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随俗排长数梨，过雁留声大军明志

        9月5日这天，太阳刚出山，廖汉生就得了两件喜事：先头二师部队报告，历尽千辛万苦跑断马腿，终于抵达西宁前站平安驿。这是一喜；第二喜是，妻子也是历尽千辛万苦，风尘颠簸，在战场上为他添了个白白净净的千金！

        贺炳炎也跟着快活：“老廖啊，这可真有纪念意义啊！打算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我早就想好了，叫‘涤青’，荡涤青海嘛，哈哈哈……”

        谁知这句话把贺炳炎的雅兴给打掉了一半。他手里那份青海省地图，画着个大红薯般的圈圈，而西宁在这“红薯”上伸进去不到一个小指头的距离，部队就算完全占领西宁，也不过是红薯碰破点皮罢了，离“荡涤”二字还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但是，任务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面前。这天凌晨，王震转发来了彭总的电报，明确规定一军下步任务是“留在青海肃清残敌”。这跟此前所有的战役都不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当一面。野战军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自己的任务，在大西北广阔土地上成天女散花状：杨得志十九兵团拟于9月下旬进军宁夏，并协助解放绥远；周士第十八兵团已正式被军委批准入川，六十二军归建；许光达二兵团正以七个师齐头并进，向兰州北侧永登方向攻击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查明凉州（武威）、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一线敌情，追剿青马和周嘉彬、黄祖埙残部，一直要追到玉门。

        一兵团除七军留在陇南外，一、二两军基本上没有分开过。现在，两军在西宁、乐都和民和地区，便面临着各奔东西了。二军将在大通稍事休整，即翻越祁连山，去配合二兵团占领玉门油田……贺炳炎对青海太陌生了。他望着地图上那些读起来都有点疙里疙瘩的地名，心里也觉得疙里疙瘩不太流畅。

        廖汉生看出贺炳炎的心事，说：“炳炎，莫发愁，还是那条经验，一个政策、一个纪律，抓住不放，管它多大海、多大风浪，也翻不了船。”

        提到政策纪律，军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和副主任张国声有很多感想。他们特别满意从永靖渡河以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张国声说：“任务这么急，行军这么苦，群众纪律执行得这么好，令人鼓舞！”

        接着张国声说了几个小故事。

        五团二营机炮连宿营在一个村子里，二班房东躲在山里没回来，排长任瑞祥一进院子，看见战士们都围在房东梨树下，吧嗒着嘴议论：“树上结这么多梨呀！”就觉得这里面潜藏着纪律问题。于是任排长耐心细致地把树上梨数了一遍，对班长石天才说：“这棵梨树就由你们班负责，我已数过，树上总共104个梨，少一个你们也要赔！”石班长也是个细心人，又当着排长面把梨数了一遍，果然不多不少，104个。这一夜，院子里人来人往，战士们换岗轮哨都从梨树下经过，谁也不动一下伸手便可触到的梨。

        第二天部队出发，任排长来二班检查群众纪律，又把树上的梨数了一遍，发现一个没少，才高兴地笑了。

        四团六连在民和县王家庄头一次经过藏族聚居区，战士们见到藏民很稀奇，尤其是披着袈裟的喇嘛，从没看到过，不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看哟，藏民穷得连裤子都不穿，身上只披个红单子哩……”连里觉得这是个新问题。部队出发前对回民风俗习惯介绍得多，藏民方面就不大注意了，这是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漏洞，于是宿营下来，专门请个会汉语的藏族老人来讲解藏民的风俗习惯，诸如不能擅入喇嘛寺；藏民喜欢吃糌粑、奶类和牛羊肉，这些食品视为待客上品；藏民死后，实行天葬、水葬，他们眼中的鱼和鹰，都是神仙，所以，在藏民家里是不许吃鱼的，更不能打死老鹰！战士们吓了一大跳，这要是稀里糊涂不明白，一抬手就是死罪啊！

        廖汉生觉得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编个小报什么的，给部队发一发。他说：“临出发前，彭老总一再交代，在民族地区执行纪律有特殊性，许多纪律问题不是战士们有意要犯，是不知道。汉族群众讲，不知者不为罪，这句话到民族地区就行不通，不知者也有罪。用王震司令员的话说，少数民族群众纪律问题，沾着边就是杀头之罪。杀了头也挽回不了影响，一粒老鼠屎坏你一钵酱！”

