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

        北京 南京 重庆

        湘西 黔东 川东

        1

        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一九四九年仿佛一步迈进了火热的夏天。南中国的大地上，车辚辚，马萧萧，鼙鼓动地，大军逶迤。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各路大军，正按着中央军委的旌旗所指，全速开往预定的战场。

        粤汉铁路沿线，第四野战军各兵团在林彪的率领下，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进军，准备夺取广东的同时，在湘桂地区歼灭白崇禧主力集团，解放整个中南地区。

        川陕公路上，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的指挥下，频频攻击胡宗南集团的大巴山防线，矛头直指陕南重镇安康；接着又在关中平原西北部的宝鸡至天水一线，拉开堂堂之阵，叩击胡宗南部的秦岭防线，摆出了从北线攻取西南的架势；并于八月二十八日以主力发起正面攻击，相继占领天台山、五林子、汉王丞、秦岭垭口等战略要地，突破了秦岭主峰防线，迫敌渐次向川、康地区退缩。

        中南、西北，一野和四野两路大军打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然而，解放大西南的重头戏却迟迟没有开场。担负西南战场主要作战任务的第二野战军，除陈赓所部的第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准备于解放广州之后，从广西对滇、川、康实施大迂回作战外，其主力仍在千里之外，按兵不动，稳稳当当地进行着休整。

        这里隐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大到只有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极少数高层领导知道。

        这就是用四野滔滔南下的大军行动和一野大造声势的明修栈道，掩护第二野战军的数十万兵马暗度陈仓，隐蔽向西机动。

        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竞赛，也是智谋韬略的较量。

        在决战南中国的这盘棋上，毛泽东决心依次解决华东、中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同样是沿华东、中南逐次顽抗，最后固守西南，以期凭借西南的军事、经济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实现卷土重来的梦想。

        因此，西南之战，将成为国共双方在大陆上生死搏击的最后较量。也正因为如此，人民解放军想要进军西南，彻底歼灭盘踞在这一地区的九十多万国民党残余部队，绝非易事。要想将这九十多万既负隅顽抗，又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一网打尽，需要的是大智大勇。

        毛泽东把这种大智大勇发挥到极致，首先在全国范围内为西南的最后一战布下一个大“迷魂阵”；尔后出敌不意，用战略家的大手笔下达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即“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刘伯承、邓小平对这一战略部署心领神会，即刻为二野设计了公开和秘密的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方向，实施向西南的进军。

        于是，在二野向预定战区开进的整个过程中，呈现出几种截然不同又饶有意味的场面——

        二野第四兵团在四野的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这是公开的一路，其最终目的是解放两广后，实施战略大迂回，直插云南，截断西南残敌逃往境外的退路。也就是说，用其公开的行动和当前的任务掩护秘密的意图和尔后的目的。

        二野第五兵团则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往湘西。开进途中，无论行军、驻扎、军内通信、军外联络，均以四野名义，使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以此扰乱视听，迷惑敌人，让一切局外人觉得，这就是一支四野的部队。

        二野第三兵团除一部溯长江北上走水路外，其余大部则从南京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做出一副车运宝鸡、从北面进击西南的样子。实则，主力到郑州后，经粤汉路秘密南下，隐蔽集结于湘鄂西部。

        这首解放大西南的序曲，一开场就演奏出非同寻常的华彩乐章。在这种主调、副调重叠颠倒配置的乐曲声中，中南地区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进军画面——向华南疾进的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奔驰的第二野战军偃旗息鼓，不显踪迹。

        十月二十日，进军大西南的两位主角——刘伯承、邓小平正式登场了。南京城从中山路、下关码头一直到浦口站，鞭炮和着鼓乐齐鸣，鲜花伴着彩旗飞舞，成千上万的人高呼着口号，欢送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远征大西南。

        “二野出发啦！”重大军事行动的消息迅速传播，那种咋咋呼呼的阵势，唯恐世人不知。

        中共南京市委赠送的巨幅锦旗用两大竹竿挑起，引导在出征大军的最前列。锦旗的右上角有一行小字——“二野南京临别留念”，中间赫然是八个大字——“把红旗插遍大西南”，连行动的方向都暴露无遗。

        ……

        如此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亲自指令国防部保密局启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的所有潜伏特务，日夜监视，密报二野领导机关的一举一动。

        刘伯承、邓小平干脆投其所好，指示部队把一路的行踪毫无保留地告诉敌人。

        于是，沿途经过的大小车站处处充满了军民鱼水情谊。运送二野部队和机关的列车每到一地，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工人、农民、学生们端着热水让战士们洗脸，老大娘们往干部战士手里塞鸡蛋、馒头，年轻的妇女们忙着给战士们补衣裳、送鞋垫……

        刘伯承、邓小平更是频频露面，一路上不停地接见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并公开宣布第二野战军的使命——进军大西南！

