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除了战场上硝烟弥漫的厮杀，还有隐秘深藏的敌后地下斗争。关于前者，史家已多有研究；关于后者，至今尚少论述。兹就台湾“中研院”朱家骅档案所藏，参以“孤岛”时期的上海报纸，阐述国民党系统在上海地区的部分敌后工作情况。
上海党部委员纷纷变节，蒋介石大为震怒
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1939年，汪精卫自重庆逃出后，于5月8日抵达上海，即以之为基地，大肆鼓吹“和平运动”，紧锣密鼓地筹备组织伪国民党和伪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上海阵地不能丢”，计划加强上海工作 。当时，国民党虽在上海设有地下市党部，但由于原书记长蔡洪田、常务委员汪曼云率先变节，为虎作伥，一时间，除主任委员、原暨南大学教授童行白等二三人尚能保持气节外，其他委员和职员居然携带卷宗、印信，集体投逆 。这种情况，使蒋介石大为震怒。6月7日，蒋介石手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等人称：“上海党部实在无成绩表现，其无能力与无办法可知，应特别设法改良为要！” 13日，陈立夫也致函朱家骅，建议“集商改进方案” 。
重庆国民党中央很快决定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郑亦同去上海，以中央组织部代表名义负责考察当地党务。8月23日，郑亦同致电朱家骅报告：上海党务既无下层基础，上层干部“变节者变节，消沉者消沉”，必须“彻底改组”，方能“重奠革命之基础”。他并推荐，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担当此任，其理由是，上海的这帮动摇失节之辈，与吴“有甚深切之历史关系”。只有请他出马，才能“多尽劝导之责，或于残局不无小补” 。
吴开先出生于上海近郊的青浦，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其后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可以说是上海通。郑亦同推荐他回沪主持地下工作，不无道理。
郑亦同的建议也正是朱家骅的想法，于是，很快就决定了和吴开先同时奉命赴沪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
正邪、忠奸、人鬼的搏斗
1939年8月28日，吴开先抵达上海。当时，汪精卫正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国民党。一场正与邪，忠与奸，人与鬼的搏斗正在上海滩上展开。
报纸是社会喉舌，可以造舆论，洗脑筋，影响和左右人心。汪精卫、周佛海等都是国民党内的文化人，长期做宣传工作，自然深谙此点。他们到上海后，一面通过《中华日报》鼓吹“和平运动”，一面威胁、恐吓各抗日报刊。6月17日，汪伪武装特务袭击《导报》馆，迫使该报停刊。同时，投降汪伪的原国民党特务丁默邨、李士群等则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投递恐吓信，声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7月22日，汪伪特工夜袭《大晚报》社。8月30日，暗杀《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版编辑朱惺公。其后，暗杀事件即层出不穷。
在抓报纸的同时，汪伪又大力抓学校。其办法是拉拢部分教育界败类成立所谓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游说各校校长发表拥汪通电。9月2日，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因致函《中美日报》，痛斥汪精卫的“和平”谬论，宣称“头可断，志不可屈”，被汪伪特务暗杀 。接着，大海中学校长聂海帆也遭到毒手，其后，各校校长纷纷接到前述“铲共救国特工总部”的恐吓信，声称如再坚持不肯参加“反共和平运动”，“执迷不悟，甘心附共”，将同样手段对付 。因此，一部分校长、教导主任们不得不表态拥汪 。
