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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拉北打

        

七七决议



        林彪渡过松花江,率前指机关撤退到五常,距哈尔滨还有100公里。千里跋涉至此,累得骨瘦如柴几乎要散架了,往铺板上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林总病了!这个消息传至东北局,彭真等领导人的心都阴云弥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众所周知,林彪身体不好,说病就病,本没什么奇怪,可大家明白,此时林彪“病得正是时候”,似乎另有深意。

        这个猜测不久便被证实了。

        东北局让林彪去哈尔滨治病,可他却拒绝了。哈尔滨乃北满首府,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其繁华程度不亚于沈阳和长春,医疗条件自然比五常好得多。林彪不肯去哈尔滨治病,手下人一劝,他就发脾气,说:“我就是待不惯大城市,我宁可去辽南打游击也不住洋灰大楼。谁愿住大城市谁去!”

        此时,在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为今后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辩论。

        “我们从山海关退到锦州,又从锦州退到四平,一直没有站稳脚跟,关键在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陈云道,“现在我们退到了松花江北岸,该认真考虑怎么才能站稳脚扎下根的问题了。”

        罗荣桓说:“一定要好好利用这15天!”

        东北局领导人在辩论未见分晓之时,为稳定混乱的局势,作了三项指示:

        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二、确定坚持以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四平战役之后,中央也在考虑应付东北的危急局势。为此着急的还有“远方”(莫斯科苏共中央),他们曾极力主张死守四平,遏制美、蒋势力向北发展。四平防线崩溃后,蒋军千里追击,使“远方”焦虑万分,他们提出了新的建议:赶快在关内打起来,以拖住蒋军,否则北满就要丢光了。

        6月7日,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向国民党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仅十天,即连陷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敌3万余人。蒋介石惊恐万状,害怕失去济南、青岛等战略要地,慌忙将拟调东北的两个军投入关内战场。

        一年后,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

        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除了山东大打之外,贺龙部、聂荣臻部和刘伯承部在关内也有军事行动。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说:“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1946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月17日,当聂荣臻部攻克朔县时,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只有九天时间。

        当然,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四平战役的结局对国共双方战略方针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影响了两党的前途,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当林彪处于消沉时,他的命运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立即派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去请林彪回哈尔滨。

        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这回没发脾气。只是多穿了一件衣服,一路咳嗽着到了哈尔滨。

        建立根据地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东北局常委统一了思想认识。罗荣桓说:“修改东北局决议草案的依据,必须是去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亲手创建了无数根据地,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党委决定由陈云起草新的决议草案。陈云在草案中号召广大干部:

        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7月7日,大会正式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东北停战15天后,又延长了4个月,此时关内已打得热火朝天。民主联军利用这段时间,实行剿匪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千里驹”的最佳墓地



        15天的停战很快就过去了,由于双方都没有从第一个回合的恶战中恢复过来,6月23日,双方宣布停战令继续有效。这对林彪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一直担心蒋军会跨过松花江进攻立足未稳的北满解放区,甚至做好了放弃哈尔滨的打算。在全面内战爆发的这个夏季,关内狼烟四起,到处打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捉襟见肘,顿显兵力不足,原拟调往东北的军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民主联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四个月的休养生息时机。

        东北的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边已疲惫不堪,没有新的力量注入,杜聿明无力打过松花江。两个月后,喘息初定的蒋军开始恢复行动。新的攻势首先从热河发起,杜聿明将郑洞国派往锦州,指挥第13军、第93军等部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全面进攻。杜聿明意在割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同时,巩固北宁铁路的安全,以利美援物资能源输入东北。当时,东北国民党军大部为美械装备,这些机械化部队物资消耗巨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其战斗力将会锐减。

        8月29日,第13军占领热河首府承德;10月4日第93军攻占赤峰;郑洞国基本实现了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其后,杜聿明开始着手实行他的第二步战略计划,即割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与北满根据地的联系,继而消灭在辽东的民主联军部队,为下一步进攻松花江以北的民主联军主力扫清障碍。这就是他所谓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为此,蒋军狂妄地叫嚣:要将共军南满部队“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

        南满军区经过本溪战役之后,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主力只有第3纵队、第4纵队,大约5万人。其基干力量主要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部队和最先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在1945年秋冬,他们是东北最早的一批“暴发户”,收编了大量杂牌武装而迅速膨胀起来。因此。部队成分复杂,许多投机分子和大量伪满军警人员混了进来,他们在蒋军大举进攻和我军受挫之时纷纷哗变和叛逃。此时的南满根据地正处于艰难困苦时期。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调集8个师,约10万人马自沈阳、本溪地区出发,兵分三路,大举进犯南满根据地。右路由新6军第14师、新22师和第60军第184师组成,直取庄河、大孤山,迂回安东,企图截断安东与大连的联系;左路由新1军第30师、第52军第195师和第71军第91师组成,向辑安、临江进攻,企图切断南满、北满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路由第52军第2师、第25师组成,直扑辽东军区机关驻地安东。

        沉寂了四个月的东北战场烽烟再起,林彪为了专注于军事指挥,匆匆离开党政事务堆积如山的哈尔滨,将他那精干的指挥所移往哈尔滨以南50公里的双城。东北局的党政日常事务由高岗主持。

        10月20日,林彪致电辽东军区首长萧华、程世才:

        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凡估计不可能达到保卫城市的目的时,则应不过早也不过迟于事先主动地放弃该点,而保持力量进攻敌人。

        萧华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主动放弃安东,将主力第3纵队、第4纵队隐蔽集结于东部山区,伺机歼敌。

        中路蒋军力量最弱却进展最快,其右翼第25师已成孤军冒进之势。10月21日,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在通远堡召开紧急会议,定下了诱歼第25师于新开岭山谷的计划。

        第25师曾参加过远征军,素有“千里驹”之称,全师系美械装备且训练有素。10月24日,师长李正谊亲自指挥师主力采用步炮协同战术,猛攻赛马集。当时民主联军第3纵队主力已撤出赛马集,只留少量部队掩护。经过激烈战斗,李正谊顺利攻占了赛马集。25日晨,李正谊接到军长赵公武的电报,令该师留两个营固守赛马集,其余部队应于28日黄昏前到达通远堡以东地区,攻击凤城防线,为进攻安东扫清障碍。

        26日拂晓,李正谊令第74团团长梁济民率两个营留守赛马集,以确保后路安全,其余部队向西南山区进发。此时,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雨夹雪,部队进入山区后道路崎岖,山势越来越高,不时有溪流横贯山道,士兵们很快就浑身湿透了。下午4时,李正谊下令宿营,还没驻定,即收到梁济民自赛马集发来的电报:“赛马集周围发现大量共军,黄昏后他们一定会攻打赛马集,请师长不要前行,速率主力回援。”

        李正谊将电报递给副师长黄建墉和段培德,说:“梁济民太无胆识,还未与共军交火,就先吁请增援,真是岂有此理!”