        十月二十四日，车到郑州，二野领导机关在这座中原名城与群众召开了联欢大会。军容严整、笑容满面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两位男女青年献上的鲜花，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伯承在回答群众问话的时候，有意透露“解放军将很快向四川进军”。一位女大学生慷慨激昂的发言，更是将这场规模空前的“压轴戏”引向高潮：“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前进吧！我们后方的人民一定努力生产，全力支援你们！同志们，前进吧！巴山蜀水在呼唤着你们，西南人民在盼望着你们，后方的人民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然而，联欢大会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突然失去踪迹，杳无音讯。十月二十八日，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抵达武汉。听着国民党中央电台播送“共军刘伯承部大举西进，妄图自陕南强攻入川”的“重大消息”，想着蒋介石仍在梦中自说自话，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视一笑：“很好。毛主席要的就是这个气氛！”

        刘伯承更是幽了蒋介石一默：“蒋总裁也忒热情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回老家，他却忙前忙后，慌着给我们安排回家的路线。”

        2

        漫长广袤的南线战场，战事不断，捷报频传。

        福州解放。长沙解放。广州解放……

        与之相呼应的西北战场，也相继解放了兰州、西安等重镇。

        相形之下，唯有西南战场平静如水，没有掀起一丝微澜。

        谁能想象，就在这样的平静中，就在蒋介石部署的“大西南防线”的腋窝处，第二野战军的浩浩数十万人马，正埋伏在黔北湘西的山野中，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积蓄着一场铺天盖地、势不可当的进军洪流。

        十一月一日，火光霹雳乍响，枪声炮声齐鸣，一向沉寂异常的湘西、黔北突然咆哮了！

        伴随着第四野战军和陈赓兵团继解放广州后即将发起的广西战役，第二野战军第三、五兵团及四野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军等部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宽约五百公里的地域内，以雷霆万钧之势，同时向蒋介石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宋希濂、何绍周等四个兵团发起多路攻击。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式开始。

        第二野战军总部，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同志们，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行动，无论是投入兵力的规模，还是进攻战线的宽度，都是渡江战役以来空前仅有的，也是解放战争中我们同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较量。”刘伯承手撑桌案，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一回，我们是狮子张大口了！蒋介石守西南，面朝西北，把屁股对着我们。我们呢，一张口就咬住了他的臀类肉。下面，就请李参谋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蒋介石精心布置的‘西南防线’，是怎样被我们拦腰斩断的。”

        思维敏捷、记忆精确、表达简练、逻辑严谨是李达的特有风格。即便情况瞬息万变，同时调度几个战场的千军万马，他也能做到有条不紊、如数家珍地把整个战局和各部队的战况、番号、时间、地点摆弄得一清二楚：“这次战略行动，我军投入直接进攻的部队共计九个军，如果加上实施战略迂回行动的陈赓兵团，总兵力达十一个军。突破地段达五百公里。在这一地段上，北有巫山山脉，南有武陵山脉，地形极为险要。即便这样，蒋介石也唯恐有失，在他的‘西南防线’的东部，自北向南部署了四个兵团，共计十个军的兵力。他以为有如此重兵防守，绝对万无一失。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致命危机，恰恰发生在这个万无一失的地区。

        “自十一月一日我军发起全线进攻后，蒋介石大梦初醒。但他要想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短短几天，我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已经解放湘西凤凰、晃县，贵州铜仁、镇远等县；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等部攻占鄂西之来凤、咸丰和四川的秀山、酉阳等地区。从总的态势看，蒋介石的‘西南防线’已经被我出其不意从东部突破。目前，各部队正向敌人纵深挺进，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防御要点已被我夺取，战势发展迅速，并在总体上呈平稳状态。”

        “请大家注意。”刘伯承从李达手中接过示图棒，走到地图下，“战争中的突然性，即先机之利，将随着战役进程的发展而逐步丧失。在川黔敌军主力向滇黔边境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罗广文部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将其歼灭之。因此，我们的部队，尤其是负责迂回阻敌的部队，必须和亡命溃逃的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否则将会丧失前期进攻所赢得的主动权。我这里特别提醒五兵团，你们攻占贵阳后，一刻不能停留，要继续追歼逃敌，坚决把敌人截住，为我全歼川黔境内十万敌军创造条件。”

        “请总部首长放心。”杨勇站立起来，“我们五兵团一定拿下贵阳，绝不让敌人跑掉！”

        “好！”邓小平对他的爱将投去赞许和信任的目光，“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传统，从黄河到长江，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跃进千里来到大西南，我们硬是用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这次进军西南，正是发挥我们优势的时候。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工作，激励士气，提高广大指战员解放大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勤保障。目前正值秋季，阴雨绵绵，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因此，我们各级后勤部门，要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要保证部队每人每天不得少于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当然，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有不小的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当成大事来抓，来落实，千万不可因小失大！”

        运筹帷幄的统帅，在千军万马驰骋征战的决胜关头，心中记挂着前方的每一个士兵，把“五钱油盐、一斤蔬菜”提到战略高度，这是何等的情感、气魄与胸怀，又是多么从容、坚定的必胜信念？！

        于是，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和“五钱”“一斤”的“至要”命令同时下达到每一个战场、每一个连队。

