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陋规”这两个字，实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败），另一方面，它又是“规”（常规）。事实上至少在明清两代，陋规已成为官场中一种“常规性腐败”。即便一些比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员，尽管内心深处很不以为然，也不得不照此办理。能在“耗羡”之外再加摊派，或不在“规礼”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爱民如子”、“体贴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种规礼则还是要收的。因此我们便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给逼出来的。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官场陋规，主要盛行于明清，而明清两代，则是官员俸禄最低的时期。县长的月薪，据吴思的计算，只合人民币一千一百三十元。我们要搞清楚，他们这个俸禄和我们现在的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明清官员的俸禄是要用来给别人开工资的。比如总督、巡抚，没有下属职能部门，要靠自己聘请“幕友”来帮忙。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县虽有政府，有僚属，有吏员，但那不顶事，还得靠自己请“师爷”，而且至少要请两个（一个刑名师爷，一个钱粮师爷，分别负责处理司法治安和财政赋税方面的具体事务）。师爷和州官县官，是雇佣关系。师爷管州县叫“东家”，州县管师爷叫“先生”。他们不是上下级，师爷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雇员。他们的薪水，当然得州县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钱粮这两个最重要的师爷外，州县还要聘请一些其他的私人秘书，比如“书启”（负责书写信函和起草公文）、“挂号”（负责管理公文）、“账房”等等。他们的薪水，当然也得由州县自己出。这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且不说还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你说这千把块钱怎么够？

        另外，官员朝觐、调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费的，得自己想办法。那时实行回避制度，主官不能在家乡就职，常常一走就是千里之遥。这就不能不靠沿途的地方官招待。不招待也是不行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你今天不招待别人，明天别人就不招待你。当然，招待也是对等的。督抚来了督抚招待，州县来了州县招待。但不管是谁来了，只要过境，州县都要招待。因为他们官最小，见了谁都得叫首长。这也是一项不轻的负担。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记，道光二十二年，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卸任回粤途经漳州，漳州县蒋县长就花了一万两银子的招待费，最后只好虚报兵勇名额，领取粮饷来填补亏空。明清时代的地方官，并不那么好当。

        何况还有种种应酬、陋规，比如三节两寿的水礼，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请长官门房代为通报的“门敬”，送给首长跟班的“跟敬”，走马上任之前酬谢京官打发亲朋的“别敬”等等。比如张集馨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光是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至少是他年薪的一百倍（当时一个总督的年薪才一百八十两）。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盘剥百姓，就只有自杀。

        那么，不送这个敬那个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应。明清两代的京官是很穷的。那些职位低权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窝窝头过日子。大官们的薪水也不多，开销却很大。比如要买房子、养仆人、置仪仗、请客吃饭、给皇上和太后送寿礼等等，而明代一个正二品的六部尚书年薪才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清代的一品大员也才一百八十两，你说够做什么？也就全靠地方官的这个敬那个敬了。当然你硬不敬也可以。只是到了考核的时候，你的问题肯定不少。来部院办事的时候，所有的文书肯定都过不了关。别人举报你的时候，当然没人替你说话，揭发材料倒是很快就会送达御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个连皇帝都敢骂的海瑞，没有哪个地方官不给京官送这个那个的。比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据说就曾购买美女送给当朝宰相（首辅）张居正。这事虽然查无实据，但他送过重礼，却是有案可稽的。

        总督、巡抚们要给京官送礼，他们当然也要接受下级的孝敬，要不然钱从哪里出？何况他们的开销也大。光是进京朝觐一次，银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这些钱朝廷是不管的，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比如办企业什么的），正所谓“非从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级的孝敬，又能从哪里来？京官吃督抚，督抚吃州县，州县没有下级，就只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长不出肉来给他们吃时，整个帝国也就崩溃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官员们一个个弄得都跟饿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何况，官员们的俸禄虽然低，精神上却有补偿。我们知道，在中国，当官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有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呢？就因为唯有读书，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读书高”，其实还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么，薪水低一点又算什么？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愿意来。

        有了上述一个“大道理”（以德治国）一个“小道理”（精神补偿），朝廷就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只给官员们发放极低的俸禄，甚至还要拖欠克扣。我们多半只知道现在有些地方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教师的工资，乡镇干部的工资，大约谁也不会想到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克扣的对象，不仅是地方官员和低级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员的俸禄，常常是发实物工资的。领回家的并不都是银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说这胡椒怎么当钱用？而且，不管发给你的是什么，统统都要折算成大米。至于怎么折，自然是朝廷说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间，户部就曾把在市场上只值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价值二十两银子的三十石大米。仅此一项，朝廷就近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这他妈的是什么狗屁朝廷？简直就是强盗！

        朝廷做强盗，官员就只好当土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当土匪，能当的只有州官县官。州县虽然能够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夺，但他这个土匪是要“挂牌上岗”的，他的“营业执照”还得上头批。结果，州县们的各级上司，就变成了抽成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州县拦路打劫，督抚坐地分赃，京官敲诈勒索，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土匪窝子，这不是逼良为寇是什么？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当土匪。一般来说，科举出身的新官，一开始还是比较廉洁的。他们并不想当土匪，因为这和他们的人生理想不符。这些人，饱读儒家经典和史书，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满脑子都是忠君爱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他们有了一些所谓“官场历练”以后，这些理想就不见了。因为理想并不能当饭吃，而朝廷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粮草让他们去为理想驰骋。那些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道德说教便只好束之高阁，而代之以能够让他们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败。好一点的，也许只不过对这些“耗羡”、“陋规”不再大惊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坏一点的，则很可能变成穷凶极恶的盗匪和贪得无厌的窃贼。

        道理也很简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你拿着可怜兮兮那么一丁点被拖欠被克扣的俸禄，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时候，能有几个人愿意像海瑞那样，靠吃自己在衙门里种的萝卜白菜过日子呢？何况你要改善一下生活并不困难。你只要在收税收粮的时候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甚至你只要对你的下属在多收税粮的时候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而且你还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处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又有几个人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呢？

        难怪朱元璋要感叹官员堕落之多了。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谁知道“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吴思的一书，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新官堕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个个堕落为贪官、半贪官，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制，却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无论低薪制度有没有道理，或者有多少道理，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都不具备可操作性，而一个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不具备可操作性呢？因为它缺少一个支撑系统。当然，在朱元璋他们看来，这个支撑系统是有的，这就是道德和道德教育。但是，道德虽然必需，也有用，却不万能。仓廪足然后知荣辱，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你不能指望一个叫花子有足够的人格尊严，你也不能指望官员们饿着肚子为帝国效劳。没错，无论古代还是国外，都有安于低薪，甚至有贴钱做官的。不过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一般并不缺衣少食。他们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业，或者有遗产。他们出来做官，或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或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总之不是为了谋生。

        咱们的情况可就两样。大多数官员，是要靠这个吃饭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那些贫寒之士，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刻苦攻读，不仅是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是为了能够改善生活。至少，在他们金榜题名、走马上任之时，对那些曾经千难万苦地支持过他们的父母妻子、亲朋好友，总得有所回报吧？贫困潦倒时借下的种种债务总要一一偿还吧？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最起码的体面，也总得维持吧？然而朝廷之所发放，竟是杯水车薪。那么好了，朝廷的俸禄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只有手中的权力；而权力，我们知道，那是可以换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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