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枪案迭起英雄气短，酒泉将帅初会儿女情长

        陶峙岳的心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五个月前，陶特意将妻子周庆仪及子女从湖南老家接出来，安顿在重庆。当时这样做，或多或少存有用心。一则那时的重庆还是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后方”城市；二则以重庆的历史和现实地位而言，把眷属安置在那里也可以向同僚明示心迹。

        形势的发展实在令人难以逆料。短短五个月光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有时，陶峙岳对镜自顾，竟然觉得有点认不出自己来了。

        终于走到通电起义这一步，妻子儿女在重庆杳无音信。每有西南方面的战报传来，陶峙岳免不了心头一揪一揪地难受。丢开战火不说，按国民党惯例，少不了要把文章做到株连九族的地步。这一点，他从胡宗南恶狠狠的责骂中已能见出端倪。要知道，蒋介石此时的大本营就扎在重庆，假如想在他陶峙岳头上玩点什么把戏，简直易如反掌。比方说通过“军统”的人将他的眷属挟持到台湾……这在过去几个月里，是有很多先例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况陶峙岳与妻子周庆仪又是一对难得的恩爱夫妻。他们虽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规矩走到一起，“但婚后却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陶自述语）。陶峙岳当年能从家乡火龙洲安逸的生活环境中走出来闯荡天下，就是因为妻子周庆仪的全力支持。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们真正达到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境界。

        刻骨的牵挂，常常使陶峙岳将军从睡梦中乍然惊醒……

        当然，该走的路还得一步一步往前赶。起义通电发出之后，按计划，陶峙岳还得签发一份《告全疆将士书》，以稳定军心。剩下的事情似乎就是等待，等待10天后前往酒泉与彭德怀、王震会面，具体商谈部队改编的细节。

        可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意。这期间的新疆，既有艳日高照，亦有浊浪排空，叫人没有一刻能够心安。

        总体上说，老百姓大多沉浸在欢乐之中。连日的迪化，庆祝大会开了一个又一个。漫天的标语，让大街小巷充满激动人心的憧憬。三区集团根据地伊宁更是欣喜若狂，3万军民载歌载舞，满城心花怒放。民族军已投入对解放军入疆部队实质性的迎接工作。他们出动了所有汽车，拉来500万公斤的粮食、40万公斤汽油、4万公斤机油等一大批物资，浩浩荡荡送到迪化。

        这份喜悦，自然是那些等待改编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所不可能有的。他们只是莫名的恐慌、愤慨、烦躁和怨恨，军营里成天牢骚满腹，叫骂不绝。而且，这些情绪越来越升级。

        正好，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与欢乐的气氛相对应，社会另一面——混乱和动荡也达到高潮。特别是天黑以后，经常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子弹“嗖——嗖——”满天飞，陶峙岳东门外的住宅房顶上、墙壁上，到处留下了弹痕，吓得副官张全有夜夜合不上眼。

        陶峙岳心头那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方面连电曾震五，希望转告彭德怀，赶紧把解放军开进来，否则就顶不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从9月28日起，亲自到各部队召集官兵“讲话”。可那么多部队、那么大的地域，到处火苗呼呼直蹿，他一双手东扑西扑，尽管连讲话时被士兵砸掉麦克风也不在乎，但最终毕竟心与力违，还是顾此失彼，不能面面俱到，骚乱事件仍旧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了。

        最早的凶讯是在9月27日深夜，哈密驻军一七八旅旅长刘抡元报告，所属五三三团官兵。几乎全部出动抢银行了！这可了不得，哈密银行封存有当初从国民党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转运来的9700多两黄金和数万两银圆，一旦抢劫得手，那将是撼世大案！

        陶峙岳下死命令，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要坚决予以制止。可是，不等刘抡元旅长把“措施”拿出来，哈密银行的金库已经空荡荡不见一物。士兵们为了装腰包，把机关枪、大炮全部用上了，从深夜一直打到天明，整个哈密成了一片火海。

        哈密余火未熄，呼图壁驻军一七九旅五三六团又传来消息，说该团有个叫刘少农的连长，对起义极端不满，竟开枪打死营长李明海，裹胁了几十个士兵往迪化方向逃跑。

        陶峙岳拍着桌子急吼：“赶快追啊，还愣个什么呀？那个连长哪里追到哪里枪毙！”

        骑一师师长韩有文结结巴巴：“罗、罗汝正旅长已经派骑兵……”

        “叫罗汝正亲自去追！”陶峙岳哑着嗓子喊了声，又竭力把口气缓和下来，“对那些跟着瞎跑的士兵，务必晓以大义、好言相抚……”