        纪律当然不是绞索，它的生命重点体现在另外一面，那就是直接生效的战斗力。那时候，解放军每到一地，老百姓称之为“大军”，“大军”之“大”，不光是数量方面，也不光看你有多少了不起的枪炮，而重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一天，有个叫王成华的汉族老汉欢迎一军五团八连指战员，拉着手亲热得不行，说：“你们可来给咱汉人报仇了！民国十七年回人造反，杀了我父母；二十一年又杀了我妻哥，咱汉人受回人的欺侮多少年了，这下老天爷总算睁开了眼……”八连指导员越听越不对劲，就留下来专门给这个老大爷讲道理，宣传回汉穷苦人是一家，只有蒋介石、马步芳是共同的敌人，说得老大爷连声喊：“还是咱们解放军好，道理讲得透！”

        六团三连有天走了六十里，宿营在只有一户人家的马家庄。户主马占彪是回民，听说“汉人队伍”过来了，吓得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送到山沟里藏起来，老两口留下看家。战士们看到大门紧闭，上去敲了几下又不应声，就说：“这家大概是回族，不了解咱们，心里害怕，所以不开门，咱们就在外面露营吧，不要打扰人家。”说着就在墙脚下依次解背包休息。

        马占彪两口子在屋里听得莫名其妙，又从门缝里看到这个情形，很是纳闷，不是说汉人队伍要“杀回灭教”吗？怎么这样守规矩呢！终于憋不住，把大门打开，笑着说：“大军辛苦了，请屋里歇息吧！”

        战士们说：“老人家，外面一样睡觉，不麻烦了。”

        老两口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队伍，赶快烧了一大锅开水给战士们喝。这时，一个叫马林州的战士说：“大爷大娘，我们解放军是穷苦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更不糟蹋回族群众。我也是回族，马步芳抓了我的丁，解放军解放了我，我亲眼看到解放军是保护咱们回族的。我这次进青海，就是要叫咱们回族不再受马步芳的压迫！”

        马占彪一听，恍然大悟：“啊呀，我们都受马步芳的骗了……”赶紧把儿子、女儿从山里接回来，争着要给部队带路。

        部队就这样一路来到平安驿。

        最早吃惊的是二师先头营。他们第一个来到平安驿，老远就看到镇口路两旁夹着回、汉、藏各族群众，手里都举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藏民队伍中引人注目的是喇嘛，袈裟鲜亮亮耀眼。其次是妇女的藏裙，各色纷呈，一个比一个漂亮，回族妇女头上戴着黑色或是绿色的面纱，男人清一色，留着长胡子，头戴平顶白帽。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新奇、欣悦。

        这都是孙巩接洽的那个维持会一手操持出来的。除欢迎人群之外，更让部队想不到的是从西宁城里哗啦啦开过来十几辆汽车，战士们自平安驿起不用再一步一步丈量山沟了！

        平安驿出发至西宁的汽车开动后，军民欢呼声震天动地。一路上战士们都沉浸在欢迎的热潮中，路边不断有藏民献“哈达”，回族群众就推出“全牛”和“肥羊”，还有人打出“欢迎主张信教自由的人民解放军”这样的口号。进入西宁城区，欢迎人群变得拥挤起来，看得出，他们中有工人、市民、商人和学生。在这如海的人群中，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还有一位白须老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马丕烈劝降上五庄，马振武回心三角城

        这时候彭德怀才敢说：“兰州解放了！此后西北大的战役不会再有。”

        野战军司令部已进驻兰州三爱堂，中共西北局扩大会议也在这里召开。这是彭德怀进驻兰州之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是个纲领性的会议。会上，彭德怀再次重申了一个重要提法：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所有的话由都围绕着“工作队”这三个字展开。包括会议期间在兰州饭店为欢迎十八、十九兵团而举行的会餐。彭老总吩咐都上兰州名菜，还特别点了许多人闻所未闻的“发菜”，说：“仗打到兰州就吃兰州菜，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工作队’就是这个意思，西宁有西宁的菜，宁夏有宁夏的菜，新疆有新疆的菜，不能一盘子端。”

        大家哈哈大笑，吃得格外香。打兰州那几天，皋兰山上的部队，几天都没吃上饭啊！彭德怀看着大家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子。他像个地地道道的兄长，脸上始终挂着慈爱。对吃相生猛的同志，就嗔着眉眼嘱道：“慢一点嘛，饭管饱，菜管足，酒管够，急么子嘛！”见到过于斯文的就又说：“吃饭也像打仗，莫学文弱书生啊，光动嘴不动手可不行！”

        话是这么说，彭德怀还是希望他的部属既能打仗也会当“书生”。他除了给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件皮大衣之外，还给每人发了一支派克笔，笔杆刻着“兰州解放纪念”。以“兰州解放”为限，今后要当工作队了。工作队嘛，除了枪杆子，还得有笔杆子。

