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分兵众说纷纭，西安绥署拉网一无所获

        毛泽东同一个牧羊老汉蹲在塬上聊了一会儿，回到窑洞已是高朋满座。大家正哈哈笑着，在传递一包精装“薛仁贵牌”香烟。主席进来了，烟自然而然传到他手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彭老总犒劳大家的！”

        人们惊奇地发现，从不染指香烟的周恩来，今天破了例，也抽出一支“薛仁贵”，在手中颠来倒去地把玩着。

        接烟的工夫，毛泽东才看到彭德怀。他一手接烟，另一只手伸过去让彭德怀握：“老彭啊，打了胜仗怎么不吭不哈的？”

        这句话引起大家一阵兴趣，纷纷转身瞅彭德怀。

        彭老总蹲在刘少奇身后一个小土墩上，和任弼时小声讨论什么，听到喊声，仰起头，无声地咧开嘴。见毛泽东伸手过来，便起身握了握，边握边说：“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连连摆手：“这几天最辛苦的是你……”大家目光随着毛泽东转动。往往总是这样，只要毛泽东一出现，满屋子立刻就有了聚焦点。

        毛泽东他们昨天深夜赶到这里，只睡了半宿觉，但精神都很好，一大早就从炕上爬起来，各自忙开了。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我问过了，这里地名叫个什么‘羊圪垯子’……地图上找不着！”

        刘少奇笑吟吟地接上话茬：“这样好，胡宗南打不着主意啰。”他说着朝众人扫视一遍。

        这时，朱德从人后站起来，走到全体目光都注视着的毛泽东身边，说：“德怀是用心良苦，”他挥了下手，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地图，“此地也不宜久留。你们看嘛，胡宗南的‘王牌’整一军五个旅，现在正在调头向东，离我们……不足10公里哩！”

        朱老总任何时候都扎条宽皮带，军容严整。他一边说话一边在地图跟前踱步，像是刻意引导大家视线。最后，他干脆用一个手指在挂图的具体位置比划起来。“董钊是要会同延安东面的二十九军，合在一起来对付我们。意图嘛，很清楚，就是冲着延川、清涧、瓦窑堡而来。还是那个老问题，要找我军主力决战！可是，我军主力究竟在哪里呢？”朱德朝彭德怀会意地笑了笑，“胡宗南他这一辈子也别想搞明白喽！”

        中共中央军委临时碰头会，这就算开始了。毛泽东吸着烟，很有滋味。陕北地图，早被他看烂了，所以说话时并不影响对烟草的尽情陶醉。他说：“不用管他，他胡宗南大动，我们就大静；他跑累了，我们就打他一下。集中优势兵力，看准机会就干。我看，这个机会马上又要来啰。老彭啊，你千万莫错过哟！”说到这里，毛泽东顿了顿，走到刘少奇和朱德二人跟前，问：“打算几时动身？”

        3月29日晚，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作出决定，接下来中共中央将分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而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找个地方落脚，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

        刘少奇笑着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午后出发：“朱总司令希望出发之前再和大家会一次面，听听意见，特别是听听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听刘少奇这么说，点点头，弹去烟灰，若有所思：“去了华北，担子也不轻……”转而露出笑容：“要是我同恩来、弼时让胡宗南捉去了，大事就全靠你们喽……”

        这句话说得轻松，含义却丰富。当时，对于中央机关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争论很激烈。

        任弼时主张，党中央的安全就是战略全局，还是迁到晋西北或太行山区比较稳妥。

        刘少奇则以为，延安丢了，人心浮动，党中央再一拍屁股离开陕北，更不好办，“不过，中央机关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千万不能大意”。

        朱德说：“从军事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可以大大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压力。可是，蒋介石和胡宗南要是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会疯狂扑过来的……”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看来，我倒是一块肥肉，走到哪里都有苍蝇飞过来。让他们来好了！我相信，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我看安全是有保障的。”他说着说着心情沉重起来，“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党像是生了大病的孩子，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几天离开延安时，一位老房东听说我们要走，跑来问我：‘延河的水甜不甜？延安的小米香不香？’我无言以对……要走，你们走，恩来和我留在陕北，给我们一个班！”

        谁还好再说什么？最后，照例由周恩来打破僵局，提出一半对一半，五个人分成两路。

        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给了彭德怀莫大的鼓舞。这些天，他的心里既有兴奋也有几分警戒。青化砭首战告捷，在胡宗南鼻子底下打了个大胜仗，连日来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呼声，经验呀、成绩呀、军事思想呀……哪怕一个小战士，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可彭德怀一直皱着眉头：“这是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此话他在不同场合说了不下十次。他对敌我态势太清楚了，毛泽东所说的“机会”，事实上都在胡宗南手中攥着。至关重要的是，胡宗南当下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胡宗南在闭门思过。青化砭的损失，虽然在他是九牛一毛，但却让他章法大乱。共产党军队究竟用了什么障眼法，而做到用兵布阵滴水不漏呢？这个谜团非同小可！胡宗南盘腿坐在延安土炕上，早没心思阅读熊向晖为他找来的那些小说了。他越琢磨越奇怪，共产党军队主力数万之众，怎么能够在自己眼皮底下瞒天过海不见踪影呢？陕北山梁和山沟都那么光秃秃的，难道几万人马就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这一仗的确输得胡宗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按照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在陕北广播电台（原延安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中公布捷报的说法，它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快，前后短短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其二是干净彻底，李纪云所率几千人马，从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其三是双方伤亡为二十比一。因为有这三个特点，它“堪称模范战例”。而且，“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这是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的事实。

        三个特点，哪一个都是鞭子，抽得胡宗南吃不好睡不香。他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战况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一连数日，他就像笼子里的野兽，举手投足都碰着铁栅栏，心情倍感压抑。他总是在那幅占据一面高墙的地图跟前，愤怒地踱着方步。裴昌会、薛敏泉及董钊、刘戡这些人，都看在眼里，谁也不愿意多说话去招惹这只马蜂。

        只有熊向晖例外。他竟日日陪在胡宗南左右，句句都是体己话，让胡冷若冰霜的心中尚有一丝余温。

        胡宗南叹道：“平时一个比一个夸夸其谈……”

        言下之意熊向晖是明白的。熊向晖将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等一干人找来，并怂恿刘戡说话。刘跟胡一向私交不错，是“铁哥们儿”，因而说话也胆壮一些：“胡先生，光生气也没有用，拍桌打凳吓不死共产党军队。依兄弟之见，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共产党军队主力；只要知道他们队伍在哪儿，凭我们这么几十万大军，踏也把他踏个粉碎！”

        “废话，能找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还用你说吗？”胡宗南翻了翻白眼，小声嘟哝一句。

