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9月24日清晨，一夜未眠的粟裕仍毫无睡意，没有离开作战室去稍稍歇息一会儿的意思。

        这里是宁阳大柏集华野指挥部作战室。参谋人员吹灭了用于照明的蜡烛，拉开窗帘，迎来了第一缕阳光。此刻，陈士榘、张震等华野领导人都是一脸兴奋，显然，他们随着粟裕熬了一个通宵。他们已不再为攻破内城的事情苦思苦虑，绞尽脑汁。既然已突入内城，济南战局就大势已定。

        王耀武部即将全军覆没，似在意料之中，可谓大胜。但粟裕似乎心有不甘。

        原来，在战役前，粟裕曾设想在攻城的同时又能打援，歼灭北援的邱清泉兵团或黄百韬兵团。可由于援敌畏缩不前，致使他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半。现在，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新的想法，邱清泉、黄百韬虽然狡猾，但总有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躲得过初一，未必躲得过十五。何不乘济南战役的余威挥师南下，同这些敌人较量一番呢？其实，这也不完全是新想法，早在这年8月23日报中央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韦国清、吉洛的电报中，他即曾设想“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宝，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陈土榘也赞成挥师南下，在两淮和高、宝一带与敌军作战。

        张震也说：“我们给敌人准备了筵席，他们却不来。不来，我们就送上门去。这次要一不做、二不休，要打就大打一下，打一个比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更大的仗。我建议从鲁南、鲁西南多路南下，直插新安镇，歼灭黄百韬后，再打两淮、高、宝，把苏北和山东连成一片！”

        他们说干就干，随即起草给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

        一篇洋洋洒洒、早在粟裕脑子里不知梳理过多少遍的文稿，被他一挥而就。在这份电报中，粟裕就华东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如下建议：

        （1）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便于以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同时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需稍事休整。至昨日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6个纵队仅伤亡8000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因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亦会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已被攻克形势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之于敌人重大精神压力的机会。

        此时，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未回，中原局其他领导人对粟裕的建议持完全支持的态度。9月25日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告粟裕：“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

        9月25日1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同时明确指出，“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这三个作战是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这时，中央军委忙于指挥辽沈战役，特别是在说服林彪认清攻占东北锦州的重要性方面花了不少精力，但仍对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9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和华东局的电报中说：“黄兵团被调回新安镇地区的消息业已被证实。你们在淮海战役中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准备，方能开始行动。”“伤亡最大之九纵、十三纵等部宜迅速给以补充。在可能条件下，如能抽调若干地方建制部队补入该两纵——特别是七十三团和一零九团，是有必要的。在执行淮海战役时，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做预备队使用。”

        到这时为止，有关淮海战役的设想已经具体化了，但依然只能算作“小淮海战役”的方案，目标只限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和歼灭两淮、高、宝与海州一带之敌。

        中央军委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和早日实现全国胜利的战略意愿，都在促进“大淮海战役”方案的逐渐形成。

        10月11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同时发给华东局和中原局。电报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

        这时，华东野战军全军大部集结在徐州、济南间津浦路两侧，一部位于苏北地区。部队一面进行休整，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参加淮海战役。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前委于10月5日至24日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野前委委员和各兵团、纵队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9月会议”精神，围绕中央所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任务进行了讨论，联系实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对过去的成绩作出恰当的估价，一方面对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现象进行严肃认真地检查。通过学习，大家看到，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华野部队较好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军队数量有了大发展，官兵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战斗力日益增强。特别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以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有出现。有的对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不认真执行，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有的犯本位主义，缴获的物资不上交或少上交，执行统一的规定时打折扣。有的夜郎自大，目中无人，不尊重领导，不关心友邻，打了胜仗就骄傲，受了挫折就灰心，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等等。与会者认真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及其危害，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

        在华野各部队中，很快掀起以贯彻曲阜会议精神为中心的加强纪律性的教育运动。使华东野战军全军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等方面都有了明显增强，政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这无疑是对即将发动的淮海战役的一个重要准备。