吴开先离开重庆时，携有蒋介石致虞洽卿等人函5件，孔祥煕致上海银行界李铭等人函十数件。吴开先抵沪后，即迅速访问上海各界头面人物，特别是工商界巨头，传达抗战国策。在沦陷两年之后，上海人士突然见到了这位来自重庆的旧相识，因此，一时颇为兴奋。8月31日，吴开先致电陈果夫、朱家骅等称：“环境虽确甚恶劣，然事尚可为，决以最大之努力挽此颓势。” 9月10日，蒋伯诚、吴开先又联合致函朱家骅称：“汪逆失败，在沪利用敌人之金钱，威胁利诱，无所不为。对忠实同志屡加杀害，丧心病狂，较之暴敌，尤为残酷。惟汪逆无论金钱、暴力，如何凶残，但是非犹在，清议尚存，顺逆忠奸之辨，孩童皆知。故无论党内党外，忠贞不贰、持正不阿之士，所在皆是。”函件表示，上海潜在力量非常广大，将广泛联络各界及各民众团体，“使全沪民众不为利诱，不为威屈，造成强固之不合作运动，以为消极之抵抗”。 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吴二人的这些壮语虽没有完全实现，但在打击敌伪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汪伪和日寇很快就得知吴开先已经返回上海并重建地下组织。9月9日，汪伪《中华日报》刊出吴开先到沪的消息。同时，丁默邨悬赏5万元捉拿吴开先。9月19日，日方制订应予扑灭的中国秘密机关计划，首列“吴开先集团” 。
成立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
到达之后不久，蒋伯诚、吴开先很快发觉，上海地下市党部的被破坏情况，远比原来估计的严重。二人函告重庆称：“市党部因二三叛徒破坏，无异临阵倒戈，牵动甚大。”主任委员童行白虽然艰苦撑持，但人面过熟，险遭敌伪暗杀，行动、居处，都极感困难，因此，已不能留沪工作，市党部必须根本改组。函件同时也提到，上海原有特工组织，均已崩溃，应即统一力量。重加组织，派遣重要人员来沪主持。函称：“叛徒一有制裁，则同志之勇气自增，而观望之徒有所顾忌，更不敢为非作歹矣！” 当时，重庆方面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系统有好几个，政出多门，互不相关。9月30日，吴开先再次致函朱家骅，说明中央在沪工作人员尚未取得密切联系，“工作既未集中，经费尤为奇缺”。他要求朱家骅报告蒋介石，“将全沪工作化零为整，以坚强之组织与敌伪相抗”。
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汇报工作，国民党中央采纳吴开先、杜月笙等人建议，决定组织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以杜月笙、蒋伯诚、戴笠、吴开先、吴绍澍为常务委员，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吴开先为书记长。同时，改组上海市党部，以吴绍澍为主任委员，兼三青团上海支团主任。统一委员会成立后，吴开先指定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为总交通，以原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等人为专员 。在上述五个常务委员中，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因此，统一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三人负责。
上海统一委员会成立后，上海市党部、三青团上海支团的工作进一步呈现起色。
争取失足分子，稳定动摇分子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有一部分是铁杆汉奸，有一部分则是一时失足者。吴开先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争取失足分子，制止文教界正在蔓延的附逆趋势。1939年9月11日，吴开先致函朱家骅说：“抵沪后，对丁逆所胁持分子已救出周斐成、张咏春、苏顽大、顾荫千、柴子飞等十余人，均为租屋，另行居住；盲从而悔悟愿归者亦有封光甲等十余人（均为中小学校长）。” 这可以说是蒋伯诚、吴开先等到沪后的最初成绩。
1940年1月初，在万墨林策划下，高宗武、陶希圣二人离开汪伪集团，出走香港。蒋伯诚、吴开先即于7日致电朱家骅，要求迅速向蒋介石汇报，转命驻港工作人员“联络抚慰，以拆汪伪团体” 。14日，朱家骅批示将电报抄送蒋介石的侍从室，同时指示：“汪逆正谋傀儡登场之际，忽与其重要干部凶终隙末，我方自可及时利用。”
高、陶到香港后，在杜月笙等策划和支持下，向报界公开了汪伪和日本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并陆续发表了《致大公报函》、《新中央政权是什么》等讨汪文章。以此为契机，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1月23日，吴绍澍对记者发表谈话，通过沪报公开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谈话特别提出：“汪之末日已至，日人之政治阴谋已穷”，号召“受汪逆一时诱惑者，从速猛醒，戴罪图功”。 同时，吴开先则分别致函附逆分子。函称：
