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金时间一再推迟

        第十兵团在厦门战斗胜利后，紧接着发起了金门战斗。这场战斗给叶飞留下的，却是难以忘怀的惨痛教训。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解放战争的烽火早已熄灭，金门之役与所有解放军打下的无数战役一样，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可是，人们忘却了许多战役，却对金门一仗耿耿于怀，难以忘却。至今，在很多报纸和杂志上，还不时有研究军史、战史的专家们探讨金门失利的原因。

        究其失利的原因，话还要从起初筹划漳厦金战役说起。那时，福州、厦门还在敌手，把守金门只有敌第二十二兵团的第五军、第二十五军（留厦门一个团）和由台湾调来的第二零一师（欠一个团），总兵力不足2万人——有的说只有12万人。那时，叶飞就做过打算，并决定以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一部攻打金门。打下漳州后，本来要同时攻取厦、金，但因渡海作战船只匮乏，才决定采取先厦后金方案，二十八军攻取金门任务不变。在攻取厦门前夕，叶飞命令二十八军的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的二五九团，先攻取金门对面的大嶝岛，为攻打金门作准备。二十八军奉命攻占了大嶝岛后，部队分别驻莲河、大嶝岛、小嶝岛、石井一线待命，进入攻取金门的准备状态。

        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在福州治病，担子全部落在副军长兼参谋长肖锋的肩上，领导力量明显薄弱。肖锋一下子从副手被推上了主帅的位置，只得赶鸭子上架。他到各师检查准备工作，召开作战会议。各师的领导们向他反映，部队虽求战情绪高涨，但船只不足。

        按计划，厦门战斗一结束就要进行金门战斗。当时，厦门战斗胜利已指日可待，只需两三天时间便可结束，肖锋感到压力很大。那时，兵团指挥所已从泉州迁移到同安。10月13日，肖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赶到同安，向叶飞报告了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情况。叶飞指示说：“金门敌人不可轻视，要发动攻金战斗，务必保证有运送六个团人员的船只才行。要使第一梯队登陆后，就占有绝对优势。”他皱了皱眉头，对肖锋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船只不够，因此，你们必须在较短时间内筹集到足够的船只。”

        肖锋焦急地说：“现在兵团分配给我们的兵力——八十二师三个团、八十四师一个团，以及二十九军两个团，要对付目前金门的一万多敌人，按理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担心的是，如果敌人增援金门，对方兵力一增加，前景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恳请兵团进一步查清金门岛上的敌人究竟有多少——我们不能盲目进攻。”

        叶飞点头应允，说：“这一点你放心，我已关照了七科（监听科），要他们经常向你们通报敌情。但你们必须抓紧时间筹船，争取在金门兵力未增的情况下发起战斗。”叶飞提出，金门战斗宜早不宜迟。如果迟了，金门的敌人兵力一定会增加，必然给部队登岛带来很大的困难。

        10月17日，厦门解放，叶飞任命梁灵光为厦门市长。18日，兵团指挥所进入厦门市，在鼓浪屿办公。叶飞担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兵团离开同安那天，叶飞又将肖锋、李曼村叫到同安，向他俩反复重申攻金作战任务，并作出三条决定：（1）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和八十七师二五九团，由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率领，归二十八军指挥，参加攻金战斗。（2）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作为攻金预备队。（3）10月20日发起攻金战斗。

        叶飞宣布了三条决定后，向肖、李二人详细介绍了厦门登陆作战的情况，以及解放厦门的经验教训，提醒他们要注意防止敌机轰炸船只，船只要疏散、伪装、隐蔽。叶飞告诉他们，登陆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首先登陆并攻占滩头阵地，然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击破敌人反扑，巩固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全部登陆集结之后，再展开向敌纵深发展。叶飞说：“要充分准备，击破敌人几次反扑，攻取金门。我军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登陆，不能在其他方向登陆，以牵制、调动敌人，巩固登陆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登陆集结后，才能向纵深发展。”