        在曲阜会议期间，华野前委多次召开由纵队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深入分析敌我情况，并不断修订作战预案。与会者看到，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下的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如果加上可能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十二兵团等部，总兵力将达到80多万。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都是国民党军引以为傲的王牌军，比较有战斗力。解放军方面能投入作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的部分地方部队，总兵力约60多万。解放军在数量、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等方面都远逊于对方，但政治上、士气上大大超过对方。中央“9月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要在5年内实现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总任务。规定全军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要求华野歼敌40个旅，并攻占济南、苏北、豫东、皖北等地。现在，攻占济南的任务已经实现，全军官兵早盼着打更大的仗了。

        这时，国民党方面也在加紧备战，调兵遣将。蒋介石曾企图将武汉、徐州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而将其嫡系撤至长江以南，拥兵以自保。但是，由于派系矛盾很深，各怀鬼胎，蒋介石不敢把指挥两大战区的兵权交给白崇禧，白崇禧也不愿在别人火中取栗，此事便不了了之。经过一番争论，“守江（长江）必须固淮（淮河），要守淮，徐州就不能放”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确定了仍以刘峙集团固守徐州的方针。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们把徐州视为“京（南京）沪的屏障”，采取“一点两线”的防御措施——以徐州为中心点，加上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线，正好摆了一个十字架。其具体部署是：“剿总”驻守徐州，邱清泉第二兵团四个军位于砀山、徐州线，黄百韬第七兵团三个军位于新安镇、阿湖地区，李弥第十三兵团三个军位于徐州、炮车段，冯治安第三绥区两个军位于贾汪、台儿庄、临城地区，李延年第九绥区一个军位于新海连地区。其任务是阻止解放军由鲁南和鲁西南南下华中，以确保徐州和陇海路的安全。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三个军和刘汝明第四绥区两个军拟由开封、商丘调至永城、蒙城、宿县、蚌埠，以阻止解放军东进，保障津浦路西侧安全。周岩第一绥区四个军驻防淮阴、扬州、南通一线，第九十六军驻防蚌埠。为加强徐州集团的防御力量，蒋介石下令原属武汉白崇禧集团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在平汉线上的确山、驻马膳集结，准备必要时东调至涡阳、蒙城地区机动。又有消息说，蒋介石拟将东北葫芦岛和山东青岛两个军调至蚌埠。

        10月12日，即收到中央军委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的当天晚上，华野前委将近日召集各纵主要干部研究作战方案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并报华东局。电报说，基于敌“主力均集结陇海沿线，似防我下一步行动，并便于利用铁道运输机动”等情况，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首先以夺取两淮为目标，歼击援敌，再打下新浦、海州、连云港。”“因黄兵团已先我东调新安镇集结，堵我南下……该方案在战役第一步似已较难实现。”第二方案，“先以一部攻打新浦、海州、连云港，调黄兵团东援，在新浦、新安镇间于运动中歼灭该敌。”第三方案，“就敌黄百韬兵团现有态势，以新安镇为中心，附近集结四个旅（包括瓦窑、高潭沟、红花埠）、三个师部。郯城一个旅，运河站、赵墩各一个旅，便于我分割包围而全部歼灭之。此案好处是敌情已明，我可按计划实行隐蔽集结，突然行动。敌虽有较强固工事，但我炮火可以展开使用，后方补给便利，且以休整较久的各纵，首先打击黄兵团，较易收效。但坏处是距徐州较近，运河西我不易控制，敌可利用铁道及海郑公路快速增援。运河沂河间、陇海路以北、邳县地区有水，展开大部队困难。”电报还说，“大家一致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并按第三方案拟定了作战部署。还特地说明，“我们第一步移临沂以南、郯城以西指挥”。

        有意思的是，华野前委一致肯定的第三方案，竟与中央军委提出的“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也说明，战区指挥员同最高统帅部领导人想到一起去了，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通过对敌我情况和主客观条件的深入分析，取得了相同的认识。这无疑对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和行动大有好处。

