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际遇”。

        际遇也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比时世还重要。因为你即便“生逢盛世”，如果“不得其君”，便也是枉然。比如孟浩然，原本是很想做官的，否则不会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干谒诗”（干谒就是求请、走后门）。可是没想到，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皇帝。万岁爷说，明明是你不来求朕，朕又何曾弃过你？没法子，孟浩然便只好回家一辈子当农民。柳永也一样，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翻宋仁宗，批出最高指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也只好一辈子去浅斟低唱。际遇实在比时世重要。

        际遇好的，仍可以诸葛亮、谢安为例。因为际遇好，所以虽身处乱世，仍能有作为。不好的，则也有两种。一种是想不开的，如屈原、贾谊；一种是想得开的，如苏东坡、辛弃疾。贾谊的想不开前面已经说过，屈原是不是自杀则很难说，依我看是被人谋杀（装在麻袋里捆得像粽子一样扔进汨罗江，国人吃粽子即祭奠他的冤死，有如基督徒之吃面饼和红酒）。所以屈原和贾谊就不说了，这里只说苏东坡和辛弃疾。

        苏东坡和辛弃疾的想得开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他们没有整天哭哭啼啼、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倒是写了不少豁达豪放的词章。不过两人的“想得开”并不相同。苏东坡是身处治世却又“满肚皮不合时宜”，政见总与当权派相左（王安石搞新法时他反新法，司马光搞复辟时他又反复辟），每每“不相与谋”，因而一贬再贬。遇到这种情况，传统读书人的选择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要么坚持到底以死相争，不愿意走极端的则忍气吞声牢骚满腹。苏东坡却完全不同于这三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融会贯通了儒道释三家，对宇宙人生有着透彻了悟的人。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问题。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在外出途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唯独坡公满不在乎。苏东坡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实际上，所谓“一蓑风雨任平生”，表达的恰是苏东坡的人生观。因此，尽管朝廷上风云变幻天威难测，他自己也颠沛流离身不由己，但在他的心中，却是风平浪静，甚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辛弃疾则不同。他是身处危世，忧国忧民，而且满腹韬略，满腔热情，却又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云云，与其说是“想得开”，不如说是“气不过”。毕竟，他念念不忘的，是“壮岁旌旗拥万夫”；耿耿于怀的，是“竟须卖剑酬黄犊”；痛心疾首的，是“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心驰神往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所以，辛弃疾在出处问题上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他不像苏东坡，看透了宇宙人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既然成败荣辱都不过过眼烟云，那又有什么好争的（争底事）？辛弃疾却没有这种“境界”。他的想法，仍不出“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窠臼。因此，他虽以隐居山林自相期许（云山自许，平生意气），也明白“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道理，不愿落得在官场奔命被人耻笑（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的结局，但总认为归隐应该是“整顿乾坤事了”以后的事情，所以六十高龄时还写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苏辛二人的态度谁更可取，当然可以讨论。但辛弃疾并不那么“想得开”，或者“想得开”当中有“想不开”，恐怕也是事实。

        真正想得开的是陶渊明（最想不开的是李白，资先生的文章中已有尽述）。如果说，苏东坡的“想得开”是因为看透了人生，那么，陶渊明的“想得开”则是因为看透了官场。陶渊明是做过几天小官的，但很快就受不了，迫不及待地“自免去职”，而且再也不踏入官场一步。我们读他的《归去来兮辞》，听他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话，就知道陶渊明之于官场，可谓“彻底决裂”。历史上的读书人，有几个会说仕途是迷途呢？也就陶渊明吧？

        所以后世文人（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但凡失意，几乎言必称陶令。然而当真学陶和官场决裂的却几乎没有（也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陶渊明其实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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