        黄建墉说:“赛马集乃弹丸之地,以该团现有兵力依托工事固守,应无多大问题。”

        李正谊对参谋长董魁武说:“复电梁济民,令该团加强工事,固守赛马集。”

        夜幕刚刚降临,梁济民的告急电便雪片般飞来。李正谊连忙致电军长赵公武,请示是否回援。赵公武率军主力抵凤城后发现并无共军防线,正为寻找共军主力发愁呢,他接电后立即令李正谊回师赛马集。

        李正谊、黄建墉等不知赛马集方面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师,一直犹豫到深夜。当晚11时左右,梁济民发来最后一次告急电后,电信便中断了。李正谊感到问题严重了,用无线电直接与赵公武通话:“军座,74团电信中断,情况不妙,我手里只有一个团加一个营的兵力,深夜回援恐遭共军伏击。”

        “李大麻子,谁要你用无线电通话的,泄露了机密怎么办?”赵公武也感到情况紧急,当李正谊准备挂断步话机时,他喝道,“慢着,我命令你立即率部回援74团,赛马集不保了,我军的补给就被切断了,明白吗?”

        “好吧,我执行命令。”李正谊无可奈何,“请军座归还75团建制。”

        “75团离你们很近,我已令该团取捷径于27日黄昏前在赛马集附近归还建制。”

        27日凌晨3时,第25师在回援赛马集的途中接到梁济民的电报,告知该部受到优势共军的猛烈攻击,损失200余人,为避免被歼,于深夜主动撤出,现赛马集已被共军占领。

        李正谊立即令梁济民率部向师主力靠拢。当日黄昏第74团残部和第75团与师主力会合,全师继续向赛马集前进。

        民主联军第4纵队主力再次放弃赛马集,连夜将部队调往双岭子地区,伏击第25师。经过彻夜激战,第25师凭借优势火力顽强抵抗,毫无动摇的迹象。纵队司令员胡奇才不得不鸣金收兵,于拂晓前撤离双岭子地区,脱离战斗。

        胡奇才原以为集中了5个团,一万多人的兵力,应能一举击溃只有5000人马的第25师主力。敌人竟有如此强的战斗力,胡奇才感到十分奇怪。次日清晨,胡奇才与政委彭嘉庆亲自审讯俘虏,始知敌配属军部的第75团已归还建制,原来他的对手不止5000人,而足有8000多人,怪不得啃不动呢!胡奇才当即决定将敌诱至新开岭地区,待配合第3纵队作战的第10师归还建制后,再聚歼敌人。

        李正谊始终没有摸清对方的实力和意图。28日,第25师在赛马集休整了一天。当晚接赵公武电:

        长官部已令地方保安队限29日晨接防赛马集,第25师应于29日晨经灌水迅速向宽甸攻击前进。

        此时,第25师派出去的几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赛马集以东发现大量共军,据老百姓说有六匹骡子和八匹骡子拉的大炮十几门。

        “老百姓都被赤化了,他们的话不可信。”黄建墉说,“共军战斗力不强,昨晚在双岭子地区已被击溃,此刻正在逃窜。”

        另一位副师长段培德不无忧虑地说:“共军的真实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我建议暂驻赛马集,一旦有危险,后方增援部队两天内可以赶来。继续向山区前进,一旦有危险,后方增援就来不及了。”

        “你说的是什么危险?”黄建墉冷笑道,“难道共军可以吞掉我们一个整师!”

        董魁武摇头道:“共军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前晚他们连梁济民的两个营都吃不了。即使再遇昨晚那种情况,他们想吃掉我们也绝非易事。”

        段培德顾虑重重,不同意冒险东进。李正谊见双方争论了半天,不耐烦地一摆手,说:“军座有令,贻误战机担当不起。前天74团两个营能从容冲出重围,现在全师集结完毕,共军已无可奈何啦!还是照计划行动吧!”

        29日晨,第25师分两路纵队平行推进。师主力为左纵队,第75团为右纵队,相距五六里,约定下午2时会合。第75团出发不久,发现前面有一股共军,团长赵振戈下令追击。该团穷追不舍,速度过快,不久,远远将师主力抛在了后面。中午12时,第75团提前两个小时到达规定的会合地点,赵振戈不愿放跑前面那群“惊弓之鸟”,不等师主力到达便单独率全团追击。

        当师主力按时到达会合地点时,第75团已挺进到王家寨东南,这是新开岭谷地的东端。赵振戈发现四面都是高山,山头上人影蠕动,一路奔逃的那些“惊弓之鸟”突然转过身来,变成了拦路虎。

        赵振戈始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急电李正谊要求师主力迅速前进增援。

        此时,第25师主力也钻入了胡奇才布置的口袋阵,在长达30里的谷里枪炮声同时响起。李正谊见势不妙,命令各团抢占周围山头。

        指挥第10师作战的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见敌人与我争夺山头阵地,立即打电话给胡奇才:“我们把那些低矮的小山头让出去好啦,让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们在高山头上集中火力射击,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活靶子啦。”

        “好,妙计。”胡奇才高兴地说,“命令部队照计行事。”

        29日黄昏前,第25师各团兵力分散在20余里的各小山头上,欲进无力,欲退不能,民主联军居高临下,用炮火和机枪对各山头压制射击。25师伤亡惨重,重武器上不了山头,轻武器毫无作用,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30日晨,李正谊集中山炮营,掩护第75团向宽甸方向攻击前进。发炮十几分钟后,即遭到民主联军炮火的猛烈还击。4纵炮兵分散在各制高点上,而火力却能集中,使李正谊的山炮营找不到目标。山炮营受到枪炮火力的双重压制。只好将大炮分散隐蔽,不敢再轻易发射了。第75团又占了一些小山头,但再也无力前进了。当日晚李正谊才预感到这支号称“千里驹”的精锐部队,凭自己的力量冲不出包围圈了,于是发电向杜聿明和赵公武求援,并要求杜聿明派飞机协助作战。