        肖锋问：“金门敌人现在是否已增加了兵力？”他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心中没底。

        叶飞回答说：“根据前几天截获的情报分析，驻潮汕的胡琏第十二兵团已离开了潮汕，去向不明。我刚才又问了情报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胡琏还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我分析，胡琏的动向有两个，一是到了金门，一是到了台湾。如果蒋介石打算守金门，那么，胡琏肯定是到金门。据我所知，胡琏不愿意去金门，并曾发电报请示过蒋介石。”叶飞将拳头砸在桌子上，果断地说，“你们一定要乘胡琏还未到达金门之前，发起登陆，一举攻下金门。”

        刚刚解放的厦门，与全国所有刚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十分混乱，人心不稳，社会秩序不好，土匪和暗藏的特务活动猖獗，捣乱破坏活动不断发生。过去，国民党军在厦门实行横征暴敛，老百姓缺粮缺柴草。当时，厦门20万市民正处在较严重的缺粮时期。而新成立的厦门市政府，职权只局限在厦门岛，无法从泉州、漳州等地调拨物资。为此，厦门市政府请求第十兵团进驻厦门，特别邀请第一把手叶飞坐镇厦门主持工作。他们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叶飞身上。他们认为，只要叶飞一到，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叶飞无奈，只好将部队的工作交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负责，兵团指挥所由陈铁君负责。

        10月18日，他们决定于两天后的20日发起战斗，但到了这天，二十八军才筹集到100多条船，离运送6个团的兵力所需要的船只还相差甚远。于是，肖锋请示兵团，刘培善同意将日期推迟到23日。22日中午，肖锋又请示兵团首长，报告说，目前才筹集到120条船只，23日的战斗恐难以发动。刘培善考虑后决定，将三十一军解放厦门的船只拨交二十八军，并推迟一天，即于24日夜发起战斗。

        24日上午，二十八军前指在涵江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参战的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三个师长及六个团长在会上发了言。

        八十二师领导和九十二师领导都说，部队求战情绪很高，愿为解放金门作贡献。

        军部侦察科长说，胡琏兵团有两个军已到金门海域，还有一个军正向金门海域航行。

        军部后勤部长张兰厚说，原定的5000副担架没有备足。

        八十五师的朱云谦师长说，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只。

        八十二师钟贤文师长说，征集来的船，小船多而大船少，水手又来自外地的内河，不熟悉海上航行，又未经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有的船工不可靠，若枪一响，可能有逃跑问题发生。

        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说，他们团有三分之一的船帆没修好，今晚不能参加战斗。

        还有的同志提出，部队里的新战士多为福州、平潭作战以后补充进来的俘虏，受教育时间短，觉悟不高，还要补课。

        从大家的发言中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攻金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掌握决定权的肖锋，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考虑到兵团对攻打金门宜早不宜迟的要求作出决定，说：“同志们，今晚发起战斗，是完全可以的。这次战斗，估计会有三种可能性出现。第一，按我们的设想打下去，争取在26日解放金门。第二，注意敌情变化，如果敌情与我们所掌握的不符，那这场战斗就难打了。第三，最坏的情况是，我们登陆时，恰巧胡琏兵团也登陆。敌人利用军舰运输方便，又有空军掩护，就会对我发起猛烈攻击。我们要作好伤亡四五千人的思想准备。”他看了看大家，接着说，“如能打下金门，歼灭汤恩伯集团，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这个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渡海作战我们没有经验，主客观条件很勉强。但是，我们要凭着英勇顽强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打赢这一仗，向兵团、三野、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肖锋决心很大。

        会后，肖锋打电话向刘培善报告了会议情况。他说，战斗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并决定于今晚发起攻金战斗。

        刘培善听了肖锋的汇报后，代表兵团首长作出回答：“批准你们的作战命令。只要第一梯队能上去两个团，船来回运两次，再上去第二梯队，就可以拿下金门县城。我在厦门再找几艘小轮船。”

