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是用许多范例来说话的。根据这些范例，我们不妨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出处”，依照“时世”和“际遇”两个坐标分为各种类型。

        先按时世分。处于“治世”的，可以贾谊、李白为例，前面已经说过。处于“乱世”的，则又有两种。一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一种以诸葛亮、谢安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家饭一样“酷”）也不仕晋的，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是整天泡在酒里，常常一醉就是一两个月，弄得司马昭想和他做亲家也没做成。但嵇康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可谓“醉生梦死”，而且晚年时脾气变得很好，竟然能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样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两个，不能算是成功。

        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和谢安了。他们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而出，功成名就，出处自如”的典型，因此最为后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而沽（也可以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大，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扬扬，都说“安石不出，如苍生何”时才出山。于是各自下一段佳话。诸葛亮留下的是“三顾茅庐”，谢安留下的则是“东山再起”。

        出山以后，两个人的表现也都不俗。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就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谢安的故事，至少大家也知道一个“淝水之战”。实际上，诸葛亮名气虽大，成功的程度却不如谢安。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诸葛亮，其实是塑造的，与历史的真实颇有些距离。谢安的形象没有经过演绎，因此反倒真实些。说起来这两个人其实并非同一类型，谢安显然比诸葛亮更圆滑也更沉着。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据《魏氏春秋》，五丈原大战时，司马懿曾问蜀使“你家丞相工作忙吗”。蜀使答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也就是罚二十军棍的事都要亲自主持）”，所以司马懿说“亮将死矣”。谢安的风格却完全两样。“淝水之战”那么重要的战役，他并不亲临指挥，让子侄们去打。捷报传来时，他老先生不动声色，照样下棋。直到棋友沉不住气，问他有什么情况时，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孩子们已破贼军”之类的话。倘若是诸葛亮，决不会如此。

        实际上谢安的为人处世是极其老练老辣的，已达到几乎无人可以效法的程度。他隐居东山时想到的是“出”（出将入相），大显身手时想到的是“处”（功成身退），因此“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就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而且终其一生在“出”、“处”两方面都“极尽辉煌”。不过谢安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时机，处（隐居）得是时候，出（出仕）得是时候，甚至死也死得是时候，—— 正当他功高震主，差一点就会兔死狗烹时，便“恰到好处”地“仙逝”了，这岂是我们学得来的？

        诸葛亮的情况就差多了。不错，刘备对他，是给足了面子，也给足了地位，但并没有给足信任，也没有给足权力。刘备在世时，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刘某人自己手里的。直到白帝城托孤时，还要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鬼话。这话看起来光明正大，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终于逼得诸葛亮发誓赌咒：“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人总是奇怪诸葛亮晚年怎么像个工作狂，而且不管不顾地硬要伐魏，就因为刘备在世时他其实无所作为，现在得把“被先帝耽误的时间”再补回来呀！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的名气要比谢安大得多呢？原因很简单，也就两个字——炒作。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名气是被炒出来的。此公一生虽然并不那么辉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大约是真的，或有影儿；第二，该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更是真的（有没有效益则另当别论）。这就够了。统治者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楷模，读书人需要一个待价而沽的榜样，双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际遇的佳话，偶像便这样被创造出来。

        可见，诸葛亮是不好算作出处成功之范例的。谢安可以算，可惜我们又学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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