        黔东第五兵团。

        贵州自古便笼罩在扑朔迷离之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说的是这里亘古不变的山川地理。

        “奇山、怪水、幽洞、险路；部落、夷人、刀匪、马帮”讲的是这里阴森跌宕、纷繁无尽的历史变迁。

        尽管这里“鸡鸣闻三方”，但千百年来，朝代更迭，这里山河依旧，令人心酸的民谣世代流传……

        无止无休的械斗、征战，和无穷无尽的险恶、贫穷，似乎将这里凝固了。如今，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川、黔与湘、桂两大军事集团的结合部。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和白崇禧第十七兵团的两个军，在这里构成了扼守川黔湘滇桂五省公路枢纽的“黔东防线”。何绍周公开扬言：“凭借着山岳陡峭、河流湍急的险要地形，共军从这里突破的可能性极小极小。”私下里，他甚至还在暗自高兴，大有一种“西南决战，与我无关”的超脱：“无论是总裁的判断，还是种种迹象，都表明共军必从川北进攻西南。打到这儿，早着呢！”

        然而，超脱的何绍周高兴的时间不长，便付出了极大代价。他做梦也没想到，在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共军的“第一刀”恰恰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一刀斩得那叫麻利。短短几天，第五兵团所属的十六、十七军和配属指挥的第十军，如同一支支飞镝利箭，迅速刺破湘黔边境的阴霾雾障。渡清水，攻瓮洞，克玉屏，占天柱，冒雨前进四百公里，突破了国民党军黔东防御的第一道防线，胜利进抵镇雄关。

        镇雄关地处镇远县城西，为连接黔东湘西的重要门户，是国民党军黔东防御第二道防线的要点，也是第五兵团进击贵阳的必经之路。镇雄关的两侧各有一座斜插入云的千米险峰，名曰“鹅翅膀”。山势陡峭，难以攀登，犹如天鹅起飞时展开的双翅，紧紧卡着湘黔公路的隘口。鹅翅膀的正面，岸陡谷深的相见河由北向南流过，像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拱卫着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要隘。湘黔公路东西走向从这里穿过，在不到两千米的路段上接连拐了十六个急弯。经过三座在河谷上架起的险桥，还要通过一座在敌人火力直接控制下，由公路盘旋转弯而形成的重叠交叉的螺丝桥，才能兵进贵阳。因此，能否迅速夺取鹅翅膀阵地和保住隘口通路，便成了五兵团主力能否适时占领贵阳，完成关闭大门、解放西南这一战略任务的关键。

        十一月八日上午，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王辉球来到镇远城西的前沿阵地。尹先炳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鹅翅膀的险要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后，对王辉球和四十六师师长叹道：“这个鬼地形，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从正面强攻，伤亡大且不说，兵力也展不开。敌人一旦弃守溃逃，势必要破坏公路和桥梁，使我后续主力部队无法通过。”

        “问题就在这里。”政委王辉球表示赞同，并提议说，“看来，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而且时间不能拖延。必须采取奇袭的手段迅速攻占鹅翅膀，确保通路不被敌人破坏。”

        经过一番研究，最后确定：为了保证奇袭奏效，采取两套奇兵方案。

        当天中午，第一套方案开始实施。一三八团三营沿小路绕经鹅翅膀南侧，直插敌营部驻地刘家庄侧后，准备从背面偷袭鹅翅膀。但由于鹅翅膀后面谷深崖陡，部队无法前进，只好原路返回。

        背面偷袭不成，改为正面佯攻，侧面智取。

        二营五连承担了智取的任务。连续多日行军作战，五连已经极度疲劳。但一听说上级把智取鹅翅膀、为大部队开辟通道的头等任务交给自己，战士们像除夕夜得到焰火鞭炮的孩子一样，劲头立刻来了。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刘邓首长命令我们十五号进贵阳，我们今天必须拿下鹅翅膀！

        入夜，五连在连长任富月的带领下，向鹅翅膀右侧高地迂回。天黑坡陡，没有路，加之初到贵州不习惯爬大山，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任富月领着大家一个拽着一个，一步一滑地向前摸索。荆棘划破了衣裳，手脚也被扎出了血，他们全然不顾。

        三个小时后，五连来到一个叫梅子山的小村，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向鹅翅膀靠近。

        遇上陡坡，抓着地上的灌木小草打滑梯；碰到峭壁，搭起人梯连接吊索向上攀援。终于，他们神不知鬼不晓地潜伏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

        “哪一个？！”敌人的流动哨拉动了枪栓。

        “八连的。我们在镇远被共军打垮了。”任富月沉着应对。

        说话间，手疾眼快的八班副阎书金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这个送上门的“舌头”。

        没费多少事，就将鹅翅膀守敌的情况全部弄清楚了。

        “一排占领鹅翅膀主要阵地，二排包围敌人住房，其余的人跟我抓俘虏！”任富月果断地下达命令。

        睡梦中的敌人万万没想到神兵会从天而降，一个个目瞪口呆，赤条条地裹着棉被当了俘虏。鹅翅膀牢牢地掌握在了五连的手中。

        同时，四十六师正面部队亦发起攻击。一门门火炮向纵深射击，恰巧击中敌人的一座弹药库。于是，枪声、炮声和弹药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山谷，也动摇了敌人的心理防线——镇雄关的守敌彻底垮了。

