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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鏖战江南

        

钱粮问题



        先遣兵团突破长江防线,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开封,四野司令部的参谋们十分振奋,他们原以为会有个激烈的“渡江战役”,没料到这么顺利就打过了长江。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6月1日,他致电中央,要求华东局帮助解决6500万斤粮食。次日,他下令各兵团、各军停止南下,在指定地区休整十天。

        6月14日,林彪、萧克率野司机关自开封出发,18日抵达武汉。

        此时,四野的部队受缺粮问题的困扰,尚无力组织新的大规模攻势作战。

        白崇禧飞逃广州之后,行政院长何应钦立即向这个“小诸葛”讨教:如何解决广州政府的钱粮问题?

        此时,蒋介石到舟山群岛“遁世远引”,对李宗仁、何应钦撒手不管了。蒋介石一撒手,李、何更没办法,存放在台湾的金银、外汇和美械不知找谁去讨要。当时,陈诚是台湾省主席,陈宣称从未听说过有财宝、军火运抵台湾。

        广州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军队缺饷不说,更重要的是缺粮,军队饿肚子谁还会保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白崇禧搬出他在广西实行的所谓“田赋征实征借法”。何应钦一听,觉得办法不错,称赞说:“这是解决当前经济自给的可行措施。”

        5月16日,行政院召开财粮会议,何应钦大力吹捧“广西经验”,说:“如西南各省能实行征实征借,即可解决军实问题。”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均表异议,说:“广西的办法,在川黔两省行不通。”

        白崇禧在会上又献一策,说:“可由政府发行‘粮券’,收购民间余粮。”

        省主席们又一致反对,说金圆券都成了废纸,何况粮券!

        何应钦无法解决钱粮问题,只好辞职。李宗仁提议由居正组阁,CC分子在蒋介石的暗中操纵下力举阎锡山组阁。李宗仁无奈,只好改提阎组阁。

        6月2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他明白解决财政问题只有找蒋介石一途。次日,阎锡山飞抵台北。

        蒋介石从舟山“浪游”到了台湾。阎锡山请老蒋协助解决财政问题,蒋乘机干预阎的组阁。阎提议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长。蒋介石以“钱财”为后盾,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入阁。

        阎锡山对蒋言听计从,将李宗仁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从此,蒋、阎合流,李、白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6月12日,国内和平谈判代表刘斐秘密到了广州,他将章士钊、邵力子的一封信交给李宗仁、白崇禧。这是中共对李、白的最后一次争取。

        刘斐建议:“德公可将蒋幕后破坏和谈的事实昭告天下,而后将西南局面交给健生。健生与中共讲和,则西南可免于战祸。”

        白崇禧断然拒绝了和谈建议,说:“我只想对历史负责,宁可做先朝遗老,绝不变节投共!”

        广州政局风云变幻,政客们忙于钩心斗角,而军事形势不容白崇禧久居广州,遂于6月中旬飞赴长沙,部署新的阵线以阻止四野大军南下。

        

猛禽折断了左翼



        当四野部队为缺粮所困之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也陷入了粮食危机。宋希濂集团在白崇禧新防线的左翼,兵力约10万余人,防守长江巴东至岳阳段。

        宋希濂是蒋介石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生,曾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抗战名将,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颁发的棕叶自由勋章。

        当时宋部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他与白崇禧矛盾甚深,白崇禧自然不会尽力帮他解决。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宋希濂绞尽脑汁,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宜昌专员公署报告: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10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

        宋希濂见四野第13兵团在汉水以北休整,距当阳、远安尚有一段距离,于是令驻古老背的第2军渡过长江会同江北的5个师向荆门、当阳、远安等地进攻。作战目的是抢运粮食和搜集解放军方面的情报。

        在国民党军纷纷南逃的情况下,宋希濂部反而渡江向北进攻,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林彪、邓子恢、萧克的高度重视。

        林彪等四野首长认为这是白崇禧策动的“华中局部反攻”,立即命令第13兵团发起宜沙战役,以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宋部主力围歼于长江以北,并趁势渡江南进,直捣常德宋部老巢。

        鄂西的7月,天气十分炎热,一时骄阳似火,一时大雨倾盆,“东北虎”到了江汉之间的水网地带有些吃不消了。部队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白天行军日晒雨淋,夜晚宿营蚊虫叮咬,中暑、患疟疾和痢疾比较普遍,从东北牵来的骡马也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大批死亡。

        四野毕竟是四野,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这支铁打的大军。

        程子华率第13兵团越过汉水向宜昌、沙市之间的长江北岸地区迅猛穿插。

        宋部第2军军长陈克非发现解放军主力向南压来,吓得连忙下令南撤。他的尾部撤退不及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吃掉了。陈克非一面组织部队抢运粮食,一面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此时,在长江北岸的宋部有近7万人,这些部队除第2军战斗力较强之外,大部为刚组建的新部队,他们哪里是四野的对手?宋希濂在常德总部接到陈克非的急电,连忙乘车亲赴前线指挥。

        宋希濂赶到津市,匆匆登上一艘小火轮溯江而上,7月15日晨在枝江换乘一艘军舰继续上驶。此时,古老背一带长江北岸已被解放军占领,迫击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不断飞来,在军舰四周击起高高的水柱,机枪子弹雨点般打在甲板上。宋希濂躲在一块六七厘米厚的钢板后,钢板被打得叮叮当当响。他对身旁的舰长说:“幸亏共军没有平射炮,否则,我们今天要葬身鱼腹了。”

        当日中午,军舰抵达宜昌,宋希濂上岸听取川鄂湘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罗开甲的战况汇报。

        “在宜昌附近由于构有坚固防御阵地,战斗不甚激烈,共军的主攻方向在上游的南津关。第60师在南津关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若干山头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如果南津关失守,船舶将无法上驶。”

        宋希濂盯着地图,一面听罗开甲汇报,一面默默沉思。

        “今晨共军已在古老背渡江成功,南岸的部队为第15军,如果抵挡不住共军的攻势,共军势将绕到宜昌南岸,断我主力南撤退路。”

        宋希濂想起军舰在古老背遭岸上枪炮射击的情景,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宜昌保不住了,撤吧!”

        宋希濂下令:

        第2军主力向巴东、野二关之线撤退,一部据守二斗坪一带山地负掩护之责。第124军第60师由长江北岸西撤,向驻秭归的第223师靠拢。

        在沙市、荆州地区的宋部第14兵团所部亦奉令撤退。

        宋希濂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之后,即与指挥所人员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7艘军舰,鱼贯上驶。通过南津关江面时,北岸山头的解放军用机枪和炮火向舰队射击,舰队亦用炮火还击。

        此时正是长江汛期,汹涌的波涛与炽烈的战火交织成惊心动魄的画面,宋部指挥所的军官们个个面如死灰,在心中暗暗祈祷。

        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舰队安然通过南津关,宋希濂松了一口气。

        四野第13兵团对撤逃之敌转入追击,至7月29日,宜沙战役落下帷幕。经过28天的作战,歼敌1.5万余人,解放鄂、湘两省17个县市,切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

        从此,白崇禧这只刁滑的猛禽折断了左翼。宋希濂集团虽然损失了1万多人,但其主力基本完好无损,更令他高兴的是摆脱了桂系的控制。他的部队退到鄂西巴东一线,脱离了华中阵营,纳入了张群的西南阵营。西南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战略后方,在解放军向华东、华中地区推进之时,西南暂时未受到直接威胁,宋希濂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宋希濂部西撤求得了一时之苟安(他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兵败被俘的命运),他的这一举动使沙市以南变成真空地带,程子华兵团得以沿沙常公路直捣湘西,严重威胁到了白崇禧的左翼安全。

        

一个失算的战役



        在宋希濂集团北上抢粮的同时,白崇禧制订了一项反击四野第43军的作战计划。洪学智率领的第43军原属肖劲光的先遣兵团,从黄石一带渡江后,先遣兵团建制撤销了,现由野司直接指挥。该军位于四野左翼,渡江后解放鄂东、赣西大片地区,因中路主力在武汉一带休整,右翼的第13兵团在汉水流域休整,所以第43军在四野阵线上最为突出。

        白崇禧瞅准“孤军冒进”的第43军准备来一个反扑,吃掉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他的作战计划刚一下达,林彪就通过谍报网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林、萧立即下令已南下进至德安、永修一线的第43军停止前进。白崇禧张开了血盆大口,可那块肥肉却悬在半空——够不着。他不敢冒险向北逼近“猎物”,只好守株待兔,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解放战争史上,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在指挥艺术和谋略运用上远不及他们的对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情报战上吃了大亏,他们视为机密的东西,在对手那里却像预订的报纸一样天天都能阅读。

        很显然,林彪在研究这些情报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宋希濂北上和白崇禧欲反攻第43军,是同一个战役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这个战役就是白崇禧策划的“华中局部反攻”。