        肖锋犹豫了片刻，在电话中问：“金门守敌究竟增加了没有？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刘培善回答说：“据内部电台报告，金门敌情没有变化。胡琏兵团还停在海上，至于到金门还是到台湾，他们尚且举棋不定。我们一定要抢在胡琏兵团前头拿下金门！”

        在十兵团的一再催促下，再加上攻击时间一推再推，肖锋的压力很大。所以，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下达了作战命令。

        刘培善自1929年参加红军，到1968年5月8日逝世，在他的40年戎马生涯中，一直从事政治工作。他在红军时期担任过营政委、分区组织科长、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新四军中相当于团和旅的单位担任政委。解放战争初期，他曾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政委。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刘培善先任十兵团政治部主任，打福州前兼任兵团副政委。刘培善没有做过军事主官工作，更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经历。

        肖锋自1928年参加红军后，担任过团长，也担任过政委。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5年团政委，3年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山东军区七师师长，华野十一师师长。1949年2月，他担任二十八军副军长，参谋长吴萧调走后，他兼任参谋长。肖锋也无独立指挥重大战役的经历。

        

壮士饮恨金门岛

        金门之战是人民解放军一次重大的失利之仗，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深切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金门之战成了军事历史研究人员和军事历史爱好者的热门话题。但谈到失利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说法。但因无第一手原始资料，均为人云亦云。

        由叶飞审定的《十兵团战史》中记述：“战斗于10月24日晚发起，第一梯队3个团黄昏登船，但因对涨潮时间掌握不准确，船只集合编队费时过多，故延至24时才起航，并于25日2时先后在兰厝至龙口段（二四四团）、湖尾乡两侧（二五一团）、古宁头及其以东地段（二五三团）突破登陆。除二四四团在接敌时伤亡较大外，其余各部登陆均较顺利，并攻占了古宁头、林厝、清头、双乳山一线，歼敌一部。但由于航行中队形混乱，联络失灵，登陆后兵力分散，各自为战，在未巩固滩头阵地、打通联系的情况下，即向纵深猛插。故在敌优势兵力和战车连续反击下，被敌各个击破。二四四团首先失利。二五一团、二五三团苦战两昼夜，伤亡大半，最后退守古宁头地区，情况危急。但第一梯队所用船只因退潮后被搁浅，并遭敌炮火破坏，无一返回北岸，致使二梯队无法增援。兵团在厦门地区紧急调集船只，但为数甚少。25日晚由二四六团团长率领6个排增援，26日2时于林厝以北地区登陆，击溃敌人1个营，但终因兵力太少，无济于事。26日晚，二五九团又派1个排至古宁头地区侦察联络，亦遭损失。至此，战斗乃告结束，我损失3个团又2个营，共8000余人。战后，敌人反映其伤亡近万人。”

        《十兵团战史》还指出：金门战斗失利是战略和战术指挥上都犯了急躁轻敌错误的结果。首先是领导思想上重厦轻金，被厦门战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不惜以重大代价固守金门，掩护台湾设防的战略企图认识不足。同时忽视了敌人数量上优势的作用，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片面和错误的估计，直至敌十二兵团增援金门时，仍不以为然，而以数量上十分劣势的兵力在缺乏后援保障的情况下，攻击七倍于我之敌，完全违背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

        急躁轻敌还表现在没有充分准备，特别是船只准备不足，冒险发起攻击。当时虽说有三个团的船只，但实际上各团都留有一两个连队因船只不足无法装载。二梯队团则完全依赖返回船只，以侥幸的态度对待渡海作战最关键的船只问题，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恶果。

        急躁轻敌又表现在作战部署上的单面攻击。当时，大金门守敌有六师之众。我军只是在西半岛北部狭窄的地段上突击，敌人仅仅一个师的兵力与我作战，其余至少可以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机动，因而敌人整个防御体系始终稳定。加之我军又无后续部队上岛，更增强了敌人守备的信心。当然，这种单面攻击的部署是由劣势的兵力所决定的，因为三个团的突击兵力是不可能对金门实施多面攻击的。

