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但即便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个撒谎的。当然，是在战败以后。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 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五个月，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3时45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十五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颜伯焘这一回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灰飞烟灭”了。只不过，“灰飞烟灭”的不是“强虏”，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轮一艘、兵船五艘！

        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厦门战败后，颜伯焘“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当然，谎言只是对皇帝、对朝廷说。私下里，则“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听到这话的人都暗中窃笑：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

        的确是“如出两人”。因为颜伯焘原本是唱高调的。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8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起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人变成“主抚派”的顶尖人物了。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

        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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