慨自汪逆叛国，匿迹沪西，谬倡和平，行同盗匪。影响所至，环境丑恶，生活日高，全沪人士，咸蒙其害。诸君或被利诱，或遭威胁，虽不能与“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者同日而语，要亦信念不坚，交友不慎，有以致之。在先或惑于谬论，或醉于利禄私图，执迷不悟，莫可理喻，方今高、陶远走，密约揭露，诸君虽不与谋，亦属附和，务望及时憬悟。
函末，吴开先并号召失足分子刺杀汪精卫：“若能刺逆来归，将功赎罪，我中央不特不咎既往，且将厚事赏赉也。”该函于28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载 。
高宗武、陶希圣公布汪日密约后，汪伪集团极为狼狈，伪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春圃狡辩说：高、陶所公布的密约是“日人片面提出之条件”，“并非最后折冲之结果”。 27日，在吴开先等劝导和安排下，伪社会部秘书程宽正等15人决定反正，脱离汪伪控制。31日，程宽正等发表公开函件，反驳陈春圃的狡辩，说明“自高、陶宣布密约，乃知所谓‘和平运动’，实汉奸运动之变相” 。其后，程宽正并发表长文，揭露丁默邨等胁迫他落水并逼他参加汪伪“六大”的经过 。周乐山等也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假和平之名，行屈膝之实” 。2月6日，吴绍澍致电叶楚伧、朱家骅称，自吴开先发表文告后，“奸伪内部顿呈动摇”，“沪市人心殊见兴奋” ，云云，虽有夸大成分，但确系事实。
除分化敌人，争取失足分子外，统一委员会又严密注视上海头面人物的动向，特别注意监视动摇分子，及时采取措施。
汪精卫等成立伪府前后，多次诱胁虞洽卿出任伪职。统一委员会得到消息，立即紧急集议，决定假冒吴铁城名义致电虞洽卿，声称：“奉总裁谕，上海情形复杂，安全堪虞，请即来渝。”
1940年秋，虞洽卿离开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 。统一委员会的此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虞洽卿为敌所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占领上海租界。黄金荣受日伪诱惑，准备出任租界维持会会长。统一委员会故技重演，送去一份蒋介石具名的电报，表示对黄近况的关念，询问其身体状况，劝其多加养息。23日，吴开先致电朱家骅，报告这一做法，电称：“此老如能悬崖勒马，而不为敌用，对于沪上一切，或究可稍好也。” 结果，在整个抗战时期，黄金荣和日寇虽有周旋，但始终没有出任伪职。
上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为敌所用，将极大地不利于抗战。上海统一委员会争取失足分子，稳定动摇分子的工作虽然无法完全阻遏少数败类的投敌，但对分化敌人，限制敌伪利用上海的人力资源，显然有一定作用。后来，吴开先在回忆中曾不无自豪地说：“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人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
肃反、锄奸
为了对付汪伪的恐怖政策，蒋伯诚、吴开先于1939年9月5日致电朱家骅，告以“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要求“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 其后，军统上海区先后处置了汪伪特工总部大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青帮大亨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起到了部分震慑作用。
资料显示，重庆方面曾企图通过上海统一委员会暗杀汪精卫。同年11月14日，蒋伯诚、吴开先致电朱家骅称：“赐电奉悉。嘱破坏汪逆伪组织事，弟等不避艰险，多方设施，政治方面，曾向平方策动反汪，已见成效。现仍积极进行。沪上各方，在弟等联络及监视之下，各界均亦不敢勾结参加。”同电并称：“行动方面，曾积极计划，俟机实施，惟逆贼防卫严密，不易接近为虑。” 电报所称“向平方策动反汪”，指的是利用华北汉奸集团反对汪精卫，制造其内部矛盾。所称“行动方面”，则显指暗杀汪精卫。
上海统一委员会暗杀汪精卫的计划未能实行，但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他们还是处置了几个小汉奸。2月28日，在吴绍澍等指挥下，上海同日发生三起暗杀案：日伪《新申报》记者许申，伪京沪、沪杭甬两路党部委员薛显扬，上海市商会委员马少荃遭到枪击。不过，许申未能致命，而马少荃则当时并无显著附逆行迹，统一委员会对他采取行动，主要是吓唬，促使他离开上海，转赴重庆。