        这让董钊看着心里颇受用。他清清嗓门走到胡跟前，极有主意的样子说：“先生，大敌当前，清谈误国，不如切实做点儿事。据我部通信兵报告，在延安东北地区常有不明身份的电台活动。我看共产党军队主力没有走远。我们不妨来个死办法，把队伍排起来，并列前进，逢山过山、遇岭过岭，像梳子一样把山山岭岭梳它一遍，就是一条泥鳅也别想溜出去！”说完，董钊朝薛敏泉一瞥。

        薛急忙心领神会地凑上来，称这个办法好，并且进一步论证：“共产党军队兵少，所以总是集中起来一股一股地吃我零散旅团；国军兵多将广，为什么不用我所长克敌之短呢？”

        “下策！绝对的下策！”刘戡大不以为然，低头冷笑道，“要是这就叫作用兵，当年孙先生还要办什么黄埔？”此话一出，如同串糖葫芦似的刺伤了好几个人，连胡宗南也觉得有点过火。他嘘了口气，摇摇头低沉地说：“党国利益高于一切！都什么时候了，那些屁话就收起来吧！”

        胡宗南的态度使大家情绪缓和许多。沉默许久的裴昌会终于说话了：“在上策尚未出来之前，还是先将就用一用下策吧？总不能坐以待毙呀！再说，南京方面……”提起南京，参谋长盛文不失时机地向胡宗南报告，说中央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国内金陵、沪杭一带报馆通讯社计39家新闻机构，组成一个55人的记者团，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国防部有电报，要胡宗南安排接见。

        胡宗南一听，大为光火：“真是越忙越乱！谁让他们这时候来凑热闹？”但这件事几天前熊向晖已向他禀报过。秉承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旨意，胡是无论如何不能推拒的。何况，整个来访事宜都由国防部一手操办，利害得失，熊向晖陈述得一清二楚。那时候还没有青化砭这件不愉快的事，胡宗南答应得很干脆，不但答应下来，还偕同熊向晖对负责接待准备工作的王超凡面授机宜，要他物色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而且会演戏的湖南人，冒充被俘的共产党军队旅长。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眼下，李纪云被俘，共产党军队主力仍找不着，胡宗南哪有心思跟记者周旋呢？

        “可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国防部有令，司徒雷登先生还派来特使，恐怕不大好办……”盛文平静地提醒胡宗南。

        这个难题不大不小，胡宗南使劲挠挠头，骂了句浙江脏话，说：“好吧，明天下午我们专门开个会，这件事，再议！”他说着，极不耐烦地挥挥手，像是决意要挥去那份不愉快，而使话题重新回到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上来。

        万般无奈的胡宗南只好同意采用“下策”。从3月27日起，以刘戡、董钊两个整编军九个旅的兵力，分两路由延安、姚店子向清涧方向前进，进行所谓大扫荡。数万之众，排满陕北的山山岭岭，并列前进。这样来来回回拉大网似的整整走了八天，也没碰上解放军主力，倒把队伍拖成一摊稀泥。官兵们风餐露宿，疲惫不堪，加之粮食又不能及时补给，士兵体质普遍下降，自然，纪律也就更加松弛。每到一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胡匪”。

        又一个凉风飕飕的傍晚来临，整二十七师五十三旅刚转过一个土塬，忽然传来一阵排子枪响。一查问，才知有十几个士兵想开小差，团长派人追索不及，就动起武来，一梭子弹扫射过去，11个兵当场打死9个。另外两个极聪明，趁机朝地上一趴。派去的班长“验尸”时，朝他们屁股上踢了几脚，明知有两个没死，却说：“死了倒好，穿这身黄皮，不死活受罪。”然后，敷衍塞责地回去交了差。

        过了三四个钟头，天渐渐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呼呼叫。一个装死的士兵抬起头，听听周围没有动静，知道队伍已经走远了，便慢慢从地上活动活动身子爬起来。刚要站立，忽听对面有人轻声喝问：“谁？”这兵吓了一跳，“你、你是谁？”

        “兄弟别怕，你也是刚才逃跑的吧？”

        “嗨，可不就是！”这兵好欢喜。

        两个人立刻摸到对方的怀抱。这兵告诉难友，自己叫李云康，是三连二等兵。对方自我介绍姓王，叫王小六，是六连上士班长。王小六和李云康庆幸彼此有了伴，两人都哭了，于是各自通报入伍年限和祖籍。一个当了五年多兵，一个还不到半年；一个是关中人士，一个家在河东。说着话，他们沿河谷往前摸。这时，他们俨然已是生死之交，好像这辈子谁也离不开谁。约摸走了半个钟头，忽听路边仿佛有人重重地叹息。两人一惊，立刻趴到地上，瞪大眼睛搜索半天，才发现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一星烟火在一闪一闪……

        

胡宗南长记性长出破绽，彭德怀捉战机捉住马脚

        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的二连五班，这天宿营在一个姓刘的老乡家的窑洞里。刘家养了三个门板似的儿子。老大叫大狗，老二叫二狗，老三叫三狗。三年前，三个“狗子”全都当兵出了远门，一去杳无音信。剩下老汉刘百顺两口子，身边带个未成年的闺女，守一群羊过日子。

        此地离蟠龙不远。不打仗时，乡亲们要办点油盐酱醋什么的，就去蟠龙。那里有几家店铺，交通便利。后来，蟠龙驻了国民党军，纪律很坏，老百姓再去时，动不动就得搜身挨打。尤其是女娃娃，让国民党兵撞上就胡来，轻者调戏调戏，重者拖上炕……刘百顺的闺女才14岁多点儿，生得又不起眼，以为没事，便不作防备。那天，刘老汉父女俩来到蟠龙，是想打听当兵的三个“狗子”有没有下落。结果，人家一问三不知。临了，那些兵们放老汉走，却留下闺女，说是要女娃娃帮他们烧水做饭什么的，还付工钱。谁知这一留再无消息。刘老汉去探过几次，那些官们、兵们全都斜着眼睛跟他打哈哈，没有一句正经话。

        刘百顺的老伴急疯了，不久后，从崖上跌下来，尸首过两天才叫人发现。刘百顺一万个后悔，心灰意冷，窑都快塌了，也不管，傻子似的日夜在野地里游走。这可就委屈了窑洞边土坷垃圈住的那群羊，一只一只精瘦如狼，饿得咩咩叫。五班战士让刘百顺硬拉到窑里住下了。老汉有老汉的道理，他的三个“狗子”当的是国民党兵，说是有“邪气”盈门。老汉要解放军上门帮他“冲冲晦气”。排长对五班长吕玉山说：“这是个特殊任务，要想法给老汉送点温暖……”

