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现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们无法确知最早的侠客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的时代。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君主们将其赶尽杀绝。其实就算韩非子不说，坐稳了江山的帝王也会下手，因为他们是既不喜欢刺客也不喜欢侠客的。道理很简单，刺客作为职业杀手，一般并无是非观念。他们只忠于雇主，却不管该杀不该杀。雇主则只考虑能杀不能杀，也不管该杀不该杀。如果他能买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觊觎皇位，或者与“当今圣上”有仇，便会把国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单；而只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论上便都有被杀的可能。秦始皇岂非就差一点被荆轲所杀？其实就算他们不杀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满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谋杀，则如王法何？生杀予夺之权是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岂能由着一帮亡命之徒自作主张？所以皇帝不喜欢刺客。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容不得他们。

        那么侠客呢？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难道也不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都主张“以德治国”吗？这当然不错，但你得弄清楚治国的主体是谁。王朝时代的国家是由谁来治理的？显然不是侠客。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国传统道德十分讲究名分，因此也叫伦理。伦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侠客作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抱不平呢？可见，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

        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就最讲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也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然而在西汉初年，侠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却大有超过皇家和朝廷之势。比如朱家，声望极高。京师以东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不盼望与之相识（莫不延颈愿交）。剧孟，名气极大。周亚夫平叛时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交游极广。公卿郡县，都争着为他奔走效劳（争为用）。季心，人缘极好。千里之内，侠客壮士都愿意为他而死（士皆争为之死）。这就无疑犯了帝国的大忌。我们知道，一个开国元勋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盖主”，尚且难免杀身之祸，一介草民如果“横行州域，力折公侯”，那还了得？

        侠客们获得如此威望，当然是因为他们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救苦救难，而且不避艰险，不计报酬。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人，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扞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问题是，并非所有号称侠客的人都这样，也有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王朝要镇压这些恶霸，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汉初年，侠客们不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黑社会无异，还往往与权贵合流。《汉书·游侠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吴濞就是吴王刘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刘安。他们和代国丞相陈豨一样，都是造过反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虽没造反，却也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都养士，都结交豪侠。这同样犯了王朝的大忌。因为身为朝廷重臣，只能“存公谊”，不能“结私交”，更何况其所结交的，还是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甚至形成暴力团伙的侠？

        这就必须镇压。即便宽容如文景（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任由他们星火燎原。事实上汉文帝即已开始打击侠客，郭解的父亲就是被文帝所杀（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也对游侠大开杀戒（尽诛此属）。汉武帝当然更不会手软，郭解就是被他杀的。汉武帝早就想杀郭解了，只是逮不着机会，只好将他迁居茂陵。当时的政策，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都必须迁往茂陵，以便“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郭解的家财不足三百万钱，却榜上有名，大将军卫青便帮他说情。谁知这下子却帮了倒忙。汉武帝说，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让大将军来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贫”！

        于是郭解只好走人。这时，他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一千多万。入关以后，关中的贤达豪杰，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争先恐后抢着前来结交。这个风头出得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高层震怒。我们知道，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豪强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击，他们的势力越是强大，拥护的人反倒越多，那还得了？因此我相信，汉武帝这时一定恨得咬牙切齿，而诛灭郭解的机会也很快就到来。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以后，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确实不知何人所为。然而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的罪还大。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权势、影响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呢？皇帝。皇帝能有两个吗？不能。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族灭），罪名是“大逆无道”。

        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此后虽然“为侠者极众”，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些傲慢无礼不足称道的人（敖而无足数者），甚至是当年朱家他们羞与为伍的流氓［乡（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古之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后，正史甚至不再为侠客作传，侠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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