介石吐出一句。

        顾祝同、郭汝瑰忙起身。顾祝同说:“辜负校长栽培。鲁西南丧失战机,一败涂地,学生有罪……”

        “哪个讲鲁西南一败涂地?决战刚刚开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怎么就有了定局?!”

        顾祝同怔住了,呆呆地注视着捉摸不透的总裁。不过是二十个小时,昨天总裁还在电话里大骂:“没血性!没志气!一个月不到,报销了我三个师、两个旅……无能……长此下去……党国要败坏在你们手里!”

        面对着顾祝同、郭汝瑰,蒋介石继续说:“鲁西南不过是一时失利。而且,一不是因为共匪强大,二不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疏忽。王仲廉若如期赶到羊山,局面将大异于今日。他身为兵团司令,徘徊不前,顿挫士气,贻误战机……墨三,执行我的命令了?”

        顾祝同答道:“报告校长,王仲廉已经着令撤职,押京法办;罗广文升任第四兵团司令。”

        精明的郭汝瑰轻吐一口气。抬出一个王仲廉,一笔勾销了鲁西南的败绩,总裁的高明每每在这种时刻显露无遗。

        蒋介石沉默片刻,话锋一转:“看到了?这里上下庆贺山东大捷,你们二位有何感想?”

        顾祝同的思路早已乱得不成章法,嗫嚅了几声,话难成句。

        郭汝瑰到底机敏、灵活,道:“主席英明。”

        “嗯?”蒋介石看了一眼郭汝瑰说:“南麻、临朐,不可称大捷吗?”

        郭汝瑰忙说:“当然,当然是大捷。”

        南京距徐州虽然有三百公里之遥,但战局、战况每日三报;尤其进入七月以来,山东、鲁西南的情况每天直报蒋介石。蒋介石也几乎每天打电话询问战情、下达指令。山东守南麻的第十一师七月十七日被陈毅一部包围,经调兵遣将,四个师去解救,才免于被歼,这是事实。但这期间陈毅部的战略部署已发生变化,其第三、八、十纵队在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的指挥下进入兖州、济宁地区与刘邓呼应;第一、四纵队渡过泗河,也即将进入兖州、济宁地区;第二、七纵队则在诸城地区。蒋介石令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五个军在胶东半岛扫荡,接触到的仅是华东野战军的第九、十三纵队。郭汝瑰前日在电话里向蒋介石报告说:“鉴于目前山东陈粟部已在沂蒙山区化整为零,我并未求得决战。以五个军之雄力与其一两个纵队纠缠,零星小胜,于战局无补。”现在蒋介石又问他南麻、临朐是否算大捷,他还能说什么呢?

        顾祝同自然也不想“敬酒不吃吃罚酒”,以他的老到,也不是不明白总裁在此时此刻大肆宣扬“大捷”的用意。正是因为深解校长之苦衷,顾祝同内心才更加难以平衡。鲁西南的惨败和同样不容乐观的前景使他忧心忡忡,引咎自责,深感愧对校长的垂青。蒋介石木然的表情、颤抖的手指撕裂着他的神经,使他第一次感觉到总裁的脆弱,比他顾祝同还脆弱。他还敢承认自己失败,而总裁……

        蒋介石并不像顾祝同想的那么“脆弱”。尽管一个师一个军的覆没,但他的总兵力还远远在对手之上。那个穿蓝西装的美国特使魏德迈虽然对蒋介石不甚满意,但毕竟还在认真地进行考察。争取更多的美元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并非痴人说梦。他现在无须悲观。他要重锣响敲,重振军威,在鲁西南战场掀起更大的高潮,以推动全国各战场,扭转目前这种莫名其妙的颓势。

        “墨三,”蒋介石把脸转向顾祝同,“如果说一个月前,刘伯承大举渡河南下不明其旨,那么现在全都明白了吧?”