        彭德怀还给兵团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块手表。王震戴着这块表返回西宁时，心里很不轻松。西宁虽然被我占领，但在城北上五庄、大通桥和三角城地区，还有几千人的青马队伍。马丕烈到西宁已有几天时间，劝降工作也不知有没有大的成效。这些残败的青马股匪，集中到一块儿倒是好办，一旦散开，就有无穷的后患。王震就要亲率二军北越祁连，他真不希望给一军留下这么个后遗症。

        北京的政协会议早已闭幕，建国在即，毛泽东就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那个伟大的时刻！王震低头盯着彭德怀发的这块手表，恨不能插上双翅，一口气飞到西宁城北那些青马股匪中间，探个究竟。

        从兰州返回西宁途中，王震和廖汉生、贺炳炎、郭鹏、王恩茂等几人，一路都在商议这个话题。时间不等人啊，大西北总面积占全国版图三分之一呢！

        几天前部队进驻西宁时，王震就已将临夏带来的马丕烈、马良等人，都交给了廖汉生，由廖安排他们的劝降事宜。廖汉生告诉王震，说马丕烈对我军的态度很诚恳，一到西宁就把伪警察局的督察长找出来维持城市治安，还给部队主动介绍社情。第二天，也没喘口气，就忙着同马良和军司令部李参谋去上五庄劝降。

        也就是说，兰州开会这几天，马丕烈等人的劝降或许已有结果。王震急于想知道这一结果。到西宁下车，一眼看见马良过来了，立刻喜出望外地迎上去。

        “马先生，事情有结果了吗？”王震问。

        马良摇头叹气地说：“我也在吃不好睡不香哩，这个马丕烈呀……”

        原来，那天马丕烈三人去往上五庄的半路上，见许多青马散兵由北往南走，沿路胡乱放枪，疯子似的，马丕烈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让马良陪着李参谋返回西宁，而他独自前去上五庄，一去就是四五天，杳无音信。

        王震大感不安，问“丕烈先生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吧……”马良犹豫着说：“他们还敢对丕烈胡来？”

        有什么不敢的！王震心想，马家军这些疯子，犯了急，什么事做不出来！他当即吩咐贺炳炎、廖汉生：通知部队，随时准备应付上五庄方向的意外情况。

        其实，王震多虑了。马丕烈的出现，对上五庄的青马股匪简直就是个救星。

        这些日子，上五庄和三角城一带闹翻了天。赵遂、马文鼎、马振武等一些人，成天在大通桥头的客店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争来吵去。大家心头谁都没着没落的，凑在一起，希望有人拿个大主意，何去何从，及早明断。

        在这里面，马振武始终是个挑头的人物。他和马继援扯着姑表亲。马继援走时，曾再三要他一块儿走，马振武看到马继援那几十箱金银，便自卑地不敢点这个头。他知道，一离开西北，身上没几个钱，走到天边也只能替人卖命。

        当然，除了钱的因素，马振武还有些别的想法。他虽是一介武夫，心粗得像树皮，但和共产党的几次交锋，不能不长点记性，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一些浅显的道理他还懂得。所以，他率先表明态度，说：“现在长官（指马步芳）和军长（指马继援）已经飞了，我们对他们父子还有什么效不完的忠呢？有人提出到草地上去打游击，我看不必。过去我们一到藏民的帐房，他们献哈达，殷勤接待，用最好的酥油。现在我们再去，恐怕连一碗糌粑也不会给。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回西宁去，打不过就打不过呗，还逞什么英雄好汉！共产党要杀，头伸过去挨刀就是，也不用说什么废话了；不杀的话，我们还是个尕百姓嘛，吃饭养马种庄稼，娶妻生子过生活吧！”

        “马师长，你脱了裤子给大伙看看，是男人不是！”说话的是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

        马振武眼一横：“姓谭的，你有种，有种为啥不在兰州杀身成仁啊？你以为裤裆里挂两粒卵蛋，就是男人了？去你妈的吧！”

        第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说：“吵什么，都快成人家阶下囚了，还他娘自己斗自己，真是放屁不知道屁有多臭！”说完，忽指着马振武说：“不是说马军长给你有信吗？怎么样，念给大伙听听。”

        马振武吊儿郎当地从靴帮上取出个小纸卷，扔给坐在身旁的一九〇师副师长马子俊，冷冷地说：“念！”

        信上无非是些诸如“后会有期”“随机而动”以及“刀枪埋地下、战马变耕马”的陈词滥调。众人听了摇头晃脑，没有一句正经意见。

        这时，骑兵十四旅参谋长马尚武站起来说话：“前两天临夏那个卢德来过，也找过我，说是马丕烈叫他来报个信儿，要咱们向共产党军队缴械……有些话还在理。”