        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原局：对华野前委10月12日上报的方案做了复示，强调担任打援任务的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位于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充足的时间歼灭黄兵团。同时，还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1日和14日的中央军委来电中，都分别明确提到中原野战军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和攻击郑州得手后向东威逼开封的问题，这是华野所提作战方案中没有的。在原来华野作战方案的基础上，加上中野在徐州西线的策应和配合，这就大大扩展了原来所设想的作战范围，为形成“大淮海战役”的格局准备了条件。

        这时，邓小平已经回到中原。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等领导人对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态度很积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动从战略配合上考虑问题。为了配合华野首歼黄百韬，他们有意把敌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六纵队和地方武装分散歼敌，把国民党军黄维、张淦等兵团吸引到江汉、桐柏等地区；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直指郑州，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和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减轻东线华野的压力。

        10月22日，郑州守敌万余弃城而逃，为中野全歼。陈毅、邓小平即向中央军委报告：待打下开封后，即“出商丘或直出徐蚌……协同华野作战”。24日，我军收复开封。次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亳州地区，无论出徐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

        中央军委同意了陈、邓的建议，并于10月30日指示陈、邓所部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

        至此，中野、华野两支野战军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战役上进行配合了，两军在战略上协同作战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中野参谋长李达曾这样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攻克郑州那天，中央军委要求陈毅、邓小平所部“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在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坏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第二天，中央军委又致电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于月底准时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

        10月31日，华野发动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粟裕向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和中原局作了报告，提出“淮海战役当遵命于11月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中央军委11月1日复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陈毅、邓小平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后，随即复电：“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

        这就从组织上明确了领导关系。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极大权威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也看出他们关系融洽，相互信任，处置适当。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业已形成，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歼敌47万多人，解放东北全境，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辽沈战役的胜利，给华野、中野官兵以巨大鼓舞，使他们敢下决心在南线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11月3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向中央军委正式建议：截断徐、宿之间的铁路线，造成解放军会攻徐州的态势。粟裕、张震等也在7日、8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等，建议在战役第一阶段即破坏徐蚌段，“孤立徐州”，“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阻延敌人南撤”，以便在长江以北大量歼敌主力。

        11月9日，中央军委复示粟裕、张震，并告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其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粟裕非常看重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这份电报。他认为，这个电报虽然文字不多，但真是字字千钧，说明中央已下定决心将刘峙集团就地歼灭，淮海战役已顺理成章地成为南线决战了。

        

追，追上黄百韬！

        11月4日，粟裕签发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要求华野各部队于11月6日黄昏，由所在驻地开进，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中央军委11月7日复电，同意华野的攻击部署，要他们坚决执行，并指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这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发现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行动反常，判断解放军将有大的动作，可能直接夺取徐州，也可能以攻取蚌埠为目标，孤立徐州，进逼江淮。鉴于东北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蒋介石决定亲自赴徐州安排战事。

        然而临行前却遇到了麻烦。长公子蒋经国10月初以督导员身份在上海整肃经济秩序惹了祸，打“经济老虎”打到了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的头上，夫人宋美龄急飞上海干预。由于行政院长翁文灏提出辞职、财长王云五提出辞职等诸多原因，蒋介石临时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徐州处理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

        顾祝同一到徐州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徐州“剿总”主官和兵团、“绥靖”区主官出席。

        会上，黄百韬说，共军刘伯承、陈毅二股合流，陈毅主力正从临沂南下，志在击破七兵团。建议七兵团立即向徐州靠拢。

        邱清泉说，他们在徐州以西抓到共军华野三纵队的侦察员，证实刘伯承、陈毅的中野和华野共军是以他们为主要作战对象的。

        孙元良、李弥、李延年都说他们受到共军的压力，战事将一触即发。

        冯治安、刘汝明自知是杂牌军，不跟那些国民党嫡系将领争高低，只如实讲了各自面临的严峻情况，认为共军锋芒逼人，形势不容乐观。

        刘峙一口咬定共军的进攻目标是徐州——共军的“徐济作战计划”，打济南只实现了一半，现在就该轮到打徐州了。他主张兵力应往徐州收缩，把重兵摆在陇海、津浦两线相交的中心点上，明确支持黄百韬将七兵团向徐州靠拢的见解。