        顾祝同挪了挪身子,如坐针毡。这个仗他是越打越糊涂。如果说刘伯承意在攻徐州,那么攻下羊山后本可以顺势拿下金乡,直趋徐州。可是刘伯承却挥师北上,迅速退向黄河岸边的董口。如果说刘伯承过河只为了接应陈毅,那更不可能——陈毅数战之后确有重大伤亡,但远远未到混不下去的地步,而这一点总裁只凭战报是作不出正确判断的。陈毅部若真想去黄河以北,根本用不着刘伯承接应。那么刘伯承渡河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顾祝同下意识地摇着头,猛然想起他面对的人,连忙停止摆动,说:“看来,看来还是接应陈毅……”

        “当时你们徐州司令部判断是谋取徐州。我说不对,是配合山东,解脱陈毅,化解我重点进攻战略。现在证实了;陈毅借巨金鱼会战之机,让三个纵队偷渡河北;而刘伯承顾不得打扫羊山集战场,仓皇撤向董口,这企图再清楚不过了。”

        蒋介石站起身,顺手打开电风扇。

        “一不让刘伯承再返黄河以北,二不让陈毅主力与刘伯承相互策应。将刘、陈两部主力切作数段,分歼于黄河之南。要求各级指挥官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作战方案,不为敌声东击西欲北故南之伎俩所惑!”

        郭汝瑰突然问道:“究竟是欲北故南,还是欲南故北?到底是刘伯承策应陈毅,还是陈毅策应刘伯承?”

        “嗯?”蒋介石的目光盯住郭汝瑰。

        蒋介石很器重这个精灵般的郭汝瑰。他才思敏锐,构思大胆,常常独树一帜,为此曾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以关羽比郭汝瑰,暗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蒋介石本是多疑之君,最容不得的就是有“通共”之嫌。他认真考察了郭汝瑰一番,未察到蛛丝马迹,乃以“高才招忌”论之,对其信任如初。

        郭汝瑰接受了蒋介石射过来的目光,站起身说:“战略错误是一切错误的开始。总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反复斟酌。”

        “胡说!什么战略错误?一个刘伯承把你们的视线全搅乱了。”蒋介石沉下脸说,“身为将帅最忌三心二意!既然敌人的企图昭然若揭,还有什么必要反复斟酌?”

        顾祝同小心谨慎道:“总裁决策英明。刘伯承匪部经过几次战役消耗,目前正是疲惫之军。匆匆北撤,更说明其虚弱无力应战。我应急调部队前堵后追,按总裁作战旨意分段围歼之!”

        郭汝瑰说:“可令罗广文率部直赴水堡,刘汝明部由菏泽向水堡,邱清泉部由表门向郓城,王敬久部由独山集向郓城。三天之后,即成合击之势。预料共军绝不致坐以待毙,自然按内线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击破我国军一部。现在看来,王敬久兵力过于弱小,似应派部加强。”

        这就是郭汝瑰,似乎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脑子里都有成套的方案。

        “五十七师归王敬久指挥。”蒋介石肯定了这个方案,但一脸的阴霾仍不散去,“实在不行,我还有黄河!鲁西南一败涂地?大会战刚刚开始!继山东大捷之后,我还要庆贺鲁西南大捷、陕北大捷、东北大捷……”

        侍卫官走进来:“主席,庆功会可以开始吗?”

        蒋介石“唔”了一声,沉默几秒钟:“开始!”

        2

        雨敲打了一夜窗棂。

        刘伯承伏在油灯下,在黄而粗糙的纸上写着:我们勉做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要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天亮了,刘伯承吹灭油灯,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完稿。他没有一丝轻松感,匆匆站起,打开房门。

        风雨飘摇,院子里的石榴树枝丫摆来摆去,落叶在深深的积水上打着漂儿。

        连日滂沱大雨,正值汛期的黄河,洪峰一个接着一个。《中央日报》打着“黄河归故”的招牌,铺垫着炸堤放洪的舆论文章一篇接一篇。随着一个月激战而来的,是一场“破堤放水”和“固堤防洪”的紧张斗争。

        刘伯承揉着嘣嘣直跳的太阳穴,走近门板搭起的床,但仍无睡意……

        七月二十九日军委来电: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及彭,各电均悉。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已经看了十几遍。邓小平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向地图。这幅十万分之一地图上醒目地标出了陇海路和扬子江,粗粗的蓝色箭头代表敌军,呈五路环形,朝水堡、郓城围来。敌军共十九个旅,二十万人。

        水情、军情、敌情,迅燃及眉。而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伤亡一万三千人,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没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二十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做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

        七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方针……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掎角之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

        给军委的复电已经两天了。

        刘伯承微微皱着眉头,离开“门板床”,在桌上摊开河防图。

        邓小平蹚着哗哗的积水走进来。

        刘伯承抬起头:“写好了?”