        刚打过青化砭，大家心头都有股喜气。战士们凑一起嘴上离不开两个数字：我军以265人伤亡消灭敌人2900余人。“这就叫‘牛刀杀鸡’的战术呗，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嘿，宰头驴的工夫，完事了！胡宗南还吹他妈的牛，说咱们‘不堪一击’，他才是个不堪一击的蠢蛋哩！彭总说了，让咱休息两天，把敌人往这边调一调，照青化砭的样子再打他一两仗……”不管彭德怀有没有这样说过，反正战士们中间传得有声有色，那种自豪感和信任感以及怦怦跳着的热情劲儿，伸手就能摸得着。有战士还编了顺口溜：“胡宗南，真叫笨，钻进彭总‘口袋阵’；数千官兵当俘虏，气得老蒋丢了魂。”

        五班长吕玉山不善言谈。这晚临睡觉时他把全班集合起来说：“瞧这仗说打又得打了，趁这两天天气不错，又在休整，咱给老刘头收拾收拾窑洞吧！”说干就干，第二天大清早，五班九个战士一一分了工，刷尘的、抹墙的、牧羊的，还抽出两个小组的“兵力”，在原窑洞旁边给刘百顺老汉另打一孔新窑……全班像蹲下来过日子一样忙乎开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到晌午整个山村都传遍了，许多乡亲都赶来帮忙。说：“这是看解放军的面子！要是看他三个儿子都当国民党这点，就不帮他。”

        来帮忙的老乡手里都不空着，最不济也拎几个窝头，那是带给五班的慰问品。部队刚住下那些日子，见天都有一拨一拨群众赶来慰问，差不多倾其所有，牵羊抱鸡、挎着鸡蛋筐，还有鞋垫、棉布什么的。战士们怎么推辞也不管用，陕北老乡倔得很，送来就得收下，要谁家不要谁家，谁家拿得多谁家拿得少，都要比着。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咱们队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我知道，可我们老百姓也不是白给了你们，你们来了，老百姓种地打粮食，羊啊鸡啊啥都有了。你们不收下，国民党来了，全都抢了去，我们又不情愿”。有的人拉来拉去眼泪都拉出来了。

        这几天，部队像是过年一样，哪个炊事班都有一点儿荤菜。中午，五连把帮助刘百顺打窑的乡亲们都留下，炊事班多熬一锅汤，军民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吃饭时，吕玉山四处找不见刘百顺。直到天黑，还是不见老汉人影。忙活一天，新窑挖成了，吕玉山带着全班战士守在充满新鲜黄土气息的窑洞里，眼巴巴地等主人回来。

        “班长，老汉八成去了蟠龙。昨晚他还念叨来着，说是要去找他三个‘狗子’，要亲手拈耳朵把他们拉回来。又说村人得信，有他闺女消息……”放了一天羊的李柱不紧不慢地说。大家也七嘴八舌发表看法，有人支持李柱，也有人反驳李柱，说老汉见天挂在嘴上的话信不得。这时，排长来了，没进门就喊“吕玉山、吕玉山”，吕玉山班长应声出门。战士们一起窝到窑口，隔着木格子伸长耳朵听排长跟班长说话。

        排长告诉吕玉山，连部让他去一趟。吕玉山不解地问：“咋回事儿？”排长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战士们听到这里，憋不住一齐冲出窑洞，围着排长打听，是不是要打蟠龙？自打部队从青化砭撤下来转到此地隐蔽，战士们不知在哪里得到消息，都以为下一仗是打蟠龙。排长见大家问得急切，诡秘地一笑：“打蟠龙？谁说的？”说完，摇摇头，扬长而去。

        夜已很深，五班战士谁也睡不着。大家趴在炕上越琢磨越离谱。有的说，是不是上级首长派老刘头到蟠龙帮咱们侦察敌情去了？也有的说，打下蟠龙一定要帮老刘头找回闺女。还有人说，胡宗南这回怕是长记性了，蟠龙肯定不好打。最后，话题聊到彭德怀身上。李柱瓮声瓮气地问大家：“你们猜猜，彭老总这会儿睡没睡？在忙乎个啥？”一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没人想到，彭德怀正对着毛泽东刚发来的一封电报生闷气哩！

        这阵子，胡宗南的确在“长记性”，西安绥署对整三十一旅败绩的“得失检讨”已修改了好几稿，什么“兵力单薄”“疏于搜索警戒”“未走山地而用川道”“遇到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等。于是，胡开始津津乐道于大兵团行动，用“方形战术”搞宽正面集团式“滚筒”前进，八九个旅团黏在一起，数路并驱，同行同宿，鸡犬之声相闻。这样，既利于耙梳共产党军队主力，又不至于被共产党军队各个击破。殊不知，他的鼻子完全牵在彭德怀手中。彭德怀一直用小部队在敌兵团前后左右不断袭扰，而主力却隐蔽在距蟠龙据点几公里远的那条无名山沟养精蓄锐。这地方最危险也最安全，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他每天挂在嘴边的“共产党军队主力”恰恰被他自己护在怀里！

        毛泽东的电报让彭德怀和习仲勋犯了难。电报从总结青化砭战斗经验出发，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生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可是敌人已经改变了战术，老皇历还管用吗？彭德怀说：“人家现在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内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10个旅1个方阵，纵横三四十里，再搞三面伏击，没有可能嘛！”

        但这是主席提出来的，怎么回复呢？

        “主席又怎样？主席的意图是希望我们野战兵团寻找战机，继续歼敌！”彭德怀冷着脸，“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沉着冷静，耐心长期地疲困敌人，迫其分散，寻找弱点而歼之！”

        你滚你的筒，我推我的磨，彭德怀就这样一连数日盘腿坐在土炕上，对着一幅破旧的陕北地图，静观云聚云散。他像个高超的魔术师，而胡宗南几十万兵马犹如一桶“稀汤”。他总是不停地搅动，让胡宗南不由自主地翻腾，然后他便捉住“马脚”。

        几天下来，武装游行了200多公里的胡军，已是人困马乏，再没力气穷折腾了。胡宗南只好下令整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子长县），七十六师守延川、清涧，其余大批主力则统统往南撤。

        彭德怀灵机一动，立即让一、二纵队在永坪镇抓住敌人二十九军尾巴狠狠敲它一下。结果，敌人一痛，马上掉屁股北上。同时，驻守瓦窑堡的整一三五旅也赶紧南下策应。

        国民党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确定放弃他的“深沟高垒”时，心里多少也有点儿犯嘀咕。但军令如山，胡宗南发了话，谁敢说半个“不”字？麦宗禹只好乖乖地将瓦窑堡守备任务，交给整二十四旅七十二团，而将自己的一三五旅拉出来，经羊马河，跟“强大”的整二十九军“约会”去了。为了心理平衡，他给自己找个理由：据说，联系上整二十九军，一三五旅便可由兵站补给到足够粮食和装备。