        事情过了一天才有个结果，总算把被裹挟的那几十个兵追下来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松，驻守在库车的六十五旅旅长李祖唐忽又电告，该旅汽车团副团长郭壁田，也拉着一伙人抢银行、抢商店，并且到处杀人放火。所到之处，连老百姓的马都不放过，还有许多外团士兵也跟着下手，最后抢到县长丁立南家，有个副班长见丁的女儿长得不错，就借着一股邪劲把她给强奸了。

        就在这个六十五旅，还有一个驻吐鲁番的一九四团，一名叫李先锋的营长居然用汽车拉走两个连，幸亏半路上遇到驻在焉耆的一二八旅部队拼命堵击，才没有走成。

        诸如此类的事在其他地区驻军中也时有发生。鄯善驻军一九四团甚至发展到打死欢迎解放军的县长，在路口架起机关枪，准备同入疆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

        陶峙岳白天一边苦口婆心喊哑了嗓门；一边下令，凡聚众抢劫的首恶，强奸犯及企图阻抗解放军入疆者，不管他是谁，立即枪毙！晚上，他就抱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一分一秒地数日子。

        好不容易熬到10月5日，陶峙岳与郝家骏二人按计划同赴酒泉。7日，同彭德怀、王震见面。这中间的两天，他用来与曾震五、彭铭鼎、贺新民等这些人做预备性的会谈，以便适应一下，有个心理准备。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对彭德怀这位据说非常平易近人的湖南同乡，为什么竟会有那么一丝丝怯意。

        在此之前，陶峙岳对彭德怀、王震二人的了解，仅限于战绩罢了。对他们统领部队方面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想象上。至于为人处世，当然就更谈不上。所以在见面之初，那种发自内心的惴惴不安，怎么也挥之不去。直到彭德怀开口说第一句话，陶峙岳才突然间如释重负。

        彭德怀郑重地说：“陶将军，有件事情我要先告诉你。”

        陶峙岳专注地睁大眼睛，不知彭要说什么。

        “你的家小，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给你先报个平安，请你放心。”

        “这、这……”陶峙岳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消息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王震微笑着在一旁补充道：“在你们起义通电之前，彭总就专门与我入川部队联系指示，要他们务必派人到重庆找到你的家属，把尊夫人和孩子们接出来。谁知道尊夫人带着孩子躲到重庆乡下去了，我们派去的同志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们。现在早就接到兰州了，一切安好，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百感交集的陶峙岳大喜过望，一块心病烟消云散。他重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对眼前这个朴朴实实的湘湖子弟油然而生敬意。这种“极其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就在那一刻扎进了他的脑子里，一生都无法抹去。

        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如同滔滔江河，一泻无余。

        彭德怀敞开了笑脸，那份诚恳让人恨不能立马扒开自己的胸膛。他向陶峙岳一一介绍了参加会谈的王震、许光达、甘泗淇等人，然后笑着招呼道：“陶将军，你请坐嘛。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就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把新疆的事搞好。有么子困难，我们大家一块想法子解决，商量着办嘛！”

        陶峙岳眼里遏制不住涌出涊意。他开怀地笑道：“有什么困难？现在，我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陶峙岳昭告起义将士，王恩茂笑谈戈壁大漠

        战车团团长胡鉴是解放军一野第一个同包尔汉在新疆握手的人。其时，战车团刚到乌拉拜，离乌鲁木齐还有一段路，包尔汉带着欢迎队伍早就等在这里。他和胡团长握了手，又爬到战车上，高高地站在车顶致欢迎词。他说：“直到今天，新疆才算真正地解放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隆隆的战车正午时分徐徐开进古城迪化，指战员们远远就能听到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响彻云霄的鼓乐。街道上到处飘扬着彩旗，彩车在前面缓缓引路，车上的喇叭高声播放着嘹亮的《国际歌》和《大路歌》。赠送慰问品的人们涌上来了，各式各样的慰问品雪片似的抛向战车，献花、献茶、献酒……维吾尔等各族青少年们纷纷爬上战车，得意扬扬地同解放军战士坐在一起，从南梁街口到东门外的部队驻地营房，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继战车团之后，连续十几天，王震指挥人民解放军二、六两军部队，由酒泉、玉门、安西陆续开进新疆，按照二军到南疆、六军在北疆的大体划分，进驻东、西、南、北各点。

        陶峙岳这时才将那份费尽心机的《告全疆将士书》发布下去。

        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它希望做到既明辨“是非”，又晓以“利害”，尤其是后者，陶指出：“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整个军事形势来看，兰州、西宁相继易手，外援早已断绝，退路亦复不通，运输的困难也是每一个袍泽都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此，在于新疆的地理和民族两大因素，决定了“一切都要运用和平的方式，也就是需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否则，“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及至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局”。

        陶峙岳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引出结论：“我们这次和平解放，是保全了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再具体地说，我们这次的和平解放，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主动地争取和平，我们动机是纯洁的，我们的行动是光荣的。”