        邓小平脱下雨衣,把一沓纸递过去。连日来,邓小平实地调查,已经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了数篇抨击蒋介石企图炸堤放洪的文章。

        “我们跟蒋介石是武的文的一齐干了。”

        刘伯承换了一副眼镜看稿子。

        邓小平俯身看了看河防图,说:“我派人请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下午来给咱们介绍阿城至东明一段河防情况。”

        刘伯承走过来,指着图上的微山湖两侧说:“这一带有几处丘陵高地,必要时可以利用。”

        “水火无情啊!真到了那一步,可就……”邓小平用铅笔敲着河防图。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

        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虔诚执著,多年来又耳濡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缜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他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发条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重负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性。

        早上,刘伯承让卫士长“押”着李达去睡觉。刘伯承前脚刚走,他又偷偷溜回司令部。未料,刘伯承转了几圈又回来,一眼瞅见抱着电话机的李达,实在是火了:“啷个搞的嘛!这个时候,你要是病倒了,不是要我的命吗?”

        李达憨笑着摆摆手,对着话筒喊:“不行!赶快把那里的电话线架通!随时报告水情。不行,三十分钟必须架通……”

        刘伯承无可奈何,查看地图的邓小平也只是摇摇头。

        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走进来报告:“现在又有桂系两个师往这里调,加上从陕北、山东调来的五个师和原有的东、南、西三面围敌,一共是十三个师,三十个旅,三十五万人。从所得情报看,敌可在两天内完成合击之势。”

        刘伯承沉思。

        李达说:“十一纵报告,已进入梁山以西,郓城以北。各部队都在想办法迷惑敌人——用石灰粉在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向北的标志;在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秆搓成向北的箭头;有的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从徐州、开封调来的敌军尾追他们向北去了。”

        “好!”刘伯承站起来,“让他们动作再大些,一定要造出主力北渡黄河的声势,吸引的敌人越多越好!”

        邓小平:“必要时,可使一部渡河,彻底消除敌人的犹疑!”

        李达:“十一纵新组建不久,我想让冀鲁豫军区配合他们向黄河佯动,牵制敌人。”

        刘伯承:“很好,就这么办。”

        李达匆匆离去,邓小平点着一支烟,刘伯承摘下眼镜擦拭。

        走?留?十万大军面临抉择。战场局势不测如阴阳,难料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大帅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刘伯承:“邓政委,我们马上开个会。”

        邓小平:“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把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同志也都请来!柴成文,通知他们,速到!”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

        天气闷热,陈再道解开衣扣,撩起衣襟扇风:“我的意见是再打它一两仗再走。虽然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但我们是胜利之师,士气旺盛;而且现在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已经到达郓城、巨野地区,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完全有能力有把握歼敌一路或两路!”

        杨勇上来烟瘾,烟头对烟屁股,一根接一根:“敌人数量虽多,但一部分是败军,一部分是长途奔袭。他们到了鲁西南,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支持,成了聋子、瞎子;我们在内线作战则如鱼得水。抓住时机再干它几个师,既甩了包袱,又吃了肉,何乐而不为!”

        杜义德说:“到嘴的肉,不吃是可惜。如果顾及黄河决堤,或蒋介石炸坝,也可到豫皖苏地区寻机再打几仗,那样对于打开豫皖苏的局面、扩大战果都非常有利。”

        陈锡联向来决策果断,思维敏捷,心直口快,素有“陈大炮”之称。此时,“大炮”却引而不发。都讲了,他才开口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来放一炮。蒋介石一桌一桌给我们送酒席,我比你们还想吃。我块头大,容量也大嘛!”陈锡联夸张地拍拍肚子,大家笑起来,“可是还要考虑到,我们毕竟是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部队的休整、干部的调整、俘虏的补充和训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不可忽视!我认为,不管内线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因此我建议,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到八月十五日左右,尔后视情况再定。”

        刘伯承、邓小平讲话不多,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深处。

        时间很快过去了,李达宣布休会,吃午饭。

        作战科同志匆匆吃过午饭,齐集作战室,议论着上午的会议。

        作战参谋王文桢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梢了,从首长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以前只是背地图、熟悉地图,可是地图在今天不再是一张纸——活了!”