        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胡宗南的破绽不过一瞬间的事。

        彭德怀按照侦察兵的情报，在图上将几个标号轻轻勾画出来，不觉眼前一亮：南边是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的9个旅，北边只有麦宗禹的1个一三五旅，“9”和“1”遥相伸手，彼此接应之际，不正可以来一出“虎口拔牙”吗？彭德怀满怀信心地盯上麦宗禹。

        此刻，胡宗南却还在那里得意，自从一、二纵队在永坪镇给他整二十九军尾巴扎了一刀之后，他反倒觉得如释重负了！虽然，挨打的整十二旅损失600多人，可毕竟抓住了共产党军队主力！胡宗南断定共产党军队主力已转移到靠近永坪的李家川、牡丹川地区，他咬牙切齿地决定，要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他下令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而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目的，就是想用10个旅的兵力将共产党军队主力包起来一锅煮，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创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捷”。

        4月13日，正当麦宗禹召集他的第四〇四团团长成曜煌、四〇五团团长陈简和参谋主任朱祖舒等人研究第二天行军部署时，瓦窑堡西南桑树坪的一孔小窑洞里，也挤满彭德怀手下那群满身灰土的战友。他们都是各纵、各旅首长，这天天不亮便从部队赶来参加彭德怀的紧急会议。窑洞实在简陋，门窗都给胡军前几天拆去做了工事，门上只好挂起一片草帘子遮风挡雨。屋角的木床刚支起不久，是彭德怀晚上打呼噜的地方。简单的被褥和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几个粗瓷大碗，不够每人一个；床边几条破旧的木凳，也不够每人一条。于是碗里的清水谁喝谁取，床下的木凳谁坐谁端，不喝水也不坐凳子的人，往墙角一蹲，便掏出小本子。彭德怀握着一根树枝，只用10分钟就淋漓酣畅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以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一纵在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吸引、阻击敌人主力9个旅。

        这一仗关键在哪里呢？当然是看能不能把董钊、刘戡9个旅堵住。大家放机关枪似的讨论开了。彭德怀静静听着。话都说完了，他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抓一三五旅并不难，难的是拖住敌人主力！一是决不能让他们同一三五旅会合，二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打不了一三五旅，我们还会腹背受敌。这个战役思想一定给部队讲清楚。”他沉吟片刻，把张宗逊叫到旁边，“你能把敌人9个旅堵上半天，我就赢了！”张宗逊皱皱眉头，想了想，咬着牙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决心是定下了，但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与编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张宗逊和廖汉生心里沉甸甸地扒拉一下，决定：以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整一军吸引向西；以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整二十九军。有了这个保证，彭德怀便信心百倍地给教导旅、新四旅和第二纵队下达任务，命令他们分东、西两面在羊马河地区设伏，往死里收拾麦宗禹。

        交代完任务，彭德怀照例跟旅团长们握握手。握到张宗逊和廖汉生时，他叹了口气：“……难为你们了！枪还是这个枪，炮还是这个炮，野司什么也给不了你们，可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从现在起，每天只让敌人前进5到10里！”

        张、廖二人都说请老总放心，一纵什么硬仗都打过，这次就是拼光了也得把敌人九个旅顶住……

        彭德怀重新用力握了握两人的手，说：“你们先回去，等我给主席和军委的作战报告草拟好了，去一纵看看部队！”

        张宗逊和廖汉生交换一下目光，高兴地说好。当即决定，让彭总去看看王尚荣的独一旅。这时，恰巧王尚荣过来了。听说彭总要去看部队，王尚荣特别兴奋，急忙给彭德怀敬了个礼，说：“老总，就是嘴啃牙咬，我们也把敌人拖住，让胡宗南那小子哭天抹泪去吧！”

        

真豪杰以一当九掩护羊马河，假旅长九九归一冒充共产党

        这是个月色撩人的美妙夜晚。胡宗南坐在西安东仓门私人官邸窗前，铺开雪白的信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醉人的春风不带一丝硝烟，吹拂着这位52岁男子新浴的头发。不远处时断时续飘来一首缠缠绵绵的曲子，是谁家留声机发出来的。可以想象那歌声不知从哪一扇没有关严的窗户向外泄漏，歌声中夹杂着放肆的笑闹和浅浅的哀告，接着是呓语般呢喃，轻浪一般的风荡漾着，歌声藕断丝连、如泣如诉……

        胡宗南做了个深呼吸，手中狼毫在砚台上辗转反侧。终于，他在信笺上写下“霞翟吾爱”四个字。他突然鲜明地感觉到自己开始厌倦了“单身贵族”生活，决心跟戴雨农给他留下的叶霞翟结婚，而且趁热打铁，喜期就定在一个月后。

        胡宗南给叶霞翟的情书还附带着一件绝密公务。那是他几个月来酝酿于胸的一桩心事，即计划将延安县更名为“宗南县”。日前，他曾授意陕西省参议院弄了一个提案。但他明白，这等“千古流芳”的事，没有上层内线人物鼎力相助，十之八九是要落空的。于是，胡宗南把它放在求婚议题上一并提出，希望即将成为夫人的叶霞翟出面找找军统老关系，搞点公关。即便没有功效，也使攻克延安这一成就，在老头子心中发挥到极致。

        信写完了，胡宗南仍了无倦意。这次专门从“前线”赶回西安，是参谋长盛文的安排。按照国防部和司徒雷登特使的电令，庞大的中外记者团几天内就要抵达，接待工作事关大局，他觉得有许多细节要亲自交代方可踏实。比方说王超凡找来的那个湖南籍戏子，都说万无一失，他叫去只问了几句话，就露出马脚。那人一口国民党腔调，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用说冒充共产党的旅长。胡宗南越想越生气，心里愤愤地骂道：“这群不中用的东西！”大概正因为如此，盛文在西安召集长官部处长以上的人开紧急会议，专题部署记者团的接待事宜，胡才下决心丢开手头一大堆军务，亲自赶来过问一下。

        其实，胡宗南“过问”也只是象征性的。他除了喜形于色地向大家报告“共产党军队主力终于找到了”，便是盛气凌人地宣布：“为了诸位的利益，也为了党国的声望，此次接待新闻界人士务必慎重准备，有信口雌黄泄露军情者，军法论处”！此外，再也无话可说。至于记者团来了，是先参观延安还是先在西安活动，是分散考察还是集中统一行动等，一应具体细节安排全都交给秘书处长赵龙文去操办。赵被称作胡宗南的“智囊团”团长。在胡的身边，与熊向晖一样受到器重。他竭力主张把记者们拉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样做更有利，“第一，记者们到了延安，本身就说明共匪老巢已在我手中；第二，眼下延安是两军交战的前方，在那里编点情报比在西安要便利得多，不用担心会露出破绽……”