        拂晓时分，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五兵团的大部队浩浩荡荡从鹅翅膀下通过，进军贵阳的道路被彻底打开。

        国民党黔东防线的纵深部队风闻前方要隘失守，纷纷弃阵而逃。几天之后，贵阳在望。

        川东第三兵团。

        “野司命令：第三兵团以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并控制上述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聚歼之。据此，兵团部署：第一步以两个军并协同四十七军两个师攻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并求得在该地区歼灭宋希濂部，借以打开入川通道。”

        兵团司令陈锡联宣布完作战部署，神采飞扬地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是刘邓首长摆的一步妙棋。对此，刘司令员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宋希濂这十多万人马，好比是蒋介石伸出来的一个拳头。我们呢，现在完全有力量砸扁他这个拳头。但是，我们不跟他拳头对拳头，而是闪过他的拳头，照准他的肋窝猛击一拳，一家伙至少敲断他几根肋骨条儿。这时他伸出的拳头自然会回缩，并且他的半边身子也已经软瘫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打得狠，打得巧，力求一拳致瘫，让敌人全线崩溃！”

        “好战法！”兵团副司令兼十二军军长王近山拍案叫绝，“我还有个建议。我们十二军负责突破敌人川东防线的右翼，任务重，路程远。如果背着给养弹药长途奔袭，势必费时费日，徒增伤亡。所以，我想集中全军缴获的卡车，载运第三十六师的三个团加三十五师的一〇三团，直接由常德沿川湘公路攻占花垣、秀山、酉阳，拊击敌军侧背，以便更有力地支援正面进攻的部队。”

        “王副司令员，这个办法好是好，可你考虑过没有，即便把所有带轮子的车辆都集中起来，也运不了那么多部队呀。”有人提出疑问。

        王近山扳起手指：“这个我已经计算过了。目前能够集中的卡车有一百多辆，如果以多装战斗人员、多载枪弹为原则，一次运一个团不成问题。”

        “那么，其他团呢？”

        “你莫急嘛。一次载着一个团跑五六百里，把部队放下徒步前进，汽车返回再接第二个团。这样用不了几个来回，部队就全都被运到了川东，既不影响作战，又加快了速度。”

        “嘿！老王，你这个歇人不歇马的运兵方案真不错呀！”

        王近山眯起眼睛笑了：“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也算是咱土八路的机械化吧。”

        陈锡联拍板了：“咱可不能小看了这种机械化，有了它，咱们就能打更大的胜仗！”

        十一月一日，第三兵团拉开架势，在国民党军严密设防的湘西渔阳关打了一仗。仗正打得轰轰烈烈，兵团主力突然偃旗息鼓，不知去向。几天后，闪过对手拳头的第五兵团，已经摸到了敌人的腋窝下，悄悄攥紧了自己的拳头。

        十一月六日，陈锡联下令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向宋希濂部署的一线防御发起攻击。

        战至八日，右路进攻的第五十军和第四十二军，在曾泽生、吴瑞林的率领下，迅速攻占建始、恩施等战略要点后，继续向咸丰挺进；左路进攻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在曾绍山、王近山的率领下，解放来凤、秀山，直奔黔江、酉阳，与右路军形成南北钳击之势。

        直到这时，被打蒙了头的宋希濂才醒过盹来，清点一下人马，已经损失了两个军，剩下的部队也眼看着要遭共军包围。他急忙下令西撤，企图退至黔江、两河口、龚滩、彭水地区组织防御。

        黔江是川鄂交界的一个县城，城西一条公路连接彭水、武隆，直通重庆，是从东部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同时，黔江与两河口、龚滩、彭水呈菱形分处于乌江、郁江和唐岩河的汇合处，既形成乌江天险的天然隘口，又构成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素有“川湘咽喉”之称。宋希濂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把部队收拢起来，准备在此构筑第二道防线。万一这里也守不住，他还可以退至乌江以西，凭借乌江天险和陡峭的白马山顽抗。

        然而，当宋希濂退到黔江，刚刚坐下来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时，突然得到电话报告：“共军追上来了，已经到了距黔江只有二三公里的唐岩河边，正准备渡河。”

        电话还未放下，第五十四师师长董惠便一身泥水地跑了进来：“总座！我的五十四师完了，全完了呀！”

        “怎么回事？！”宋希濂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第五十四师刚刚撤到唐岩河边，就被一声“共军来了”的惨叫惊炸了窝。一时间，乱了建制的部队像受惊的羊群东奔西逃，争相抢渡唐岩河。无奈人拥马挤，临时搭起的浮桥不堪重负轰然垮塌，桥上的人马全部落入河底，来不及上桥的也被追上来的解放军全部俘虏。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宋希濂顿时手足无措，更无心研究什么行动计划，当即便与钟彬同乘一辆吉普车逃离黔江，到达彭水，组织部队向乌江西岸撤去。“烧！绝不给共军留下一粒粮食、一块木板！”宋希濂向各级军官下达了抢光烧光的命令。