推行崇尚廉耻运动
蒋伯诚、吴开先到上海后，除联系各界头面人物外，还曾联络了部分民众团体。1939年10月，在蒋、吴等鼓励和支持下，上海工商、教育、慈善等各界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廉耻运动委员会，发起崇尚廉耻运动，其内容为：“自己立誓，不与闻无耻之事业，不受无耻之金钱，共同对无耻之徒，口诛笔伐。” 12月12日，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孤岛市民，刻苦淬砺，坚忍奋斗，以复河山” 。此后，陆续发表《告教育界同仁书》、《敦劝金融界书》、《劝告妇女界书》、《告上海市民书》、《告工友书》等文件，倡导“守廉厉节，图强发奋，雪耻复仇” 。1940年3月11日，廉耻运动委员会发布宣传要点，指责汪伪曲解孙中山的言论以行其奸，严肃声称：“凡曲解三民主义者，不但为总理之叛徒，且为千秋万世之罪人。” 29日，汪伪成立汉奸政府前夕，廉耻运动委员会再次发布宣传要点，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接受无耻金钱吗？你参加无耻事业吗？” 30日，汪伪政权成立之日，委员会又发表文告，提出“应益坚气节” 。这些，显然都具有批判民族败类，砥砺气节的作用。
廉耻委员会后来曾发展到各业各界，在上海活动了很长一段时期。
在统一委员会活动期间，上海工商、知识各界的群众工作有一定发展。当时发端于重庆的“春礼劳军运动”、“节约劳军救难运动”、“一元救难运动”等，都曾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其中“春礼劳军运动”，上海各团体原拟募集代金50万，20天不到，各业认捐额即达60万 。
当然，上述群众运动是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共同推进的结果，但其中有统一委员会的努力则是无疑的。
揭穿汪精卫伪造民意的鬼把戏
在汪伪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培植了华北、华中两个汉奸集团。汪精卫等自重庆出逃之后，日寇即准备以之为中心，成立统一的汉奸政府。1940年2月，汪伪开始制造“还都”舆论，谋划在南京成立伪府。其手段之一是伪造民意。当月，《中华日报》以上海一百多个同业公会的名义发表“拥护和平通电”，借以欺骗社会。为了揭穿汪伪玩弄的鬼把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分别动员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3月19日，上海酱园业、古玩业、地货业、杂粮油饼业等同业公会首先在《申报》发表启事，声明“本会以维护同业为职志，越此范围，概不预闻”。在此基础上，《申报》并进一步刊登消息，说明《中华日报》所登启事，“其中六十五个，系未经正式成立，甚至根本无此名称者，其中四十一个，已陷停顿者，至于确有此种名称而在活动中者，对于此事，事前实一无所闻” 。自此，各种否认声明络绎不绝。至3月30日，各同业公会发表声明者达一百五十余起。各界发表声明者每日数起 。这些声明，有力地揭穿了汪伪的鬼蜮伎俩。
反对成立伪府
汪伪集团在一再延期之后，决定于3月30日“还都”。为了加紧反汪斗争，三青团上海支部于29日通电全国，声称：“我国人心未死，公义尚存，岂能容此无耻巨奸，腼颜人世，以贻民族之羞！” 同日，上海市各区党部督率全体党员上街张贴标语，进行了一次突击宣传。据报道，南京路商业区，以至曹家渡、徐家汇等地区，“均有大量小型彩色讨汪传单散发”，“人行道上之电杆木上，均有极整齐之讨汪标语张贴”。 后来，吴开先曾回忆说：“每年元旦或国庆日，均由党部工作同仁在先施、永安、大新诸公司之游乐场上，掷下大批纸质国旗党旗，以唤起民心。汪伪组府时，并印大批传单说明汪之汉奸行为，以昭告国人，亦由高处掷下。”
3月30日，汪伪为了制造气氛，盗用英法两租界华人纳税会名义，以纪念台儿庄战役为名通知各商店悬旗。上海市党部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商请各晚报刊登消息，揭穿阴谋，并加印《大美晚报》8000份，调动学生50人分头送报，并向各商店说明。因此，当日除外滩日本银行及虹口、沪西一部分商店外，英法两租界内绝无一家商店悬旗 。同日，上海学生协会、上海学生讨汪运动总会等纷纷发表宣言，声称：“现在更伟大、更艰巨的反汪任务，放在我们肩上来了，我们只有更英勇更坚决地发扬我们的传统，担负起我们的使命，集中我们的火力，万众一心，从日寇汪伪的进攻中发动全面决死的总反攻。” 当日，三万学生举行全市大罢课。各校学生在风雨中分别举行讨汪宣誓：“余誓以至诚，决不参加伪组织，以最大之决心，打倒卖国组织，并否认卖国密约，决以全力拥护中央，拥护抗建国策。” 会后，各校宣传队到租界各马路散发反汪传单，高呼反对成立伪府口号，因此，被捕数十人。这是沦陷区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日，蒋伯诚即致电重庆，报告有关情况。4月2日，朱家骅复电表示满意。电称：“沪市讨汪工作，由兄主持，颇著绩效。原电已译呈总裁鉴核，仍请督导诸同志加紧进行。”