        接着，陶峙岳又历数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必然性。他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人心离散，士气不振”。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之间优劣势的转换。其原因就在于“以往政府的措施违背了三民主义，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官僚对人民压迫，贪污成了普遍现象，使绝大多数的人民辗转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

        谈到共产党，陶峙岳说：“以往的宣传确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就受了一些无稽的诳话的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动辄就是杀人放火斗争清算。我这次到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会谈了三天三夜，并且参观了驻在酒泉的人民解放军，证明了过去我们完全是受了反动宣传的蒙蔽。这次由兰州、西宁逃来的各界人士，现在都很安全地返回原地，没有一个不是恍然大悟的。彭将军并特别指明这次新疆的起义，他很欣慰。新的战士，将永远获得无上的光荣。至于人民解放军开驻新疆，完全是因国防和新疆的建设需要，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他们虽然有两个军（缺一师）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的兵力，但他们大部分的兵力（约三个师）驻在南疆，这就已经明白看出完全为了国防需要。并且从前所谓三区与七区的对立状态，也因此自然得到解决，新疆以后就成为真正的统一的省份了。”

        这篇《告全疆将士书》也是陶峙岳自己的人生告白。直到此刻，陶峙岳才算真正地起义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灵魂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新疆十万国民党部队的改造，有着巨大的影响。

        根据“按实际人数，有一团即编一团，以编足为准”的原则，改编工作已着手展开。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进入第一野战军的编制序列。彭德怀指示，由一兵团抽调部分干部充实起义部队的各级领导，原则上老部队一个师负责编配一个起义师，有点像后来人们总结出来的“政治帮对”“一帮一、一对红”的味道。

        这是二、六两军进疆之后头一项挠头的任务。部队长途跋涉陆续到地方了，面对的是民族地区，驻地分散，还要改编别人，改造别人，因而“个顶个”的自身过硬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早在河西出发之前，两军都分别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强调作风，强调入疆之后的各项政策，诸如对待起义部队政策、民族政策、对苏政策等。

        彭德怀还提出一个“本位主义”的概念。他把各军的主要领导分别找去，由他和王震、许光达、徐立清、甘泗淇一起谈话，说：“本位主义可不是好东西，近来有点发展，么子道理呢？就因为今年的思想比去年放松了，埋头行军打仗，又没得休整。现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就将转入和平生产建设时期，松一点的思想容易产生。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反对本位主义，保证政策纪律的执行。有那么一种人，嘴上也喊反对本位主义，可是，看见人家搞了东西，自己没搞到，就反对人家的本位主义。要是自己把东西搞到了，就不会反对了。这种人反本位主义，自己比本位主义还坏！”

        彭德怀这一“锤”敲得恰到好处。当时摆在各部队面前的局面极其复杂。新疆之大、情形之乱，是尚未入疆的指战员们难以想象的。任务轻重、驻地远近及其条件的好坏，还有物资保障方面等，都是问题。别的不说，仅仅是“生存”二字，就得要比内地多费多少脑筋。

        相比较而言，去往南疆的二军更为艰难一些。这种艰难，首先从长途跋涉开始。许多工作都是在行军途中一边走一边做的。

        酒泉出发时，部队情绪还是颇为兴奋的，物资上多一点少一点，谁也都不太计较。四天之后到达鄯善，听说起义部队有人刚刚把欢迎解放军的一个县长打死了，大家一下子警觉起来。又过了三天，先头到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的和硕、焉耆，上级突然宣布，因为汽车有限，汽油、机油困难，部队要准备沿着塔里木河一步一步走到阿克苏！干部战士去掉四个轮子，这才初步尝到一点新疆的滋味。

        新疆太大了！月前王震带二军从西宁告别一军，攀越祁连山到河西，那么艰难，走起来也只有几天的事。好家伙，跑到新疆这一走就是十几天，还坐着大卡车呢！现在要改徒步，平均每天走80里以上，没有20天也到不了阿克苏。太阳下山时，就有战士悄悄地问：“妈呀，这还在新疆吗？”

        此时关内也不过农历重阳节前后，可新疆已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了，鹅毛大雪满天飞。茫茫戈壁，风沙夹着积雪，弥漫一片。瞅着天色昏暗时，指挥员把手往某个小沙丘旁边一指，说：“宿营吧！”部队就盘开了。战士们顶着风雪架帐篷，谈不上洗脸洗脚，抄把雪擦擦就完事了。老棉袄不脱，皮帽子也不摘，怀里抱支枪倒头便睡。随便什么时候，觉得肚子饿了，就到帐篷外面抓把雪，咽几口干粮……