        霎时间，彭水一带火光冲天……

        3

        又看到梦魂萦绕的巴山蜀水了！蒋介石坐在“中美”号专机上，透过舷窗，从高空俯瞰着大西南——他曾经铸就过辉煌的土地，心头陡然升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慨叹和悲壮。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浩瀚的长江自万县劈开巫山，形成西起奉节、东到宜昌，长达二百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十分险要；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接壤；南面有云贵高原，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毗邻。总面积约有二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七千多万。这里资源雄厚，物产丰富。特别是四川盆地，自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历代驻兵、囤粮的重要基地。

        就军事攻防据守而言，西南地区也以易守难攻而著称。从位于中心的四川盆地向外望去，四周都是崇山峻岭。纵横交错的各大山脉四方延伸，使得这一地区绝崖密布，峡谷幽深。通往外界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小道便从这千山万壑中攀岩越岭，崎岖蜿蜒，故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句。在这一地区，莫说大部队，就连贩货运盐的马帮也绝少出入。如此天然造就的险峻地形，自然成了西南防守“固若金汤”的重要原因。

        当年，蒋介石看中这一点，从南京、武汉一直退到重庆，创造了“守土抗战”的奇迹。

        时至今日，蒋介石又把目光放在这里，希冀再度创造辉煌。

        十个月前，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之际，曾经制定了一个“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据江而守”的全盘军事部署。他准备以台湾为最后退路，以西南为“反共基地”，先同共产党分治南北，而后求得东山再起。然而短短的几个月过后，蒋介石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随着解放军突破江防大举南下，东南地区相继失守，华南的广州又被占领，国民党在大陆只剩下西南一隅可借以残喘了。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东南战场和华南战场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被歼灭，蒋介石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王牌”了。面对解放军发起的凌厉攻势，散布在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不足百万的国军，惶惶然仅存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而一支丧失了主动权的军队，离全军覆没已经没有几步路了。蒋介石深知，目前挽救败局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残余的军队组织起来，实施“割据西南”的战略，把云贵川康变成“反共复国”的基地。于是，他把失败的苦涩深埋心底，强打精神，四处奔波，又一次来到了当年的“陪都”，也就是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

        蒋介石记得，上一次到重庆是八月二十七日。那时国民政府还在广州，重庆的气氛也相对比较平静。从机场出来，他看到的仍是一片“欢迎”的景象，张群率领西南军政要员前呼后拥，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直趋下榻处的山洞林园。一路上，“欢迎”的人群摇着小旗呼喊口号：“欢迎蒋总裁莅临西南主持军政大计！”“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那场面虽远比不上抗战胜利大游行时来得热烈，但也使蒋介石感到一种难得的慰藉。

        在当天举行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慷慨陈词：“今日之重庆，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再度担负起艰苦无比而又无上光荣之历史使命。希我全体将士全川同胞振作抗战精神，为完成民族革命大业而努力。须要认清，目前时局已然稳住，正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共产党野心极大而实力不足，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不进攻大西南，他们不甘心，认为是功亏一篑；而进攻大西南势必陷入泥潭。摆在各位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咬定牙关，抵住第一个回合的冲击，抵住就是胜利。抵住半年——不，只消抵住三个月，形成相持局面，国际形势就要发生变化。到那时，我国军从东南、中南乃至越缅边境实行大反攻，你们则从大西南反攻过去，那便到了最后胜利的时刻！”

        蒋介石不知道，就在他发表讲话的当晚，他为实现“保卫大西南”战略而倚重的两位干将——胡宗南和宋希濂，却背着他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他们从国民党的腐败导致时局逆转，士气低落，形势危急，一直谈到出路何在。

        两人认为，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但根据目前国际形势，短时期内绝无可能。而共产党的进攻是刻不容缓的。国民党现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整个大陆终将不保。最乐观地估计，只能保有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一些沿海岛屿。

        宋希濂忧心忡忡：“宗南兄，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仁兄以为我们的力量能否与其决战？假若不能，你以为我们该怎么办呢？”

        “决战个屁！”胡宗南愤愤地说，“这次总裁来，我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还谈什么决战？！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军加起来不足九十万人；而解放军正规部队就有四百万，加上地方兵团和民兵组织，绝对超过一千万人。力量如此悬殊，更谈不上什么决战！”

        宋希濂原本是投石问路，见胡宗南谈得如此投机，便和盘端出胸中的腹案：“胡兄所言极是！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不能硬拼，不能决战，但仍然可以保存实力，以待反攻。办法就是将你我的四五十万人马拉到滇西，背靠缅甸。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军驻扎滇西三年，对当地的地理、民情、物产相当熟悉。这样，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退到缅甸。到那时，我想美国一定会接济我们，长期坚持当无问题。”

        胡宗南一听，兴奋地拍着宋希濂的肩膀：“他妈的老宋，你这个计划好极了！”