        因为各执一词，最终未能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也未就部署问题统一认识。

        随同顾祝同来徐州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会上宣布了属绝对机密的“徐蚌会战计划”：第七兵团由新安镇撤回运河以西向徐州靠拢。李延年第九绥区撤离新浦、海州。第四十四军由海路南撤。原拟增防海州的第一零零军中途折返，也归入七兵团序列。第十三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第二兵团即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第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集结。第九绥区和移驻临淮关的第四绥区另组建新兵团。第三绥区仍驻原防不变。徐州守备部队应实加强工事，以确保坚固守备。郭汝瑰一再告诫，务必严守机密，不得泄露。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计划。各兵团向徐州靠拢，犹如众星捧月，可以起到拱卫徐州的作用。刘峙可以高枕无忧了。邱清泉不禁窃喜，如今可以堂而皇之地离开商丘了。此人虽然靠半工半读上过上海大学，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德国工兵学校和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却相信商丘即“伤邱”，对他邱某颇不吉利，长期耿耿于怀。黄百韬自然格外高兴，散会后连“剿总”宴请都予婉谢，立即匆匆返回新安镇部署移防。

        黄百韬动作不慢。就在全兵团11月6日清晨即将上路时，刘峙命令他们掩护从新浦、海州撤出的部队。因筹措船只困难，第四十四军改走陆路，划归七兵团指挥，要黄百韬必须等到李延年他们和第四十四军到达后方能开拔。其实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见不得人的另一面。刘峙在新浦有大宗盐业生意，是他私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他已把决定放弃新浦、海州的消息暗中透露给了他的经纪人，要他们携带钱款随李延年一起行动。要将分散的钱财收拢起来，这谈何容易，这就使黄百韬兵团撤离新安镇的时间晚了近两天时间。

        11月6日，夜幕降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23个纵队，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向徐州和陇海路东、西两段逼近，使各处敌军同时告急，纷纷呼救。

        华野13个纵队从山东境内齐头向南挺进，横扫陇海铁路东段北侧150公里宽广地区的国民党军阵地。苏北兵团3个纵队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

        6日晚，鲁中南纵队包围郯城，对地头蛇——山东保安第一旅王洪九部发起攻击，至8日拂晓，全歼该敌5000余人。六纵向马头镇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并攻占马头镇。苏北军区第六分区部队逼近新浦、海州。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分路南下，直扑新安镇。担负阻援和截击任务的四纵、八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直指邳县，准备坚决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苏北兵团二纵、十二纵和中野十一纵，果断越过陇海路，拟对黄兵团实施迂回包围。原活动于宿迁、睢宁地区的十一纵和江淮军区部队，分路沿运河北上，前锋直指运河车站。山东兵团指挥的七纵、十纵、十三纵，相继攻占峄县、枣庄、临城、韩庄、万年闸等地，并包围了台儿庄，从东北方向逼近徐州。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接受中野统一指挥，由西北方向迫近徐州，并配合中野一纵在砀山以西的张公店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一八一师。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进入永城地区，从西南方向威胁徐州。

        华野九纵副参谋长叶超带领纵队侦察营摸进新安镇时，不禁大吃一惊。他们经过火车站时，发现那里死一般沉寂。只见冰冷的铁轨伸向远方，却看不见火车来去，也看不见一个人影。镇上大街小巷不见国民党的一兵一卒。这空荡荡的新安镇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敌人逃跑了。

        部队很快从当地群众那里得到证实——黄百韬兵团数十万人马是11月7日清晨撤离新安镇的。那天，除黄百韬兵团数十万人外，还有从东边新浦、海州过来的队伍，以及地方官员、商人、军官家眷等，简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整整过了一天多才算勉强过完。一位老年人说，他亲眼看见七兵团特务队枪杀了四个当兵的。特务连的人说，这四人是共军的侦察员。

        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接到叶超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越过陇海路向西，抄近路猛追，务必追上黄百韬，同时向华野指挥部作了报告。