        深夜冷得睡不着觉，老兵和新兵悄悄地聊开了。

        “喂，光听人叫新江（疆）新江（疆），走这么远的路咋就见不着江呢，净是沙子呀！”

        “嗨，这还叫沙子？才沾着沙子的一点皮毛哩。你没听人家拉骆驼的老乡说，前边有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擦着边也得走个把月，人就根本走不过去！”

        “那……到阿克苏就算到了地点了吧？”

        “早着呢，到了阿克苏，才只走掉一小半的路程，离南疆还有千把里！”

        “天！这老远的，咱将来咋回家呀……”

        部队越走越沉重。四师要求解决110辆汽车加速行程，以便快到驻地，稳定思想。可是，当时的实际保障能力有限，能解决50辆车就算不错了。缺口相差太大，下面工作不好做，思想上有些别扭。

        军党委会上，郭鹏军长说：“你要110辆车，我手头只有50辆的本钱，怎么办？我们初到新疆，什么都没有，就是脚底下有路。现在哪个单位都需要车，六军就不需要车？到北疆阿勒泰不比我们近多少。听说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温度比这里低得多。平均积雪一米以上，战士们武器、干粮、饮水烧柴都背在身上，怎么走啊？人家一天还在百里以上……这个坎子上，我们二军再不能给王司令添麻烦。我们有困难，关起门来自己克服，谁也不许跑到王司令哪里去叫，他眼下的担子重得很！”

        在对待困难问题上，二、六两军都奉行“关门”政策。这一来，王震显得省力气多了，陶峙岳所钦羡的那种“指挥若定”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出来。为此，陶曾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迎王震将军入疆》。诗中吟道：“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陶峙岳只知“解放军军威之盛”和王震的“谈笑指天山”，而对这种力量的来源，当时恐怕还不能深解。

        二军五师十五团到达阿克苏之后，突然接到上级通报，说南疆的边城和田，又有人在那里搞政治分裂，重弹“泛土耳其”的老调。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命令他们以最快速度赶赴和田，控制局面。

        部队完全乘汽车赶赴目的地，自然是不可能的。从阿克苏到和田，通常有3种选择，完全走大路绕行比较安全，但是太远；走大路抄小道既有风险，又比较远；最近的捷径，就是彻底冒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可以比按部就班地走大路，抄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可是，“塔克拉玛干”的汉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呀！连欧洲人都知道它是个“死亡之海”，过去从来没人活着穿越过去的记录，号称“探险家”的那些老外们，大老远跑来，也都望“海”兴叹。部队保障条件这么差，开进去，行吗？

        “怎么不行？”王恩茂站在队前挥舞着拳头说：“它比过雪山草地还危险吗？外国探险家能跟我们人民解放军比吗？”

        十五团副团长贡子云和副政委黄诚，领着全团指战员齐声高答：“不能比！”

        “出发！”王恩茂大手一挥，这个原三五九旅的老七一九团指战员们，就打着那面弹痕累累的红旗，顶风冒雪向塔克拉玛干挺进了。部队上路士气高昂，一路走一路高唱战歌，就是王震当初在青海所作的那首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这是1949年11月28日，历史记住了这个英勇无畏的时刻。

        

“民族军”终成正果，起义军脱胎换骨

        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师长徐国贤和政委李铨向十五团下达命令时，心里也扑通扑通敲着小鼓。不管怎么说，匆忙决定横穿塔克拉玛干，也是一种十足冒险的举措。毕竟千百年来从没有先例呀！

        但是，和田的叛乱来势很不一般，是迪化、兰州、西宁三地逃敌合而为一，武器弹药充足。而且，事情又发生在起义部队与解放军衔接之际，当地群众人心不稳，整个新疆都动荡不安，军也好、民也好，情绪极为敏感，信息传递闪电一般，弄不好就滚雪球似的爆发起来，酿成全疆的一个大气候。事关解放军给新疆人民的第一印象，能否镇得住，不能马虎。所以接到命令之后，团长蒋玉和就带着小分队，即刻乘汽车经喀什、莎车、皮山、墨玉等地，先行赶往和田稳定局面。

        大部队出发时，郭鹏和王恩茂亲自赶到现场做政治动员。

        郭鹏说：“王胡子的脾气你们都晓得，对敌人要狠，不下手则罢，下手就要来绝的，让你们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经他批准的！他让我转告同志们，我们就是要跟敌人拼命。只有拼下这条命跟敌人干，才能赢得新疆人民的信任！”

        说是“拼命”一点不假。十五团出发三天之后，穿过了一片胡杨林，又在干涸的湖泊中消耗掉十几个小时，到12月5日，主力部队1800多名指战员，在代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和参谋长白纯史的率领下，这才终于进入到浩瀚的沙海边缘。