        也许杜聿明也不相信“千里驹”已经面临灭顶之灾。31日拂晓,杜聿明并没有派飞机来。第75团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新的攻势,就遭到民主联军的反击。赵振戈慌忙将大路上的部队撤往路旁的小山头。突围计划化为泡影。

        第25师被压缩在老爷岭、黄家堡子附近。李正谊在王家寨接到军部和长官部“坚守待援”的命令后,立即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反冲击部队。双方遂展开异常惨烈的激战。

        韩先楚亲自指挥第10师第28团连续发起了7次冲锋,均遇敌顽强抗击。战斗转为胶着状态。

        胡奇才焦灼万分,只差一口就吃掉了第25师,没想到骨头这么硬。

        当时在老爷岭敌碉堡附近,趴满了第4纵队的战士,有的离碉堡虽然只有十几步,一口气就能冲到,但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而敌各路援军正在迅速逼近。

        11月1日晚,纵队首长在一起紧急碰头,有人认为仗不能再打了,本来是想打歼灭战,现在变成消耗战,官兵死伤惨重,敌人援兵已经逼上来了,如果拿不下老爷岭,整个纵队将被迫与敌优势兵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

        韩先楚不同意撤出战斗,说:“不能撤,一撤就前功尽弃,我们伤亡大,敌人比我们更惨,他们的弹药也不多了,下午飞机空投了十几箱弹药,一半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我们只要一鼓作气拿下老爷岭,主动权就到我们手里了。不然的话,现在想撤出战斗也不行了。弄得不好,部队会被打散。”

        “撤出战斗太危险,将会造成今后的被动局面。”胡奇才说,“现在关键在于必须尽快拿下老爷岭,全歼25师。”

        “老胡的看法是对的,我们基本统一了思想,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全歼25师。”彭嘉庆说。

        “我建议把所有炮兵连夜集中起来,准备明天拂晓猛攻老爷岭。”参谋长李福泽说。

        “把预备队30团也用上,保证一举拿下老爷岭。”韩先楚说。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彭嘉庆说,“口号是‘打下老爷岭,全歼25师,活捉师长李大麻子!’”

        11月2日拂晓,胡奇才站在老爷岭北面一座山峰上,亲自指挥第10师攻击老爷岭。第10师作战科副科长段然向28团传达命令后,拔出手枪,带头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嗖嗖的子弹从他身旁擦过,他的军帽被手榴弹的冲击波掀掉了,周围的战士不断中弹栽倒。段然一个劲儿地高呼:“冲啊!”第28团率先冲上了老爷岭,与敌展开了肉搏战。五连副王喜匠带领四名战士,摸进了敌人的碉堡,将正在射击的敌人全部活捉。随后第30团和第29团从山的另一面也冲上了老爷岭,山头上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枪投降。

        从各小山头上溃退下来的敌军,聚集在师部所在地王家寨。李正谊仍幻想着援军能及时赶来,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官兵们打气,他站在一辆被打坏的汽车上,叫嚷:“王家寨有王气,我们是不能失败的。”

        接着,李正谊命令把所有的汽车和炮弹环村堆集,然后浇上汽油,点燃。熊熊烈火组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但这挽救不了“千里驹”覆灭的下场。

        民主联军从各山头纷纷拥来,将王家寨围得水泄不通。炮兵开了几炮,李正谊的“火墙”就飞上了天。蒋军见如此威势,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

        上午10时左右,战斗结束,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被全歼。

        11月2日正午,前来增援第25师的新6军第22师赶到赛马集,这时已传来第25师在新开岭一带被歼灭的消息。新22师不知共军虚实,吓得不敢再向前推进。这就使得第4纵队能从容打扫战场。

        新开岭战役,首创在东北战场全歼一个整师的战例。第4纵队各师团伤亡都比较严重,当时俘敌5000多人,为了补充部队,那些俘虏经过简单教育后大部分都成了民主联军的“新鲜血液”。

        为了查明敌情,韩先楚和李福泽将十几个被俘的营以上军官集中在一间民房中审问。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还有花生、开水款待。李福泽刚准备审讯,纵队敌工部部长李显就带进来一个高个子—微胖,脸上抹了一层黑黑的锅灰。李显笑道:“带来一个伙夫,是个大麻脸。”

        李福泽见这个穿伙夫服装的大麻子一进屋,屋里的俘虏就低下头不说话了,心里就明白了。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韩先楚问。

        “我是李正谊,已经负伤啦,本想自杀,但手枪没子弹了。”李正谊将黑脸抹了抹,脸是白了不少,“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要死还不容易,到处有树,有石头,有房子,都可以碰死。”李福泽说,“我看你并不是真想死。还是放心吧,我们优待俘虏。”

        于是,李正谊如实交代了第25师被歼的情况和援军情况。

        “如果我们还能坚持一天,援军就能赶到。”李正谊说,“现在援军不清楚贵军下一步的意图,肯定不敢贸然前进。”

        第4纵队从容打扫完战场后,开始向通化以东地区转移。新22师在杜聿明严令下开始追击。同时,由通化、凤城方面扑来的第52军主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妄图消灭4纵主力。

        此时,天气陡然转冷,漫天飞舞着雨夹雪。在新开岭战役中,为了便于机动,轻装行军,许多指战员将棉衣丢掉了。打完仗后找不到冬装补给。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区,沿太平哨、沙尖子、集安方向一路向北,越走越冷。许多伤病员因无药品治疗,在呼啸的寒风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沿途的老百姓见队伍往北走,一个个穿着单衣,还落汤鸡般浑身水淋淋的,于是劝道:“北边人烟稀少,凶多吉少啊!唐朝薛仁贵征东那会儿,高丽将军盖苏文就是走的这条路,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伪满皇帝溥仪也是在这条路上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当年‘抗联’的杨靖宇被从这儿逼上了长白山。你们共产党八路军可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呀!”