        急躁轻敌同时表现在官兵们“登陆就等于成功”的思想，忽视首先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建立滩头阵地的重要性。部队登陆后，立足未稳，建制凌乱，就各自分头向纵深猛插，结果除古宁头地段外，其他突破口均被敌人占领与封锁。部队突入纵深后，不是越打越靠拢地向心突击，而是越打越分散地离心突击，导致被敌人分割而各个击破。战前兵团曾指示二十八军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后应并肩靠拢，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起进攻。登陆部队如果按此执行，就不致过早损失——当然，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增援，也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危局的。

        急躁轻敌思想之所以未被及时防止和纠正，主要是因为厦门战斗后没有及时进行总结，检查缺点，接受教训——特别是鼓浪屿受挫的严重教训。事实上，鼓浪屿受挫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当时正视这一点，就可能避免在金门战斗中犯错误。

        与急躁轻敌分不开的是，工作上存在问题。厦门战斗后，兵团偏重于城市接管工作，放松了战役指挥的责任，将金门战斗这一艰巨的作战任务轻易委托给二十八军肖锋副军长指挥，继而对参战部队的准备工作又缺乏深入具体的检查，对船只不足、战术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师以下干部中缺乏信心和某些严重右倾的情绪（战斗发起时，八十二师个别师干竟未按命令渡海指挥）均不了解。虽然曾提示过第一梯队团，登陆后要并肩靠拢，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求发展。但对二十八军的作战部署却未认真审查研究，而该军的作战部署恰恰是违背这一原则的。总之，敌情判断错误是不“知彼”，不了解我情是不“知己”，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是不可能不碰钉子的。

        此外，厦门战斗结束后，兵团曾三令五申要各军将作战运输船只全部移交二十八军做攻金之用，但大都没有坚决执行。事后调查，船只如能全部集中，约可载五个团的兵力。如我能一次投入五个团，则金门失利是可能避免的。

        我们在检查错误的同时，必须指出，金门战斗渡海参战的部队是十分英勇顽强的，他们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与七倍之敌苦战三昼夜，迫使敌人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巨大代价，最后仅剩少数同志，仍在金门北太武山隐蔽坚持多日，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金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勇士们永垂不朽！

        《十兵团战史》经叶飞审订修改，又广泛征求过当时参战指挥员的意见，因而这部战史对金门战斗经过及失败原因的叙述不仅完全真实，而且是最全面、最正确又最有权威和最有说服力的。

        据当时一些文件电报记载，兵团首长10月22日已知道胡琏兵团率十八军军部及一一八师到达金门岛，还侦察到胡琏兵团十九军将在10月24日到达金门岛，但未采取应变措施，便贸然批准二十八军于24日晚攻击的计划。兵团首长当时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第一梯队航渡3个团，待返回后，至少还可以航渡第二梯队2个团，共有5个团兵力登岛，敌我力量对比达到1：1，攻占金门问题不大。岂料，金门敌情变化，使金门这个弹丸之地一下子增加了10个师，近5万敌人。我军8000余人同5万人作战，成了鸡蛋碰石头、以卵击石的典型战例。

        24日半夜时分，胡琏在睡梦中听到枪声大作，一时慌了手脚，对解放军方面究竟来了多少人马没有底。直到拂晓，他在望远镜中发现解放军人数较少，且打得较乱，没有抢占和巩固扩大阵地。他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他迅速组织部队，以坦克成群地向海滩冲击扫射，又命令海军向海滩射击。高魁元指挥十八军的三个师，以团为单位，逐个包围登陆的解放军部队，同时组织敢死队，炸毁了运送解放军的全部船只。当时，第一梯队上岸后，无人指挥空船返航。海水退潮后，船只全部搁浅，被高魁元炸毁，第二梯队无法向金门增援。