        正在西安家中小住的整二十七军军长周冕，也参加了盛文的这个会。此时，他气壮如牛地站起来，说：“既然中共首脑机关都给打垮了，扩大一点战绩算个啥？不要脱裤子放屁，多事！”姓周的这一炮放得大家灰心丧气。过了好一会儿，绥署第一处处长刘庆曾才慢悠悠地建议，搞一个“战绩陈列室”。顺着他的话把儿，新闻处处长王超凡也别出心裁，要求设立若干个“战俘管理处”。最后焦点落在钱上。因为仓促，刘庆曾和王超凡谁也说不出具体数目，商量老半天，还是赵龙文大包大揽表示实报实销，并当面让胡宗南点头，才算完事。

        西安会议不痛不痒地结束了，胡宗南立马打点回延安。这时，解放军各部队已全部占领指定的攻击阵地，神不知鬼不觉。不同的是，羊马河设伏的二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关闭了所有电台，阵地上悄无声息；而一纵三五八旅、独一旅，则大张旗鼓与敌接火射击。牡丹川、云山寺一线望不到边的黄土塬上，国民党军9个旅、计80000多兵马，在董钊统一指挥下，由东南朝西北，顺着山沟和沟渠，铺天盖地拥向一纵阵地。

        一场异常激烈的搏杀，在长达几十里的宽大正面上，大规模展开。霎时，雨点般的炮弹落到山顶一纵防御阵地，爆炸时所掀起的尘土，弥漫了整座山头。土坷垃被抛到半空，又高高地落下来，砸在战士们身上，噗噗作响，但大家谁也不动一下。纵队有令：节省子弹，近战歼敌。战士们死死盯住敌人。敌人蝗虫般地漫山遍野，密密麻麻，一步一步逼近前沿，300米、100米、50米……

        “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先后响起来。国民党部队阵脚顿时大乱，他们置身在半山腰，无遮无拦，子弹和手榴弹从高处往下倾泻，几无招架之势，敌人成片地倒下去，尸体在山坡上滚动着。侥幸活命的，哪敢再往上冲？个个抱头鼠窜。

        “主力”就得像个“主力”的样子，张宗逊战前一再给部队强调这一点。一纵队的根本任务，是要将敌人牢牢吸引住，让他们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共产党军队主力就在瓦、蟠大道以西。

        “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我军的作战意图！”张宗逊跟几个旅、团长们说，“你们都给我想想办法，把战士们发动起来，闭着眼睛放枪是不行的！”

        刚上任不久的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很会动脑子。战斗准备阶段，他把全团指战员都拉上去挖工事，不管一梯队、二梯队，也不管是炊事员还是养马的，统统出动，一个战士起码挖三个人的掩体，一个打，两个给敌人看，多多益善。任团长还精心设计了撤退路线、抵抗时间，规定每个阵地上打退敌人的次数。任务量化之后，他还特别讲究“度”。一个阵地抗久了，部队牺牲太大，不行；而抗的时间太短，又完不成任务。他说：“恰如其分是指挥员的本事！牵不住敌人不行，抗不住敌人也不行，这就得靠动脑子，掌握‘度’数，用巧劲，光靠拼消耗打胜仗，那有啥出息？！”

        牺牲是必要的。否则，敌人怎么会产生跟共产党军队主力交锋的错觉？张宗逊和廖汉生一开始就要求部队，拿出一副与敌人决战的架势，正儿八经同对方争夺山头，好像特别看重一寸一尺的得失。往往一个小山包，也要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似的折腾好几个来回，双方都付出很大代价，才肯放弃，转移到下一个新的阵地。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冲击，三番五次的代价，交替掩护、节节抗击，把敌人每天前进的尺度，紧紧控制在5到10里地的标准上，使得他们始终不能脱离蟠龙和瓦窑堡以西地区，因而羊马河地区才好从容下手。

        胡宗南被“共产党军队主力”的出现冲昏了头脑。从收到董钊第一份战报起，他便改善了胃口，有时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在胡看来，只要共产党军队敢于亮相，就决逃不脱自己的手掌。从西安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叮嘱董钊：“共产党军队主力既然找到了。就得抓住不放。如果再让他们从手心里溜掉，军法无情！”随即命令由青化砭北上的整一军五个旅、由蟠龙出动的整二十九军三个旅，向西猛推，同时也催逼瓦窑堡的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万勿延误”！这个如意算盘要真的敲响了，被认作“共产党军队主力”的一纵部队，恰好被围在中间，插翅难飞。

        率先发现“共产党军队主力”的董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几乎每隔两个钟头就要兴奋地向胡宗南报一次捷，一再表示要“一洗多日来的耻辱”，叮嘱胡宗南耐心静候佳音。与此同时，他还乘机在刘戡面前耍起威风来，将胡的“训示”原封不动地扔到刘戡头上，并且居心叵测地把“军法无情”四个字说得格外不中听。

        刘戡也不是省油的灯。此人说话常常流于油滑，见董钊得意忘形便回道：“放心吧老兄，鄙人姓刘，不姓‘溜’。”

        这句话暗含讥讽，却天衣无缝。董钊在既往作战中某些不光彩的细节，经这一戳，隐隐作痛。他再不好多说什么，只得亲临所属的五个旅前线，分外尽心地督战，努力不让小辫子给刘戡抓。

        此时此刻，胡宗南如何“耐心”得了！阅完董、刘二人的战报，他将熊向晖准备的那几本小说拾起来胡乱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又扔到一边。再拿起来翻几页，还是看不进去，再扔到一边，心头总有千万双小手在那里抓啊挠啊……

        熊向晖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除了给胡宗南送来几份精选出的绝密文件，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刘庆曾和王超凡连夜抓到2000多名老百姓，成立了个什么“爱国青年招待所”，并给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每人发顶毡帽，因为工作卓有成效，老百姓都很配合，所以让记者团参观“战俘”的问题不用发愁了。

        胡宗南还以为什么“好消息”，一听是这个，好心情打了折扣。但毕竟是件令人挠头的事有了点眉目，多少聊以自慰，便问熊：“那个‘共党旅长’怎么样了？”

        熊向晖告诉他说，还在那里背王超凡给他编的台词。

        胡宗南气咻咻地骂道：“王超凡真笨，弄那么个东西，软绵绵的像只老猫，哪像共产党的旅长！共党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

        熊向晖笑：“王超凡委屈得很，他说胡先生讲过，对共产党不要骂娘。”

        胡宗南急得涨红了脸：“不是要他骂共产党，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越像，越往上骂越像……好了好了，王超凡不行，还是你去搞一搞。”

        熊向晖拿着尚方宝剑去找王超凡，说：“老哥，你那个‘旅长’胡先生很不满意呀！关键是他不会往上骂，胡先生也不便说透……”

        王超凡吓得小眼珠直眨巴：“往上骂？那如何骂得！还能骂国民党、骂总裁？我王某人有几个吃饭的家伙！”