        这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鸟兽绝迹，看不见一丝绿色，除了沙梁还是沙梁，根本没有道路，部队只能靠指南针一点一点往前摸索。

        太阳从沙海中颤动着跳起来了，脚下开始慢慢升温。到中午时，整个沙海如同一锅烧开的滚水，人马浸在其中，几乎就要煮熟了！

        一整天见不到一滴水、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已不新鲜，指战员们嘴唇肿了裂、裂了肿，个个都是血肉模糊地凝出两块大疙瘩。体质稍稍弱一些的人，早在五天内就通通倒下了！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有十几位、甚至几十位烈士静静地留在沙漠中……

        流沙和风暴说来就来。宿营时，常常狂风骤起。眨眼之间，铺天盖地的沙石把床单搭起的帐篷吹得无影无踪。这种时候，指战员们就从沙土中钻出来，互相紧紧地拉着手，弓着腰、埋着头，迎着风沙一步一步往前迈进。一旦有人不小心脱开手或滚到沙梁下边，立刻便被埋了进去！

        流沙是专门为沙漠中的冒险者堆积坟墓的。然而，十五团指战员们却都凭着众志成城的精神和毅力，硬是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当他们刚刚顺利到达距和田尚有200公里的西尔库勒时，便接到蒋玉和团长急星火燎的电报，说敌人准备一两天内“血洗和田”，命部队飞兵奇袭，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

        贡子云和黄诚把全团集合起来，所有乘马集中在队前，开始点名。点到名的人上马，一个名一个名地点下来，一支精干的骑兵分队就组成了。贡子云副团长打头，往马上一跳，说：“革命就要革在节骨眼上，谁要是觉得自己顶不住，现在下去还来得及……”

        话没说完，没点到名的一大群战士，“呼啦”一下拥上来抢任务。贡子云看看马背上的战士们，一个个横眉立目，谁也不含糊，扬鞭就高喊一声：“好，都是好样儿的，跟我出发！”

        这支小分队日夜兼程，飞也似的直扑和田。他们闪电般的出击，给叛乱分子以措手不及的打击，成功地实现了“王胡子”的意图：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前后18天内，行程790公里，十五团指战员徒步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绝招制胜，粉碎了敌人叛乱的阴谋。这场世界级的搏命战术，让彭德怀大受感动。十五团刚把和田收拾清楚，就接到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打来的祝贺电报，称十五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顿时，所有的牺牲、疲劳立刻无影无踪，整个边城一片欢腾，嘹亮的战歌响彻云霄。

        在二军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闻迭起的这些日子里，罗元发和张贤约所率六军也在哈密拉开了一个大场面——组织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十六、十七两师的所有人员、物资（包括骡马），基本上都是从空中运到哈密和迪化的。1033个架次的飞机，在将近三个月时间内，穿梭于河西与北疆之间。到1949年12月底，六军的12446人、2027匹骡马和骆驼以及十几万公斤的物资，便全部抵达哈密、镇西、奇台、吐鲁番、鄯善、迪化、绥来、古牧等地区。

        其时，南疆、北疆各主要驻点的部队，已基本到位，特别是标志着全疆在握的三个控制点喀什、伊宁和迪化，都建立起巩固的关防体系，通信联络畅通，同起义部队的边防交接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剩下的两块骨头，一是进军阿山，一是遵照毛泽东“你们进军的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攀越喀喇昆仑山，进军西藏阿里地区，都正在积极准备中。

        王震早在11月6日就率领一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十几天后，彭德怀、张治中和贾拓夫，也从兰州飞过来了。领导同志们决定，在乌鲁木齐搞一次由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民族军和起义部队共同组织的“三军”联合入城仪式，时间定在12月9日。

        这天上午，彭德怀和张治中及王震、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赛福鼎、曲武、陶晋初等人，登上乌鲁木齐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检阅部队。

        “三军”入城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团由东门进城；三区民族军由西门以八路纵队入城；起义部队选派骑兵自北门跃马而入。顿时，音乐、锣鼓、鲜花、彩带飞满大街，看热闹的各族群众挤得街路两旁水泄不通。“三军”竞相抖起威风，各展雄姿，按规定，都从“大十字”转向南去，经过“检阅台”前出南门，去往南梁。

        当夜，免不了有一场盛大的欢迎晚会，地点就在风云际会的西大楼。包尔汉考虑得非常周到，各族各界的头面人物都邀请到了，代表们来自方方面面，场面搞得相当有气氛。

        宴会之后才是晚会，节目分两大块，先表演新疆各民族歌舞，接着演出郭沫若的名剧《棠棣之花》。为表演这个戏，包尔汉还专门跟郭沫若取得了联系，亲自挑选新疆的名演员担纲，并在演出前广泛散发了汉、维、蒙、哈等多种文字的剧情说明书，效果相当好。连平常不怎么爱看戏的彭德怀，也跟着剧情三番五次地拍巴掌，连说：“安排得不错，很不错！”