        事实上,宋、白的军事行动虽然在时间上几乎同步,但是其作战意图并非一致。

        宋希濂的意图是西进巴东,拱卫四川,与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胡宗南靠拢,共同经营川康后方基地。白崇禧的意图比较复杂,他实际上只是转过了身来,布了一个诱捕“猎物”的陷阱,并没有向北进攻。他的这一姿态实际上是个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掩盖他南逃的企图。“小诸葛”压根儿就没有在湘北与对手大打一场的念头。他手里虽然有30万人马,但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桂系的3个军,其他部队指望不得,基本上是新组建的地方部队,既缺乏训练又缺少装备。白崇禧只有3个军的本钱,即使他自认为比林彪高明许多,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林彪一战,因为林彪有百万雄师!白崇禧的真正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两广。当时,美国第7舰队司令白吉尔有一部秘密电台设在白崇禧的总部,双方经常暗中联络。白吉尔要求白崇禧南下广东,说他手里有一批价值1700万美元的军火,只要白部到广东,就将军火全部交给他。

        “小诸葛”梦寐以求的就是取得那批军火,使他缺少装备的几十万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有实力与林彪决一死战。

        6月中旬,在广州的军事会议上,萧毅肃、马超俊等将领认为“保卫广东,只能依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的3个军”,他们要求调白部入粤。

        国防部长由阎锡山兼任,参谋总长是顾祝同,这两个人唯蒋总裁马首是瞻,均极力反对白部入粤。

        6月底,白崇禧电召程思远、李汉魂、邱昌蒲和李品仙、黄旭初到长沙会商“保卫广东”的问题。

        白崇禧说:“要保住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唯有华中部队入粤。桂军入粤须有国防部的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

        李品仙说:“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调华中部队南下广东。”

        桂系的这帮文臣武将在白崇禧的授意下,开始分头活动,欲将白崇禧抬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可是阎锡山就是不肯交出国防部长的兵符,他说:“本人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本人不敢有所更动。”

        阎老西不肯通融,“小诸葛”只得另求他途。

        林彪既然将宋、白的行动视为一个战役,当然就要同时还以颜色了。在命令程子华兵团围歼宋希濂主力的同时,他制订了一个围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

        林彪、邓子恢、萧克于6月底下达了发起湘赣战役的指令,计划以第12兵团、第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共10个军43万人,围歼白崇禧部第3兵团主力于万载、宜春地区。

        具体部署为:第43军奔袭包围奉新、高安,抓住敌一至二个师,诱敌增援,并牵制其他各处之敌不能断然撤退;以第12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两翼迂回,对敌实行战役包围而歼之。

        7月4日,第43军开始按计划奔袭高安,8日奔袭奉新。四野的部队一出动,那些穿短裤的广西兵就开始弃阵狂奔。第43军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

        7月9日,白崇禧发觉有两支大军正向他的翼侧迂回,连忙下令南撤,其主力顺利跳出了林彪的包围圈,仅小部未逃出。

        这是林彪与白崇禧第一回合的交锋。林彪动用了43万人马,却战果甚微,仅歼敌4300人。这对于擅长战前精确计算的林彪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算的战役。他终于明白,白崇禧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对手都要难缠的家伙。

        湘赣战役的情况报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连连摇头,他对战果显然是不满意的。对付白崇禧没有高招是不行的,在四野南下之前,他就告诫过林彪等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毛泽东不得不对林彪进行战略指导。7月16日,他致电林、邓、萧: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白崇禧部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略方针,他对四野及二野陈赓兵团的兵力运用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越俎代庖,亲自为前线将领排兵布阵是比较罕见的,他一般只是在战略上进行指导,而对战役战术问题向来放手让前线将领自主决策。

        林彪不是一般的将领,那时他是毛泽东最为器重的人之一。林彪的意见毛泽东是尊重的。在这份电文的最后,毛泽东加上了这么一句:“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经过一天的思考,于17日再次致电林、邓、萧:

        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要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做如下之处置……

        毛泽东提出了比前电更为详细的排兵布阵方案,其主要精神就是歼白部于广西境内,他再次提醒林彪等:

        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湘赣战役之后,已经进入三伏暑天,江南的炎热气候,使曾在东北的雪野上逞够威风的四野部队吃尽了苦头,战士们因水土不服患病的很多。那些拉大车、大炮的骡马大批死去。此事传到天津,正在天津养病的罗荣桓痛心疾首。那些骡马总数在10万匹以上,是东北老乡的牲口,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立了大功,既然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就应该让它们回东北老家,以免白白死去。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大批骡马被运回东北,乐得“东北王”高岗拍腿大笑,说:“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是一大贡献!”

        没了骡马,大口径的火炮就动不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重装备也因南方道路崎岖、水网纵横而无法前进。四野威力强大的美式重武器大都留在了湖北境内。

        林彪不得不下令部队在三伏天一边休整,一边调整体制编制,以便在伏天过后轻装南进,与那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广西兵比一比脚力,看到底谁跑得快。

        

中山先生的信徒要“联共”



        白崇禧一心做着“入粤”的美梦,他还没有意识到正坐在长沙这个火药桶上——程潜和陈明仁密谋的湖南起义已经进入倒计时。

        此时的蒋介石在台湾再也坐不住了,他收起“遁世远引”的幌子,终于从幕后走上前台。7月14日,蒋介石偕蒋经国、黄少谷、谷正纲等飞赴广州。他这次亲自出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阻止白崇禧入粤。

        经过两天的幕后活动,蒋介石在16日上午的“中常会”上,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蒋本人任主席,李宗仁副之。李宗仁的“元首”梦至此算是做到头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一次“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张群、陈诚分别担任分会主席。老蒋提议他的得意门生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并将广东及海南岛划入陈诚的辖区。陈诚与白崇禧向来不和,老蒋这一招明显得很,就是不让白崇禧染指广东。

        蒋介石明白只有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尚有实力与四野拼上几个回合,他无法容忍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一退再退,不让白部入粤,就是为了断绝白的退路。这样“小诸葛”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在湘桂战线与林彪一搏。

        白崇禧的桂系军队肯定会在与四野大军的厮杀中伤亡殆尽,用桂系的尸体挡住林彪的马蹄,为蒋系重振军备赢得时间,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飞返台湾之后,桂系的文武大员力促李宗仁为白崇禧当国防部长一事向蒋介石说情。桂系在广州四处周旋而一筹莫展,最后,李宗仁不得不亲自出马飞赴台北,向蒋介石当面说情:“健生执掌国防部为势所迫,非一己之私念,实为国家社稷着想,请总裁明断。”

        蒋介石背着手漫不经心地在房中踱步,他对李宗仁说:“白健生,‘小诸葛’,人才难得。我也希望他执掌国防部,可是他得罪了不少人,胡宗南、宋希濂都反对他当国防部长。西南防御重在守川,而胡、宋是我们守川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为全局考虑,白健生还是不当国防部长好。”

        李宗仁无功而返。

        白吉尔的第7舰队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撤出青岛基地,装在运输舰上的大批军火只能在海上漂泊。美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驻华美国人士对桂系也已绝望。白吉尔由于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仍打算将军火交给白崇禧。他不断通过秘密电台,催促白部入粤,为此,桂系上下心急火燎却毫无办法。

        正当白崇禧为入粤问题煞费苦心之时,他的部下不断提醒:程潜不可靠,有投共的迹象!白崇禧始才警觉起来。

        此时,桂系的军队沿粤汉线退到了长沙以南的衡阳一线布防,长沙以北的防务移交给了陈明仁的第1兵团。

        陈明仁自从四平战后到南京受奖,旋被削职,开始对“蒋校长”怀恨在心。非嫡系的将领抱怨蒋介石只重用“黄埔学生”,而黄埔学生却抱怨校长只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老乡。陈明仁在南京任军事参议的闲职长达一年,终日无所事事,只好借酒消愁。到了1948年下半年,“校长”所重用的那些学生在全国各个战场无不惨遭败绩,他终于想起身边还有一位叫陈明仁的“名将”,于是决定让陈明仁再度披挂上阵。

        最初,蒋介石想让陈明仁到西北任胡宗南的参谋长。陈明仁对“浙江帮”早就心怀不满,加上参谋长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正在犹豫之际,白崇禧找上门来了,让他去华中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

        于是陈明仁从蒋的嫡系转到了桂系的麾下。白崇禧入主华中,蒋介石不能眼睁睁看着桂系在华中坐大,在人事安排上颇费心机,以削弱白的势力。让陈明仁到华中任职其意在于“搀沙子”,陈明仁是黄埔将领,与桂系素无渊源,这对挫败李、白变华中为“桂系一统天下”的企图有重要作用。

        白崇禧一眼就看穿了蒋的企图。不过,他还是大胆重用陈明仁,在“小诸葛”的眼里,陈虽出身黄埔,曾为蒋的“爱将”,可是经过金陵酒水一泡,早就对蒋“红了眼”,何况白与陈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陈诚。

        陈明仁于1948年10月到武汉任职。两个月后,白崇禧为了壮大华中势力,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拉拢陈明仁,恢复了第71军的建制。

        第71军是陈明仁起家之本,已在东北被林彪消灭了。恢复第71军的建制着实令陈明仁感激不已。白崇禧人情做到底,干脆将第71军与第29军一并合编为第1兵团,保举陈明仁为兵团司令。