        熊向晖说：“你这就想岔了，人家是共产党旅长啊！不过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他特别重申，“你王处长同意，我才干。”

        王超凡无奈地表示只能如此。于是熊、王去找那个“旅长”，要他回忆回忆胡先生在西安的精神讲话，体会体会什么叫“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拿出戏台上看家本领，言行举止合乎共产党“旅长”的身份，尤其是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作蒋介石，骂蒋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话还没交代完，那“旅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长官饶命，这差事我干不了，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打死我也不敢！”

        王超凡气得一脚踢在“旅长”的屁股上：“老子叫你敢你就敢，好好听话，现在就按旅长的标准开伙食，做得漂亮，可以给你升官发财讨姨太太，要是不听话，把老子说出去……”他踱了两步冷冷地哼道：“就砍你的头！”

        熊向晖怕影响情绪，吩咐“旅长”装上假胡子，又叮嘱王超凡，尽可能安排他在光线暗一点的屋子里和记者见面。

        有熊向晖的这番导演，王超凡也大开其窍。他选了个聪明机灵的团副当大队长，把抓来的老百姓好好训了一通。原先这些老百姓都莫名其妙，以为被抓了壮丁，经过整整一下午的训导，才恍然大悟。

        那个团副大队长说：“大家不用怕，请大家来是完成一件特别任务。不久外边要来人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自己是解放军，被国军抓了俘虏。可不许胡扯，说错了就枪毙！”

        这些“俘虏”有的被指定为“三五八旅”的，有的定为“三五九旅”或是“教导旅”的。敌军队长关照得相当细致：“都给我记清楚了，你们的旅长是罗亚平，是在金盆湾被国军打死的。你们全旅已经被歼灭了，要是问起连、排长的名字，那就……随便诌一个吧！”

        “战俘营”当然不能少了女性，于是一些被抓来的妇女，强行剪成“耳刀毛”。还有一些国民党兵也奉命“委屈几天”，掺和到“俘虏”行列，以弥补人数不足。

        “人证”马马虎虎凑齐了，“物证”也要做得“跟真的一样”，要有大量缴获的共产党军队战利品，这台戏让刘庆曾和王超凡很费了一番周折。好说歹说，步兵武器有了着落，从驻甘泉的整十七师基库抽调，所有淘汰的“汉阳造”和“三八大盖”统统搬来抵充。轻、重机枪干脆就地取材，在延安警备部队摊派。因为都是装备武器，只好两头兼顾，白天把枪架到“战绩陈列室”的展柜上，晚上物归原主，送还部队。参展枪支还得贴上标签，注明缴获时间、地点。剩下的事情就由一批口齿伶俐的参谋人员来完成。他们的任务除背诵那篇彻头彻尾虚构出来的解说词外，还得准备即兴回答参观团成员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一切布置停当后，企盼已久的中外记者团终于如期而降。

        路过西安，盛文自然要接风把盏，尽地主之谊，并亲自陪送到延安。他还随身捎来了蒋介石给“解放”延安诸将领颁发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沾边的师、旅、团头头脑脑，不是三、四等云麾勋章，便是一、二、三等干城勋章。管他是真是假，有枚勋章总是喜事，人人都咧开大嘴乐开了花。

        授了这么多晃眼的勋章，又有一大堆现成的吹鼓手，千载难逢的机会，胡宗南当然不会错过。他几乎未假思索，即命盛文主持一个阅兵典礼。地点就选在延安机场。之后，在原来的边区政府礼堂搞一次新闻发布活动，详细讲讲占领延安的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而胡本人则以战事紧张为借口，置身事外，只答应安排适当时间，个别接见记者团领队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极为高贵的接见刚拉开序幕时，收音机里却突然蹦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华社陕北前线17日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一部，于14日10时至下午6时，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麦宗禹捶胸顿足遭活捉，王超凡驴唇马嘴吃耳光

        头一天黄昏时分，胡宗南在做些什么呢？

        记者们的来临和那一大堆金光晃眼的勋章，虽然是他早有所料的事，但真的面对仍有较强的冲击力。在与董钊、刘戡文电交驰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和希冀，并请他们转告前线诸位旅、团长，要记住总裁远在千里之外那双渴望的眼睛，努力作战，一举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这是胡宗南迫切心愿的焦点所在。他把自己单独关在无孔不入的记者们没法找到的某个地方，不许任何人（包括熊向晖在内）惊扰。光线幽暗的窑洞里，静得能听到绣花针落地。他就这样像只边的鹭鸶，饥肠辘辘地耐着性子，雾中观花、水底望月。

        前线总算传来一条令人欣慰的喜讯：苦战多时的两个整编军九个旅，终于在黄昏前攻占了“共产党军队主力”一线阵地！而“共产党军队主力”呢？是“全歼”还是“半歼”或者……恰在这些关键性字眼上，董、刘二人的战报中，清一色含糊其辞。

        胡宗南已习惯于这种疤瘌眼儿蒙瞎子的把戏，一看便懂得其中隐情衷曲。但是，他无法揣测到黄昏中两军前沿阵地，会发生一些怎样的枝梢末节。而这些他从来不闻不问，又想象不出的枝梢末节，却是至关紧要的一笔。

        在国民党军占领第一线阻击阵地后，张宗逊已从容指挥部队交替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此刻，敌我各占一道山梁，前沿相持，距离最近处，不过三两百米，借着黄昏的余光，双方架在掩体上的机枪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刚进入新阵地，且天色已晚，彼此都显得较谨慎，不敢贸然出击。于是，前沿出现短暂的寂静。

        突然，解放军阵地上有只小广播喊了起来：“国军弟兄们，我原是五十三旅一五七团一营三连上士班长，我叫李云康。我现在投奔解放军了！解放军队伍真好哇，官长和士兵像亲兄弟一样，官长从不打骂士兵，吃在一口锅里，穿的用的啥都一模一样……”

        国民党军阵地静极了！士兵们都把耳朵竖起来，唯恐漏掉一句听不全。只有几个官长在单调地叫骂：“听他妈胡扯！共产党军队全他妈是土匪，能跟国军比吗？当国军吃好的穿好的，月月关饷……”有的干脆在士兵面前走来走去施放噪音：“不许听！不许听！谁敢违令，枪毙！”叫着骂着，对面喊话结束了。

        又是一阵难耐的寂静，士兵们心里不知为什么，全都空落落的。晚风新月悄然兴起，月下余烬和硝烟与那些浑身脏兮兮的身体，一同沉入深重的迷蒙，思绪悠远，有多少心事无人可托……突然，对面解放军阵地上又响起另外一个声音：“弟兄们，我是一五七团七连的王小六。弟兄们，咱再也不能为蒋介石卖命啦！瞧那些当官的，谁把咱们当人看啊。他们玩婊子、抽大烟，喝兵血、吃兵肉，没一个是好东西。解放军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啊……”