        25日清晨，不知详情的蒋介石获悉解放军已登上金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连早饭都没吃完，就去了办公室，将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叫来，开了个紧急作战会议，讨论如何增援金门。会议决定，由空军派20架飞机，在厦门、金门、茂林、沃头一线连续轰炸，阻止解放军增援；海军派15艘军舰到金门助战；同时，急电还在海上行驶的第六十七军加速航行；命令汤恩伯戴罪立功，全力协助胡琏、高魁元组织好反击。一系列命令下达后，老蒋仍不放心，又想亲自去金门督战，被蒋经国极力阻挡。蒋经国自告奋勇替父上金门督战。

        驻金门的第二零一师是蒋经国筹建的青年军。蒋经国一到金门，就在汤恩伯的陪同下，到二零一师督战。国民党第十八军曾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全歼，是我军渡江前才重建的。军长高魁元任职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屡吃败仗，被同事们讥笑为常败将军。这次，他见解放军登岛人数极少，是出气报复的好机会，便亲自驾驶坦克冲在最前面，指挥几百辆坦克开往古宁头海滩，来回辗压。几百辆坦克犹如一个个沉重的石碾子，来回在解放军的身体上碾压，血肉之躯的解放军又怎能抵挡得住呢？

        关于金门失利，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金门失利后，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给我处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他还写道，“我们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如果仅仅靠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金门失利后，我们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在烈火中永生

        金门战斗参战部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顽强战斗了三天三夜，他们的感人事迹，将永载史册。

        参加金门战斗的第二十八军军部电台台长姜从华、军史研究员卓风鸣和副教授洪小夏向笔者介绍了参加金门战斗的十一位团干烈士的事迹。他们是刘汉斌、王学元、郝越三、孙云秀、刘天祥、徐博等。

        第二四六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是岛上牺牲的第一位团级干部。他当时率领二四六团三营，配属给二四四团，参加10月24日晚第一梯队作战。该营与二四四团一起，在金门岛中部琼林之西北一带登陆。因各船分散登陆，开始比较混乱，后来八连、九连主力会合，在刘汉斌和三营教导员寇永德的指挥下，攻占了位于金门战斗作战地域东侧的垄口村。刘汉斌在村西之外一个小土坡上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此时，敌人更乱，因为敌人不知道解放军登陆有多少部队。胡琏早就躲到军舰上观战，若打不赢他可以拔腿就跑。汤恩伯以为解放军来了三个军，吓得赶忙带着司令部向料罗湾方向撤逃，企图乘军舰逃跑，而且汤恩伯已到军舰上了。天亮后，汤恩伯才知道真情，匆忙指挥部队反击。25日晨8时左右，二四四团其他阵地先后失守。国民党重兵进攻垄口村。

        刘汉斌指挥二四六团三营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垄口守备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们坚守约一小时，三进三出。但垄口村终于失守，三营伤亡几尽，刘汉斌本人负伤。敌人包围了村西外小土坡，得知刘汉斌指挥所最后剩下八九个人，便派人送信劝降，被刘断然拒绝。最后，刘汉斌下令向西面突围，自己则中弹牺牲。时约25日上午9时。

        王学元像士兵一样战死。第二四四团25日上午失利后，二五一团主力在安岐村以北土堤处守至下午2时，团指挥所决定向西北第二五二团方向突围。副团长马绍堂指挥二营打开一条通道，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参谋长郝越三率团指和部分指战员突出去了，政治处主任王学元仍坚守在原阵地上。

        此时，阵地上只有一些零散部队。王学元将建制尚完整的侦通连通信班、侦察班和团部卫生班组织起来，交给二营六连副指导员武德奎指挥，向敌人反击。不一会儿，三个班伤亡大半，只得后撤。王学元一看着了急，他抓起两颗手榴弹，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挺身冲了上去。他刚出战壕，头部便中弹，紧接着一颗炮弹在他身后爆炸。王学元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即扑倒在地。时为25日下午3时许。