        的确，对于处在极端劣势的国民党来说，退守滇缅边境不失为上策。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滇西南地处边陲，山高路险，很难展开大兵团作战。一旦胡、宋主力退往滇缅边境，必将后患无穷。而四川盆地则是一块绝死之地，自古兵家也认为“成都非坐守之地”。因此，最理想的莫过于将国民党主力围歼于此。毛泽东早已摸准了对手的脾气，蒋介石指挥作战一向小气得很，最容不得失地丢城。四川是西南的重心，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弃。那么，毛泽东也就不急于在四川与蒋介石决战，而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待到把整个西南收入囊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几十万人马便插翅也难逃脱了。

        果然，当胡宗南、宋希濂相约谒见蒋介石，面陈他们精心炮制的作战方案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蒋介石的严词训斥：“你们不要和我说这个！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四川这方土地坚持下来的。现在我们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完整的海空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完整的海空军却亡国的。如果我们放弃四川，就等于放弃大陆，国民政府就将在国际上完全失去地位！”蒋介石越说越气，“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士气低落，首先是你们这些高级将领畏敌畏战、意志动摇。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不要说我们还有大西南，就算最后剩下一块插旗杆的地方，大陆也终将是我们的！”

        胡、宋二人不死心，又去鼓动罗广文、何绍周等人联名上书，坚请总裁坐镇重庆，亲自指挥西南决战。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亲自感受一下，到时候就会改变主意的。没想到，这个主意又遭到蒋介石的一口回绝：“我不在这里，你们才会坚定，才不至于推卸责任！”

        从山洞林园出来，宋希濂仰天长叹：“这几十万人马，眼看就要葬于四川了！”

        胡宗南愤懑满腔：“总裁要我们杀身成仁，我们就在这块绝死之地同归于尽吧！”

        二人悲壮地握了握手，怀着阴郁的心情各奔东西。

        宋希濂驱车前往白市峄，准备搭乘飞机返回川东前线。

        坐在汽车里，宋希濂愈发感到孤独和沮丧。回想淮海战役时，他曾向蒋介石献了上中下三策，蒋介石偏取了下策，结果招致没顶的惨败。现在困守西南，他又向蒋介石献了一条上策，又被蒋介石拒绝。瞻望前程，他唯有对天浩叹……

        一路上，“欢迎”蒋介石抵渝的大幅标语仍悬挂在街道两旁。宋希濂望着这些随风飘荡的白布标语，怎么看怎么觉得像是出殡时悬挂的白幡孝幛。他不忍再看下去，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宋希濂的这一切心理活动，蒋介石并不知道。奇怪的是，时隔不久，当他再一次来到重庆，却有了和宋希濂同样的感觉。

        这一次，他是在西南行政长官张群的多封电报乞求之下，才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台北飞抵重庆的。

        此时的山城，已是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了。自从十一月一日第二野战军在湘鄂边界向川黔两省东部突然发起进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南线的第五兵团已经攻取了黔东的铜仁、镇远、贵定等县，并兵临贵阳城下；北线的第三兵团解放了鄂西的来凤、咸丰及四川的秀山、酉阳、黔江、龚滩等地区，在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方向，将他精心构筑的“西南防线”拦腰斩断。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弄清共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他被这种迟迟没有弄清的真相震惊了，惊得几乎乱了方寸！

        下了飞机，他无心接受记者的采访，立刻钻进汽车。

        汽车驶进市区，街上也有“欢迎”的标语，也有“欢迎”的人群，他却再也找不到上次来重庆时的感觉，更不要说抗战胜利大游行时的感觉了。望着三三两两的人们举着小旗在瑟瑟的寒风里摇动，他觉得这简直不是什么欢迎，倒分明像是在送葬……

        果然，第二天举行的西南作战会议还未开场，报丧的电报先来了。“总裁……刚刚收到电报，贵阳于今晨失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捧着秘书送来的电报，哭丧着脸向蒋介石报告。

        半晌不语的蒋介石终于爆发了：“何绍周现在哪里？！……宋希濂呢？！宋希濂撤到哪里去了！……前方将领无能，畏敌如虎！党国的事业就败在这些饭桶的手里！”参加会议的人唯恐蒋介石把无名之火发到自己的头上，一个个垂着头，各自做痛苦状。

        “你们呢？！为什么不说话？！难道都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吗？！”蒋介石指着会议桌点了一圈，厉声吼道。

        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该说点什么了。大家七嘴八舌了一个多小时，会议终于达成一致：共军从湘、鄂边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断胡宗南入川之路，合围川内国军主力于成都平原。为此，蒋介石作出决定：急调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将第一军车运重庆；命宋希濂所部分别由达县、黔江地区西撤，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共军前进，掩护胡宗南撤退；同时，令孙震的第十六兵团由万县西撤，拱卫“京畿”重庆。