        也许是“缴械”二字刺激了大家，屋里顿时降了温，所有的人都低头沉思，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缴械就是投降啊，那不是让咱们坐大牢吗？”说话的是一九〇师五六九团团长马登霄。他显得很激动，唾沫横飞，“他妈的，一辈子坐大牢是死，拼掉这颗人头也是死，何必呢，担个贪生怕死的罪名，终了还不是个死！”

        这个意见好像很有代表性，许多人随声附和，点头称是。一片雀跃之中，赵遂也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得铭见状，慢吞吞地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带队伍的人，丢了队伍，不去坐大牢还能干啥？”

        “我看未必！”一〇〇师政工处主任兼副师长马义明说，“我听说共产党军队有优待俘虏的条款，过去很多投诚的官兵都没坐大牢嘛，有的还发足盘缠呢！我跟卢德也谈了话，他说这是真的。”

        “别做梦吧！当年河西战役，在座的谁手上没有共产党的人命啊？人家还给你优待！”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使劲泼冷水。

        杨修戎也附议道：“共产党讲的就是报仇，大家不要指望有好果子吃。我看还是把队伍拉到三角城一带集结设防，那里毕竟还有一些牛羊和粮秣，有大草原，人马住几天不会太困难，撑一天算一天，从长计议吧！”

        众人又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这时，骑八旅旅长马英嘿嘿干笑两声，从马靴里拔出马鞭，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冷不丁和进门的人撞个满怀，彼此都愣怔一下，认出了对方。马英“哎”了声，说：“你来了，请吧！”说着朝屋里一扬手。

        来人正是马丕烈。他大步进屋，而马英却掉头下楼，打马离去。

        马丕烈过去常为马步芳办些军务上的事，加上在座的大多是临夏人，所以几乎个个面熟。大家好不亲热，抢着发问：“临夏咋样……”

        马丕烈不紧不慢地介绍了临夏的近况，说解放军约法八章，各家都派兵把守，门前一根树枝也不许碰，一切财产完好如初。听了这些话，有人频频点头，有人将信将疑，有人干脆皱着眉头说这有点像赤色宣传：“你是不是奉了共产党的命令……”

        “树连根，人连心，我念着各位都是乡亲，是来救你们的，你们不要辜负好意。”马丕烈的话里藏着骨头，“共产党得天下是大势所趋，国民党气数已尽，江山就快没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们想一想吧，今天想不明白，明天接着想，何必拿着鸡蛋碰石头呢？”

        “未必就是鸡蛋碰石头吧！”赵遂终于说话，“我们多少还有几千人马！”

        马丕烈说：“连兰州那么个阵势都没难住共产党，你几千人马想怎么的？”

        这话揭到许多人痛处，屋里一片惶恐。

        “你们不要怕，一切都还来得及。现在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而后，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马丕烈尽量把话说得富有情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角落里，有人冒喊了一句：“我投诚……”

        “我也一样，只要共产党军队让我们回家就行！”

        “你说的话算数吗？别是骗人吧？”

        “最好能叫共产党军队给个证明……”

        马丕烈连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是他们的司令官王震请来的，此人说话算话，最讲信用，你们可以放心！”

        接着，马丕烈又叫马振武等人带他去三角城。在三角城，他终于见到马英。马丕烈说：“你咋回事啊，大通桥刚照个面，人就没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马英嘿嘿笑着说：“我有点急事儿……”

        “这会儿没急事了吧？你能不能把人集合起来……我讲几句话，就几句，行不行？”

        马英无可奈何地搓着双手，又看看门外，天色已有点暗，便说：“你看，天快黑了，明天吧，明天一早我就归拢队伍，请你讲话。”

        马丕烈想了想说：“马旅长，常言道，人灭不如天灭。古来英雄豪杰，都是看天行事的。你今天也看天行事，很好。我晚上在你这里住，同你睡一屋，话可说明了，天明之后不许赖账。”

        马英说：“你这是啥话，砍了家伙不过碗大的疤，我赖账干啥！”

        晚饭马英简单弄几个菜，招待马丕烈。

        马丕烈应酬了几杯。

        饭后，马振武利用上便所的机会悄悄告诉马丕烈，马英和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想逃到西藏去。他们队伍最多、最齐整，又赶了不少牛马，能驮物资又能杀着吃，他们很有信心，要到大草原上“待机而动”。

        马丕烈问：“你呢，你有啥打算？”

        “我听你的……我想回家种地。”

        “明天我讲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出来表个态？”

        马振武说：“这怕什么？我说！”

        第二天，马英借故人没到齐，迟迟不集合队伍。一拖就是三天！马丕烈急了，用商量的口气对马英说：“先集中军官吧，有多少算多少，齐不齐没关系，我就说几句话，路你们自己走，我也就算跟人家交了差了。”

