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们不能“忘却营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报国情结”。

        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原本就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全的。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读书成了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但“修齐治平”的理想却没有变，“忧国忧民”的传统也没有丢，满脑子还是“内圣外王”，想做的还是“出将入相”。这是他们不能不入世的原因。这里面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有义务，并不是一个“俗”字就可以打发或了断的。

        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资中筠先生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我想补充一句：还有不少是“装出来”的。所谓“养望”是，“终南捷径”是，甚至故意唱反调也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见者”变成“最坚决的拥护者”，有时竟只要一夜工夫。总之，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通向仕途，只不过有的“青云直上”，有的“曲线救国”而已。

        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千万不要太过天真。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的，但“假冒伪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岳（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诗人，写过有名的《闲居赋》，很清高的，却其实是官迷。为了讨好权臣贾谧，竟然每天守在贾府大门口，看见官车扬起的尘土立马倒头便拜，正所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怎）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诗）。实际上，除少数几个如陶渊明外，大多数人的“清高”，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就是因为装模作样，当不得真的。

        其实想做官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自秦汉实行郡县制，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从政已逐渐变成一种职业，做官和做工、种田、做生意一样，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无所谓光荣或可耻。可惜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又不肯承认，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势利”，嘴巴上耻言利禄，骨子里鄙视贫寒。难怪李贽要痛斥那些虚伪的读书人，说他们“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做官本身虽无所谓清浊雅俗，从政出仕的动机却有高下之别。为报国保民而做官，就高尚；为弄权敛财而做官，就卑下。这两种人，历史上都有。后者可以蔡京、严嵩为典型（他们可都是既读书又做官的士大夫，蔡京写得一笔好字，严嵩写得一手好文章），前者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代表。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其实人数并不多，正如蔡京、严嵩这样的“奸佞”也是少数，居多的是“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者，这才有所谓“出处”问题。因为倘若一开始就是蔡京、严嵩，便只有“出”，没有“处”；如果一开始就是陶渊明，则只有“处”，没有“出”。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是文天祥、史可法，大约也只有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题是他们既非蔡京、严嵩，更不是陶渊明，也不想在和平时期没来由地献出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只想“以身报国”，不想“以身殉国”，除非万不得已。或者说，他们是既想报国又想全身的。稀里糊涂搭上小命的事，他们多半不干。

        更重要的是，这里说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体），也包括“意志情感”（精神）。读书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知书达理”。知书，就难免书生气；达理，则难免认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难免“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这都是和官场游戏规则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果当真要做官，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暂时把尾巴夹起来（即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难办的是，真正的读书人还都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独立，至少在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里拥有一片个人的空间；而所谓“精忠报国”，则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于是他们就总是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处，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出，又“身在庙堂，心存山林”。出，则“常恨此身非我有”；处，又不能“忘却营营”。这种矛盾和痛苦，岂是一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可以解决的？

        何况麻烦还不止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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