        这时，一纵情报侦察人员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国民党军徐州东西两侧陇海路上的各兵团已奉命向徐州收缩。运河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原拟11月5日开始撤离的，后来由于受刘峙命令掩护从东边过来的李延年部队而推迟行动。等了一天多，李延年带来的庞杂臃肿、拖泥带水的由各色人等组成的部队和第四十四军才姗姗来迟。黄百韬兵团向西撤退的顺序是：一零零军、六十四军、兵团部、二十五军、四十四军，六十三军在左翼担任掩护。

        一纵司令员叶飞因战役发起前夕得了黑热病，留在济南治病。作战指挥由纵队副司令刘飞和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共同负责。刘、张二位副司令看到情况极为紧急，又极为重要，当即一面部署追击，一面报告野司。

        野战军指挥部由临沂南边前移至郯城西北沂河边上的马头镇，刚刚在几间高敞轩亮的大瓦房里布置好作战室，架好无线电台，就一前一后收到九纵和一纵的敌情报告。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人措手不及。整个作战室里，所有人都屏声静气，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如今黄百韬跑了，新安镇成了一座空城，这个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有好一会儿，粟裕都默不作声，只是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看得出神，一动不动。

        忽然，粟裕转过身来，重重地说了一句：“追，快追，追上黄百韬！”随后，他对陈士榘、张震说了他的想法，得到了二人的赞成。紧接着，他们向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报告了黄兵团西撤的情况，同时就下一步战略安排向各纵队作出部署：山东兵团指挥的七纵、十纵、十三纵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插向徐州以东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兵团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的联系；位于陇海路以南皂河地区的十一纵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山东兵团断敌退路；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队、中野十一纵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向西追击；四纵、八纵沿陇海路北侧向西追击。严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穷追猛追，一追到底，务必抓住黄百韬兵团。

        11月9日，华野前委发布《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全体官兵“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寒，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

        随着11月9日上午华野指挥部一声令下，华野各纵队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威武雄壮的对黄百韬兵团的追击战。一时间，陇海路南北两侧犹如两股滚滚狂潮，奔腾向前，势不可当。

        “追，快追！”

        “追上黄百韬！”

        “追上就是胜利！”

        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滚滚向前的人流，有的成三路纵队，有的成六路纵队。他们快速地前进着，以一天60公里到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向西席卷而去，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大地为之颤抖。列队里不时响起互相激励的口号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追赶着，唯一的心愿就是追上黄百韬。

        向西追去的不光是各纵队的战斗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工——这是一支更为庞大的队伍。数不清的支前民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着担架，推着小车，紧紧跟着部队，把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他们的口号是：“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在追击途中，一路上都看见国民党部队丢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衣帽鞋袜、被服装具、枪支弹药等，无所不有，甚至还有整箱的子弹、炮弹，显然是路上搬不动扔下的。这些东西成了最可靠的路标，告诉后面解放军的追击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就在前面。

        九纵二十七师穿越新安镇，沿陇海路南侧向西猛追。上级通知他们，担任黄百韬兵团左翼掩护任务的第六十三军就在他们前面，必须迅速追上该军并予以歼灭。大家听说要打仗了，一个个显得无比兴奋，更是加快了步伐，恨不得一步撵上敌人。

        前面响起了枪炮声，不时有嘶嘶的声音从天际划过。谁都清楚，这是炮弹飞出炮口以后同空气的摩擦声，打炮的地方肯定不远。敌人终于被他们追上了。队列里不时响起“快！快！快！”的口令声。

        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潍县团”被迫拥挤在河滩上。炮弹在耳边呼啸着，不时在河面上炸起一根根水柱。子弹打得河边的芦秆沙沙作响。

        眼前的河流是从山东流过来的沂河，对岸是埝头镇。因为事先知道河宽水深，不便徒涉，部队已经准备了必要的简便架桥器材。

        “一营二连，架桥！”团里下达了架桥命令。

        二连一排副排长范学福带领三班跑步来到河边，下水一看便傻眼了——带来的两架登城用的云梯，对接起来差不多可够到河对岸，可是做桥桩用的支架却短了一大截。怎么办？前面的敌人等着他们去追赶，近处又找不到代用器材。情急之中，范学福扛起云梯就往河里奔。三班班长马选云、三班班副彭启榜，以及战士宋协国、杨玉艾、潘福全、杨学志、孙克潘、孙学赞、孙书贤也跟着跳进河水里，两人一组排好，用自己的肩膀当桥桩。还好，河水不算太深，云梯架在肩上，在水面还能露出一个头。

