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生）。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所谓“佥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后面，陈寿还有一句话，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公正公开，也就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而无怨者”；但过于严峻（刑政虽峻），也是事实。也就是说，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此其一。

        第二，武侯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他对法正，就很“宽”。据《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说法正个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锱铢必较，而且擅杀无辜，应该绳之以法。诸葛亮却说法正功劳太大，没有法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怎么能够不让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显然，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为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难完全做到“宽严皆不误”。比如对待益州土著，他的执法就基本上是“从重从快”，甚至“制造冤案”。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此案记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即便诸葛亮执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团也不会满意。因为蜀汉政权的许多法律，就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整治他们的，他们怎么会喜欢？恐怕是执法越严，他们越倒霉，越反对。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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