        张治中自始至终心里暖呼呼的，眼里含着一股热意。看到新疆能有今天，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演出间隙，他叹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彭德怀和包尔汉说：“我来新疆做了一件错事，对不起新疆人民，我不该把麦斯伍德这个人扶持起来，造成了同三区民族革命运动联合局面的破裂……”

        彭德怀笑道：“人又不是神仙，哪个没得错误哟。新疆如果不是你奠定大局，哪里能有这么便当！你的功劳大于过失嘛，而且大了很多。新疆人民会记住你的！”

        这话是公正的，它出自彭德怀的口，张治中极为在乎。他顿觉通体舒泰，眼前花团锦簇春光无限，下边的戏越听越有滋味。

        一个星期后的12月17日，二军十五团还在大沙漠中向和田奔袭，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由彭德怀兼任，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为代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曾震五任第二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曾涤、哈提诺夫当副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仍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王震入疆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已经成立。在分局领导下，对省政府机关成员也进行了改组，增加和调整了一些省府成员。邓力群被任命为宣传部长兼省政府外交办公室处长。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任命第五军领导成员：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副军长兼参谋长伊斯哈可夫·马尔果夫，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依尔，政治部主任奴尔也夫·巴吾东。列斯肯和马尔果夫二位，都是苏联人，列斯肯在1953年经组织批准去苏治病，再也没有回来；马尔果夫是1960年批准回国的。他们为民族军早期的建设，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历史上功不可没。

        第五军下辖两个步兵师（每师辖三个团）和两个独立骑兵团。步兵第十三师师长买买提依明·伊敏诺夫，师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步兵第十四师师长是阿里木坚诺夫·乌拉拜音，师辖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和一个炮兵营。军直属部队除独立骑兵一、二两团外，还有城防营、战斗营、后备队、警卫连、教导营、医院等单位。

        第五军的组织建设有一个充实提高的问题。1950年初，新疆分局和军区党委决定，从一兵团抽调一批老同志支援过来。二军副军长顿星云首当其冲，调到第五军当政治委员；四师政治部主任李恽和调任五军政治部副主任；马洪山任十三师政委，胡政任十四师政委。

        1950年1月10日，在伊宁组织授军旗仪式后，中共第五军和所属各师的党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支在民族革命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从此踏上新途。

        与第五军整编命令宣布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命令也宣布了。新疆军区对二十二兵团团以上干部的任命亦同时宣布。陶峙岳为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原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任副司令员，六军政治部主任饶正锡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还是陶晋初，二军五师政委李铨调任政治部主任。

        兵团下辖一个军和两个直属骑兵师。军的番号为第九军，司令部及直属队由原整编第四十二师的司令部及直属队组成，驻地在景化。军长由赵锡光兼任，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调任政委。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李祖堂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曾文思。

        九军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由一七八旅、一七九旅、边卡第一大队及边卡瓜化第一大队组成，驻地在迪化。师长是刘振世，六师副政委贺振新调任副政委。第一副师长杨延英，第二副师长陈海洲，参谋长李雪谷，政治部主任刘一村；二十六师由整七十八师师直二二七旅和一七八旅骑兵团组成，驻绥来、景化两地。师长罗汝正、政委王季龙。第一副师长高戍光，第二副师长周茂，参谋长熊略，政治部主任鱼正东；二十七师原由六十五旅、一二八旅组成，驻焉耆、库车、阿克苏。师长陈俊、政委龙炳初，第一副师长文升桥，第二副师长韩际隆，参谋长李存忠，政治部主任傅志华。

        兵团直属骑兵第七师，由原来的骑一师整编而成。师长仍为韩有文，政委于春山。第一副师长韩荣福，第二副师长郭全梁，第三副师长马全吉，参谋长李纲，政治部主任杨贯之；直属骑八师由原骑四旅、骑九旅组成，驻莎车。师长马平林，政委张献奎，第一副师长李朝弼，第二副师长刘抡元，参谋长祝元开，政治部主任杨烈光。

        对二十二兵团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改编是同步展开的。改编中，王震即从一兵团的二、六两军抽出1070名干部、153名战士和600多名参军的学生，充实到各部队中间。他们中间有945人是中共党员，依靠这批人在部队中迅速建立起党、团组织，而取缔原有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一下子把部队的“血”给换过来了。