        “我们纵队和师里的首长什么路都走过,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跟着他们定能逢凶化吉。”部队政工干部害怕老百姓的话影响士气,赶忙沿途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

        果然,越往北走越冷,风刮得人几乎站不住脚,走了半天见不到一户人家。连续行军非常疲劳,都不敢闭上眼睛睡上一觉,怕一睡着就永远醒不来了。

        再往后走,就是整连整排地掉队,部队减员非常严重。

        12月初,第4纵队终于到了六道江,与辽东军区机关和第3纵队主力会合了。

        

陈云“大做文章”



        第3纵队、第4纵队会合时的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小县。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四个机关和两个纵队的主力部队近3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毫无着落。敌人四个师的兵力已经逼近。南满根据地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

        11月初,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第4纵队到达六道江不久,即接辽东军区命令,让彭嘉庆率第11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第3纵队、第4纵队主力和军区机关准备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2月11日,师以上的干部到七道江开会。由于陈云有事在临江,会议由肖劲光主持。议题是讨论“去”“留”的问题,即放弃南满北上,还是坚持在南满继续斗争。

        会上意见难以统一,先是议论,后是争论。“去”派和“留”派都能摆出一大堆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了两天,闹了个僵局。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一个师已到了梅河口,另一个师快到集安了。于是,纵队以上的干部继续开会讨论,纵队以下干部回部队准备打仗。

        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大雪连夜赶到七道江。这位做文章的行家,一来就问:“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

        大家七嘴八舌,一直议论到凌晨3点散会为止,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讨论,陈云默不作声,根据各方面意见不断修改他的“腹稿”。到了晚上,陈云已经胸有成竹,于是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

        “看怎么放法,”彭嘉庆说,“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以放一个军。”

        “既然能放下这么多部队,”陈云果断地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要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大家见陈云已经拍板,就不争论了。陈云继续说:“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了敌人,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胜仗,将来回来也是困难了。只要长白山在我们手里,群众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看南满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沉默了几分钟,喝了一口开水,让大家先去体会、消化。他见大家对此没有异议了,开始引导思考怎么“留”的问题。

        在如何“留”的问题上,意见很快统一了:兵分两路,一路坚守原地,一路打到敌心脏地区活动。

        肖劲光问:“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

        议论纷纷的会场一下子陷于沉默,肖劲光催了几次,无人表态。

        “我们4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彭嘉庆说,“伤病员还没处置好,新兵尚未补充,几千俘虏来不及消化,部队没有冬装。按理说不应轮到我们去,但为了顾全大局,如果领导需要我们打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尽力克服,保证完成任务。”

        “好!由你们打出去。”陈云说,“你们4纵全部拉出来,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你们。”

        肖劲光当即拍板:“俘虏未处理,交给其他部队处理;兵员不足,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没有冬衣,从3纵和军区机关抽补。”

        “七道江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陈云做了一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好“文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1946年12月17日,郑洞国率6个师的兵力开始向南满根据地进犯,民主联军随即展开“一保临江”的斗争。

        12月18日,第4纵队由六道江出发,悄悄穿过敌封锁线,在安沈路两侧开辟了敌后战场。出击十天,打掉敌据点10余处,收复自永桓公路以东、八河滩大清沟以北纵横150里的地区。接着,又奔向清河、碱厂、赛马,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杜聿明得知第4纵队冲出了包围圈,出现在安沈线附近时,立即命令郑洞国回调2个师,以对付第4纵队。这样就减轻了临江方面的压力。

        1947年1月2日,林彪为了牵制敌人对南满根据地的“进剿”,亲自指挥北满主力南渡松花江,向敌军主动进攻。杜聿明不得不再次抽调兵力北上。这样一来,首次进犯临江的敌军只剩第195师、第2师两个师的兵力。

        面对敌人步步进逼,辽东军区和第3纵队首长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到南满不久,对部队的战斗力还不清楚。为了知己知彼,他带着两名参谋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第3纵队各师、团之间,了解情况。

        肖劲光发现3纵各部队都不满员,于是千方百计从机关和地方部队抽调人员予以补充。陈云和肖劲光都解散了警卫班。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说:“首长们今后的安全可就成问题了。”

        肖劲光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有它在,足够啦。”

        保卫干部摇头道:“司令员是神枪手,一般情况能够对付,可政委的枪法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当然归你负责。”肖劲光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必须跟着政委,寸步不离,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你。”

        “我可不希望拖条尾巴。”陈云说,“你还是跟着司令员吧,他的安全更重要。”

        “报告,”王参谋搀着一位“雪人”进来,说,“他昏过去了。”

        那人浑身是雪,连胡子都结了冰,肖劲光大吃一惊:“这不是保三旅的旅长彭龙飞吗?上午还见了面的,怎么这样啦?”

        “哎呀,准是冻坏啦,”陈云将大衣脱下,披在彭龙飞的身上,“快把他扶到火炉边上来。”

        陈云又端着一碗热茶亲自喂下去,彭龙飞才缓过劲来。

        “一个旅长冻成这样,部队可想而知啦!”肖劲光感叹道。

        “不少战士没有棉衣,只好把草绑在身上。”彭龙飞流着泪说,“现在战斗打响了,冻伤的比枪伤的还多。”

        肖劲光让参谋连夜到临江拿来50万元北海票交给彭龙飞,安慰道:“让部队一定咬紧牙关,坚持战斗,仗打胜了就一切都有了。”

        1月4日,肖劲光集中第3纵队主力及第4纵队炮兵团,猛攻六道沟门。守敌第195师惧怕遭到围歼,留小部队阻击,主力慌忙后撤。担任掩护任务的敌小部队被歼灭。

        1月18日,肖劲光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南北夹击敌第2师,歼敌1个加强营。敌第2师慌乱溃逃。在这次战斗中,第29团第9连战士房天静,机警灵活,一人击溃敌一个排的进攻,并生俘一个班,立了大功。

        杜聿明进犯临江的两个师均受重创。同时北满民主联军主力南下出击。国民党军队首尾难顾,不得不放弃进攻临江的计划。

        在北满的平原地区交通发达,铁路、公路纵横交错,非常有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调动。南满吃紧,林彪决定在北满采取行动,用“南拉北打、北拉南打”的战略,对付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当时,北满的部队刚刚完成整编,主力编成第1、第2、第6三个纵队,加上南满的第3、第4两个纵队,野战部队共5个纵队、1个旅、3个独立师约12万人,其序列如下:

        第1纵队(司令员万毅)辖第1师、第2师、第3师;

        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4师、第5师、第6师;

        第6纵队(司令员陈光)辖第16师、第17师、第18师;

        第3纵队(司令员程世才、张学思,政委罗舜初)辖第7师、第8师、第9师;

        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

        第359旅,辽南独立师,南满独立第2师、第3师。

        北满的三个纵队都是以关内来的老部队为骨干加上新部队组成的,其战斗力如何,林彪心里没底。正因如此,他希望在东北维持更长的停战局面,以利于按他的战术原则训练部队。1946年下半年是林彪军事理论的成熟期,什么“三三制”战术、“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战术、“三猛”战术、“四组一队”战术……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可是杜聿明不容他用更多的时间去操练兵马,南满战火一起,林彪只得仓促上阵了。

