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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中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讲过,诸葛亮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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