        张生华说:“没有全局在胸,没有深思远虑、切磋琢磨和丝丝入扣的思维,想使地图复活是很难的。”

        章安翔轻轻拍着桌子说:“可惜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上午的事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作战科科长笑了:“参谋官们,抓紧时间干咱的活儿,文学家会有的!”大家遂停止闲谈,开始工作。

        邓小平走进作战室:“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你们注意,要立足一个‘早’字,要做好随时南下的一切准备。小张,你告诉一号(刘伯承),请他休息一下。我到三、六纵队看看,顺便再到河堤走一走。”

        邓小平离去不久,刘伯承就来到作战室。他驻足在地图前,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移动,不时用拇指和中指比量陇海线至长江边、津浦路到平汉线的距离,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

        刘伯承自言自语:“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忽然,刘伯承转过身,问参谋们:“你们是啥子意见哟?”

        没有人敢回答,都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怎么?问题大,把你们都吓住了?参谋么,就是要敢参与、善谋划!多谋善断嘛!”刘伯承轻松而爽朗地畅笑。

        参谋们知道,这一笑,司令员便成竹在胸了。

        果然,刘伯承把放大镜往桌子上一扔,再不看那地图一眼,笑也从脸上消逝了:“快!把邓政委请回来。”

        张生华还没走出作战室,邓小平已经走进来,后面跟着李达、张际春。刘伯承说:“我考虑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我也在这么想,走在半路上又转回来喽。”

        刘伯承:“南下大别山事关全局,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再打几仗固然可以扔掉些包袱,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我们一刀插到蒋介石的胸口上去!蒋介石的注意力在鲁西南,摆开架势要跟我们决战。在陇海路南直到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而且他们还错误地判断我军连战疲惫,要‘窜返’黄河以北,三路兵力正在尾追佯动的十一纵。如果我军立即南下,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刘伯承一气讲完,神情显得十分轻松。

        邓小平:“我完全同意,立即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战略反攻必然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全国各战场的格局定会随之迅速发生变化,整盘棋一下子全活了。”

        张际春:“战略转折是大局,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牺牲是值得的。”

        李达:“马上行动!困难如山,就背着走!”

        刘伯承:“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在断不疑。行动越早越快越好!今天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一纵、中原独立旅为西路;野战军直属队、二、六纵为中路。十一纵及军区各级地方部队仍在鲁西南开展攻势,以迷惑敌人。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陇海路、津浦路,断尾追之敌的交通。暂归我们指挥的华野西兵团部队于鲁南、鲁西南积极佯动,寻机歼敌,掩护我主力南进。”

        邓小平:“请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野战军的电报发出三个小时后,中央复电:“决定完全正确”,“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从下达命令到出发只有二十四小时,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突然启动,高速运转。车、马、炮、伤员、医院、经费、来不及向后方转运的战利品,就像是家务事,一大摊子,全待解决、处理……

        八月七日下午,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请示刘邓:“华野西兵团已到,原定你们接见陈士榘、唐亮二位——”

        邓小平:“一切都来不及了,请司令员给他们通话。”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手执最后待拆的一条电话线,跟陈士榘参谋长通话。“上马了”即开始千里跃进,南下大别山。

        陈士榘心领神会:“我怎么打法,请你指示。”

        “你打一张合牌!”“合牌”是四川人打牌的一句术语,即左面一个点,右面三个点。刘伯承意思——用一个纵队牵制敌人,用三个纵队寻机歼敌。

        下午五时,十万大军秘密而又神速地开始行动。

        此时,制图科新绘制的一大批安徽、江苏、湖北的地图刚好送到。李达高兴地笑了,笑容却又转瞬即逝,他看到从运送地图的车上跳下于乔、黎曼、陈晓静三个女兵:“怎么搞的?这个时候,怎么让她们来了?我这里往回送还送不及呢!”

        三个女兵一路上憧憬着前线,唯独于乔昂着头望着李达,大而明丽的眼睛不加掩饰地表达着抗议。

        李达烦躁地一挥手:“跟上直属队,出发!”不是因为眼泪和其他,李达不会为眼泪所动,仅仅是因为送她们回去已经来不及。

        三个人偷偷一笑。还有一个人兴奋得心怦怦跳,那是情报处处长柴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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