        1946年12月底,林彪令各部队向松花江边集结,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半年没打仗,林彪麾下的战将早就按捺不住了,开始摩拳擦掌,要出出四平战后被敌人一撵上千里的窝囊气。这些将领中名气最大的是第6纵队司令员陈光,他将部队带到松花江边,便亲自带各师首长去摸江南的敌情。此时,林彪得到了一个并不准确的情报,说杜聿明正在调集主力,准备越过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林彪致电陈光,要求第6纵队撤回原防。陈光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杜聿明正全力进攻南满,不可能马上进攻哈尔滨,于是回电要求继续执行原来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非常生气,直接电令第6纵队各师立即后撤,并说“不要等纵队的命令”。3个师接令后便都北开了。要命的是,此时陈光亲自潜入江南察看敌情去了,身边只带了一个连。他的部队早就北开了,这个光杆司令却一无所知。后来纵队司令部派人到江南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三天后才回到部队。当他看到林彪的电报上“不要等纵队的命令”这句话时,一下子就气病了。

        林彪搞越级指挥本是家常便饭,作为老部下的陈光不是不清楚,然而,两人此时的关系又太微妙了。林彪与陈光的恩恩怨怨真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他们之间曾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陈光对林彪有救命之恩,在江西苏区时陈光曾两次救过林彪的命;而林彪对陈光则有知遇之恩,陈光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都是出色的将才,林彪智者千虑、算无遗策;陈光机敏过人、骁勇善战。到陕北后,林彪因与毛泽东闹别扭,执意要去陕南打游击而被调离红1军团,去红军大学任校长。陈光在红大结业之后就成了红1军团的代军团长。1938年3月2日,林彪受重伤之后,其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一职也是由陈光代理。林彪到莫斯科治伤时,许多中国青年常缠着他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陈光在战斗中的传奇故事,甚至拿出陈光的照片说:“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红军将领。”

        后来林彪和陈光在延安相逢,一起参加整风,就开始闹别扭了。据说陈光那时与贺龙来往密切,经常在贺龙那里打牌,甚至把铺盖都搬到贺龙那里去了,林彪为此不高兴。整风的时候批过“山头主义”,可是这个东西在军队里的影响是无法一下子消除的。抗战胜利后,林彪找陈光谈话,说:“你还是跟我一起到山东去吧。”陈光问:“去干什么?”林彪说:“当我的副手。”陈光同意了。林彪在赴山东的半途奉命转道去了东北。不久,中央令陈光随高岗、张闻天等也去了东北。杜聿明进攻山海关时,林彪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东北局令陈光在黑山一带组织第二道防线。当时,林彪的电台无法与部队联络,正在发愁,后得知陈光那里有一部罗荣桓从山东带过来的电台,于是要调用这部电台以利于他指挥从山东来的部队。陈光考虑到没有电台无法组织第二道防线,就没有同意。林彪坚持要这部电台,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并指责陈光扣留电台,妨碍他指挥。陈光无奈只得令机要人员带电台到林彪那里去报到。可是战局突变,敌人打来了,这部电台随陈光一起后撤,也就没有交给林彪。这件事使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后来林彪打仗打得非常被动,一直退到了松花江以北,而陈光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居然打了两个非常漂亮的仗:一是攻占了长春;二是在新站、拉法歼灭一个加强团。这两仗都是在林彪最初不同意的情况下打的。当部队弥漫着“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的谣言时,林彪又听到了“换将”的风声,这让他一过松花江就病倒了。此时,东北局正在宣传拉法之战的意义。陈光不合时宜地向林彪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以八路军115师的老部队为基础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由他指挥。林彪因此怀疑陈光有架空他的野心。当时,东北的部队大多是陈光在山东时手下的部队,他在部队中的影响的确令林彪不敢小视。部队整编后,陈光出任第6纵队司令员,这也是陈光自1943年离开115师后再次任主力部队的主官,他渴望打胜仗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林彪一份电报就把他甩在了敌占区的江南,让他当了三天的光杆司令,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陈光个性很强,这一病就在松花江边起不来了。几天后,第6纵队再次南下,与敌人真的打起来了,不过,陈光已经不是6纵的指挥员了。后来洪学智接替了第6纵队司令员的职务。陈光直到大年三十,还执意不回哈尔滨,他的夫人带着半岁的孩子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来江边苦苦相劝,陈光才返回了哈尔滨。

        当郑洞国指挥大军向南满根据地东征时,北满主力第1纵队、第2纵队、第6纵队于1月2日南渡松花江,迫使敌南北两面作战。

        当时松花江已经结冰,“天堑变通途”。大部队过江像赶集一样热闹。北满主力自拉法之战后,已经半年没真枪实弹打过仗了,士气非常高。尽管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但指战员们依然在江面上说说笑笑。“顺口溜”在风中飘:

        “革命军人士气高,天气再冷难不倒。”

        “乌拉草,是件宝,又暖和,脚又不打泡。”

        “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1军。”

        “新1军自称鹰,实际上是只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

        一些调皮的战士在江面上滑冰,一滑老远,又省事,又开心。但一过松花江,部队就开始隐蔽行进。几万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只有呼啸的风声和脚踩在雪地的嚓嚓声。

        第1纵队第1师师长梁兴初在榆树县古城,接到纵队司令员万毅的电报:

        ……敌新1军第38师师部及第112团驻吉林地区;第113团主力及一个保安团驻九台县;第113团第1营及两个保安中队(共700人)驻其塔木。纵队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由第3师于1月5日黄昏包围其塔木之敌,准备攻歼;第1师于1月6日至其塔木西南张麻子沟一带,担任伏击可能由九台方向来援之敌;第2师于1月6日进至乌拉街以北地区,担任伏击可能由吉林方向来援之敌。务必注意隐蔽行进。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电报纵队。

        梁兴初接到电报后,命令部队连续三昼夜急行军,于预定时间到达张麻子沟一带。为了封锁消息,部队进驻各村落后一律禁止任何人外出。侦察参谋李权、武道坤等人爬上电线杆,装上耳机,窃听九台至其塔木的电话。

        李权刚把耳机戴好,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朝电线杆下的武道坤摆了摆手,武道坤立即让大家安静。

        耳机里传来九台之敌第113团团长的声音:“一营长,一定要坚守其塔木。军座已经命令火速增援你们。我带全团还有保安团的两个中队下午出发,今天夜里在芦家屯宿营,明天就能赶到其塔木。军座已令第30师第90团今天从德惠出发……”

        李权窃听到这个情报后,从电线杆上溜下,直奔师部,向梁兴初报告。梁兴初高兴得大叫:“快拿花生来,慰劳李大个儿!”