        陈明仁撤职查办之前是军长,复出仅两个月就擢升为兵团司令。“小诸葛”认为陈明仁该对他感恩戴德了,于是将第1兵团调往湖南,以监督桂系的一个“宿敌”—湖南省主席程潜。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黄兴指挥武汉革命军作战。宋教仁遇刺后,程潜在湖南宣布讨袁参加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后,程潜被蔡锷委任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率一个营的兵力回湘讨袁,经半年的激烈战斗,驱逐湖南督军汤乡铭,平定全湘。这次讨袁战争,奠定了程潜在湖南各界人士中的崇高声望。段祺瑞执掌北洋政权期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程潜受中山先生委派,再次回湘领导护法军与北洋军作战,于1917年11月收复长沙,大败北洋军,再次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1920年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程潜先后任陆军次长、陆军总长等要职。陈炯明叛乱后,程潜与孙中山一同乘舰去香港。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在东征和北伐作战中屡建军功。北伐战争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率部攻克南昌、南京等城。在1927年风云莫测的动乱中,他的第6军被蒋介石在南京缴械遣散。程潜逃到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任命他为东征军江右总指挥,迫蒋介石下野。从此,程潜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仇。蒋介石复出后,联桂倒程。1928年5月21日,李宗仁以召集会议为名将程潜从长沙骗到武汉,将其拘禁。程潜的部队群龙无首,被蒋介石全部消灭在湖南境内。从此,程潜又与桂系结下了深仇大恨。

        1948年8月,程潜回湘任湖南省主席,这一人事安排也是蒋介石为削弱桂系势力的一着“妙棋”。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白崇禧将华中与广西老巢连成一片。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内部各派系的倾轧更趋激烈,他们都忘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训。

        程潜绝不会甘心充当蒋、桂斗争中的牺牲品,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自然要走“联共”的路子。

        白崇禧一生算计别人,却在这件事上被程潜算计了。

        其实,陈明仁率第1兵团入湘正是程潜暗中运作的结果。陈明仁与程潜渊源甚深,他们是醴陵同乡,还有师生之谊。程潜早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他想在湖南起义,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是不行的,于是决定将陈明仁从武汉“挖”过来。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岂料白崇禧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认为有“恩”于陈明仁,陈便会忠心为他监视程潜。

        更可笑的是蒋介石,认为陈明仁还会忠心于他这个“校长”,竟在第1兵团移师湖南之时,致电陈明仁,密令其监视程潜。

        陈明仁一到长沙,就将蒋介石的密电交给了程潜。两人相视大笑,举杯痛骂蒋、白“太流氓”。

        从此,程、陈在长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演戏给天下人看,真的迷惑了不少人。

        程潜在公开场合高唱和平,是向中共发信号;陈明仁则“坚决反共”,是让蒋、白放心。在蒋、白看来,程潜空喊和平不足为虑,因为湖南的兵权握在陈明仁手里。

        白崇禧率部从湖北退入湖南之后,程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军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

        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

        6月30日,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备忘录》之后,立即电令四野陈兵于湘鄂边境,同时派袁任远、李明灏前往武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袁、李都是湖南人,尤其是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均有颇深的交情。北伐战争时期,程潜任第6军军长时,李明灏在该军任师长。1923年陈明仁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本已逾期,李明灏当时是教育长,念同乡之谊,将陈破格录取。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肖劲光:

        王萧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

        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

        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李明灏已到否。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放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彪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从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这封电文发到四野,林彪、邓子恢立即找李明灏商量,如何转交程潜。

        李明灏说:“陈大寰可当此任,他是汉口大公电池厂厂长,程潜、陈明仁左右许多人他都认识。”

        林彪和邓子恢听了李明灏的介绍,一致认为陈大寰是个合适人选。当晚,林彪在汉口璇宫饭店设宴招待李明灏、陈大寰,并亲自布置任务。

        7月5日,陈大寰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登船向长沙进发。临行前,李明灏用隐语向程潜、陈明仁各写了一封信,劝其“勿失良机,一切事情与陈先生面谈”。

        11日上午9时,陈大寰在长沙程潜寓所掏出一个手电筒,取出电池,然后将电池的商标纸和防潮油纸撕掉,露出一张折叠得与电池锌筒一样高的电文纸。

        陈大寰小心翼翼地将电文递交给程潜:“这是毛主席给您老人家的信。”

        程潜双手捧读毛泽东的信,激动不已,一连诵读了几遍,喃喃自语道:“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

        程潜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道谢。老人情不自禁地走到窗边,望着烈日暴晒下的潇湘大地,兴奋地说:“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得以圆满解决。”

        

假戏真演



        白崇禧已将桂系主力南撤到衡阳一线,他本人也准备随司令部移驻衡阳,可是程潜令他颇不放心,他必须先解决“老家伙”的问题,才能放心离开长沙。

        白崇禧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他派人到广州活动,蒋系和桂系都对程潜警觉起来,他们一致同意白崇禧的方案,调程潜到广州出任考试院院长之职。

        程潜已接到毛泽东的复电,起义决心已定,拒绝到广州任考试院院长。

        此时,四野的三路大军又有了新的动作,西路第13兵团已进抵常德,中路第12兵团亦挺进湖南境内,尤以东路的第15兵团动作最大。第15兵团于7月中旬发起了赣西南战役,向江西绥靖公署方天所部展开迅猛追击。

        长沙在三支红色箭头的进迫下,即将陷于三面包围,白崇禧开始部署撤退。他决定由陈明仁暂且留守长沙,程潜带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

        程潜连广州都不愿去,岂会去桂系的老巢广西呢?他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去劝说白崇禧。

        “陈明仁兵少,无力维护湘中、湘西广大区域,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这些地方非乱起来不可。何况这些部队都去广西,交通运输拥挤不堪也会出乱子,湖南兵不愿背井离乡,恐怕未去广西就逃散了大半。加之广西物资供应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去了,你负担得起吗?”

        白崇禧一听要担负湘军的给养就皱起了眉头,问唐星有何良策。

        “湘西是个好地方,芷江有公路通云、贵、川三省,白长官要是在湘、桂战线顶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到贵州会师。”

        白崇禧思忖良久,认为唐星的主意不错。湖南的地方部队人数有十几万,却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让他们先去湘西暂时可挡四野西路的“那支箭头”,不行再去贵州,可免广西遭“蝗虫过境之灾”。

        白崇禧说:“好!就按你说的办,由你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唐星见这么容易就骗过了“小诸葛”,内心一阵狂喜,他不动声色地说:“要我去负责可以,但颂公(程潜,字颂云)不能走,我还要借这块牌子用用。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撤到邵阳;第二步再到芷江。”

        白崇禧不知是计,点头应允道:“好吧!你立即去办!”

        7月21日上午8时,湖南省府大院停了20多辆大小汽车,程潜率省府大员和警卫团官兵准备向邵阳进发。他怕白崇禧变卦逼他去广西,说走就走了,甚至来不及通知陈明仁。他匆匆写了一个手令,对程星龄说:“我们去邵阳暂避一时,你立即把这个手令交给子良(陈明仁字子良)。”

        程星龄走后,程潜集合省府人员训话,他长篇大论地回顾了一年来主持湘政的情况,最后说:“就守土有责之义而论,本主席本应坐镇长沙,唯以军情转变,前方军政之配合,后方应变之措施,均待及时调度,故本主席决定出巡邵阳,主席职务由陈司令官全权代理。”

        此时,白崇禧驱车赶来,握着程潜的手假惺惺地说:“我来为颂公送行。”

        程潜笑道:“多谢关照!”程潜钻进小车,令车队出发。

        20多辆汽车先后驶出省府大院,白崇禧长嘘一口气,当日下午他就放心地离开了长沙,到衡阳设防去了。

        程潜的小车驶出南门,停在路边,程星龄机警地从暗处闪出,钻进了小车。

        当日下午,程潜抵达邵阳,住进了退役师长陈光中在郊外的住宅。陈光中是反共大恶霸,那所宅院筑有碉堡,便于警戒。

        傍晚,白崇禧打电话给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查询程潜住在哪里。魏说住在陈光中家里,白崇禧一听果然就放松了警惕性。

        岂料程潜虽住在反共大恶霸家里,却并未停止起义行动,他频繁召见湖南地方部队实力派人士,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23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张立武赴邵阳,与程潜密商起义通电发表的时间、地点和邵阳部队的部署。

        7月20日黄昏,四野的先头部队逼近黄花市。防守黄花市一带阵地的是陈明仁部的一个团,团长程杰是程潜的远房侄子。

        程杰接到前线的报告,立即下令退出黄花,以避免与解放军接火。

        早在五天前,程潜曾在省府当面对程杰作了六条指示:

        一、共军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挺进,西路走常德、桃源,东路出平江、浏阳,他们是企图追击、迂回歼灭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白崇禧则想把共军吸引在长沙进行决战,而把他的部队拖到衡阳,他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

        二、共军东、西两路使用的兵力很多,因此,解放长沙还得稍缓一步,预计要到7月20日以后才能靠近长沙。东边的共军是由平江方面来的,首先将与你的部队在黄花市接近,你要切实注意掌握官兵,到时不能放一枪,免得造成误会。

        三、共军将经黄花市、永安市进到株洲、渌口,切断长沙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构成对长沙的三面包围,这时我们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就变成共军的后方了。