        第一野战军的拿手好戏新式整军运动派上了用场。从1950年2月兵团各级党组织建立起来之后，王震就在二十二兵团广泛开展以划清阶级界限为中心的民主诉苦运动和阶级教育，回忆对比一搞，阶级觉悟起来了，再把《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这样一些剧目演上几遍，士兵们的情绪也就上来了，从挖暗藏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封建帮会头子”到挑自己灵魂深处的“半条心”思想，人人争先恐后，几个回合下来，部队里里外外焕然一新。然后，诸如尊干爱兵、拥政爱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最难办的当然是军官。根据一军在西宁改造马家军旧军官的经验，搞集训是个好办法。因而新疆军区决定办军政干部学校，把起义部队的政工人员、特工人员以及编余军官1774名，分批集中训练，以使他们“脱胎换骨”。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这边在“脱胎换骨”，那边的纰漏照出不误，而且一出就骇人听闻。军政干部学校首期集训队从1950年1月16日开学，按照一期三个月的计划，到3月初刚好渐入佳境。王震正准备派政治部的笔杆子们去总结经验时，忽从二十二兵团骑七师蹦出一个天字号的消息：该师17个连队的2511名官兵，在迪化地区六个县（市）大举叛乱！

        

骑一师反心不灭再作乱，马家军劣根难移又生事

        二十二兵团整改过程中，王震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骑七师。道理很简单，他对马家军的秉性太了解了。

        第一次与陶峙岳在酒泉谈起部队改编时，王震问陶：“青海过来一个马辅臣和马振武，要找马呈祥说降，不知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这件事陶峙岳当然知道。马呈祥后来不再坚持入关与这两个人的出现大有关系。但是，马振武和马辅臣没有把马呈祥劝回青海老家去，差一点还被马呈祥带走了。当时，马呈祥决定朝汗、离开新疆，这在陶峙岳看来就够了。陶一直认为送走马呈祥是最明智的一着棋。马走后，对于谁来接任骑一师师长这个问题，陶曾颇费思量。最后选定了韩有文。以韩当时的职位与听话的程度，陶峙岳觉得自己这个选择也是明智之举。

        听了陶峙岳对骑兵一师情况的介绍，王震许久未置一词。陶峙岳有点奇怪，便试探性地问：“王司令对马家军是怎么看的？”

        王震想了想说：“以我与马家军打交道的体会看，打马要打头马，降马要以马对马，韩有文这个人能力怎样，我姑且不论，但若是让他来带马家军，我看还不如当初把马呈祥留下来。”

        留马呈祥？陶峙岳摇摇头，他觉得王震不了解当时的情形。

        王震主张留马呈祥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期望，而是可为权宜之计。马家军的劣根，王震比陶峙岳体会更深，因而，从毛泽东到彭德怀，提到新疆的起义部队时，都异口同声有这么一说：除马呈祥的骑一师之外，其余部队都可以保留改编。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倘若真的如此处理，乱子恐怕不会等到今天。

        总之，骑一师的“反心”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从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那天起，就已显露出来。韩有文在通电的前一天晚上，曾把团以上军官召集在一起通了个气，尽管话说得极为含蓄，还是被人轰了下去。当时闹得最凶的是两个家伙，一个叫马廷龙，一个叫马祥翕。他们已不止一次扬言：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打那以后，马廷龙和马祥翕就整天骑在马上，到各个连队窜来窜去，俨然以马呈祥的党羽自居，见到士兵就说：“马师长迟早是要回来的，他才是咱们的师长！你们别听陶峙岳他们胡说八道，共产党长不了，大家都沉住气，忍耐一时，只要将来机会成熟，咱们抱成一团，听我的指挥，共产党就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这期间，韩有文也找陶峙岳报告过几次，但每次陶都说：“你掌握着，别刺激他们，耐心做些说服工作，晓以利害，坚持一天算一天，等解放军一进新疆，看他们还敢翻天不成。”

        一定程度上说，韩有文这个“维持会长”当得还算不错，少不了像过去陶峙岳招待马呈祥那样，隔三差五准备一桌斋饭，把姓马的请来吃吃喝喝，和气一团，好歹让马廷龙、马祥翕二人那股“气”“沉”了两三个月。

        改编之后，教育改造工作每天都在“刺激”这两匹野马，部队见天就是揭发、受训，特别是谈到西路军的那些往事，马廷龙和马祥翕终于承受不住了。

        马廷龙跑到连队跟士兵们说：“弟兄们，共产党今天不杀咱们，明天也会杀咱们；明天不杀咱们，后天也会杀！谁愿意在这里等死谁就等吧，死了丢到山谷里喂狼，活该倒霉！谁有种跟我干，拼他娘的鱼死网破……”

        马家军的士兵有几个手上没沾解放军的血？一天天的揭发情知躲也躲不过去，加之这些人当兵多半为了吃喝嫖赌，仗着手里有支枪，作威作福的日子过惯了。如今改编为解放军，纪律那么严，又捞不着外快，生活艰苦更是不用说了。有个班副到维吾尔族人的店里摸了几块钢洋，还给了人家还差点被枪毙，有朝一日犯了事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面，还不如……