        梁兴初将情报立即报告纵队,然后骑上马带着几个团长到张麻子沟一带察看地形。梁兴初说:“我们就在这里布置个口袋,一团埋伏在路西双顶山上,二团埋伏在路东,三团由段家屯直插芦家屯,断敌退路。山炮营把炮拉上吴家岗子山头,轰击敌人队形和装甲车。现在各团立即组织营、连干部勘察地形,布置战斗任务。”

        为了确保敌情准确,梁兴初让李权、武道坤化装成老百姓,连夜赶往芦家屯附近观察敌情。李权悄悄摸进村子,发现敌人果然在村子里宿营。

        1947年1月7日,特务团于拂晓前进入阵地。当时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8摄氏度。战士们趴在雪地上,身上盖着防空伪装用的白布。敌先头部队于上午9时从阵地前通过,有的阵地离公路只有50米。由于风大,敌人一个个缩着脑袋,有的捂着脸,蒙着头,没有发现他们已钻进了民主联军的“口袋”。

        根据李权、武道坤从芦家屯发来的电报,预计敌人上午9点至10点可以进入我袋形阵地。可是敌人像乌龟一样缓慢,直到中午12点,才全部进入伏击阵地。战士们在雪地里趴了七个多小时,冻伤了不少人。

        梁兴初站在吴家岗子山头上,果断地一挥手。早已瞄准好了的炮兵立即开火。梁兴初举起望远镜,发现敌一辆指挥车和两辆装甲车中弹起火,敌人队形顿时大乱。

        不久,各团迫击炮、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迅速跃起,发起冲锋。敌第113团团长王东篱妄图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他的部队被分割包围,到处是白刃格斗的景象,重武器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民主联军人多势众,七八个人对付一个人。王东篱见部队溃不成军,一半成了俘虏,于是长叹一声,弃阵逃命。

        王东篱和一个勤务兵在雪地里跑出三四里路,以为逃出了重围。刚蹲下喘了几口粗气,就听到如晴空霹雳似的一声呐喊:“缴枪不杀!”

        勤务兵吓得赶忙扔掉枪,举起双手。蹲在地上的王东篱见只有一名战士追了上来,于是甩手一枪。这一枪打在了警卫班长刘广义的肩膀上,把他的棉袄穿了个窟窿眼儿。刘广义开枪还击,当场击毙王东篱。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梁兴初师全歼了敌新1军第38师第113团(欠1营)和2个保安中队。计击毙敌团长以下135人,伤敌120人,俘敌868人。缴获各种炮21门、轻重机枪68挺、冲锋枪110支、步枪490支、汽车12辆,击毁装甲车5辆。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敌新1军遭此重创,很不服气,第113团第2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态度非常嚣张,扬言:“我们孙立人军长说过,新1军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你们共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咱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

        张麻子沟歼灭战第二天,第1纵队第3师攻克其塔木,全歼守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中队。第6纵队在焦家岭经过两昼夜激战,全歼敌新1军第50师第150团。

        孙立人几天内丢了两个团,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使民主联军得以各个击破。

        杜聿明得知林彪主力南下,北满兵力空虚,在孙立人等将领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调3个师北上增援。

        一下江南的胜利使远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十分欣喜。他看完东北局发来的电报后,提起毛笔,在电文纸上一阵狂草:

        ……围城打援的方法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南满四纵采取的勇敢进攻的方针是胜敌之道……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的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取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能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就可以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北满主力撤回江北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再犯临江。郑洞国看完作战计划,忧心忡忡地说:“光亭兄,南攻北守的战略固然高妙,可是松花江已经结冰。北面恐怕不易守住啊。北面不守,南攻就难以奏效。整个计划就成一纸空文……”

        “桂庭,”杜聿明打断郑洞国的话,“南攻北守的战略是不容怀疑的。上次遭受挫折,主要是下面将领无能,中了共军以大吃小的诡计。我们在北满的兵力并不比共军弱,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我们之所以屡受挫折,是因为共军敢于主动出击,而我们总是被动挨打。因此,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是进攻!”

        1月30日,赵公武指挥4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向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进犯。

        号称“常胜军”的敌第195师充当了“急先锋”,孤军冒进。肖劲光分析敌情,发现该师远离敌其他三个师达三五天路程以上,遂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该师。第195师为敌第52军主力,即使不能全歼,也要力争歼其一部。第195师一垮,敌人第二次进攻临江的部署就彻底打乱了。

        决心一下,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当时天气奇冷,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大雪足有两尺厚。汽车、马车都不能行动。第3纵队第7师、第8师、第9师数万人在冰天雪地里长途奔袭。

        2月5日,第3纵队主力完成了对进入高丽城子之敌第195师的包围。拂晓,各师开始向尚在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

        由于缺少重武器,火力不够猛,使敌能凭借山炮营的掩护,向西南突出了包围圈。

        敌第195师避免了被围歼的命运,但丢掉了所有重武器和汽车、辎重。

        当敌第195师被包围时,敌新6军第207师第3团由十里甸出发,向高丽城子疾进,妄图解第195师之围。第195师突围后,前来增援的敌军不明真相,仍继续向前行进。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肖劲光不失时机地组织3纵主力,来了个“大会餐”。

        部队来不及打扫战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火速回三源浦。2月7日黄昏,敌第207师第3团突然陷于民主联军重重包围中。敌人百思不得其解:共军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难道他们长了翅膀吗?

        经一夜激战,敌第207师第3团被全歼。

        二保临江之战,历时九天,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共歼敌3900人,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对临江的进犯。

        二犯临江的失败,使杜聿明十分恼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4个师全套美式装备、兵力优势,每次作战却总处于劣势。共军指挥灵活,不打仗时四处运动,让你无法捕捉战机。一旦国军露出破绽,他们便蜂拥而上。结果国军不打仗时处处占优势,打仗时却处处占劣势。焉有不败之理?