        四、当共军接近长沙时,将和我们进行联系,双方人员都经黄花市出入,你要注意保护这段路上的安全,使来往人员畅通无阻,但又不能向官兵公开。

        五、白崇禧逼我离开长沙,我在近几天得去邵阳暂住,很快就会转回长沙。在这段时间内,你的一切行动更要仔细,一点也不能露出痕迹。尔后的行动陈子良对你会有具体指示。

        六、陈子良现在还没有将起义的事对所属部队公开,因此,你对军、师长下达的命令,假事还得当真事做。这比真的作战还难,好在时间不会长了。

        就在程杰率部赴前线设防的那天清晨,陈明仁乘吉普车来到程杰团,向即将赴黄花市和永安市的官兵训话,他说:“过去71军在东北的四平打仗,仗打胜了,却把四平好端端一座城市打得稀烂,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次我们防守长沙要吸取教训,仗要打胜,但不能使长沙的百姓受到半点损失,这才算是真正保卫了长沙。打胜仗唯一的要诀,就是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命令你们打,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进;命令你们后退,就退……”

        陈明仁训完话,将程杰叫到吉普车上,开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两人下车爬上路旁的小山包,席地而坐。

        “颂公昨晚对你有什么指示吗?”陈明仁递给程杰一支烟。

        程杰如实将程潜的六条详细述说了一遍。

        陈明仁虽然一再向程潜和中共地下组织表示,愿意追随程潜和平解放湖南,可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怕共产党跟他“算四平的老账”。

        上月程星龄曾赴香港见到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对颂公起义,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亦既往不咎,绝不会追究四平的问题。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这话你可传给陈明仁,请他不要有顾虑。”

        程星龄将章士钊的话传给了陈明仁,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陈明仁的顾虑并未彻底消除。

        陈明仁点燃烟,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形势所迫,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八年抗战,湖南受了很大损失,老百姓厌恶战争。颂公谋求和平,我早就表示拥护。仗是没法打了,即使拼死一战,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局面。为了保全湖南一点元气,给我们官兵一条生路,只有和平一途。”

        陈明仁叮嘱道:“现在我对各军、师、团长都没有公开,你要严守秘密。军部、师部对你下达的指示,还得相机应付,对团里的军官要切实掌握。你们团进入阵地后,仍应命令营、连长做防守工事。我会召集军、师长把事情公开,估计还得一两个星期。在没有公开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问题,可写信派专人送给我。”

        程杰有些为难了,虽然,程潜和陈明仁都要他假戏真演,可毕竟有区别。程潜叫他“一枪不放”,而陈明仁却令他“也得顶住”,听谁的呢?

        7月20日黄昏,解放军逼近黄花市,程杰一枪未放就撤走了。

        次日,进占黄花市的解放军又向永安市逼进。各营、连报告“敌情严重”,前线部队丢一枚手榴弹就可打上对方,双方接火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程杰左右为难,打吧,会违抗程潜的指示;撤吧,会违抗陈明仁“也得顶住”的命令。好在他脑筋转得快,立即就想出了高招。他对上级搞假报告,对下级搞假命令,反正是演戏嘛!

        他将各营长召来,说:“我团防守阵地太宽,现阵地不利固守,决定向后转移阵地。”

        程杰握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刷刷画了几笔,指示各营按地图上新标的阵地布防。这样各营又后撤了将近10里。

        程杰又向师部和军部告急,说:“共军进攻猛烈,我团顶不住了。”

        7月22日,军部调4门无坐力炮前来增援。炮营的胡营长不知黄花市已经弃守,按军部的命令开着拉炮的汽车到了黄花市,车未停稳就发现到处是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吓得他连忙令司机掉头逃窜。可能是解放军方面也有不许开枪的命令,胡营长得以安全脱险。

        军长杜鼎接到胡营长的报告,大发雷霆,要追究程杰擅自放弃阵地的责任。

        此时,永安市方向有一个连尚未接到撤退的命令,就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派去送命令的传令兵被解放军捉住,旋又被放回。那个传令兵将程杰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共军没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饭。他们首长知道您是程主席的侄子,有个纸条让我交给你。”

        程杰接过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你团驻永安市连已通知撤回,但还希望你给予我军前进的便利,将通往株洲的大路以东的守军再向后撤一点。你不会有困难吧?

        军长杜鼎和师长曾京正不断来电追究擅撤阵地之事,“共军”还要他撤,怎么办?

        程杰心一横,干脆命令电台停止与军部、师部联络,同时令第一营再次后撤几里。

        程杰的行为首先引起了内部的惊慌,副团长和参谋们以及各营、连长都在议论纷纷:“团长在搞什么鬼?”“被共军包围的那个连居然能平安撤回?”“军部、师部都在追究团长的责任,说要军法从事,可团长却若无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杰怕部队出乱子,于是召集各营长和团直属连长开会,他说:“司令官的训话精神你们领会了没有?你们只要绝对服从我就行了,一切责任均由我负。我对司令官负责,军、师长办不了我,你们放心好了。”

        程杰团一撤再撤,长沙以东的防御阵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程团左右两翼的部队受到威胁,纷纷向军部、师部告状。他感到压力太大,于是将几天来的情况写信派人送给陈明仁。

        陈明仁于24日清晨派一名中校参谋到程团,他的指示就写在程杰那封信的背面:“老弟,你处置得对。军、师责难忍耐一下,有事我会解决。”

        中校参谋还没走,师长曾京带着一个警卫连来了。

        “你是怎么搞的?请解释清楚!”曾京怒气冲冲地质问。

        程杰笑道:“野外的阵地战,主要是选择有利地形凭险固守。黄花市和永安市包括在阵地以内,正面太宽,无险可守,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

        曾京望着程杰那张玩世不恭的脸,听了荒唐的解释,更加恼火,他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一枪不放,就将东、西两个要镇丢给了敌人,擅自后撤十几里,敞开大门让敌人进来,使左右两翼友军受到威胁。你真是胆大包天,敢拿脑袋开玩笑!你同我一起到军部去讲清楚,你讲的这些歪理我没法向军长交差。你为什么对军部、师部的电报不作答复?”

        “电台坏了,送长沙修理去了。”

        “师部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路,你为什么不派传令兵送报告?我急得两个晚上没合眼,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你现在就跟我到军部去自己销案。你的这个团也调下去,我命令范广鉴团接防。”

        程杰团防守此一要冲是程潜和陈明仁有意安排的,现在要换防非打乱起义计划不可!程杰的脸立刻黑了,语气强硬地说:“敌人如果从我这里攻入长沙由我负责,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军部我也不会去的,我的这个团守在这里也不会动。军部、师部认为黄花市和永安市不能丢,我保证收复回来!”

        “你的几个鸟兵能虎口夺食?”曾京想到他是程潜的侄子,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陈明仁派来的参谋躲在另一间房里听得真真切切,这时闪了出来。程杰说:“刚才的情况,你快回去向司令官报告。关于收复黄花市和永安市是一句空话,目的是打发曾师长走人。”

        曾京到军部向杜鼎报告,杜鼎又跑到兵团部向陈明仁报告。杜军长又夸大事实,说程团后撤了几十里,而实际上只撤了十几里。

        真实情况陈明仁了如指掌,他说:“兵团采取外线作战保卫长沙市,黄花市和永安市无死守的必要。程杰后撤几十里,这个情报不确实。小吴门到黄花市只有45里,依这个情报,程杰岂不是已进城了?为什么他的团指挥所还在浏阳河东岸?究竟情况怎样,我会派人去调查,程团不能撤换。”

        杜鼎听了兵团司令的一席“高论”,对这位守四平的名将居然会附会程杰的“歪理”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将这一情况越级向衡阳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报告了。

        7月25日黄昏,军部和师部各派一名作战参谋来到程团,将转抄的白崇禧的电报交给程杰。白电大意为:查共军由黄花市、永安市进到团山镇,曾通过程杰团防守阵地,为何未发生战斗?命该团火速详细具报。

        此时,团部附近正枪炮声大作,程杰说:“我们正在反击敌人,今晚就要把黄花市、永安市夺回来,明天一早上报。因电台坏了,不能发报,烦请二位向军长、师长报告,以免再发生误会。”

        两名参谋将信将疑地回去了。

        其实,那激烈的枪炮声是程团搞的实弹演习。程杰不断将演习当成真实的战况向上报告,并向师部和军部方向布置警戒,以阻止上级再派人来调查。

        师部和军部听到连续几个晚上枪声大作,程团的战报又说得惊心动魄,于是来电询问伤亡情况,程杰胡乱编了一个数字报上去。从此,程杰每天都得编造伤亡数字。

        这场戏一直唱到7月31日。

        程潜离开长沙赴邵阳的消息曾一度引起长沙的混乱,因为程潜一贯主张和平,市民们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主张和平的程颂公走了,留下来的是守四平的陈明仁!

        长沙即将化为“四平街第二”的议论沸沸扬扬,陈明仁守四平的绝招就是血腥的街垒巷战,市民们人心惶惶,都为长沙又将受到战火的浩劫而寝食难安。

        有钱的人竞相逃难,引起交通混乱,舍不下家业和没钱的人只能听天由命,或在街上三五成群乱发议论。

        陈明仁为了安定人心,在7月21日下午宣布任代省主席的就职典礼上,向各界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意气守长沙,就会使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所以我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市内作战,而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之,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到枪声。”

        7月24日,程潜派往武汉与四野联络的代表刘纯正回到了长沙,陈明仁立即将其请入密室。刘纯正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是同期同学,这是程潜派他赴武汉的重要原因。

        “你见到林彪没有?”