        郝越三在突围中中弹牺牲。那是26日下午，林厝失守之后，第二四六、二五一、二五三团干部在仅存的古宁头北山村组织了联合指挥所。黄昏，国民党军已突入北山区东部，形势非常危急。晚上，二四六、二五一、二五三团的干部们在北山庄西头召开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临时联合团党委书记田志春主持，决定力争夺船回大陆，否则上太武山打游击，坚持到我军再战金门。

        当夜，他们摸黑向东南方向突围，走了一夜，到达一三二高地东边，找到一条深草沟隐蔽了下来。派团参谋长郝越三带领该团一营三连连长张清泉等十人，再次摸到海边去找船，其余人原地等候。郝参谋长带队打下几个敌碉堡，摸到海边，没找到船。他们回到草沟，不见了团长们（可能走错了地方），由于天快亮了，只得自行隐蔽。28日上午，他们被敌人搜索发现，郝越三在突围时中弹牺牲。

        孙云秀负伤后自戕牺牲。兵团获悉登陆部队困苦艰险，决定从厦门调六艘汽轮，一次可运送两个团，来回运送几次，强大的后援部队就可以补充上去了。但是这一批汽轮是商船，船员一听说打仗就吓跑了。押船的不懂机器，不懂航线，致使船在半路上抛锚了。最后终于凑到几条木帆船，肖锋命令团长孙云秀带一个营去增援。

        25日夜，孙云秀率二四六团一营主力上岛增援。26日白天，他们接替二五三团坚守林厝村。下午，林厝村失守，部队退守古宁头北山村。北山村是古宁头很小的村子，敌人时常来巡逻，因此不能久待。晚上，孙云秀和团干们一块儿转移。

        27日夜，孙云秀、刘天祥他们等到半夜3时，仍不见郝越三等人回来，眼看东方欲晓，当晚不可能撤离金门岛了。为防意外，他们只得不管郝参谋长，转移到安歧以南的一个深沟里，分散隐蔽起来。

        孙云秀团长及十余人，带着一支轻机枪、十多支长短枪，隐蔽在西边的南北方向长沟里。28日下午1点多钟，打扫战场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了这一群隐蔽者，双方立即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孙云秀指挥身边的战友们反击。可惜寡不敌众，在敌人居高临下机枪步枪手榴弹扫射下，我方人员瞬间就伤亡一片，失去了战斗力。孙云秀身负重伤，他咬紧牙关，举起手枪，将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重伤不屈。10月28日下午，在突围过程中，他的腿被打断，负了重伤。到台北后，他被送到国民党三军总医院治疗。12月下旬，刘天祥转到三峡镇医院。1950年2月，他又被送到内湖集中营。在医院里，刘是国民党的重点斗争对象。敌人组织过几次斗争他的“良心会”，均一无所获。

        徐博是在金门岛上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人。10月28日下午，在安岐南的草沟里，联合团指挥所的同志们被敌人发现。徐博和另一位同志陈利华抢先从北面突围出去，两人躲在金门老百姓家里。陈利华是广东梅县人，会讲客家话，在山里藏了一两个月，平安无事。他们两人游泳水平都很高，商量后决定向海边转移，找船或泅渡回大陆。当他们从藏身的村子转移到另一个村子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开枪，陈利华被击中倒下，徐博一人冲了出去。

        敌人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将太武山团团包围，密集搜索，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搜出了徐博。此时已是1950年的2月，徐博在山上待了近四个月，“长发长须，形同野人”。

        徐博被送到内湖后，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仅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才能与战友们偷偷说一两句话。国民党害怕他坚毅顽强的精神会“传染”给其他人，很快将他秘密杀害了。

        相对于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壮烈牺牲，指战员们的牺牲毕竟是少数。参加金门战斗的所有官兵，为解放祖国、统一祖国，以一当十，浴血奋战，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在战场上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集中营里也是响当当的硬汉子。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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