        这就是有名的“十人桥”。就这样，几百双脚从他们肩上跨过，终于没误了追击敌人。在埝头镇的国民党第六十三军一五二师一部还没来得及撤走，就被九纵二十七师的部队堵住。

        九纵二十七师在追击途中打的这一仗，干净利落，一举歼灭第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四五四团和四五六团一个营及军部直属分队等2000余人。残敌向窑湾方向逃跑。

        国民党第六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章带着全军人马来到运河东岸的窑湾时，尚未顾得上喘息，就被九纵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追上了。

        对九纵来说，敌人立足未稳，喘息未定，背靠运河，没有退路——这无疑是一块到口的肥肉。

        恰在这时，九纵前进指挥所里响起电话铃声，是华野司令部陈士榘参谋长打来的：“是老聂吗？你们动作很快，在窑湾抓住了六十三军，这很好。现在野司命令你们，不要管六十三军，立刻率领全纵队继续西进，尽快兜住黄百韬兵团，不准它跑掉！”

        “陈参谋长，野司的命令我们坚决执行！我们马上撤出窑湾，准备从窑湾下游到皂河之间渡过运河，然后继续西追，争取尽快截住黄百韬兵团！”聂凤智没有半点讨价还价，但也不无遗憾，“只可惜快要到嘴的肥肉没吃成，让刘飞、张翼翔他们沾光了！”

        “好，一言为定，等候你们追上黄百韬兵团的好消息！”陈士榘对聂凤智的态度非常满意，“你也不要难过，抓住了黄百韬兵团，那就不止是一块肉，而是一大碗，让你吃个够！”

        

首战窑湾

        在战场上，机会对敌我双方而言是均等的，就看你能否把握住。九纵没有同敌六十三军纠缠，从而赢得了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间，终于同华野四纵、六纵、八纵等兄弟部队一起，在1948年11月11日将黄百韬兵团除六十三军外的四个军、七个师全部包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陈士榘又给一纵刘飞副司令下命令，要他们去收拾敌六十三军。

        11月9日，一纵一口气猛追40余公里，于太阳西坠时分，一举将敌六十三军在窑湾镇包围。

        要九纵去对付黄百韬和要一纵去对付六十三军，其实都是粟裕的主意，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好钢用在刀刃上。九纵和黄百韬有“一箭之仇”。一年前的10月，他们在山东范家集战斗中，曾同黄百韬手中的王牌六十四军交过手。那一次虽然不分胜负，但对九纵来说，他们拼了消耗，付出了血的代价，却没能赢得战斗，实在是一种耻辱。他们心头早憋着一股气，要去找黄百韬算账。为什么用刘飞对付六十三军呢？原来窑湾四周是水网地区，刘飞是老新四军，熟悉水网地区作战，再就是他熟悉广东军，对付六十三军这样的广东军较有办法。

        在奔往窑湾的路上，刘飞、张翼翔等一纵领导人已在考虑对付敌六十三军的办法，一到窑湾就带领三个师的领导看地形，制订作战方案。

        窑湾西临运河，北靠沂河，位于两河交汇处，南、西、北三面临水，东面是一道高2到3米的围堤，堤外为开阔地。镇内有居民3000余户，镇外分布着零零散散的小村庄。六十三军取道窑湾过运河，一是担负黄百韬兵团左翼掩护任务，二是想讨个巧，避免全兵团都往仅有的一座运河铁桥上挤，而从窑湾渡过运河。他们到窑湾一看，傻眼了。哪有什么船？船不知道被老百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后面解放军又追了上来，他们只得仓促占领窑湾，就地组织防御。