        “见到了。”刘纯正说,“四野的和谈代表团到了平江,李明灏也来了。”

        陈明仁听说恩师李明灏来了,内心一阵激动,问:“代表团都有些什么人?”

        “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

        当晚,陈明仁打电话给邵阳的程星龄,他怕泄密,不敢在电话中细说,只说有要事相商,请他速返长沙。

        7月25日,程星龄自邵阳出发,途中汽车出了故障,在湘潭住了一夜,26日到达长沙。这期间正是程杰在长沙东面“搞演习”的时候。

        程星龄来到织机街陈明仁官邸,见了陈明仁,未及开口,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电话是白崇禧从衡阳打来的,说是“据报程星龄潜返长沙图谋不轨,速将其逮捕查办”。

        陈明仁放下电话,笑道:“白健生至此还信任我陈某。他知你已回长沙,要我逮捕你。”

        “你怎么应付?”

        “好办,今天下午我让稽查处长毛健钧去找你,限你明日离开长沙。你就对他说,是奉颂公之命向省银行筹款的,钱已拿到手,明天一早就回邵阳。”

        “你说有要事相商,我就急着赶来了,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一天,到底是什么事?”

        “刘纯正回来了,李仲坚(李明灏)到了平江。”陈明仁稍顿片刻,“四野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在平江,仲坚是五人代表之一。他们要求我方速派代表团谈判,我想请你先去平江,邀请仲坚到长沙一叙。”

        当日下午,程星龄在家里首先应付了稽查处长毛健钧,随后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余志宏,汇报了陈明仁交代的任务。

        “请派一名向导随我去平江。”

        余志宏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关键人物,他当即表示指派欧阳方为向导。

        27日凌晨,程星龄、李君九(陈明仁的代表)与欧阳方乘吉普车赴平江,行至东屯渡弃车渡河,然后步行经黄花市与解放军前哨接上了头,当晚在春华山住了一宿。次日,四野部队派汽车将他们送往平江。

        四野的和谈代表团住在平江东门外县立中学,他们最初认为程星龄等是程、陈派来的和谈代表。

        “我们是受陈明仁司令官委托,来邀请李仲坚先生去长沙叙旧。”程星龄解释道,“程颂公目前还在邵阳,对贵方代表已抵平江之事尚不知晓。”

        金明早知陈明仁心存顾虑,欲邀李明灏探询情况,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即表示同意。次日,李明灏随程星龄自平江出发,返回长沙。

        与此同时,程潜一大早就带着警卫队的手枪排出了陈光中那所警戒森严的宅院,他对随从副官说:“白健生若来电话,就说我散步去了。”

        程潜乘一辆日本造的防弹小汽车,手枪排乘几辆中吉普,车队风驰电掣般朝长沙飞驶。

        驶至离湘潭市区大约20里的伍家花园,程潜下车登上“洞庭”号巡逻艇,沿湘江顺流而下,直抵长沙水陆洲。程潜登岸之后,秘密住进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白崇禧接到密报,令湘潭市的特务机关在湘江渡口截查程潜的那辆日本防弹车,可是那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这天下午,陈明仁和夫人在官邸宴请阔别已久的恩师李明灏。

        “解放军到平江后已奉令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颂公和子良举义极为重视。”李明灏关切地问,“子良对起义行动有什么难处没有?”

        陈明仁放下筷子,表情复杂地说:“颂公倡议和平,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领会陈明仁话面下的真实意蕴,于是开导道:“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认为共产党是英明的党。毛主席、周副主席谋略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解放军乃仁义之师,为人民的利益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待之为上宾。论反共,你比傅作义如何?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如果说章士钊的话不足为凭,那毛主席亲笔的密信还不是物证吗?”

        陈明仁听了这一席话,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他解开军装的纽扣,显得轻松多了。

        “这次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我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李明灏用筷子指着陈明仁的军衔领章说,“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的。”

        这正是陈明仁最关心的问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明仁顾虑顿消,拍着胸脯道:“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施。”

        陈明仁带兵的特点是高高在上,长官派头十足,从来不与部下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部下对他敬畏不已,在所有的军长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起义之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陈明仁对军、师长们的工作却一点都没有做。

        “子良,你手下的将领怎么样?都可靠吗?”

        “老师所虑极是,我近日便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

        下午5时,陈明仁派车将李明灏送往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程潜与李明灏相见,彼此感慨万分。

        “颂公,您老还好吗?毛主席让我问候您!”

        程潜泪光闪闪,握着老部下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湖南的事情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程潜秘返长沙及李明灏在长沙露面的消息令蒋系、桂系惶恐不已,他们预感到长沙将要发生爆炸性的事变。在四野三面包围长沙的情况下,白崇禧已经没有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镇压“预料中的叛乱”。

        蒋、桂都把希望寄托在一贯口口声声“反共”的陈明仁身上。

        7月30日,广州政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宣布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提升陈明仁为总司令。

        与此同时,白崇禧致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令联勤总部派飞机运了一批武器和现金到长沙,其中有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枚,银圆券一批。

        对蒋、桂的“高官厚禄”,陈明仁一律笑纳,他在当天的军、师长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了起义计划:“各位都清楚长沙已陷于共军的包围,要想在长沙作战中取胜,没有任何希望。只有跟程颂公走,实现湖南的全面和平,本兵团与共军携手才是官兵唯一的光明之路。本人决心已定,拥护颂公的和平义举,请各位发表意见。”

        军长、师长们在私下对陈明仁的反常举动议论颇多,此时陈一旦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既感到在意料中又感到有些意外。一般说来,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先在会前个别谈话摸底做工作,陡然摆在会议桌上,都不敢轻易表态。

        陈明仁见无人说话,就宣布按编制序列一个一个发言。

        “既然司令官决心已定,我们还能说什么,跟司令官走……”

        军长、师长们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敢说真话,怕遭杀身之祸,因此,与会将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与第一位发言者一个口径。

        陈明仁做工作的方法的确太简单了,他见大家一致赞成并无反对意见,便没有细致分析部下的真实心态,于是打开公文夹,宣布调整部队的部署,让路给解放军进入长沙。

        8月1日,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飞赴长沙,想在最后一刻劝阻陈明仁。黄杰和邓文仪当时分别任国防部次长、政工局长,是陈明仁在黄埔的同学。

        飞机于11时30分降落,黄杰、邓文仪走下飞机,见机场四周戒备森严,两辆吉普车停在飞机旁,两人心里一阵紧张,预感此行凶多吉少。

        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位中校,朝黄、邓行礼后说:“陈司令官在省府恭迎二位将军,请上车。”

        黄、邓匆忙钻进吉普车,一路上忐忑不安。陈明仁站在省府大楼门口,满脸笑容,黄、邓见了始才心安。

        “二位仁兄驾临危城有何急务?”

        黄杰想尽早脱身回广州,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已任命程颂公为考试院长,我们是来迎请程院长赴任的。”

        陈明仁故意做出为难的样子,说:“颂公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行踪不明,你们看怎么办?”

        黄杰、邓文仪清楚陈明仁在这件事上不肯合作,于是转入正题:“仁兄是校长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如今总裁落到这步田地,我们黄埔学生,绝不应落井下石、自陷不义啊!”

        陈明仁沉默不语,他对蒋介石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黄杰明白陈明仁一生重义气、讲交情,是个点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他以前在金陵借酒浇愁之时,对蒋怨恨甚深,重新起用之后自己屡受蒋提携,特别是“校长”受桂系打击,被迫下野,已是落难之人,在这种时刻,陈明仁的心情颇不平静。

        黄杰从陈明仁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话起了一定作用,于是趁热打铁讲了“校长”如何寄厚望于“子良守长沙再著四平战功”之类的话。

        提到四平战功,陈明仁内心的反感又浮了上来。

        黄杰掏出蒋介石的亲笔信,说:“长沙不能守的话,可退守湘西,校长信中有明确指示。”

        陈明仁看了信,摇头叹了一口气。蒋介石写道:

        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

        黄杰见陈明仁对蒋介石的信没有任何表示,问道:“仁兄是想死守长沙还是退守湘西?”

        陈明仁道:“我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为矣!”

        随后,陈明仁与黄、邓共进午餐。餐后,黄、邓二人趁酒劲未去,一边大讲忠孝节义的空话,一边继续煽动陈明仁“再建四平战功”。提起四平之事,陈明仁便心生厌烦,黄、邓的说项自然驴唇不对马嘴。

        这天下午2时,师以上军官按通知准时到省府开会。本来陈明仁要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起义的决定和具体实施办法。几杯酒下肚之后,再经黄、邓二人的煽情,陈明仁心潮起伏,烦躁不安起来。

        开会时间过了很久,陈明仁还不到会,与会者在会议室议论纷纷,猜测会议主题不外两种:宣布起义或死守长沙。可见将领们到这种时候心里都没谱。

        参谋长问陈明仁:“下午的会议还开不开?”

