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是“士之梦想”吗？是。

        实际上，所谓“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种—— 侠士。侠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武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庶人和奴隶是搞后勤的。现在我们说的“战士”、“将士”，就从这个传统而来。那时当一个“战士”是很光荣的事情，庶人和奴隶还没有资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战斗，则其修身习武，便是理所当然；后来转变为武侠，也是顺理成章。

        士的使命发生变化，是在孔子以后。这时，士开始向文职转变，这就是文士。武士和文士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任务，主要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也叫死士；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所以也叫谋士。如果出入朝堂，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的人）。如果闲居乡野，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就是侠士。所谓“游侠”，其实就是既游走四方又行侠仗义的人，是游士加侠士。

        原本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的武士和文士，为什么会变成游走四方行侠仗义的游士和侠士？当然是因为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西周创立的封建秩序面临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为了存，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士们必须浪迹天涯寻找机会。高级一点如孔子，周游列国是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低级一点的，就不过是找碗饭吃罢了。要知道，士作为最低一级的贵族，是没有封邑领地和世袭官职的，只有贵族身份和一技之长。也就是说，有地位，无产业；有能力，无定职。因此他们是“毛”，必须附在一张“皮”上，而这个时候的“皮”又很多，还都在招兵买马。这样一来，士的“游”（游走四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一种理想信念和行业规矩也开始形成。游走四方的士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集体的荣誉，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其中第一条，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诺），此外还包括“救人之危，急人之难”（舍己为人）和“避人之誉，成之美”（功成身退）。这是所有的游士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也就是说，作为“游士”，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但不能因此而没有做人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义”。义当然不是士的专利，它的内涵也远比前述职业道德丰富。不过，比起其他阶级和阶层来，士确实更看重“义”。义的产生，也无疑与这个阶层的特定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士是没有封邑领地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因此只能从事“自由职业”。所谓“自由职业”，说得好听，是可以朝秦暮楚，择木而栖；说得不好听，则是没有着落，没有担保。能够做担保的也就是自己的德行。也就是说，士作为“自由职业者”，必须让雇主认为自己是可信任的，也必须让同行认为自己是可尊重的。这就必须讲“义”。

        有了“义”，也就有了“侠”。侠就是义的实现。所谓“行侠仗义”，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行侠依仗的是义，实现的也是义，所以有侠肝者必有义胆。什么是“义”？义者宜也，也就是“理所应当”。什么是“侠”？侠者使也，也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说，侠，就是使“义务”（正义的担当）变成“义举”（正义的行为）的精神，以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讲，当然最好是人人都有，但这并不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做不到人人侠肝义胆，人人见义勇为，人人舍生取义，人人义无反顾。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为典型、楷模、带头人和示范者，所谓“侠”（侠士、侠客、游侠）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侠，就是以“义”为责任担当的人，因此也叫“义士”。不过，侠士虽然是广义的义士，和狭义的义士还是略有区别。一般来说，义士讲忠义，侠士讲情义；义士赴国难，侠士结私交；义士举大业，侠士管闲事；义士赴义多为集体行动，侠士行侠多是个人行为。比方说，齐国的田横自杀后，跟着他一起赴死的那五百人，就是“义士”；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身挑战黑恶势力，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的，则必为“侠士”。侠士几乎是一定要管闲事的，包括为民请命、替人消灾，也包括“清理门户”、翦除士人中的败类。如果他居然“专打人间不平”，“专一急人之难”，那他就不但是“侠士”，而且是“侠客”了。这也无妨看作“士”的一种分工：有的出谋划策（谋士），有的行军作战（战士），有的舞文弄墨（文士），有的舞刀弄枪（武士），有的行侠仗义（侠士）。

        行侠仗义成为一种有人专司，或者被某些人放在首位的事情，说明士的职业道德已升华为一种道义精神，这就是“侠义”。因此，代表了这一精神的侠，就是“士中之士”，是最能代表“士之精神”的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武侠和武侠小说为什么是文人的千古之梦了。道理也很简单：文人原本也是“士”，而且也代表着“士之精神”。

        什么是“士之精神”？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就是说，无论是孤儿寡母，还是国家命运，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他。这当然并不容易，因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要“自强”，即《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就因为他是“士”。士，首先是成年男子，也叫“丈夫”（身高一丈的男子）。如果这个“丈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那就是“大丈夫”。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有使命感。有使命感，就会意识到“任重道远”；意识到“任重道远”，就不能不弘毅；而要弘毅，就必须自强。因此，自强、弘毅、使命感，就是“士之精神”。

        具有这种精神并能付诸实践的就叫“国士”。成为“国士”，曾经是许多士人尤其是文士的理想，后来却变成“侠客梦”了。于是我们便很想弄清楚：第一，它为什么是士的理想；第二，这个理想为什么会变成梦想；第三，这个梦想又为什么要寄托在侠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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