        11月10日，一纵一师、二师、三师趁敌六十三军立足未稳，就对窑湾守敌发起攻击。一师师长廖政国、政委曾如清带领全师占领窑湾东面的几个小村庄。二师师长程业棠、政委张文碧带领全师官兵激战一天一夜，控制了窑湾东北外围几个村庄。窑湾东南外围的战斗极为激烈，一些村庄几易其手。三师师长陈挺、政委邱相田亲临第一线指挥，战至次日下午3时，终于扫清残敌。至此，敌六十三军窑湾外围阵地全部丧失，退回镇内利用日、伪时期遗留的碉堡、工事和该军到后临时突击修建的防御设施凭险据守。

        11月11日下午5时，窑湾镇东、南、北三面上空升起一发发红色信号弹。数十门野炮、山炮、重迫击炮和榴弹炮怒吼起来。随着炮火延伸，以窑湾东门一师为主攻方向的二团一营二连很快突破敌人小东门前沿阵地，并乘胜向纵深发展。敌六十三军这支广东军，攻防技术较好，擅长巷战。他们利用碉堡、坚固房屋和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顽强阻击，使突击部队一再受阻。二团团长方铭及时调二营、三营加入战斗。一营、二营合力向镇内天主教堂敌军指挥部发起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打到天主教堂附近时，二营五连伤亡过半，能继续战斗的只剩下20人。

        我方对北门和南门的进攻一再受阻。纵队及时命令二师六团改由小东门进入镇内，然后直插北门，策应北门外的四团作战。在六团和四团的里应外合下，部队于当晚9时突破北门。三师主力当晚突破大东门，从东向西同敌人展开巷战。

        一纵三个师从不同方向将镇内敌人分割成四小块，逐一进行围歼。

        经过一夜的激战，窑湾镇内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到天明时打扫战场，我军已将窑湾镇内的敌人悉数歼灭，还抓到一大批俘虏，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敌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在泅渡运河逃跑时淹死了。有人看见他逃跑时慌不择路，可能腹部负了伤，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到了运河边找不到船，他便一步步地向河心挪去，然后又向前游了一段，不知是没了力气，还是呛了水，只听见他野兽般号叫一声便没入水中，再也未探出头来。

        敌六十三军1.3万多人被歼，成为淮海战役中第一个被解放军全歼的军，对国民党朝野震动很大——因为这个军属国民党元老余汉谋的粤军。为了安抚粤系，笼络人心，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为陈章主持公祭，并追授他上将军衔。

        

抢占运河桥

        黄百韬为等李延年的第九绥区和第四十四军而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在撤离新安镇时，他见到了随李延年同来的少将战地视察官李以勖。蒋介石从孟良崮张灵甫的惨败中悟出，他手下的将领常常弄虚作假，发假电报。这次他特地从参军处挑选了一批年轻能干的高参充当耳目，一人一本密码本，天马行空，可以随时越过国防部直接给他发电报。李以勖就是其中之一。黄百韬与李以勖曾是陆军大学同学，便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忧虑，担心数十万人马仓促上路会有不测，担心他们还没到达徐州就被共军半路截住，或者钻进共军布置的大口袋。万一有不测，请他转告刘峙务必派别的兵团前来救援。李以勖一口应承。

        在黄百韬的劝说下，李以勖没有随军行动，提早到达徐州。他不负所托，当天就向刘峙转达了黄百韬的忧虑和请求。

        刘峙自知黄百韬兵团步入今天的困境，跟他有脱不掉的干系，于是对李以勖转达的要求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他知道黄百韬带兵有办法，他们有数十万人马，装备精良，能征惯战，共军拿他们没有办法，“万一被包围，我一定倾全力救援，决不会视而不见。请老弟放心。”

        就在刘峙等辈认为共军拿黄百韬兵团没有办法的时候，解放军各纵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兵团逼近，并不断紧缩包围圈。

        华东野战军主要突击集团沿陇海铁路南北两侧由东向西猛追。当一纵、六纵、九纵越过运河一线向碾庄地区迂回时，沿陇海铁路北侧追击的四纵、八纵也已赶到运河边，对正在过河西撤的黄百韬兵团构成巨大威胁。