        陈明仁不耐烦地挥手道:“你没看见广州方面的客人在这里吗?让大家等一等。”

        参谋长退出后,认为黄、邓纠缠不休,广州的客人不走,会议就开不成,于是心生一计。过半小时后,参谋长让人去向陈明仁报告,说共军先头部队过了浏阳河,游击队出没于市郊,有破坏飞机场的企图。

        黄、邓二人听说飞机场受到威胁,怕回不了广州,连忙起身向陈明仁告辞:“既然机场有情况,我们就走了,子良你要保重!”

        陈明仁将二人送到门口,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

        黄、邓二人登上飞机,没有径飞广州,而是到衡阳向白崇禧报告去了。

        陈明仁来到会议室,显然还没有从应付黄、邓的气氛中清醒过来。他复杂的表情令与会者一头雾水,猜不透陈明仁真实的想法,而他含含糊糊的讲话更令部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说:“诸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不愿打内战,完全是全省三千万军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绝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陈明仁并未挑明要起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行动计划,甚至说:“要准备好渡船,选择好驻地。”这纯粹是防止发生不测事变的先机处置,使部将普遍认为陈明仁尚未最后下定决心。这为几天后,特务煽动部队叛逃埋下了祸根。

        这是起义之前,陈明仁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后,驻长沙的部队就开始陆续向湘潭、宁乡撤退。

        程潜、陈明仁开始与李明灏初步谈判。陈明仁提出:“该兵团除留第232师维持长沙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解放军可于4日进城。”他“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以努力杀敌立功”。程潜担心白崇禧派兵进攻邵阳,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

        李明灏将程、陈的要求电告四野首长。

        四野首长复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

        8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程、陈显然不了解这些原则问题,居然提出了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要求。

        毛泽东、朱德接电相视大笑,但是伟人毕竟是伟人,有着博大的胸怀,既然曾许诺对方“可权宜处置一切”,当然不会食言,毕竟是临时机构。

        8月5日,毛、朱复电程潜、陈明仁:

        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须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毛、朱的上述电报发出之前,本来一帆风顺的湖南起义忽然风波迭起,陈明仁部发生了叛乱。

        

叛乱



        8月4日,《湖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重要消息:“湖南十万军队放下武装,向傅作义看齐。”

        这条消息显然是不准确的,湖南军队是准备“起义”,与“北平方式”是两码事,更不可能像长春郑洞国那样“放下武装”。发消息的新闻记者混淆了起义、改编和投诚这三个待遇相差甚远的概念。李明灏看到报纸顿时感到会对起义部队产生消极影响。

        这条消息在陈明仁的司令部引起了风波,陈明仁本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认为受到了侮辱,说:“湖南还没打仗,怎能与北平同日而语?”

        正在陈明仁发脾气的时候,派往春华山与四野和谈代表团谈判的两名代表适时返回,他们将接管长沙市的和谈草案六条递给陈明仁,内容为:

        一、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

        二、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

        三、解放军负责维护程、陈两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陈两将军警卫人员负责;

        四、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不得破坏治安;

        五、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陈两将军所属军、警、宪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

        六、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

        陈明仁正在气头上,于是板着面孔,对两名代表说:“我也提六条,你们好好记录。”

        两名代表连忙掏出纸笔,陈明仁的六条为:

        一、市内同意交解放军统一指挥,但岳麓山暂不能交出;

        二、目前部队需要整顿,暂难配合作战,为整训和粮食供应,长沙以西之宁乡、湘乡、湘潭、益阳、常德最好给我部驻屯;

        三、省政府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我以辞职形式交出,新中共湖南省委暂不宣布,王首道暂不来;

        四、军队内部复杂,整编推迟;

        五、不能在整编部队后进行清算和斗争;

        六、将来配合作战,要给我部补充武器装备。

        陈明仁说完,将手一挥,说:“你们找李明灏去!”

        罗文浪和郑克林将陈明仁的意见向李明灏提出,并说:“司令官很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

        李明灏明白是报纸上那条消息引起的,随即与罗、郑重返春华山,金明听了陈明仁方面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与其他代表商量后,答复说:“‘岳麓山暂不能交出’一条我方不能同意,其他均依陈将军之意见。”

        当日下午,陈明仁首先同意了双方代表最新达成的协议,解放军一个师5日由东屯渡过河,经小吴门入城接管长沙市。随后,程潜与陈明仁领衔,与30多名湖南军政要员联署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电文为: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安彭副总司令,南京刘司令员、邓政委,汉口林司令员、罗政委,上海陈司令员、饶政委: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至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即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狃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特此布闻,诸维察照。

        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熊新民,军长谷炳奎、彭锷、杜鼎,副军长李精一、方定凡、汤季楠、鲍志鸿、李馨、文于一、刘光宇,师长张用斌、夏日长、汤季楠、杨文榜、刘熏浩、康朴、卫轩青、曾京、张诚文,湖南省绥靖副总司令刘兴、李觉、王劲修、成刚,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保安师长何元鼎、王笃恭、张际泰、丁廉、颜梧,宪兵团长姜和瀛

        这个通电是8月3日晚上定稿的,在讨论电文时,陈明仁做了一件极为失策的事。此前一天,第1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议,将军统大特务毛健钧扣押了。这时,李明灏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托,要求陈明仁将毛健钧交给中共处理,他说:“毛健钧血债累累,如何处理他非同小可,还是交给中共方面处置才妥,否则难以平民愤。”

        岂料陈明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竟不顾“恩师”的情面,拍桌大吼:“毛健钧的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我的命令,我负责。如果今天清算他,岂不明天要清算我?老子的军队还没开出长沙,老子连放一个人都做不得主了。这件事(指起义)老子不干了!”

        拟电文的李君九、温汰沫吓了一跳,连忙来安慰。李、温是陈明仁的亲信,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策动第1兵团起义的内线,他们深知陈明仁有顾虑,怕“清算四平的老账”。

        李明灏为了顾全大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健钧被盛怒之下的陈明仁释放了。毛健钧立即逃到衡阳,向白崇禧告密。白崇禧了解到长沙内外军心民情之后,想出了一条毒计——阴谋策动起义部队叛逃。

        8月4日,程潜、陈明仁令刘伯谦发表通电,可是刘伯谦只是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起义通电,并未正式拍发电文,致使通电在报纸上发表多日后,中共中央及四野方面仍无答复。直至此时,陈明仁并未将发通电一事向部将通气,列名其上的将领,没有一人签名,而且还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由此给白崇禧阴谋策动部队叛逃以可乘之机。

        当日下午3时,程杰来到师部,发现参谋人员正在议论纷纷。原来,白崇禧派飞机在部队上空撒下大量传单,制造谣言,扰乱军心。

        “程主任和陈司令官都被共产党扣押了,几天来下落不明。共军要缴我们的械……”师长曾京见程杰来了,说,“得想法子稳定军心,否则要出大乱子的。”

        正在这时,师政工处长酒气熏天地撞进房间,借酒发疯地闹腾:“师长、副师长,你们放我走吧,我宁死也不投降共产党。我良心上对不起蒋校长,对不起党国。”

        曾京生气地说:“老哥,你不能喝就少喝一点,你这么闹下去,我的脑袋都会被你闹掉!”

        一名参谋拿着一份报纸神色紧张地说:“我刚从市内回来,城里炸了马蜂窝,到处都在议论我们缴械投降的事!”

        他将报纸递给曾京:“师长,头版的重头消息是:程潜、陈明仁将军率部无条件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曾京看了这条消息,说:“到底怎么回事?乱套了嘛!这叫我们怎么掌握部队?”

        程杰感到事关重大,说:“我马上回城去见陈司令官和程主任,明天一早赶回来。”

        曾京向师部人员说:“大家镇静,程副师长马上进城,明早就可真相大白。”

        黄昏时分,程杰带着4名卫兵向长沙进发。白崇禧派飞机轰炸了供电设备,长沙街上的路灯全灭了。程杰到警备司令部,接通了陈明仁的密码电话。

        “部队快乱了,飞机撒传单,特务造谣,还有报纸上说的……”程杰将部队军心动荡的情况向陈明仁作了详细报告。

        陈明仁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细声说:“你快回去,代表我给各师、团长打电话辟谣。”

        “这恐怕起不了作用,你必须火速发出告官兵书,或亲笔写信给各军、师、团长,才能安定军心。”

        陈明仁说话的声音很神秘:“今晚来不及了,我尽量快一点按你的建议办。”

        原来,在陈明仁接电话的时候,他身边也出了大乱子。负责警卫兵团部的那个团,被团长吴祖伯拉走叛逃了。这是第1兵团发生大规模叛逃的开始。

        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两则爆炸性新闻:一是解放军将于当天开进长沙;二是程潜、陈明仁领衔,30多名军政要员联署的起义通电。

        第1兵团师长以上将领全部列名其上,而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正在将领们纷纷猜测之时,白崇禧的飞机又在营区上空撒下大量传单。传单上说程潜、陈明仁被解放军扣押,那个通电是中共“冒名假造”的!

