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又参举义刷新十一旅，毛泽东设宴款待“火车头”

        塬边一片小树林里，早早地落满了夜的暗影。警备第三旅旅长贺晋年，同待命出发的17名干部战士一一握手。

        “准备好了吗？”他小声地问。干部、战士们都回答准备好了。

        “联络暗号记住没有？”

        “记住了，口令‘回家’，回令‘下地’。”

        贺晋年轻轻拍了拍队尾那个小战士胸前的弹匣和胯下的手榴弹袋，感觉捆得都很结实，再看左臂上的白毛巾也扎好了，这才满意地回到队前。他压低嗓门给大家作简短的讲话：“同志们，党在新编第十一旅的地下组织牛华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等同志，今晚已把起义指挥部成立起来了。咱们的任务是，隐蔽进入安边城，协助地下党同志控制城防要点！注意呀，第一，要隐蔽进城。到时候会有人来接应你们。你们现在的身份就是十一旅一团的巡防队；第二，要听从指挥。你们每人都要个顶个的独当一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今晚谁也不许睡觉……”

        对于陕北安边这座小城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拂晓时分，城内外突然间一片集合哨响。不一会儿，新编第十一旅一团各分队都齐装满员地从四面八方带到旅部门前的大操场上，1500人一个不落。与此同时，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和勤务人员共500多人，也集合完毕。

        官兵们多数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妈呀，这是干啥呀，深更半夜的。”有人在惊恐地打听。

        还有人懵里懵懂地打着哈欠：“等着瞧吧，后头有好戏！”

        脑子灵光的已经猜到七八成。“西北民主促进会”在1942年就成立了，不间断的抗日宣传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十一旅一团连续举办班排骨干军训班等活动，大家心里多少有点儿谱。更何况这几年来，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局、中统局打入新编十一旅的人几乎不断，弄得该旅风云变幻、莫测高深。先是1940年复兴社特务赖佛庭想夺一团的军权，搞得全团上下沸沸扬扬。第二年又来了个“安边事件”，军统特务马华彦煽动土匪张廷芝、张廷祥把十一旅所有军官骗去赴宴，结果当场杀死旅长刘玉亭，并把全旅尉级以上官佐扣起来了，以致犯了众怒，最后全旅官兵一哄而起毙了张廷祥，才保全了部队。前不久听说代旅长曹又参又被邓宝珊召到榆林，说是还得“整编”第十一旅，谁知上头搞什么鬼花样……正当大家脑子里胡乱想着，黑暗中一个人影登上了高高的石级。“弟兄们！”嗓门一亮，人们立刻听出是一团团长牛华东。顿时，队伍中鸦雀无声。

        牛华东说：“咱们十一旅是1932年组建的，从兰州到陕北，弟兄们千辛万苦流了多少血汗！可是上边从来就不把咱们拿正眼瞧。这是为啥？就因为咱是没爹没娘的‘杂牌’！‘杂牌’怎么了，照样报国出力嘛！抗战八年，咱和八路军搞联防不是很好吗，可就是有人给咱泼污水呀！咱们老旅长刘玉亭尸骨未寒，现在又想来用武力解决咱们。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胡说！你算老几……”

        “你一个团长，有什么资格训话？”

        牛华东的话被几个大嗓门粗暴地打断了。他们是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这时，只听曹又参旅长从一侧雷鸣般地吼道：“下他们的枪，把他们扣起来！”吴棻和石佩玖以为曹又参在为他们说话，立刻随声附和，“对，扣起来！”但是，上来几个士兵却不容分说把吴棻、石佩玖两人五花大绑地捆作一团。再看身后，国民党安边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和公安局长等人，也都拴蚂蚱似的一长串熊在那里。吴棻威风扫地。这个复兴社分子气得又蹦又跳：“我抗议！我要电告委员长，我要到重庆告你们这些叛逆……”

        冷不丁旁边有人啪的朝天放了一枪，随后大喊：“牛华东，有事冲你爷来，放了他们！”牛华东听出那是二团副团长张鼎臣。此人原来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叛变了，成天跟吴棻、石佩玖这帮人搞在一起。

        当下，牛华东冷冷地笑了笑：“好啊，你想舍身救主……”话没说完，张鼎臣手中的枪口突然瞄准了牛华东。

        千钧一发之际，曹又参的手枪响了。“砰——”张鼎臣应声倒地。吴棻、石佩玖以及那一大串国民党安边县要员，个个吓得浑身筛糠似的。

        牛华东朝血泊中的张鼎臣骂了一声“王八羔子”，手在空中一挥，大声宣布道：“弟兄们，咱不给国民党卖命了！站到共产党和人民方面来，为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队伍中沉寂了片刻，一下子爆发出欢呼声。