        当然，如此仓促应变临时抱住的佛脚，能让新一轮的“西南防线”支撑多久，蒋介石心里没有底。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西南能否守得住，能守多久，关键还在于他的将领们有没有作战的信心。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川鄂防线。宋希濂能否守住川东，对于稳定目前战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个捉摸不透又颇有心计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思谋再三，蒋介石决定亲自修书一封，派蒋经国前去慰问宋希濂。

        4

        在十五万分之一的战役形势图上，两个钳形的合围圈正在逐渐合拢。大的合围圈是二野第五兵团由东而北与第三兵团由东而南，两支巨大的红色箭头的会合点是重庆；小的合围圈是第三兵团岔乌江以西的钳形攻势，合围的区域是国民党宋希濂兵团据守的白马山地区。随着战役的飞速发展，地图上的红蓝两色箭头猛烈碰撞，蓝色箭头不断肢解破碎，红色的箭头雄赳赳地伸展蔓延。

        此刻，刘伯承、邓小平稳坐在指挥室里，注视着瞬息万变、捷报频传的地图，眼睛闪着熠熠的光芒。

        李达手拿一份电报，走进指挥室：“刚刚收到十一军的电报，他们已于今晨占领南川，正向重庆方向攻击前进。曾绍山报告，没有发现宋希濂及其指挥部。他们已令各师、团，严加盘查。”“这个宋希濂，溜得好快呀！”邓小平笑了一下，对刘、李二人说道，“按原定计划，本来是要先敲碎他的脑壳的，难道现在连腰也抱不上了？”

        “没得事哟。熬的时间长，炖的骨头烂。”刘伯承站起身，走到地图下，用红铅笔将小合围圈的钳口向前延伸了一点，一边以手代尺丈量，一边幽默地说道，“只要我们用大一些的锅，他这条鱼总会烂在锅里嘛！”

        “也好。”邓小平表示赞同，“那我们就支起锅，架起火，慢慢地熬这条半死不活的鱼，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放重庆上。”

        “对头。”刘伯承手指地图，“目前，第十一军已经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进击。敌罗广文主力已被我十二、四十七军压迫于南川以北的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而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被我们看管起来。因此，现在是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的最好时机。”

        刘伯承的话音刚落，李达已经把新的作战命令草拟出来了。

        刘邓审阅，略加修改，命令便以急电的方式下达给部队。

        第十一、四十七军收到命令，迅速协力捕歼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及向重庆、木洞镇逃窜的罗广文兵团主力；并准备以第十一军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相机解放重庆。第十二军收到命令，立刻加快了向綦江前进，追歼敌陈春林第四十四军的步伐；并准备尔后直趋顺江场，横渡长江，迂回重庆。第五十军向涪陵疾进，准备渡江……

        恰在此时，刘邓收到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七日发来的电报。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电报是商量的口气，但“稍为迟缓”这四个字却似毛泽东下定的决心，因为他的理由很充分，这就是“蒋介石自己在重庆”。

        作战命令已经下达，各部队已经依令行动。难道野战军的判断和决心真的有什么偏误？

        刘邓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决心，审视着当前的战场态势。审视的结果——决心符合实际。

        问题重又归结到蒋介石能否像守上海那样死守重庆。

        刘伯承说：“我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一旦我五兵团控制泸州、松山一线，便截断了胡宗南兵团进入滇、缅的退路。这样，蒋介石势必放弃重庆，转而加强成都、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转进云南。我们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局势。”

        邓小平说：“另一方面，南川的罗广文兵团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将其拿下，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蒋介石也失去了死守的条件和意义。况且，我军在军事占领西南的同时，应着眼经营西南。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只有早日夺取重庆，不给蒋介石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才能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基于以上分析，刘邓当天给毛泽东回电，说明情况：

        蒋介石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长江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蒋可能改变其计划。我西路三个军至迟十二月十日达泸州、乌江江边，如我迅速控制泸州、松山之线，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康东之沿线。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注意或夺取重庆较为稳当。

        据说，毛泽东读完这封电报，立刻请来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仔细征询了总参谋部的意见后，连声说道：“小平、伯承有胆有识！他们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

        第二天，毛泽东回电——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致使敌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蒋军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于是，原定于十二月初解放重庆，经过几封电报往来，不但没有推迟，反而提前了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第二野战军下达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

        第三兵团接到命令后，陈锡联立即指挥第十一、十二和第四十七军等各路劲旅，在百余公里宽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山城重庆扑去。战役态势图上，数路兵锋直指重庆。一字排开的红色箭头中，跑在最前面的是十一军的三十一师。

        “这个杨国宇，杀回老家了，冲得比谁都快。”刘伯承指了一下地图，笑着对邓小平说。

        “心情可以理解。”邓小平也笑了，“当了那么多年的‘不管部长’，好不容易捞上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又是亲手解放家乡，他杨大人自然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

        杨国宇在进军西南时几次三番要求下部队带兵，除了想亲手解放家乡，也怕错过这个机会，从此没有仗打了。因此他一到十一军担任参谋长，便像足球场上多年的后卫一下子变成前锋，哪里的仗打得激烈他就往哪里冲。人们对杨国宇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每次作战都全力配合传中，让他一脚射门。