        杜聿明认为这是战场指挥员无能造成的。

        他决定亲自披挂上阵,与那些“用兵如神”的共军将领一较高低。

        2月16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第三次向南满根据地进攻。杜聿明的兵力部署为:第71军第91师由四平经梅河口、山城镇进至杨木桥子、大北岔一带,迂回大荒沟,主攻八道江;第52军第2师进至高丽城子、大龙枣沟门一带,协同第91师进攻八道江;新6军第22师占领热闹街,经六道沟向八道江和临江迂回;暂21师主力到通沟,第195师2个团由通化出发,作预备队。

        杜聿明过低估计了南满共军实力,以为只要整师行动,共军想以大吃小也无从下口。趁共军吞不下、啃不动的时机,再集中优势兵力与之决战。

        杜聿明想不到南满共军的胃口会那么大,牙齿那么利,竟在数日之间就吃掉了暂21师2个主力团。

        暂21师是临时组建的部队,实力相对较弱,杜聿明把它单独放在北部,是为了做诱饵,钓大鱼。等民主联军包围暂21师时,调集主力给民主联军致命一击。但当杜聿明的援军还在半途上时,民主联军已经干净利索地吃掉了暂21师。

        现在杜聿明的援军在运动中分散开了,肖劲光抹了抹嘴,又猛扑上来。结果第91师第272团在大北岔被围歼。

        2月22日晚,第3纵队全部和第4纵队第10师趁敌惊慌失措之时,向敌第91师和第195师残部发起猛攻。国民党军不适应夜战,加上地形不熟,不敢恋战,弃阵向通化败逃。混战中第195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被击毙。

        此时杜聿明已顾不上收拾临江方面的残局。当日,北满民主联军主力15万人第二次南渡松花江,北面告急!

        杜聿明不顾南满后院的混乱局面,居然挖东墙补西墙,将第22师北调,增援孙立人。

        2月21日夜,城子街守将新1军第30师第89团团长曾琪,接到军长孙立人急电:“……十五万共军正在渡江南下,命你部火速撤回长春。”

        曾琪接到电报彻夜难眠,准备清早就撤走。第二天拂晓,先头部队刚出城,便遭到迎头痛击。副团长罗顺辅猝不及防,中弹负伤。先头部队大部被歼,罗顺辅率残部败退回城。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陆续赶来,当夜将城子街团团围住。第二天上午9时,北满民主联军开始攻城。

        曾琪举起望远镜一看,四面八方黑压压的全是共军。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只好固守待援。全团只有四门山炮,先头部队把两门炮和大部分炮弹丢到城外去了。

        曾琪命令炮兵轰击。两门炮,还有一门打不响,炮弹也不多了,急得他团团转。罗顺辅躺在团部一张方桌上哼哼唧唧。曾琪一连向师部发了七八份电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国民党被围城打援搞怕了,谁敢增援?只好派两架飞机空投弹药,弹药投下50箱,就有40箱飘出了城。

        到下午4点,炮弹打光了,子弹也差不多光了。曾琪见大势已去,只好下令投降。

        就这样,孙立人又丢掉了一个整团。

        当第6纵队主力围歼城子街之敌时,九台和农安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1纵主力随即跟踪追击。第3师第7团先头部队追到卡伦,发现一辆吉普车由长春方向开来。7团战士立即隐蔽,准备战斗。

        吉普车开到离战士200米的公路上停住,车上跳下两个大高个子,举着望远镜和照相机,哇啦哇啦乱叫唤。

        “是美国佬,抓活的。”

        副连长王奉兴抱起机枪朝吉普车扫去,司机吓得一踩油门,掉头逃跑了。丢下两个美国人当俘虏。

        一个叫柯林士,少校军衔;一个叫芮克,上尉军衔。他们成了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铁证。还被毛泽东写进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2月28日,第6纵队及独2师包围了德惠。第1纵队、第2纵队及独1师、独3师共8个师的兵力,摆在德惠至长春之间,准备打援。

        第二日拂晓,第6纵队主力在扫清了德惠外围之敌后,开始攻城。由于攻城经验缺乏,结果久攻不下。

        德惠守军新1军第50师,一面利用“城塞堡垒”(即在城市内修许多互相连通支援的堡垒,用地下电话联系)顽强抗击,一面向杜聿明求援。

        杜聿明把进攻临江遭到重创的第91师调回四平,命陈明仁亲率第71军主力第87师、第88师和3个保安支队北上,去解德惠之围。杜聿明对外虚张声势,宣称援军十万已经乘车北上。

        第6纵队一个团曾一度攻入德惠城内,结果被城里纵横相连的堡垒射出的火力大量杀伤,不得不退出城外。此时“十万援军”北上和孙立人主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杜聿明下令打开小丰满水库,使结冰的松花江灌满水,企图断绝东北民主联军的退路。

        林彪很想吃掉德惠守敌,只差一口就吃掉一个整师。可是他不能因小失大,使十几万大军陷于被动,于是他的马鞭无力地挥了挥:“撤!”

        北满民主联军撤回松花江北岸后,杜聿明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将士们打气,乘机宣传“战果”,在报纸和电台上宣称:“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

        好久没听到好消息的蒋介石欣喜若狂,竟越过杜聿明,直接命令正在追击前进中的新1军和第71军,乘胜追歼江北共军。

        杜聿明得知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内容,感到事态严重。他心里明白在德惠共军不过损失了千把人。于是连忙打电话给孙立人和陈明仁,命令他们立即回撤。孙立人和陈明仁却坚持要渡江追击。

        杜聿明没办法,只好亲自赶到德惠劝阻,他说:“共军是主动撤回江北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兵力并不多,有卷土重来之势。你们赶快撤回原地,准备对付共军下次进攻。”

        孙立人和陈明仁,这两个因“远征”出了名的狂人,听此才同意撤军。

        当天,杜聿明连夜赶回长春。这时林彪主力已经第三次南下,渡过了松花江。杜聿明的车队在路上与民主联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交火。杜聿明命令小汽车冒险冲过封锁线,随行的大卡车全部被截住了。

        杜聿明逃回长春,立即命令新6军和第13军火速北上,应付长春危局。

        同时,孙立人和陈明仁立即收缩部队,分别退守德惠和农安两座孤城。

        国民党军从松花江畔慌忙回撤时,三下江南的北满主力开始迅猛追击。3月9日,林彪得知敌第88师在靠山屯附近,正向农安撤退,决定迅速奔袭,围歼第88师。

        第1纵队当时距预定歼敌位置郭家屯有140里,而敌人从靠山屯至郭家屯只有80里。部队渡江三天来,远距离奔袭,先后打了十几次小仗,战士们非常疲劳。政治工作干部千方百计鼓舞士气,身强力壮的士兵组成“双枪队”,一人背两支枪。文艺兵沿路打快板,唱顺口溜:“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南满砍破他的头,北满斩断他的腰;让他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3月12日拂晓,北满民主联军主力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将行动缓慢的敌第88师全部和第87师一部包围在郭家屯西南的姜家屯附近,战斗随即展开。

        第88师师长韩增栋惊恐万分,立即用无线电话向陈明仁报告:“军座,我们被共军包围啦!”