        一天以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三旅七团，遵照贺晋年旅长的命令，在曹又参十一旅一团的配合下，包围了该旅二团据守的宁条梁镇。被围困的二团团长史钫城也是吴棻一伙死党，一边在士兵们面前发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边命令电台兵打开榆林明码频道，直接向邓宝珊呼救：“总司令啊，曹旅长被共党赤化，一团和旅全他妈反水了！我团陷入重围，顶不住啊，赶快发兵救援啊总司令！”

        邓宝珊虽说表面平静，但榆林城外的声势也是轰轰响地闹出来，兵来将往、雷鸣电闪，那架势像是有几路人马数千队伍整装南下。

        消息立即由延安转给了贺晋年。中央军委要求，必须趁敌援兵未到，迅速结束战斗，以防夜长梦多。为了确保胜利，贺晋年把尚未投入战斗的警三旅七、八两团一并拉了上去。也就是说用四个团对付一个团，把宁条梁镇围了个水泄不通。就这样紧攻慢攻，也持续了一周。榆林方向雷声大雨点小，援兵迟迟未到，史钫城绝望了。他的二团1000多名官兵中，有800多人举手当了俘虏，而他自己和100多人在顽抗中被打死。

        11月5日，牛华东和一团参谋主任王子庄、营长李友竹、赵级三、柴明堂以及连长冯世光等人，代表2000多名该旅官兵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欢呼胜利之后，十一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新十一旅，番号不变，曹又参仍旧当他的旅长，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政治委员高峰。副旅长由郭宝珊和起义总指挥牛华东担任，参谋长王子庄，杨林任政治部主任。

        这些人选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定下来呈送毛泽东过目时，毛主席就提出要见见曹又参。朱德和彭德怀也说，把贺龙叫回来，好好设个宴，招待招待曹又参。于是，诸事忙定之后，贺晋年陪曹又参上延安。

        骑马上了路，贺晋年说：“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你就明白了，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我们里头都是有学问的人，真心诚意为老百姓。”曹又参有点儿紧张，再三地征询贺晋年：“哎，老贺你倒是给我说说，见了他们我该说些啥？”“啥也不用说，他们全知道，你只要有问有答就行了。”曹又参还是不放心，路上下宿，几晚上睡不好觉。

        果然，曹又参白紧张了几天。头一面见毛泽东时，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坐在炕上，手里拿本书在看，还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像个乡村教书先生。他笑着迎上前来拉住曹又参的手说：“你这个‘火车头’开得好，我们欢迎你。”又说，“我们从不计较当没当过国民党。我们这里当过国民党的人多的是，朱老总干过，彭老总干过，贺老总也干过嘛。革命不分先后。”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曹又参心头最犯疙瘩的地方解开了。他立刻乐呵呵地跑到几位老总跟前，像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弟弟。

        招待宴会就在这个气氛中拉开序幕。彭德怀是最后一个站起来举杯的。他把曹又参拉到地图跟前，告诉曹说，因为十一旅的起义，使得安边、横山一带解放了，陕甘宁边区人口增加了18万。他还向曹通报了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也率1个军和1个纵队1万多人在邯郸起义的情况。因此，他送曹又参两个字：“明智。”

        曹听了这两个字格外受用，便产生相见恨晚之感，“彭副主席，我觉悟得晚，真不知道能为革命做点儿什么，日后请多指教。”

        彭德怀想了想，说：“指教谈不上，你给我详细谈谈榆林的守备情况好不好？”

        曹又参心头动了动，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彭德怀举杯，“先喝酒，以后慢慢谈，日子长着呢。”

        

得意王子痛陈国府败象，苦恼总裁漫道兴亡玄机

        蒋介石的心情糟透了。继《剿匪手本》全面下发之后，他又亲自给所有战区司令长官下达手令，要求他们火速拿出“清剿奸党”的计划。接着，他便静候佳音。结果，“佳音”没有等到，却等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哗变”。这叫他心里怎么好受得了。“都是共产党在后面捣的鬼，奸党不除，国无宁日！”蒋介石在他的山洞林园小客厅冲着宋美龄发泄怒气，一句话说得急了，弄掉假牙，正在往上安装时，有人推门进来。

        是蒋经国。这种时候除了他，没有人敢自讨没趣。宋美龄一见蒋经国，打声招呼便出去了。她从不在他们父子中间多言。蒋经国这位在治理地方和约束官员方面颇有口碑的得意王子，最近被老蒋任命为外交特派员，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沈阳、太原等大城市飞来飞去，满脑子是官场交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今天名义上是顺道、实际上是专程来向父亲陛下禀报下情。