        喊话的阵地是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五连的。李云康和王小六这两个国民党逃兵，现在已是五连战士了。不久前那个夜晚，他们侥幸死里逃生，在野地里遇到一个老汉，此人即是刘百顺。当时李、王二人想，前前后后不是国民党军就是解放军，撞到哪一拨都没有好果子吃，便双双跪在老汉跟前，苦苦哀求：“大爷，咱俩都是外乡人，此地人生地不熟，救救咱吧……”

        刘百顺老汉搀起两个后生，立刻想到自家的三个“狗子”，便说：“娃儿，过去咱走错了路，不说了。现如今，光明大道只有一条，投奔解放军！”

        李云康和王小六一听这话，腿直哆嗦：“大爷，使不得，要杀头的……”

        “谁说的？”刘百顺声音硬了，“解放军里边都是好娃娃，杀了你俩的头，老汉我赔上！”两个逃兵便犹犹豫豫跟刘百顺来到七一六团五连连部……

        李云康和王小六轮番喊阵，是他俩自己的主意。尤其李云康，是个老兵，自称团营以内朋友很多，许多排长、连长还都是他的同乡。而在第一轮交锋时，他又发现当面之敌恰巧还是他们连。他扯开嗓门喊着，整个沟谷静悄悄的，便觉得有千百双耳朵在默默倾听着自己的声音，于是，他越喊越带劲，嗓子都喊哑了。

        入夜，国民党军不甘寂寞，开始打炮。炮火之后，便是步兵冲击。新阵地上的初次交锋，双方都打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寸步难进，结果丢下一地尸体败退下去。接着又继续准备下一轮冲击，解放军也在抓紧整修工事，准备手榴弹和子弹。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国民党军丢在前沿的尸堆里，突然爬出五六个人，双手高高地横举着长枪，向解放军阵地上猛跑，边跑边喊：“李云康！李云康！”

        国民党军阵地上的官兵都惊呆了。有个当官的举枪射击，但距离太远，又在月光下，只是徒然地浪费了一梭子弹。五六个人被带到解放军掩体内，都是李云康的熟人，大家紧紧抱在一起。此后类似情况屡有发生，以至旅、团长们在给董钊的战报中不得不加上一句：“士兵每有临阵脱逃者，较以往更多……”可惜这些尖锐的文字，在董钊上报胡宗南时，一字不落地给勾去了。

        张宗逊的一纵与敌人九个旅难分难解打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忽听东北方向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透过望远镜，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都快活得要命。

        独一旅指挥部的位置比较高，看得也清楚，王尚荣举起望远镜就放不下。他一边看一边跟参谋长李书茂笑着说：“大炮响过，手榴弹都响了，大概敌人进到口袋底了！”

        李书茂说：“是啊，现在敌人比咱们还要听彭总的话，完全按照彭总的计划行动！”说完哈哈大笑。坐在电话机旁边的几个参谋也禁不住笑起来。笑声传遍了整个阵地，指战员们群情振奋，将一夜来的疲倦一扫而光，仗也越打越有滋味。

        胡宗南完全没有料到，彭德怀与他在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对阵，是“项庄舞剑”。在麦宗禹全旅覆没之前，他的心脏一直是随着董钊的战报跳动的。刚好，让他挠头的那帮记者，又在延安大闹天宫。参观“战绩陈列室”时，美联社记者当场就提出疑问：“你们不是宣传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还有这些刚刚出品的中正式步枪，共产党部队是怎么搞到手的？难道是你们赠送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如果不是缴获，有的枪炮上为何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

        这么一大堆问题，讲解员想都没敢想，一时瞠目结舌，只得请示胡宗南。

        胡宗南的脸色忽青忽紫地说：“这些美国人真是讨厌透顶，什么都要问……”但是，究竟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他没有说。他怎么说呢？对待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还能像跟部属那样，张口来横的吗？当然不能。令人讨厌的美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还以为中国的事情跟他们美国一样，什么都可以摆到桌面上去说。

        更伤脑筋的是记者采访“战俘营”。刘庆曾和王超凡精心设置了十个“战俘管理处”，却因人数不济，“战俘队”才勉强凑了五个。没有办法，只好轮番调用，结果大出洋相。记者们拍照时，今天这个点上拍的俘虏，与明天另一个点上拍到的俘虏，居然都是一伙人。一看照片上熟悉的面孔，两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士觉得不对头，遂开始发难。几个伪装“俘虏”经不住盘问，结结巴巴道出真相，而在场的王超凡想解释一下，又驴唇不对马嘴。胡宗南听了汇报肺都气炸了，破天荒地打了这位堂堂新闻处长一个耳光，并传令枪毙那个多嘴多舌的“战俘”。然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了手……

        那时的胡宗南，压根没去多想麦宗禹一三五旅，有何不妥之处。他相信自己对战局的把握与判断，更相信麦宗禹的忠实。整编第一三五旅前身是国民党第一三五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鄂西进出江陵、沙市一带，接受日军投降，曾一度执行蒋介石驱逐大洪山区人民地方武装的任务，归第六战区指挥，后编为十五军建制。1946年夏天，奉命追击八路军中原突围部队，追到陕南，就被胡宗南顺手牵羊收养过来，寄放在刘戡二十九军名下。前不久，旅长祝夏年因为腿部骨折，到西安住院去了，所以让麦宗禹暂时代任旅长。这个“代旅长”下一步命运如何，全凭胡长官发落。因而，麦宗禹上任后竭力表现出恭顺不二。

        4月14日清晨，整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部集合完毕，忠于职守的麦宗禹照例进行了一番热情“训示”。他决定采取战备行军的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〇五团为前卫，派出一个营为本队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信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〇四团及辎重营和卫生队，依次作为行军本队，由四〇四团派出两个连，分别担任右侧卫和后卫。

        队伍出发后，麦宗禹莫名其妙地老感到心慌。他问参谋主任朱祖舒：“以我们一个旅的兵力，万一碰上共产党军队主力，该能够抵挡一阵子吧？”

        朱祖舒不明其意，便随口答道：“共产党军队主力不就那么几万人吗？论装备，他们差远了！”

        这话多少让麦宗禹得到一丝安慰。埋头走了一阵，麦宗禹觉得还是不对劲，额头上直冒虚汗。朱祖舒问：“旅座，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麦宗禹一向心脏不太好。但是，此时麦可以肯定地断言，他的心脏并无异常。那可能就是近日太劳累的缘故吧！麦宗禹暗自思忖。连日来，麦为了加强瓦窑堡的防务，从早到晚忙于侦察地形、督促工事，还要对付共产党地方武装没日没夜的骚扰，几乎没睡过囫囵觉。