        这些将领也怀疑起通电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甚至怀疑程、陈可能真的受到了控制。他们了解陈明仁的性格,陈明仁绝不会“自动放下武装,向北平傅作义看齐”。

        传单还煽动军官拉队伍向衡阳方向叛逃:“来归的官长,见官升一级;拉一个团过去赏一千五百元……”

        这天傍晚,四野有一个师的部队从小吴门开进了长沙,受到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毛泽东的画像在长沙市区到处可见,老百姓摇着小旗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界人士都在公开议论毛泽东和他的军队,他们为湖南出了毛泽东这么一位“开国元首”而自豪。

        8月6日上午,程杰发现了一桩怪事,所有的主官都不见了。他打电话给曾祥斌、范广鉴两位团长,接电话的都是副团长,说团长到师部开会去了。再打电话给师部,副师长刘克悦说:“曾师长和曾、范两位团长到军部开会去了,你为何没去?”

        “开什么会?”程杰不解地问,“怎么没有通知我?”

        这一天,程杰不断打电话给曾京和另两个团长,直到傍晚才和曾京通了话。

        “我到军部开会去了,刚回来。”

        程杰问:“通知团长开会了吗?”

        曾京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曾、范两位团长是我在路上碰到的,就一起带去了。”

        程杰发现曾京的话可疑,于是往另两个团打电话,大约晚上10点钟,终于与曾祥斌通话了:“曾团长,你白天到军部开会了没有?”

        曾祥斌一时语塞,半晌才说:“我没去哇,军部在哪儿我都不清楚。”

        程杰发现他与曾京的口径不一致,预感到他们在故意隐瞒什么秘密,决定到曾团去看一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有事要找你当面谈。”

        曾祥斌连忙拒绝道:“我头痛得很,今晚想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请你和夫人来这里吃中饭,那时候我们好好聊聊。”

        程杰放下电话不久,有人向他报告:“曾祥斌团正在向南开动。”

        再往曾团打电话,对方撤了电话线,已经打不通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强烈地冲击着程杰的心,他立即通知各营主官注意控制部队,不要睡觉。

        深夜2点左右,第2营营长蒋绍裴来电话报告:“军部的谍报队到我们营部来了,他们说军长马上要来。第19师和第307师正从我营驻地经过。”

        几分钟后,第2营驻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与此同时,团部后面的山顶也发生了战斗。

        “到底是怎么回事?军部为什么要偷袭我们?”程杰紧张地思索着应付危机的对策。他决定将此情况向曾京报告,先探明师部的意见。电话打了很久,曾京才来接电话,他听了程杰的紧急报告,说:“军里要走就走嘛,为什么要打呢?”

        曾京说完这句话便将电话挂了,再摇,电话不通了。

        “妈的!看来他们串通一气要拉队伍走!”程杰终于弄明白了,军部白天开会就是部署连夜拉队伍往南开,之所以不通知他赴会,就是因为他是程潜的侄子!显然,他们的行动是瞒着程、陈二位将军的。

        这时,第3营驻地也出现了枪声,该营营长报告说,师部直属队向他们打枪,他们被迫自卫还击。

        程杰见窗外漆黑一团,不便调动部队,就下令各营依托驻地工事自卫。

        不久,军部情报科长毛世厚来电话,说:“程副师长,你是我的老上级,你我跟随良公(陈明仁)这么多年,谁也不愿脱离他。这次良公受了共产党的骗,和平签字后,就被软禁起来了。这两天我几次进城想见司令官,谁知连兵团部的人也不知良公的下落。警卫良公的吴团长听说良公被扣,4日晚上就把全团拖跑了。熊新民副司令官代表良公与共方谈判,他看到情况不妙也跑了。驻湘潭、湘乡的第71军也是4日晚上拖跑的。副师长,你大概不知道这几天的情况变化吧?我绝不会对长官说谎的,快拉队伍跑吧,晚了就危险了。”

        程杰听了这些情况,联想起4日晚上与陈明仁通话时,陈神秘兮兮的声音,也怀疑起陈是不是真的受到软禁了。为什么这两天陈明仁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既不发告官兵书,也不给军、师、团长打电话安定军心,难道他真的受软禁啦?

        正在程杰胡思乱想之际,电话那头传来了杜鼎的声音。

        “由于曾师长没有把通知搞清楚,使你未能来军部开会,以致发生了误会。这次和谈出了变故。不是我们不愿跟颂公和司令官走和平之路,而是共方太不讲信义,签字后不到两天就将司令官扣押了。我打电话找不到司令官,派毛科长过河去找也没下落,这两天没有司令官一点消息,这不是太反常了吗?4日《湖南日报》说我们是无条件放下武器,这不明明是要我们缴械吗?一个军人缴了械,还有什么生路?这就逼得我们非拖队伍走不可啦!”

        程杰心乱如麻,一时理不清头绪。

        “曾师长带曾、范二团已走得很远了,望你立即率部南开。”

        程杰想起程潜向他交代的“六点指示”以及陈明仁4日晚在电话里让他“辟谣”,于是对杜鼎说:“军座,说司令官被扣押那是谣言,我4日晚上还跟他通过话。共产党绝不会那样不讲信义……”

        电话筒里传来了军参谋长刘云楷的声音:“你还有什么犹豫的?不走也得走!难道你甘心做党国的叛徒吗?”

        “去你妈的!”程杰挂断电话,见天已微明,于是下令第3营向团部靠拢,准备对付军部的进攻。

        拂晓时分,程杰从望远镜里看到大队人马绕道南下,吉普车一辆接一辆。那不是军部的人马吗?哼!到底不敢从我团阵地硬闯。

        当天上午,第2营蒋营长报告:“在昨晚的战斗中,该营截获了军部200多人枪。”

        8月8日清晨,陈明仁派人送来一封信,令程杰立即到左家大屋兵团部见他。程杰赶到兵团部,发现曾京也在那里。原来,曾京并没有随杜鼎叛逃,而是溜到了范广鉴团。

        “老弟,你这次为湖南人民立了功!这些天来辛苦了!现在好了,我们总算跟颂公一道走上了光明大路。”陈明仁握着程杰的手,说,“你前天晚上一打,打回了第19师张汉辉的一个团,这个团就编入你们师,抵叛逃的曾祥斌团。”

        原来杜鼎将张汉辉团夹在军部直属队中间,程杰团晚上一开枪,张汉辉乘机将部队拉上山,脱离了军部。

        陈明仁问程杰:“杜鼎召集师、团长在望城坡开会,决定把部队拖走,你事先知道吗?”

        程杰回答说:“如果事先知道就好了,直到军部袭击我们,才晓得他们要走。”

        陈明仁说:“我派陈显微送信给你,收到了吗?”

        程杰说:“没有。”

        陈显微是第307师的一个团长,他参加6日在望城坡军部的紧急会议时,发现全军的师、团长都到会了,唯独不见程杰。军参谋长刘云楷在会上宣读了白崇禧的命令,令该军当日晚向南开进。刘云楷是程、陈方面的四名和谈代表之一,在当天上午与金明为首的四野和谈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本来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双方并无大的分歧,可是会后熊新民(第1兵团副司令官)和刘云楷恶意编造谎言,阴谋煽动部队叛逃。

        熊、刘二人是和谈代表,他们的谎言对不明真相的第1兵团将领富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实,白崇禧通过特务组织早就将二人拉过去了,他们的每一步棋都是“小诸葛”一手策划的。

        陈明仁的麻痹大意,也为叛乱分子提供了“煽阴风、点鬼火”的契机。

        刘云楷在宣读白崇禧的命令之前,鼓动三寸不烂之舌,造谣惑众,恶毒诋毁共产党。

        最后,杜鼎一个一个点名发问:“愿不愿意拉队伍到衡阳?”

        师长、团长们一方面慑于淫威不敢违抗,另一方面确实受到了谎言的蒙蔽,最终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既然如此,诸位回去立即行动。”杜鼎下达叛逃的命令之后,将曾京师长和曾祥斌团长叫到他的办公室,特别强调说:“把程杰那个团夹在师部直属队和曾祥斌团之间,强行拖走,如有违令者格杀勿论!”