        蒋介石一听儿子要报告外交特派员任上的心得，脸色平和了许多，随手指个沙发，轻声说：“坐着讲。”自己先稳稳地坐到一张躺椅上，双手平摆到左右大腿上，气息均匀，腰杆挺直，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蒋经国没有按照父亲的指点在沙发上就座，而是坐到旁边的一张硬木椅上，随之脸上露出当儿子的谦恭：“父亲，近来休息得还好吗？”

        这句话一出，厅内家庭氛围潮涌般地升温。蒋介石犹豫了一下，尽量不把一脸苦色在儿子面前显露出来，斟酌着回答道：“还好。”

        这等于为蒋经国敞开胸怀夷平了障碍。小蒋放下包袱似的吐了口气：“父亲，东北的摊子很破，日本占领十五年，工业、农业都是百废待兴，最重要的是青年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忍不住打断儿子：“我看，那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后面破坏捣乱。这个，始终是中央政府的心头之患！要想办法，采取非常措施，根绝赤患。否则，国无宁日，党无宁日！”他说着说着又动了感情，起身踱几步再坐回去，双眼茫然瞪着天花板，“我华夏泱泱大邦，灾祸连天啊。被日本人搅和八年之久，国家损失弥巨，而毛泽东那班人的翅膀反倒硬了。就这样，我党内部也还有人对我心存芥蒂，还不懂得‘攘外必先安内’这个简单的道理，痛心哪！”老蒋突然朝小蒋用力一挥手臂：“晓得吗，这是个不变的国策！”他无奈地长叹一声，重新把手放回去，等待着儿子的反应。

        蒋经国微蹙双眉：“父亲，以经国之见，共产党固然要除，但是，当务之急还得从整治国府做起，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蒋介石哦了一声。在对于国民党内部腐败的惩治方面，他和蒋经国一向有着共识，当年他倡导“新生活运动”或多或少也有点儿这方面的意思。当即，他问道：“几个大城市的接收情况还好吗？”

        蒋经国摇头叹气，“不太好，贪赃枉法，大有人在。重庆派去的那帮东西，个个如同饿狼，炒汇率、倒洋车、卖洋房、收姨太太……唉，见到什么捞什么，有的人光是金条就藏了好几箱，大船小船往香港和国外运。上海有个名角，借重美国新闻处，把日本人的财产管理局收买了，光是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那条小街上的12幢洋房，他一辈子也花不完。像那种英式三层楼的房子，又有花园又有阳台，每幢收20盎司黄金不算什么……您知道老百姓的民谣是怎么唱的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些人哪里还有什么王法，分明是吸血鬼，脑子里找不到一丁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

        “经国，你讲得过头了吧。”蒋介石面无表情地望着儿子，“照你这么讲，中央政府不是要倒台了吗？”他起身慢吞吞地走到儿子面前，话音变得更为低缓，“不会的。杞人忧天不但没有用，反而有害。”

        这几句话着实让蒋经国目瞪口呆，但为了对父亲的垂训表示恭敬，他还是强打着精神随老蒋站起来。父子俩就这样面对面地肃立在客厅中央。这个意味深长的情景维持了约3分钟，蒋介石终于找到新的话题：“你见过鸬鹚捕鱼吗？”

        蒋经国下意识地点点头，表示见过的。

        蒋介石说：“你晓不晓得，鸬鹚捕鱼为什么那么卖力？”

        蒋经国回答说：“那是因为渔翁故意让它们饿着肚子。”

        蒋介石神秘而得意地冷笑道：“你放心，鸬鹚捕到鱼是吞不下去的。”

        “为什么？”蒋经国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发问。

        蒋介石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随即回到躺椅上：“傻瓜，因为它的脖子是被麻绳扎死了的！”

        蒋经国还想说什么，一声“报告”，国防部高参呈送文件来了。

        国防部文件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来的一份急电。电文报告说中共王震和王首道所率南下支队，王树声和戴季英所率河南军区的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一个团的兵力，在河南和湖北的唐河、枣阳、桐柏、随县四县交界地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成为一股，有依托桐柏山构成中原支柱的迹象。刘峙要求委员长增调兵力，以彻底清剿不致脱网。