        马英再没退路，只好把军官集合起来，在门外的草地上围成一圈，听马丕烈讲话。

        

王震留话一针见血，贺廖请饭两军握别

        西宁东关大寺，雷鸣般的掌声把王震抬上了主席台。

        台下坐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已经闹了好一阵，口号又起，接下来才是掌声……这让坐在前排的那些青马军官感到惊心动魄。他们中许多人都在西宁待过很久，从来也没见过西宁的老百姓不分民族、不分阶层这么狂欢在一块儿。共产党的厉害可见一斑。

        回想这几天的光景，从马丕烈进上五庄开始，他们的脑袋其实就已不架在自己脖子上了。要证明，人家给了证明；要担保，人家给了担保。两个小兵背一袋银圆跑到上五庄和三角城，就把他们两千多人的队伍打发一空。剩下一个个光杆司令，天大的神通也没用！

        贺炳炎军长召见全体青马军官时，那态度和马丕烈完全不一样了。从头至尾一句话掷地有声：弃暗投明，立功赎罪，重新做人，这是唯一出路。如果不投降就坚决消灭！

        赵遂、马英甚至马振武，头一下子大了。

        王震在掌声中登台讲话。他身为司令官却总是笑着，把威风笑得满场都是。他说：“过去，青海人民受压迫，受剥削，今天，解放了！”

        青马军官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对他们说的：“马步芳交给你们一句话，说什么‘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这完全是个谬论！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来保他的命；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来保他家的产！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嘛！”

        会场一片寂静，不少人感动得流出眼泪。

        西宁老百姓就是在热泪中接受了这个崭新的事实：一个隶娃子也可以大声说话、大声唱歌，可以骑着高头大马沿街从东关走到西关，可以有自己的草原、青稞，自己的牛羊和马群，可以开自己的店埠，在偌大厂房里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工作……这就是那位笑容满面的王司令员所说的解放。

        欢声笑语之中，二军先头部队也已靠近西宁。一军迅速以省城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扩张，相继进驻大通、湟源、湟中、贵德、互助、乐都等县。9月8日，中央军委命一军成立“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任军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廖汉生政委担任省的军管会主任。同时，西宁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兴中为司令员，曹光琳为政治委员。

        这下热闹了，从9月10日之后，全青海省有近20个地区和县，共有上千名民族代表，以及活佛、旗王、头人、千户、首领等，纷纷赶到西宁古城，向军管会赠匾、送旗、献哈达，表示祝贺。并且还有抬着牛羊犒劳军队的、有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致敬电的，五花八门。逃散各地的马步芳官兵今天三五个、明天十来个，接连不断地来向解放军投降缴械，总数额达到2800多人，其中将校级军官就有350余人。缴获火炮77门，机枪373挺，汽车70辆，战马1760余匹，炮弹22000多发，子弹244万发。

        “这才开了个头，万万不可麻痹呀，麻痹大意要吃大亏！千万不要以为占领了省城县城就万事大吉了。”王震在兵团前委会上一针见血。他还说，“青海的大戏还在后面，一军第一步要先把‘解放军官训练处’搞起来，把投降的校级以上军官集中起来学习改造，派得力的干部来抓这件事。但也不要指望办一个班就能根本解决问题，早得很呢！有些家伙要叫他死了那份心，难呐！别看他现在见了你是是是，大军长大军短，转过屁股又不是那回事了，反复肯定会有，今后一军剿匪的任务绝不会少！加上地方建设、交通发展，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个别顽固分子要实行专政，杀他几个就老实了！”贺炳炎说。

        王震点点头：“必要时，当然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过主要还是力争教育争取。杀人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这是一兵团在一、二军分兵之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因为传达学习，再次重温了一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精神，廖汉生心里有点别样的感受。一军不管怎么说，下步就是留驻青海的问题了，而二军跟王震还要到祁连山那边去配合二兵团浴血奋战，最后进疆，任务会艰难得多。想到这里，他代表一军党委表了个态，让王震放心带二军出发，青海这边工作，一军会竭尽全力，绝不会捅娄子！

        王震满意地点点头。这几天，他又是找投降军官谈话，又是接见民主人士和阿訇，面子上的工作基本有了头绪，的确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的精力应该向二军倾斜。这个会议的头一天，王震去了一趟乐都，看了一眼二军部队的休整情况。再往北将进入高寒地区，从西宁到张掖实地距离700多里，而目前五师还在小桥以北、四师和军直只进至柳湾，十六团、十七团在化隆未动，十八团和六师师部则仍在更为靠南的甘都。王震着急地对郭鹏说：“二兵团9月13日要出发，他们沿河西走廊，道路比我们好走得多。我们必须立即出发，分秒必争！”