        “韩师长,你怎么用无线电通话?”陈明仁怒喝道,“怎么连普通军事常识都不懂?赶快关机!改用密码电报。”

        “军座,我是迫不得已呀!”韩增栋嚷道,“88师全部,还有87师一部全被包围啦!”

        “赶快组织突围!”陈明仁道,“农安周围也有大量共军活动,援军出城肯定要遭受共军坚强阻击。现在你只有率部突围,突围!唯此一途,别无选择!”

        韩增栋还想说什么,发现信号已经中断。他气得将话筒狠狠一摔,转身从墙上取下一顶钢盔戴在头上。他见幕僚们怔怔地望着他,不禁大怒:“你们等死吗?还不快准备突围!”

        幕僚们如梦初醒,师部立即乱成一团,收拾地图,烧毁文件,搬运通信设备。韩增栋望着狼狈不堪的部下摇了摇头,然后转身朝门外奔去。四五名参谋和警卫立即尾随而去。韩增栋突然转身,怒喝道:“滚!”

        部属们吓得立在原地不知所措,只见韩增栋截住一辆装甲车,钻了进去。装甲车如飞地向南奔去。他们才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黄昏时战斗结束,除韩增栋率少数人逃走,第88师全部和第87师一部被全歼。

        林彪坐在一张木椅上,面无表情地听着各纵队负责人汇报战绩。民主联军总部和以前一样,不过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农家小院。这个精干的游动指挥机构,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像一艘灵活机动的舢板,总是选择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停泊。

        纵队指挥员们的大嗓门震得薄薄的窗纸扑扑颤响。林彪站起身,屋内顿时安静下来。林彪缓步踱到地图前,背对着大家,声音很低地说:“松花江即将解冻,新6军和13军被调出了南满。陈云、肖劲光可以松口气了。现在还不到与杜聿明决战的时机。不过,快了。立即行动,撤吧。”

        北满主力三下江南,包围农安和歼灭第71军第88师的同时,杜聿明慌忙将进攻临江的新6军、第13军北调解农安、德惠之围,南满民主联军趁敌后方空虚,乘机发起反攻。3月上旬,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截断了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并将孤守通化的第52军第195师重重包围。

        廖耀湘与石觉主力匆匆赶到北满时,第88师已经在靠山屯附近被全歼,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回撤。此时,在长春的杜聿明不得不回身去扑灭已经熊熊燃起的后院之火。沈阳长官部的告急电雪片般飞来。通化第195师危在旦夕!金川、辉南、柳河、桓仁、集安五座城池已被南满民主联军攻占!梅河口、海龙等重镇相继告急!

        杜聿明见松花江即将解冻,北满民主联军再下江南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命令新6军和第13军火速回返,去解通化之围。

        郑洞国亲自到抚顺营盘车站,指挥7个师东进,一来解通化之围,二来与临江民主联军决战,企图凭此一举荡平南满“共匪”,永消后患。

        郑洞国和石觉认识到此次作战计划,网张得太大,易被各个击破,重蹈前三次进剿临江之覆辙。因此,他们私下议论,觉得应以解通化之围为目的。通化之围一解,见好就收,不必穷追。石觉出发之前对郑洞国说:“桂庭兄,杜长官胃口太大,南满共军战术灵活多变,比狐狸还狡猾,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哇。此番上前线,一定要慎之又慎。”

        “松花江即将解冻,共军‘南拉北打’的战术不能奏效了,这是此战不同以往的地方。但是,我们只以解围为目的,不可孤军深入。”郑洞国说,“你老兄没少吃过苦头,这次可要小心啦。”

        “现在是去解195师之围,俗话说‘救人如救火’,”石觉说,“不急不行啦!”

        “解围当然要急。”郑洞国说,“我是指解围之后。”

        “仁兄意图,我心领神会。”石觉微笑道,“请放心。”

        南满根据地的严冬已经过去了,银装素裹的长白山露出一块块黑斑。冰雪开始融化,一条条被冻住的河沟渐渐缓过劲来,挣脱冰的束缚,涌出活泼的溪流,汇在一起,于是又有了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江河。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实现“四保临江”的战略目的,南满民主联军成立了以曾克林和韩先楚为正、副总指挥的“前指”机关。

        韩先楚在马背上已经酝酿好了作战计划,因此,他一下马,就走进“前指”作战室,便对曾克林说:“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已经瞅住了杜聿明一根手指头。”

        “你是不是说石觉的89师?”曾克林问。

        韩先楚朝墙上的作战地图一看,兴奋得大叫起来:“英雄所见略同!”

        地图上已经标好了围歼第89师的作战计划,曾克林指着歪石砬子的位置,说:“89师的最佳墓址。”

        第52军第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加过远征军,战功卓著,近来在热河对付共产党出过些小风头。初来辽东,还没尝过民主联军的厉害,加上代理师长张孝堂年轻气盛,因此,第89师的行动与其他部队不同。其他各路部队谨小慎微,走一步、看一步,生怕钻了民主联军的口袋,中了埋伏,唯独张孝堂这一路长驱直入,气势汹汹。

        4月1日,第89师与第4纵队第8师担负“牵牛”任务的小部队遭遇,张孝堂命令先头部队迎头痛击,结果民主联军“不堪一击,望风而逃”。张孝堂以为是游击队,命令“继续赶羊”。结果那群“惊慌失措”的“羊”,被一路赶到歪石砬子山谷。当“不堪一击”的“羊群”,突然变成凶猛的“拦路虎”时,张孝堂这才慌了:原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

        4月3日,南满民主联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对钻进歪石砬子山谷袋形阵地的第89师全部和第54师一部展开围歼之战。战斗从拂晓前开始,至黄昏时结束。

        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被全歼,张孝堂以下7000人当了俘虏。

        其他各路得知第89师被歼的消息后,惊恐万状,纷纷回撤。

        临江根据地又一次安然无恙。

        4月7日,陈云总结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经验,致电民主联军总部,要求南满北满协同作战,统一行动,以求更大战果。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形势骤变,攻守之势易手。东北民主联军率先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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