        蒋介石听着电报频频点头。挥退高参之后，他转对蒋经国说：“晓得了吧，这才是最重要的！”继而脚步沉重地踱到窗口，自言自语陷入沉思，“桐柏山，全国的腹心所在呀。它雄踞江淮河汉之间，距武汉一步之遥。万里长江自西而东，平汉铁路南北贯穿，东有大别山，西有武当山，南有大洪山，三山相接，再面临一个吃穿不愁的江汉平原，50万兵马亦能藏而不露、纵横驰骋。然后，控武汉，窥南京，扼死出川的咽喉要津……共产党的如意算盘打得精到！”

        这番高论让蒋经国诚惶诚恐，满脸钦佩：“父亲高瞻远瞩，中原大势，不可不察。”

        这当然是蒋介石喜欢听的话。他舒舒服服地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中原是我的战略要冲，得失成败关系重大。华中、华北、华南、华东，甚至西南、西北及东北，全局系于一地。这一次，我是横下一条心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剿共多年而无成效，就是因为心肠太软，耳朵太软，加上党内一些败类，多方掣肘，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以致养虎为患！”蒋介石的语气渐趋沉缓，“要晓得，丢几箱金条，我们垮不了台。可要是共产党的势力蔓延开来……”

        

蒋介石有苦难言怒不可遏，毛泽东无话不说谈笑风生

        充分发挥军事优势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解决“匪患”难题的一贯方针，可围追堵截了好多年，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反而越“剿”越大。这让他怀着一肚子委屈，无处诉说。重庆谈判前前后后及毛泽东在渝的43天，无论老蒋怎样表演，消灭共产党这个思路从未改变过。所以，谈判中只要关系到共产党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事无巨细，都是蒋介石棋盘上的重中之重。

        其时，共产党军队人数已经超过百万。重庆谈判实质性交涉阶段，共产党方面提出将军队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为263个师。老蒋想都没想就断然否定，经过一番痛苦的调整，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而这12个师还必须“交出来”，由政府统一领导。

        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争这些公文上的阿拉伯数字，当即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而共产党降到43个师，比例接近1/7。最后，双方本着“和平建国”的精神，将国军整编到140个师，共产党军队改编为20个师，比例仍为1/7。这样的格局，还是经过共产党方面多次让步与力争，老蒋才气哼哼地表示“可以考虑”，心里憋着老大不舒服。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重庆谈判一开盘，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问题，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连一向比较公允的张治中，都把中共的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直到谈判最后，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也还是悬而未决。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基调一如既往，甚至跟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一口一个“共党不除，后患无穷”，天天都在训斥那些不理解“攘外必先安内”的党内“蠢材”，好像有满腹心事倒不出口。

        对此，中共态度也比较直白。几个月前的重庆谈判桌上，王若飞就硬邦邦地告诉国民党代表：既然如此，那中央就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听到中共代表说出这样“不硬不软”的话，蒋介石无言以对。一言以蔽之，党内败类太多，力不从心是他彼时彼刻复杂心境的鲜明写照。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桌上两党代表“磋商”时，就再三表示，“国民党及其政府都把我党看成为被统治者，看成是来投降的，自西安事变以来就一贯如此。但我们今天既然都说要民主团结，彼此就应该立于平等地位……倘依去年我党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那么，我党的一切军队和政权就都可以交给联合政府。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怎么能把军队、政权交给一党专政的政府呢？”

        蒋介石心里有火，嘴上却哑口无言。他把硬话托给了赫尔利大使。这位牛气烘烘的美国佬失去了耐心，面具都不愿意戴了，赤裸裸地告诉周恩来，军队编员调整不能有丝毫拖延，军队和行政两方面不能合起来谈。解放区问题，要么承认政府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显然，他作好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多少有点故意刺激共产党同他翻脸的意思。

        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出奇地平静。他的决心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此外，中共还表示可以让步，他蒋介石手中有大把的军队，毛泽东手中则有大把的“民主”“自由”。他甚至提出，把从海南岛起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全部让出来，共产党军队可以悉数撤至黄河以北。

        这一招让老蒋乍一看上去有点蒙。抗战期间，他一直想用武力把共产党军队驱赶到黄河以北，可始终办不到，战后在谈判桌上，就这么轻而易举就实现了？细细掂量一下，他的疑心上来了，这不是军事上的“盈缩随敌”吗？其有所“让”就必有所“不让”，哪有这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啊。显然，要如今的中共根本放弃武力，交出“解放区”，中央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简直就比登天还难了！这让一直绷着劲儿的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盛怒之下要张治中传话给毛泽东：“要想‘和’，就照国民政府的条件‘和’，若不然就请他（毛泽东）回延安去带兵来打。”