        郭鹏说：“我军侦察队昨晚返回报告，门源到民乐260里冰天雪地，中间基本上渺无人烟，还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高的祁连山主峰。我们认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补充棉衣才能前进，否则路上冻死人！”

        “来不及了！”王震挠挠头皮，“只能边走边补，任务第一嘛。给部队讲清楚，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今晚二军军部就移到湟中实业公司兵团部来，一起往东关挪挪，明天就在那里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作行进动员。部队边行进边教育，今天就须出发，全军向北推进50公里以上！”

        郭鹏和王恩茂见王震的决心已定，也不再说什么了。当即拟好电文出去交作训参谋发往各师部队。

        兵团前委会议仍在从容不迫地开着，直到午后才结束。一军的贺、廖准备了简单的午饭，算是给王震和二军战友饯行。于是，大家谈着战事共进了一顿历史性的午餐。

        最后握别时，王震忽然想起马丕烈，连忙派人把他找来，说：“丕烈先生，我们一同上新疆，去做骑五军的工作，你看好不好？”

        马丕烈说：“现在临夏、青海已经解放，国民党在甘青两省的根基已经垮了，我看骑五军是不会抵抗的，所以，我去没多大必要。我可以给马呈样发个电报，劝他起义。”

        王震低头寻思良久，没有说话。

        “如果司令员觉得一定要去个人的话，我推荐马呈祥的叔父马矿务，不知你意下如何？”

        马矿务又叫马辅臣，年纪已不小，王震犹豫着，没表态。

        马丕烈看出王震的心思，说：“马矿务的年纪是大了点，可以叫马振武陪他一块去嘛。马振武是马呈祥的表弟，人也年轻……”

        正说着，外面有人托警卫员递上一张名片，恰巧就是马矿务。王震把名片顺手递给马丕烈。马丕烈一看：“哟，说曹操，曹操到，我推荐的就是他！”

        王震连声吩咐警卫员：“快快请马辅臣老先生进来！”

        马矿务迈着戏台上的那种方步，一摇一摆地走进屋里，当首给王震一个深度鞠躬，说：“老民马辅臣叩见王司令员！”

        这一着把王震弄得措手不及，忙将双手伸到马辅臣面前，握住老人的手，并拉着他坐下来，说：“刚才丕烈先生推荐你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为和平奔走出力，你意下怎样？”

        “老民愿意前往……”马辅臣只让半个屁股挨着木凳，显得极其拘谨。

        王震诚挚地说：“你这么大年龄，身体行不行啊？”

        “行哩！我愿意出力。”

        “好！好！你回去准备一下，出发时我派人来接你。”王震握着马辅臣的手送他出门。转回来对马丕烈说，“你明天去趟兰州，我写个信，再给你办个路证，你拿着信和路证到省政府找位姓张的张德生同志，有啥安排他会跟你详细谈的。”

        王震的心事，彭德怀是理解的。他想把马丕烈这个特殊“参谋”放到野司，对西北解放全局，发挥更大作用。马丕烈走后，王震不放心，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封电报，介绍马丕烈的青海之行，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种一边攻城一边攻心的策略，正合彭德怀的初衷，他在野司把王震大大地表扬了一下，说：“少数民族政策不是句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

        马丕烈到兰州的第三天，彭德怀设宴招待了他。席间，彭德怀夸奖他“干得很好”之后，问：“不知丕烈先生对我军进军新疆有什么好的见解吗？”

        马丕烈想了想答道：“常言道，瓜熟蒂落，宁夏和新疆都不是问题。只怕……”

        彭德怀追问：“只怕什么？”

        “王司令员那一路人马匆忙上路，只怕是天灾多于人祸啊。”

        

祁连山冰雪生死路，第二军谈笑唱凯歌

        9月14日，马丕烈的话开始应验。

        二军前进速度慢得不能再慢，等于是在门源原地踏步了三天。原因就是，尽可能给部队补充粮食和棉衣。

        门源这地方已沾到高寒地区边缘。一场大雨浇下来，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又没有雨具，光着脑袋浇，里里外外全都淋个透。傍晚时分雨住了，小风一吹，衣服被子上就开始结冰，走一步身上哗啦哗啦直响。

        十四团是全军的前卫，走得远一些，已向俄博前进，最接近祁连山主峰，寒气最重，日子也最难过。出发前，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都单独给他们作了指示，要他们以最快速度翻越祁连山，“到张掖揳上一个钉子，堵截从兰州西逃的残敌。否则，让敌人跑进了新疆，就会给解放大西北增加重重困难。”