        韩有文师长和于春山政委跑到连队差点就没有活着回来。一见王震，韩有文就结结巴巴报告：“这些王八蛋都疯了……疯了……”

        王震问：“说服教育工作都做了没有？”

        “都做了，”于春山说，“有些干部处于观望态度。士兵面前根本无法说话，一开口就起哄，有的还动手打，杨贯之主任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是团里跟去的人拉得快，差点就送了命。”

        韩有文补充道：“韩荣福副师长也负了伤，趴在地上不能动哩！”

        “死了多少人？”王震问。

        韩有文瞟一眼于春山，不大敢说。于春山麻着胆子报告：“到我们来时，已经有13人了，都是派进去的同志，其中9名干部。”

        王震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他们要杀……人，要杀……”韩有文讲不利索。

        于春山接着说：“他们要杀你，杀陶司令员、杀包主席，杀维吾尔族人，杀汉族人；见女人就奸，见商店就抢；他们还扬言先打迪化，再打哈密，还要一直打到关内去……”

        王震手里把玩着一支红铅笔，冷冷地笑道：“口气倒不小！你们回去，把干部组织起来，分头下去，不要再跟他们讲道理了，就告诉他一句话：叛变和捣乱是没有前途的！”

        韩有文不解地望着王震：“这……”

        “走吧！”于春山在旁边拉了韩一把，双双向王震敬礼出门。韩有文还是不解，追着于春山问：“王司令光叫说那话，那管个啥用？马廷龙、马祥翕能听你这个？！”

        于春山说：“你呀！难道看不出王司令那眼神？他是定下决心了。不相信你等着瞧，出不了一昼夜……”

        其实，王震早就成竹在胸。马家军闹事是个定数，只是迟早的问题。它必然会给王震提供这样的机会，走向自取灭亡。

        王震走近地图，略事推敲便决定，立即调六军骑兵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第五军四十团各一个营，加上战车营的一部，兵分四路，向马廷龙、马祥翕起事的昌吉、迪化永丰集、阜康、奇台几个点包围过去。只要叛敌不举手，就坚决消灭！举手投降表示悔改的，仍就给出路，既往不咎，该团结的团结，该教育的教育，不作歧视。

        王震把陶峙岳叫过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然后征询地望着陶，说：“这样处理不算过火吧？”

        陶说：“不过火，我完全同意，就补充一条，马廷龙、马祥翕一定要杀！这些人留下来是祸根，秉性难改。”

        “你讲得对，”王震说，“最近西北地区几起大的匪患，都是马家军留下的祸根。宁夏有个马绍武，伙同张廷芝、郭栓子这几个人，成立了一个什么‘仁义军’，还设立所谓‘贺兰剿共总部’，在宁夏的同心县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小半个宁夏都乌烟瘴气，几百里地没人敢走路；青海那边，我们的一军最近也给土匪搞得精疲力竭，同样是马家军留下的祸根。马步芳走时丢下了5万人，光校级军官就上千。一军在改造起义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是不管用。去年11月底12月初，仅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以及西宁附近的叛匪，就达到9股，有8390多人哩；今年1月4日，马步芳新编军的参谋长马忠义和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人，召集了20多名军官，跑到化隆卡里岗开军事会议，成立什么‘新编第八十二军’，由马忠义当军长，横着性子组织暴乱，当地驻军和政府怎么做说服教育工作、怎么搞政治宣传，一概无效。最近又听说甘肃临夏跳出两个漏了网的马家军小头目，一个叫马希统，一个叫马中福。他们纠集了上千人，在甘青边界王家台子搞暴乱。你看看，这都是马家军，所以，你说得对，同马家军交道不能手软，的确要心狠一点，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陶峙岳频频颔首。他同王震的想法一致，但这些话，似乎由王震说出来更顺当一点。

        两人正聊着，参谋长张希钦急匆匆地进来了。自入疆开始，张就一直陷在哈密银行抢劫案的侦破之中，负责追缴赃物。几个月来，他几乎都在北疆的各个驻点上跑来跑去。目前，大部分被抢财物都追回来了，但还有一笔很可观的金银散落到了民间，追缴起来难度相当大。所以，张希钦每天都要和王震个别交流一下看法，或电话联系，或当面汇报。

        但是此刻，张希钦的脸色很不一般。

        王震急问：“有情况吗？”

        张希钦说：“情况很大……叛匪包围了四十六团的一营二连，力量悬殊太大，这个连队已经支持不住了！”

        “叛匪有多少人，能不能估一下？”

        “好几万！”

        王震腾地站起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这绝对不可能！”

        “有可能，”陶峙岳说，“但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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