        毛蒋会晤的最初几天，温情脉脉的问候与寒暄中，是双方试探性的摸底，看过毛泽东离延前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六条要求，蒋介石心里明白得很，要中共“归顺”完全没有可能。当他看到中共9月3日的正式提案《谈话要点》后，实在压不住火冒三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作空洞的原则是好的，可以填塞进于己有利的内容。但是，中共《要点》在原则下面提出的具体办法，却是完全要不得的！这天的日记中，老蒋火势熊熊地写道：

        在此万众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厌，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并要编组共产党军队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三倍之数，最后将欲以二十四师为其基准乎？毛共诚不可理喻也。此事唯有赖上帝之力以成全之，痛心极矣！

        “痛心极矣”的蒋介石，一边虚应毛泽东，一边给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密令：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以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从头到尾不生气，忙着会各种各样的亲朋故旧。当然，闲谈叙旧免不了抒发一下蓬勃的胸臆。他只身来到重庆上清寺西南角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在特园会到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张澜。张痛心疾首地告诉他：“国民党丧失了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你们。民国十年，我同吴玉老推行过地方自治，想摆脱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过问政事。我们失败了，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片净土！”

        毛泽东笑道：“表老所言极是，真正老成谋国呀！”

        张澜长叹一声：“哪里呀，老朽而已。不过，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这就像说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一样，岂不令人寒心！”

        毛泽东吸着烟，没有答话，想起一句妙词，暗自斟酌起来。

        周恩来想得格外周到。只有他知道毛泽东轻松的外表之下，是怎样的一种紧张，为此，他特意在红岩村为毛泽东安排舞会。虽说毛泽东那种“配乐散步”似的舞步始终有些心不在焉，而一旦与各界朋友晤谈时，总能看到他微笑着宽解大家：“着不得急哟，几十年留下的问题，几十天谈妥，哪有如此容易的？”

        毛泽东还反反复复跟人打趣，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好比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他们，我们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你看，这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操着浙江方言说：“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

        “老头子和青年人，恐怕难成姻缘哦！”学者侯外庐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不行的话，可以刮刮胡子嘛！”

        想要刮老蒋的胡子，谈何容易。假戏真做的谈判注定一波三折。其间，在老蒋勃然大怒发布“剿匪”密令的紧要时刻，把延安的刘少奇等人都担心坏了，连电催促毛泽东返回，无奈毛泽东毫不理会，而且面对媒体谈笑风生。

        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曾书面向毛泽东一口气提出十二个问题，请求答复。毛泽东借机发挥，告诉甘贝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他表示：“中共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毛泽东敞开心扉地告诉西方人：“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做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什么是中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呢？这是所有外国记者的共同话题。

        毛泽东回答说：“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西方人和中国民主派人士，都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虽然，它不过是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有可能实现的、对中国百姓最有利的目标，而且与蒋介石一再标榜的政治信念，也完全没有冲突。”

        在最后告别重庆、返回延安的仪式上，诗人毛泽东将自己的情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讲到慷慨激昂处，甚至像五四青年那样振臂高呼，新中国万岁！

        这一招简直把老蒋弄傻了。自由、民主，圈子如此之大，色彩如此绚丽，他蒋介石钻也不是，不钻也不是。媒体人巴不得世界上每天都出现如此一惊一乍的场面，顷刻间批评、议论、揣测，各种声音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蒋委员长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连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都大发议论，“如果接受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争执地区的要求，那就等于共产党把每一个村镇重新交给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也就是等于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以及横行霸道的重新出现。”

        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痛骂当局是“群狗争食，闹得不成样子”！即便小骂大帮忙，要中共维护政府，维护“全国统一的国家中心”，“不要另起炉灶”的《大公报》，也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悲叹，说国民政府“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老蒋打算好的那一套表演程序，无法继续下去。他也不想再装了，何况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在天津登陆。该部曾与日军血战于冲绳，如今顾不得许多讲究，干脆和日伪军并肩战斗，扼守港口。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杜聿明部，神不知鬼不觉包围了曾号称“民主堡垒”的昆明，围攻省府，胁迫省主席龙云交出其经营多年的云南省军政大权。

        这些还都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动作，是老蒋把目光盯死了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武汉及鄂北，蒋介石要把那里变成数万“共匪”葬身的坟墓。国民党军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等5个战区20多个师约30万兵力，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步步蠢动。某些骄纵而顽劣的将领，毫不掩饰地气势汹汹放出话来：“委员长跟中共没什么好谈的，围歼中原共匪数万人，毛、周自不能张狂！”

        中统局响当当的头目，更是扬言：“不宜让毛泽东、周恩来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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