        作为“前卫团”的特殊待遇，战士们除了得到两斤干粮之外，每人还发了一点煮熟的牦牛肉和几两烧酒。当地老乡看到战士们靠这么一点本钱就想过祁连山，都摇头叹气，认为不可思议。指战员们自己虽不知前途深浅，但谁都赔着一万个小心，一点一滴地节省着吃喝。

        这天早晨，部队出发走了二十多里路，天就开始下雨。路上的泥水经过人践马踏，到处都像泼了油似的滑溜。战士们淋得落汤鸡一般，一不小心就是一跤，谁也记不清这一天摔了多少跤，个个身上都被泥水抹得没鼻子没眼。

        十三团更惨。大雨时，他们正面临着奔腾咆哮的大通河渡口。他们是两天前翻过达坂山到达这里的。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军部命令他们必须徒涉过河。头上的滂沱大雨还夹杂着拳头大的冰雹，战士们只能把背包顶在头上。他们就这样一连渡过深及大腿和腰部的四条支流。等到开始徒涉第五道支流时，河水涨上来了，先是齐胸，后来逐渐升高，小个子的人水都齐到脖子根了！

        风浪也趁机肆虐起来，与奔涌的激流呼应，给徒涉带来极大的困难。特别是紧靠对岸的一条深水漕，水深流急，一连冲走好几个人。先一步爬上岸的人，拼命用扁担、木棒和背包绳跟着激流抛掷打捞，水性好的同志还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抢救战友，但，还是有很多战士被激流卷走了！正在现场的团政委贺劲南着了急，就指挥几位身高力大的战士，硬是把两匹驮炮弹的骡子压到河水漕里，稍稍挡住水流速度，让战士们手拉手从驮骡背上，爬上岸堤。

        当五师师部和十三团指战员们水淋淋地站在大通河堤岸上，默默哀悼着几分钟内被洪水卷走的26位战友时，前卫十四团已经接近俄博。

        风停了，雨住了，突然间漫天飞舞着鹅毛大雪。山越来越高，淋湿的衣服硬邦邦地像油布裹在身上，人在其中犹如冰棍。两条腿越发沉重了，胸口如同堵住一团棉花。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每一步都得稍稍停下来喘口气，才能前进。心里火烧火燎，汗早已不足为汗，好像已经流干了，口和喉咙渴得比刀割还难受。

        开始有人掉队，队伍拉得很长很长。

        二军行军鼓动是出了名的。长征路上和“南下北返”时，再艰难的条件下，每个连队也少不了两块呱嗒板儿。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关键时刻，连队宣传员的呱嗒板儿就在路边响了：

        同志们啊朝前看，走山路，不要慌；

        背包绳子要拉紧噢，重心放在肩膀上；

        鼻子呼吸闭上嘴呀，不要呼哧呼哧拉风箱；

        脚步不快又不慢哎，一步一步紧跟上；

        舌头顶住上牙腭儿呀，自来水流到舌头上；

        这话要是不灵验，罚我喝水一大缸！

        “喂，一大缸呢，那可是热腾腾的滚开水呀！”宣传员刚收呱嗒板儿，队伍中有人大笑道：“罚你喝一大缸热水，你想得美呀！”

        后面有个调皮鬼“哧哧”声笑：“那就罚我吧！”

        “罚我！”

        “罚我吧！”

        战士们笑成了一团，好像真的捧到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似的。还有个连队的小宣传员特别滑稽。他在路边堆了个雪人，用草灰把雪人的鼻子眼弄得活像个小丑，谁从旁边过都禁不住要哈哈大笑。他的呱嗒板儿就在雪人旁边唱：

        同志们哎抬头看，山那边有个大果园呐；

        桃李杏梅样样有哇，就等咱们去会餐；

        哪个排，哪个班，咱们来个挑应战；

        谁是英雄谁好汉，今儿个爬山来考验——

        我还没听你们三四五六七八班，

        说着就大步流星往山上赶，后面的战士们“轰”一声追起来，大家喊着笑着，队伍异常活跃，疲劳似乎一下子被赶跑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团部那个会唱娘娘腔的组织股长。他是老红军，年纪快四十了，办事极稳重、极认真。平时人们见到他时，总是板板正正，军衣也穿得一丝不苟，称呼谁均为“某某某同志”，绝不会多一个字，也绝不会少一个字。只有在机关直属队的晚会上，他偶尔才露那么一小手。团政委的京胡，他的女腔男唱，回回都是压轴戏。最拿手的是“苏三起解”那段，“苏三离开了洪洞县……”就那么一小嗓子，立刻就把晚会推向高潮。

