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 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 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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