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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帝国的惆怅值不值得看九 出路与对策

九 出路与对策

        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条件。条件也只有三个字:可选择。或者“当局”可选择,或者“途径”可选择。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存在着第一种可能性。那时,士人或出(如张仪、苏秦),或处(如老子、庄子),都相对自由。入世的,也用不着时时以出世为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时士的分量也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也不错。

        秦以后,第一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于是可以争取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即途径的可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途径的多样性(官方渠道或民间渠道),二是选择的多样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过问也可以不过问,当然还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这两种多样性,出处就不再成为问题。

        其实出处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也说:“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见并没有谁规定你只能“出”,不能“处”;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为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却又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要靠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与知识阶层之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成士。第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成读书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和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而言是依靠知识和智力来谋生的人。他们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可以是教员、医生,可以是编辑、记者,还可以是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途径也多样化了。这是因为引进了现代新闻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还有保护言论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和著作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不但能尽到“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因此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可以购房买车,收入低的也能养家糊口),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均无后顾之忧。何况你还可以不介入、不参与、不过问,岂非“进退自如”?想当年,鲁迅、胡适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应不再成为问题。如果说仍是问题,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天下为己任”,不再有“事事关心”的热情,也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没有了,而这种“意气”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这种“意气”,读书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只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纸篓”和“传声筒”。

        诚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知识分子都去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更不能规定他们只读只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我以为,尽管身份变了,工作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过去的读书人,更不是过去的士大夫,过去读书人的“意气”和过去士大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和保留。资中筠先生的这本书中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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