宣示抗战国策，拒绝德国人转达的日本和平条件
日军侵华，原以为可以在短时期内灭亡中国，但是，却陷入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泥潭中。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向重庆国民政府诱和，以求取得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从侵华战争中拔出脚来。
1940年10月15日，德驻华使馆代办密告蒋伯诚与吴开先：日本华北军司令长官多田骏等对汪精卫甚为轻视，认为中日问题非与蒋介石洽商，无法解决。德代办称：日方现应以优越之条件给予中国政府，但日方亦应有所得。德代办暗示，德国将以第三国姿态出面保证实行。蒋、吴二人没有坚决表示拒绝，同意将谈话经过报告蒋介石。朱家骅对此不满，复电称：“此次抗战，中途言和，可招亡国之祸。”“战事扩大，正我所期待。英美合作既成，则共同制日，步步加紧，对我援助，日有进步，前途希望愈增，我抗战亦胜利愈近，此时我方决不可稍动摇。”
德国企图再次调停中日战争的消息很快为英、美得知。10月26日，吴开先以中央驻沪人员名义对英、美记者发表谈话：“中日战争，非俟日本有真诚之觉悟，放弃侵略之决心，达到委员长所提恢复中国领土之完整，国家之独立、自由，则任何和平方法，余知中央决不愿予以考虑也。” 朱家骅认为这一谈话“颇为得体”，于29日复电表扬，电称：“欲谋世界秩序之恢复，和平之重见，各国必先联合，共同制日。我三年余抗战，对世界，尤其太平洋有关各国，贡献良多。此后当更尽最大之努力剪灭此世界祸首也。”朱家骅指示，如外国人继续询问，即按上述意思回答 。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英法两租界，统一委员会的工作转入隐蔽待机，但是，日方仍然多次辗转向吴开先表示谋和之意。1942年2月上旬，德国海通社社长美最时会见吴开先，转达日方求和意图，打听中方条件。吴开先答以“我方现在绝无谋和之意，条件无从谈及”。12日，美最时再次约见，出示日本海军方面的五条意见，主要内容为：1.日本承认中国尚未击败，希望避免继续流血，愿接受中国之和平条件；2.中国应尽速参加东亚新秩序，取得其应得之地位，则中日两国，将为亚洲之两平等国家；3.日方决定大权，掌握在东京二三领袖手中，日本海军与之有最接近之联系，因此中国无须与其他日人谈判；4.此次机会，稍纵即逝，望中国方面及早图之。有了前次的教训，这次吴开先的回答就干脆了：中国已在二十六国宣言上签字，不能单独媾和，“事无百一之望” 。24日，朱家骅复电，指示称：“我国单独抗战，四年有半，百折不挠，已获胜利基础。”“太平洋战事发生以来，我一跃而跻为四强之列，为世界大战中之主角，同时亦为世界各民族共认之领导者，国际地位既已提高，此乃千载一时万不可失之良机，正宜及时加紧努力，以竟全功，断无中途言和之理。敌在太平洋上初期胜利，本为意中之事，最后胜利仍属于我，敌必惨败，已无疑义，今其谋和之心愈切者，亦为此也。”朱家骅并称：“德人建议，弟意不宜转陈，因总裁必大生气也。”
统一委员会工作的停顿
1942年3月，吴开先被捕。5月6日，统一委员会的秘密电台被破获，吴绍澍避居宜兴西南的张渚。此后，又适逢蒋伯诚中风，因此，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工作陷于停顿。除营救吴开先外，就没有做过多少事了。
自吴开先抵沪至被捕，前后不到三年。在此期间，吴开先等始终没有能将上海的敌后工作真正统一起来，其工作范围也仅限于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和社会下层缺少联系。同时，他们还有和共产党闹摩擦的一面，反映出国民党虽一面联共抗战，一面仍不能忘情于反共。但是，吴开先等人和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要斗争矛头是指向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的，因此，基本上应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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