        杜鼎和刘云楷确实红了眼,他们在当晚拉军部叛逃时,有两名参谋表示不愿走,当即被他们用冲锋枪打成了马蜂窝。

        杜鼎与曾京、曾祥斌的谈话,正好被从窗前经过的陈显微听见了。他与程杰是好友,立即骑马向该团第2营驻地狂奔,从那里打电话给兵团部,奇怪的是两天来很多人打电话找陈明仁都找不着,陈显微一打就通了。

        陈明仁听了陈显微的话,十分担心程杰的安危,他对叛乱分子拉部队南逃虽然恼火,但是并未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制止,而是抱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的心态。然而,程杰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且是程潜的侄子,整个起义行动他都参与了,如果他被裹胁南逃,白崇禧一定会砍他的头。

        陈明仁当即责令陈显微派人火速送信给程杰,以免程杰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当受骗或受到突然袭击。陈显微两次派人送信,均因发生战斗而半途折回。急得陈明仁整晚提心吊胆,不断打电话询问信送达没有。

        程杰安然无恙,陈明仁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在这次叛逃事件上,第1兵团的4个副司令官刘进、彭壁生、张际鹏、熊新民叛逃,军长成刚、彭锷、杜鼎以及副军长谷炳奎、李精一、胡镇随、方定凡、鲍志鸿、李馨、刘光字也都叛逃了。第1兵团所辖9个师就有4个整师及1个团叛逃,1个师被解放军缴械。

        在起义通电中列名的30多名将领大部分叛逃,第1兵团参与叛逃的官兵达4万多人。面对内部的严重分化,陈明仁猛然惊醒,认识到他已经无力控制这场大雪崩,于是与程潜联名致电林彪,请求四野出兵相助。

        林彪、邓子恢、萧克断然下令第49军主力向宁乡、湘乡推进,该军第147师向新化推进;以第46军主力向衡阳推进,该军第138师主力向湘潭、湘乡追击叛军;以第40军向攸县推进;并令二野陈赓兵团之第13军向茶陵、安仁地区前进。

        四野各路大军开始对叛军展开迅猛追击。

        

惊天动地青树坪



        白崇禧为了接应叛军,令桂系第3兵团主力开至邵阳、衡阳及其以北地区。国防部次长黄杰自长沙“规劝”陈明仁未果之后,飞抵衡阳向白崇禧报告在长沙的所见所闻。白崇禧将其挽留于衡阳,二人一起策划了瓦解陈明仁部的阴谋活动。后来,白崇禧将逃到衡阳一带的叛军进行整编后,重建第1兵团,任命黄杰为该兵团司令官。

        四野大军尾随叛军之后向南迅猛追击,使白崇禧惶恐不安,他担心华东南蒋军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渡江战役之后,二野和三野大军对蒋军千里追击,一口气打到东南沿海,蒋军残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全部倒下了,没一个站得住脚。

        如果不顶住四野的追击部队,白崇禧赖以起家的基业将会被林彪席卷一空。“小诸葛”犀利的目光紧盯着地图,紧张地思索反击之策。他之所以获得了“小诸葛”的美誉,绝不是徒有虚名,在他戎马生涯中曾多次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因出奇制胜而化险为夷。自从桂系起家的统一广西之战,到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白崇禧一生创造过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从此奠定了他“国民党内第一军事奇才”的地位。在群雄并起的年代,桂系以一支弱旅崛起于十万大山,与各大军阀周旋,最终地方军阀被窃居中央正统地位的蒋介石一一挑落马下,唯桂系硕果仅存。究其缘由,一赖李宗仁、白崇禧精诚合作;二赖白崇禧凭借其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纵横捭阖。

        到1949年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一切纷争均已明朗。十万大山的“李白”在国民党阵营中尚未最终斗倒蒋介石这个巨无霸,而崛起于井冈山的“朱毛”就要统一天下了,自北洋诸寇窃国以来中国内乱频仍的历史即将结束。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蒋、桂军阀是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还想垂死挣扎。

        白崇禧盯住了四野孤军冒进的先头部队,决定在界岭一带以优势兵力进行反击,企图吃掉四野一两个师,从而阻止林彪大军的追击。

        白崇禧第一次打出了他的王牌—第7军,电令该军进至青树坪预先设伏。

        可笑的是,无论蒋军还是桂军,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从来没有察觉过电报密码被破译这一严重问题。

        白崇禧的电报一发出,远在武汉的四野司令部就对“小诸葛”的企图了如指掌。林、邓、萧当即电令第46军停止追击,第49军切实查明情况,“不得盲目前进”。

        第49军之第146师于8月14日占领永丰歼敌百余名,该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遂乘胜单独向青树坪追击。

        第49军军长钟伟见第146师未收到停止前进的电令,正一头往白崇禧张开的口袋里钻,急得他在司令部团团转。好在桂系的“口袋”并不结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用三个师想吃掉四野一个师谈何容易!

        钟伟自信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与政委徐斌洲等商量后,决定派第145师迅速跟进,前往增援。

        8月15日16时,第146师先头部队进抵青树坪单家井,与桂系第7军在此预先设伏的一部发生激战。师长王奎先见先头部队吃了小亏,率主力迅速跟进,于黄昏时向敌发起攻击。

        桂军以一个师在正面防御,同时迅速调第7军的两个师自两翼迂回,企图三面包围,一举吃掉四野的第146师。

        王奎先师与桂军的第236师打了一天两夜,由于桂军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战斗成胶着状态。

        8月17日拂晓,白崇禧见两翼迂回的两个师到达指令位置,遂令三个师同时发起反击。

        王奎先一早起来,开始思索这天的仗该怎么打,他的电台出了故障,已经有48个小时未接到上级指示。当面之敌很顽强,凭他一个师要击破对方的防线很难。正在他苦苦思索之际,突然听到飞机的引擎声,他冲出房间大喊一声:“注意防空!”

        4架敌机飞临第146师阵地上空开始轰炸扫射。与此同时,桂军的炮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急促射来,阵地顿时一片浓烟火海。

        王奎先立即反应过来,这是敌人欲大举进攻的前奏。“好哇!好久没有痛痛快快打一仗了,来吧!龟儿子,不打你个落花流水你不知道四野的厉害!”

        王奎先下令各团坚守阵地,准备迎击桂军的进攻。

        炮火一停,阵地上的硝烟还没散去,黑压压的人马就出现在王奎先的望远镜里。清一色全是着短裤的广西兵!

        桂系的第7军果然不同凡响,全是美械装备,火力很猛。那些个头不高长得精瘦的“南蛮子”仗打得贼精,进攻时突击分队猫着腰利用地形地物曲折前进,掩护分队则集中火力专打对方的机枪阵地。推进一段距离就舞锹弄镐构筑工事,待巩固了之后,再发起新的攻击。一段一段向前推进,像是军校学员搞战术课教学一样有板有眼,从容不迫。

        王奎先一面举着望远镜观察,一面寻找着敌人的破绽。他心中不禁暗暗生出几分钦佩之情:“这个第7军,还真像那么回事,果然训练有素,不愧是张王牌。不过,四野也不是吃素的,倒要看看哪张王牌更硬!”

        渡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开始了,从拂晓战至中午,桂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可是却拿王奎先这个师一点办法都没有,四野的主阵地一处都没有丢失,次要的阵地则如拉锯一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度易手。

        双方都有很大伤亡。

        白崇禧见制伏不了囊中的“猎物”,又投入一个加强团参战。三个师又一个团对付四野的一个师,同时以飞机、大炮助阵,仗打得惊天动地。

        王奎先指挥部队打到日头偏西,由于弹药不济,一线阵地渐渐不支,已大部失守,核心阵地也丢了数处。他预感到处境不妙,一股血气直冲脑门——四野的一个师会被敌人吃掉,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绝对不可能的!

        政委栗在山多次提醒他:向北突围!

        他不是不想突围,只是突围必须选准时机,在敌人的包围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既设阵地,就有可能在运动中被敌人大量杀伤,队伍有被打散的危险,后果可能就是全师覆没。因此,他决心坚守阵地以待援军,即使援军不至,打到天黑利用夜色的掩护再突围。

        王奎先、栗在山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在这里打了两天两夜,却不见友邻部队的踪影。他们不知道其他部队早就奉令停止了追击。王、栗二人最初的意图是想粘住当面之敌,为友邻部队迂回包围敌人赢得时间,这也是他们没有趁早突围的原因。

        将近黄昏的时候,从北面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其激烈程度很快就压过了第146师的阵地。

        第145师终于撕破了桂军的包围圈,与第146师会合了。第145师师长沈启贤告诉王奎先:“老兄,你的电台怎么搞的?一直联系不上。野司、兵团和军里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停止前进’的命令,你老兄只顾甩开膀子跑,要争长跑冠军似的!”

        “我的电台坏了。我们打了两天两夜不见友邻部队跟来,正奇怪呢!”

        “你们师快撤吧!”沈启贤说,“我们掩护你们。”

        此时,太阳沉入了地平线,西边天际血红一片。王奎先望着阵地上疲惫不堪被烟火熏得乌黑的战士,噙着泪水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第146师顺着145师撕开的口子向永丰回撤。随后,第145师也边打边撤。

        桂系第7军打了一整天,最终吃不掉四野的一个师,现在又来了一个师,就更没办法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口袋中的“猎物”大模大样地走了。

        王奎先和沈启贤的部队回撤至永丰地区,与桂军脱离了接触。

        林、邓、萧于当日22时命令已占领宁乡、湘乡、茶陵、安仁、永丰等地的各路大军就地休整,待机行动。

        追歼叛军的作战行动至此结束。四野部队转入休整的同时,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

        参加湖南起义的部队在8月4日通电发表之前,共7.7万人,经过这次平叛之后,还剩3.6万人。

        经过双方和谈代表商定,陈明仁部于8月14日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员,李觉、魏镇、傅正模、唐生明、王劲修为副司令员,仍保留3个军9个师的建制。

        8月19日,林彪、邓子恢致电陈明仁,请其率部自长沙地区东渡湘江至浏阳、醴陵地区休整。

        9月29日,林、邓、萧致电中央军委,鉴于陈明仁现有人数,建议将该兵团改编为1个兵团2个军6个师。此时,程潜、陈明仁均已赴京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当面征求陈明仁等人的意见,陈明仁等表示同意。

        10月5日,毛泽东致电林、邓、萧等:

        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2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

        10月20日,四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正式下达整编命令,将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为陈明仁,政委为唐天际。

        从此,四野的编制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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