        黄百韬的西撤计划制订得虽然仓促，但确实动了一番脑筋，可以说是相当周密的：以二十五军一部占领牛山，掩护四十四军撤退；一零零军占领炮车，负责对北掩护而后跟进；六十三军负责对南掩护，而后由窑湾渡过运河向碾庄撤退；六十四军首先通过运河铁桥占领有利阵地，而后策应各军次第过河，兵团部随六十四军行动。计划规定各部到达碾庄后再向曹八集、大许家、徐州方向转进。

        黄百韬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部队前脚刚走，解放军的大部队后脚就跟了上来，一路上撵得他屁滚尿流。可怕的消息接踵而来：六十三军在窑湾被围，华野山东兵团在韩庄、台儿庄一线运河上架浮桥，可能挥师南下。一旦陇海路被切断，向徐州靠拢的计划就将成为泡影。更可怕的是发生在运河桥头的自相残杀。正是士兵们所固有的求生本能，把黄百韬精心制订的西撤计划冲得乱七八糟。

        运河桥头发生的事情触目惊心：十几万部队等着过河，还有大批马匹、车辆、火炮和堆积如山的物资也要运过河去，海州、新浦来的军不军民不民的乌合之众也要过河。大家你争我抢，各不相让。宽阔的运河上波光粼粼，却看不到一只船，唯有那座孤零零的铁桥可以过人、过车马——难怪有的人要先下手强。最先通过运河铁桥的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亲自在桥头督阵，虽然秩序有些混乱，队形不整，但总算顺利通过，没受到大的损失。接下来的几个军就不行了。这时，很多人都有一种恐慌心理，担心过河晚了会被共军截住，于是千方百计要抢先过桥，甚至不惜用机枪开道。这样一来，过桥秩序大为混乱，反而降低了过桥速度。国民党军还没过完桥，就听说解放军追到了桥边，一时间枪声大作，弹雨横飞，人喊马嘶，相互践踏。被踩死的，被推下河去的，被乱枪打中的，不计其数。所有的人都像发了疯一样，不计后果地一拨一拨往桥上拥去。欲速则不达。桥面的空间毕竟有限，人一多就难免阻塞，一阻塞就谁也别想通过。

        黄百韬乘车路过运河铁桥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失去约束的狂乱场面，听到了呼天抢地的惨叫。他倒显得极其平静。这能怪当兵的吗？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呀！从古至今，大凡集团军事行动，从来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能要屙屎了才来挖茅坑，那样非一败涂地不可。这怪谁呢？一二十万人的大行动，就靠一座通过能力极其有限的铁路桥显然是不够的。他认为，自己也难辞其咎，作为一个兵团司令，应该有先见之明，应该催促“剿总”早办妥运输事宜。况且“剿总”已经答应派工兵团架桥，自己不催办，别人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哪会主动去管呢？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制止眼前的混乱局面。他的铁的原则是，不允许手下的任何人违抗他的命令，否则格杀勿论。争先恐后地过桥，就是置他的命令于不顾。因为他讲过要有次序地过河，争先恐后就是不按次序，所以是决不允许的。他下令调一个机枪连上来，在桥头一字排开，谁要是不按次序过桥，乱推乱挤，一律就地正法。

        其实，从黄百韬出现的那一刻起，许多乱吵乱嚷的人就大大收敛了。现在看见黄百韬动了怒，搞不好要被机枪点名，哪有人敢随便乱动。

        过桥秩序总算恢复正常。但由于运河河面宽阔，桥长而窄，过河速度极慢，再加上解放军不时打枪打炮，国民党部队不得不走走停停，直到11月9日才大部过完。

        黄百韬兵团通过运河铁桥以后，为了阻止解放军继续追击，命令一个团2000多人扼守运河铁桥。

        11月9日夕阳西坠时，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个营到达运河桥头，不顾长途追击的劳累，当即向该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终将该敌大部歼灭。残敌逃跑时，用事先准备的汽油把运河铁桥烧成一条火龙。

        朝阳驱散了运河上的晨雾，那些刚刚放下手中武器的官兵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用简陋工具扑灭桥上的火焰，用四处找来的木板、门板等临时替换烧焦的枕木。

        经过紧张的突击抢修，一座完整的运河大桥重新屹立在运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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