        9点多钟，一三五旅旅部行至三郎岔以北地区。猛然间，前方不远处枪炮声大作，队伍出现一阵慌乱，有人一惊一乍地喊：“共产党军队把咱们包围了！”

        接着，搜索部队送来确切报告：在大道东西两侧千米高地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双方处在尖锐对峙之中。麦宗禹一听头皮都发麻了，急问：“大部队？有多大？”报告情况的人说不出。麦宗禹吼道：“五分钟内给我侦察清楚！”

        五分钟在此刻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解放军教导旅和二纵队已经由东向西、新四旅由西向东呼啦一阵夹击过来。霎时，伏击战变成了运动攻击战，惊慌失措的一三五旅还没反应过来，已被分割成若干豆腐块，前后不到三分钟。大惊失色的麦宗禹回头对朱祖舒小声说：“来者不善啊，是以逸待劳……”

        “糟了，旅座，我们中了埋伏！现在只有拼死一战，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朱祖舒显得比麦宗禹清醒，也更沉着。他当即命令旅直和四〇四团登上西山半坡，千方百计控制制高点。但是，这一招为时已晚。爬到半山腰的麦宗禹，清清楚楚看到全旅都已进入了共产党军队的伏击圈，半个制高点也没占领，局势极为严重。他强制自己沉下来思考了一下，唯一念头便是：鱼死网破！

        麦宗禹传令：第四〇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东山，掩护旅主力向蟠龙攻击前进，待旅主力通过后，即迅速脱离战场，当本旅的后卫，跟着旅本队前进；第四〇四团用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西山，特别是控制各制高点，巩固和加强现有阵地；自己立足的西山半山坡上，就是旅指挥所。警卫、勤务分队全都围绕自己展开工作。通信连迅速架设电台，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系，报告情况；化学炮连立即选择阵地用炮，阻击共产党军队对四〇五团的冲击……可解放军部队势如破竹，能挡得住吗？担任主攻的教导旅一团三营，还没等敌人把炮架打开进行驻锄，就已冲到面前。看到熟悉的部属们在自己眼皮底下一一举起双手，麦宗禹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上午11点左右。羊马河以东所有阵地，全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兵只能拖着烧火棍般的长枪往河西溃逃。那边有个小高地，他们企图依托地形支撑一下。但没跑多远，新四旅从对面一个冲锋，将逃敌冲得七零八碎，紧接着便分割包围往河边压。敌人一看抱不成团，零零散散各处一地，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时间一秒秒过去，到下午4点钟左右，麦宗禹身边最后一块阵地——三郎岔西山，也被教导旅攻下来。正所谓“树倒猢狲散”，敌阵地炸了锅，残敌四散奔逃，谁也不管谁。新四旅二团团长王季龙立即指挥部队分头追击，大部分国民党兵在追杀中被击毙，少数侥幸脱网企图南逃。南面不远处有一面琉璃坡，他们还没来得及踏上坡脚，就被包抄过来的新四旅二团三连堵住去路。情急之下，国民党兵闭着眼睛钻进一处洼地，结果，四面八方一阵猛射，来不及举手者全部报销。

        应该说，麦宗禹最初的指挥并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如果董钊和刘戡的九个旅中有一个旅靠近麦宗禹接应一下，命运之神会不会给这位代旅长一丝微笑也未可知。然而，在他和九个旅之间，始终堵着一道牢不可破的墙——解放军第一纵队独一旅和三五八旅强有力的阻击。这一点，麦宗禹在几十年后仍喟叹不止：“没有想到啊，实在没想到！”

        “没有想到”的麦宗禹在后续指挥上也是有效的。他的命令下达之后，四〇五、四〇四团很快夺占了几个高地，短时间内对局面有所控制；经过声嘶力竭的呼叫，胡宗南的飞机也派过来了，虽然时机不佳，地面已混战一团，飞机“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但天上地下遥相呼应，决一死战的气势倒是有了。然而，麦宗禹仍然无力回天。解放军兵力相对集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炮火之猛、攻击之烈，在麦宗禹以往经历的战事中从未见过。区区一旅人马，总体上又不占据优势地形，被动挨打已成定局。最后，麦宗禹把工兵连、特务连统统压了上去，也无济于事。眼看山穷水尽，他只好换上便衣，带着一伙警卫人员钻到山沟里，撅着屁股躲起来。出此下下之策，麦宗禹仍不甘心。他仰望苍天，竖起耳朵谛听南线的枪炮声，幻想着老天爷能破格给他一个奇迹。直到解放军教导旅一团七连连长陈忠绪带着几个战士赶到时，想入非非的麦代旅长才浑身打起哆嗦。

        陈忠绪外号“小叫驴”，才20多岁，精干得很，身边几个兵都是连队战斗骨干。开始，麦宗禹那班警卫还想逞能，拼命抵抗。陈连长等居高临下，一顿手榴弹教训下去，朝对方喊话：“你们听着，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谁要是不老实，就立刻崩了谁！”这一下麦宗禹慌了，双手不听使唤地举过了头顶，嘴里连声惊恐，“别、别打了！我是……旅长！”警卫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个一个乖乖地把枪扔了，举起双手。在麦宗禹的回忆中，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是这样的：“在沟里我遇到一个战士，我随这战士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被俘了。在路边没停多久，就见到王震司令员、王恩茂政委，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

        这天晚上，麦宗禹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和王震、王恩茂同睡一铺。几小时前，双方还在羊马河畔厮杀，而现在，他们竟可以面对面地谈笑自如、无拘无束，这不能不使麦宗禹感慨“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

        刚坐下来时，麦宗禹还有点负气，说：“你们虽然打赢了，可我不佩服，你们根本不懂战法，以多欺少，偷偷摸摸……”

        王震哈哈大笑：“我在中原突围时，你们是多少兵力？我们是多少兵力？人家讲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倒好，尽吹牛皮。我们不会打仗，可我们会抓俘虏啊！”

        麦宗禹语塞。他已无话可说。一三五旅全军覆灭，除了他这个代旅长，还有两个团长，全被活捉。4700余名官兵就在董钊、刘戡9个旅几公里远的地方，化为乌有。这种被解放军称为“虎口拔牙”的战例，还有什么辩解的余地呢？

        头枕羊马河的这一夜，是麦宗禹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他彻夜不眠地听着王震和王恩茂均匀的鼾声，脑子里堆满一连串的想不到：想不到解放军一声不响就调集了这么庞大的兵力，为他设下一个亡命的大“口袋”；想不到董钊、刘戡的9个旅居然突不破解放军两个旅的阵地；当然，他还有更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刘戡的整二十九军一部，事实上已经冲到了羊马河以南地区，与他被困的那条山沟仅仅隔着一道山梁，却没能向他伸出救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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