        此时此刻，组织股长也站出来了。他将嗓子一别，一边走一边操着比陕北人还陕北人的口音，唱起一支抗战时期的陕北小调：

        我家住山西汾阳金山村，东铺有家门。

        我家里，三代人，一家大小九口整。

        二公婆眼花耳背不能劳动，孩儿还不中用。

        二十亩沙地我不能耕种，全家活不成……

        组织股长的嗓音凄凄哀哀，活像是个乡村大嫂在委婉哭诉。山间雪野远近飘忽，山上山下的指战员们既好笑又觉得心里酸酸的，大家都沉浸到故事里面……

        这时，忽听前卫二营的队伍后面一阵嘈杂，消息传下来说：有人冻昏过去了！

        冻昏过去的是二机连五班战士文少元。小文的体质本来就差，又正在打摆子，上山没走多远就掉了队，落在全营的队尾。同班战友何泽弟是个老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主动帮小文背上武器和背包，陪着他在队尾走。

        快到山脊了，风雪交加，空气益发稀薄，文少元呼吸急促，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要坐下来歇口气。何泽弟说：“这可不行啊，天冷得厉害，滴水成冰，你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求求你了老何，死也走不动了……”文少元说话声音极为虚弱。

        怎么办？何泽弟只好找来战友陈俊武，两人把文少元架着走。说是“走”，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往前挨。

        就这样，文少元又向前挪出30里地！然而，他被冻昏过去了。

        何泽弟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他找一处洼地，用小圆锹掏出个坑，铺上自己的毯子，再将文少元放在里面，自己和陈俊武一左一右睡到文少元的身边，为小文挡住风，并且解开衣扣，两人把文少元紧紧抱住，希望用两个胸膛温暖一个冰冷的身躯。

        奇迹还真的发生了，文少元在冰天雪地里醒转过来，起死回生，拣了一条命。

        剧烈的寒冷威胁着成千上万的生命，可把郭鹏和王恩茂急坏了！

        “王司令员，怎么办呀？部队拖下去架不住啊！”郭鹏盯着王震说：“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可上级的棉衣补给一点音信都没有！”

        郭鹏所说的“能做的都做了”，是指进山之前那几天拖延。部队发动起来给体弱的同志调剂一两件单衣、单裤，每个连队也发了几十块钱，允许干部战士就地购买群众的皮坎肩、皮背心和皮靴什么的，仅此而已。

        实际行进中，有的师团借鉴了长征路上的经验，现有雨布、军毯都用上了，披在身上御寒。有的连被子也散开披着。心细的连队，还发动战士每人背10公斤柴火，也有买来大量生姜发给大家的。

        为防止路滑，许多老战士还想办法搞到那种1斤多重的“山西鞋”穿在脚上，上路沾上烂泥惹麻烦，用力一拔就脱出脚，只好用绳子捆在脚上。

        办法是想了不少，但毕竟杯水车薪。从进入高寒地区开始，几乎从早到晚都在死人。出发前战士身上步枪、子弹、手榴弹、锹、背包、面袋、干粮、水壶加上10公斤柴火，负重20公斤以上。要在平时，一天走80～90里路不在话下。所以，许多基层指挥员也大意了。有的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敌人追着我们走，都过来了；今天祁连山再大再高，只有两天难走的路，而且是我们去追赶敌人，怎么着也得过去。谁知道是这个情形呢！

        王震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抱怨没有用，做检讨也没有用，哭天抹泪更没有用，只有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敢打硬拼，跟祁连山拼个你死我活！”他提出，部队要坚持“大跃进、小休息”的方法，不能停留，“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

        “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立即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指战员们看着路边烈士的遗体，一个一个静静地留在祁连山深处（据王恩茂政委的日记中记录，仅9月14日一天，十四团就冻死130人，冻坏脚不能继续走的也有100多人）战士们以泪眼默默告别战友，互相用“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这样一个口号激励着，艰难地往前跋涉。

        王震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根据的。这一天，他已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说中央派往新疆担任联络工作的邓力群报告，认为新疆和平解放差不多既成事实。身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明确表示不愿新疆有流血的战争，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迪化保安司令包尔汉，态度一直比较进步，是中共长期的同盟者；而与中共领导人一向关系和洽的张治中，在新疆的各路人马中又有着很深的影响。剩下的就是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和整编步兵七十八师师长叶成，这两个人在大势所趋面前，也持中立态度。那么，新疆的和平解放还有什么障碍呢？

        这些情况对王震鼓舞很大，使得他在祁连山这段艰险历程中，始终豪情满怀地面对一切。他隐隐感到，征服祁连山也许就是大西北最后的历险了。而在没有太多现实危难的前提下，进军辽阔壮美的大新疆，又将平添多少抒情色彩！他甚至欣然命笔，亲手做了一首诗，让人谱曲。他要让全军官兵唱着这支豪迈的歌子踏进祖国最大省区——新疆的大门：

        那时候，王震尚不能预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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