        这一次接到总攻命令后，十一军军长曾绍山又像足球队长一样，对杨国宇交代了“只有穷追，才是胜利”的八字方针，便派他率三十一师先行渡江，直插重庆。

        下午三时，杨国宇和三十一师副师长胡鹏飞率第九十一团抵达长江南岸，在南温泉一带打了一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打完仗他才从俘虏嘴里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天字第一号”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

        “乖乖！”杨国宇心中暗暗叫了一声，继续审问俘虏，“江对岸重庆的情况怎么样？”

        “长官。”俘虏一头雾水地回答，“我们昨晚才从汉中乘汽车赶来，任务是迟滞解放军西进。这不，刚过江来守南温泉，饭还没顾上吃，就当了俘虏。那边的情况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你要放老实点！”

        “长官，我若有半句假话，您把我毙了再丢进江里喂王八！”说话间，江对岸的九龙坡、王家坪燃起了冲天的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似乎把个山城重庆烧成了一座“火城”。

        “首长，快下命令吧！要是晚了，重庆就会变成第二个彭水啦！”干部战士纷纷拥向指挥所，向杨国宇、胡鹏飞请战。

        随着猛烈的爆炸声，浓重的烟雾已经漫过江来。此时此刻，语言已属多余，杨国宇和胡鹏飞只对视了一眼，便定下了渡江的决心。杨国宇对前来请战的九十一团团长陶怀德说：“半个月前彭水被焚的惨景你已经看到了。现在，对岸的敌人又在放火。我们绝不能让重庆变成第二个彭水，必须把山城完整地交给人民！”

        “陶团长，情急之中仓促渡江，困难很大呵！”副师长胡鹏飞进一步交代，“目前，我们只有三条小船。你一定要带突击排过江，把对岸的大船争取过来！要记住，时间决定着重庆的命运！”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打过江去！”陶怀德郑重地举手敬礼，转身向江岸跑去。

        “炮火准备，掩护突击排渡江！”杨国宇左手持着望远镜，高高举起的右手却迟迟没有落下。望远镜中，突击排的三条小船成“品”字形，冲破混浊的江水向对岸划去。对岸，除了浓烟烈火，没有任何动静。高昂的炮管，上膛的炮弹，仍在等待着命令。十分钟后，小船靠岸了。只见陶怀德率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直扑九龙坡。奇怪的是，他们依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更令人不解和心焦。

        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从对岸传来。杨国宇的心一下子缩紧了！突击排已经深入居民区，炮是不能打了。怎么办？！正当他和胡鹏飞紧急研究对策时，身边的战士们却欢呼跳跃起来。杨国宇抬眼望去，只见十余艘大木船向南岸划来。

        船一靠岸，杨国宇和胡鹏飞立刻迎了上去，同声向老船工问道：“老大爷，对岸为什么打枪？”

        船工捋着胡子，嘿嘿一笑：“哪里是打枪哟，是咱老百姓放鞭炮欢迎你们哩！”

        “那么城里的敌人呢？”

        “除了留下一部分搞破坏，其他的全撤走了。”

        “蒋介石呢？”

        “老蒋？早坐飞机跑了！”

        杨国宇略一思索，对胡鹏飞说：“敌人撤得这么快，肯定有大规模破坏城市的计划。我们必须尽快渡江，占领全城制高点——浮屠关，而后控制各重要目标，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就在杨国宇他们渡过长江，冲入市区，与敌残余部队激战的时候，配属第三兵团指挥的第四十七军也渡江而过，杀进城来。两路大军风驰电掣，穿插横扫，把顽抗的守敌阵地搅得如同汤浇的蚁穴、火燎的蜂房。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走在入城的队伍中，踩着铿锵的锣鼓点，听着雷动的欢声，望着热泪盈眶欢庆解放的家乡父老，杨国宇心中存着一个莫大的遗憾，遗憾自己没能亲手把蒋介石抓住。他抱怨自己追得太慢，也把这归结为蒋介石“那家伙跑得太快了”。

        若干年后，蒋经国在他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向世人透露了蒋家王朝仓皇逃离重庆的末日光景：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处渡江。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夜晚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马嘶人喊，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营。途中为车辆阻塞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上“中美”号专机夜宿。据说，当依复恩驾驶“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也是若干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用诗化的语言，描绘了父亲回到重庆，回到已然换了人间的故乡四川的历史一瞬：

        父亲又回到了四川。

        回到了重庆。

        回到了他的故乡。

        命运竟然安排得这样的巧。

        记得吗？二十九年前，在重庆江边的码头上，一个名叫邓希贤的十六岁少年，乘着一艘名叫“吉庆”号的客轮，顺着那奔流不息的长江之水，走出四川远洋跋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段旅程。

        有谁想象得到，二十九年后，这位邓希贤，已改名为邓小平。而这位邓小平，竟然是率领着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

        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又回到重庆，回到四川。命运将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二十九年间，画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圆圈。

        回到四川，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而若干年前，刘伯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蒋介石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如今，这位从川中走出的一代将帅，果然亲手拿下了蒋介石的“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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