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宜宾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原名李坤泰，又名淑宁，后改名李一超，赵一曼是她的化名。“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

        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她机智勇敢，在敌人的监视下完成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一次，工会的同志们正在哈尔滨的太阳岛上租房开会，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聚精会神地讨论问题。突然，一个汉奸特务闯了进来，桌上的文件已来不及收藏。赵一曼急中生智，将半盆糨糊猛泼到特务的脸上。特务一时懵了，睁不开眼，张不开嘴，被大家按倒在地，牢牢捆住，封住嘴巴，塞入床下，入夜后沉入松花江，保证了会议的正常进行。转入武装斗争后，她英勇善战，屡出奇兵。一次，抗联三军三团被日伪军包围，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却越聚越多，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晚上，漫山遍野突然枪声喊杀声大作。原来是赵一曼率领农民自卫连和广大群众杀上来了。人们按照赵一曼的部署，一面拼命呐喊，一面直逼敌人指挥部。敌人一时摸不清头脑，只觉得兵如潮水，吞天没日而来，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命。我军里应外合，乘势冲杀，缴获了大批武器，生俘了一批日伪伤兵。不久，日伪的报纸竟把赵一曼说成是一员“红枪白马”的女将，“猖獗于哈东地区”。

        赵一曼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十分关心和爱护战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有一个关于“赵一曼的碗”的故事让人感动。

        这一只粗瓷大碗，是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的饭碗。其实这个碗，赵一曼同志仅仅用过一次，但是抗联的老战士都能认出这确实是赵一曼同志用过的碗，因为这里边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提着个鼓鼓的挎包，给赵一曼同志送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这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同志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通讯员一直想给赵一曼同志再弄一个碗，在这次战斗中才留心搞到一个。赵一曼同志看着这碗说：“哪里拿来的，请你还送回哪里去！”“这……这……鬼子都消灭了，这往哪儿送呀！”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只碗给赵一曼同志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心想：“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

        赵一曼看到这一碗饭，真不知道是批评他呢还是说什么好，显然，这是从病号灶上盛来的。艰苦抗日的抗联部队，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他们虽然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她再看看这满碗饭，不禁为英雄战士的艰苦精神和阶级友爱感动了，决不能批评小通讯员，他是个坚强的小英雄。赵一曼同志等人不注意的时候，端着碗轻轻走进炊事棚，把饭又倒在锅里，自己亲手盛起半碗野菜粥……这些，只有炊事员老李看到了，他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满了泪花……

        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同志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100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赵一曼同志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据后来“侦察”，这只粗瓷大饭碗早已成了七班的菜盆了。

        赵一曼的威名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登报悬赏捉拿她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15日，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赵一曼说：“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主动要求留下掩护，最后她率150多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左撇子沟，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击毙日寇30余人。激战中，队伍被打散。突围时，赵一曼左手腕受伤，后与4名同志潜入小西北沟窝棚里养伤，不幸行踪被特务探知。3天后，在敌人抓捕她时，赵一曼中了子弹，右腿被打断，露出了骨头。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了。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的活动情报，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派员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这是一座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的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在那里，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对赵一曼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

        据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记载，到哈尔滨后，日本宪兵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警务厅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和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一共4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他们认定：“赵一曼女士，这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肯定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共产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既然逮到了，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

        特务科的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据记载，刑讯前后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等“轻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她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共党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血和泪，惨不忍睹：“……把竹签一根一根地扎进指（趾）甲缝内，再一根一根拔出来，换成更粗更长的签子再一根一根扎进指（趾）甲缝内，再……改用铁签，烧红后扎进一个个指（趾）甲缝内；最后，把翘裂开的手指、脚趾甲一片片拔下来，用钳子反复敲打指（趾）头，把一个个带血的残废指（趾）头慢慢浸入盐水桶里……从下午一直行刑到深夜。”

        “……一口紧一口地往下灌辣椒水和汽油，肚子鼓涨得似皮球，再用杠子在肚皮上一压，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反复数次……”

        “……不断地用鞭子把儿蘸着粗盐捅她手腕和大腿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拧，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

        在长时间的刑讯中，面对拷打，“赵一曼女士一直狠狠地瞪着审讯她的人，闭口不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开口喊叫一声”。“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摧垮其坚强意志，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共产党大人物的尊严。”日本宪兵“觉得很没面子，伤了日本军人的自尊”。

        ……只有电刑（第一次）“总算使赵一曼女士开口喊叫出声了”，“找到对付赵一曼女士的办法了”。

        1936年4月末，日本宪兵对赵一曼实施第一次电刑，日本宪兵将赵一曼的手脚绑在刑椅架上，然后将电极一端夹在赵一曼的双腕上，另一端夹在脚踝上，对她施以惨绝人寰的电刑。据当时的审讯记录记载，当电流快速通到赵一曼身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一曼女士的身子开始发起抖来，浑身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随着电流变化节奏的加快，在这之前长时间的刑讯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喊叫一声的赵一曼，这时也“难受得不停颤动，张大了口，不自觉地发出极度痛苦的凄惨呻叫”，最终也忍不住“发出厉声惨叫”，而且“叫得越来越厉害，全身肌肉紧绷，身体弯成弓形，整个胴体像筛糠一样”。

        ……赵一曼终于昏了过去。靠着顽强的意志，赵一曼最终还是没有屈服，没有供出抗联的机密。

        酷刑之下，赵一曼伤口溃烂，生命垂危。由于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她在共产党和抗日队伍里占有“重要地位”，“赵一曼女士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怕她死去得不到重要口供。为让她招供，从她那里获取重要情报，便把她转送市立医院，由伪警方监视治疗。

        当时刚从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刘锡强被分到市立医院的外科一病区做实习生，那时才二十出头。他回忆当时情景说：“赵一曼的伤势挺重，身上有几处枪伤，其中腿和手腕上的伤最重，隐约可见白骨。”

        另外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时“用烙铁烙的伤，血肉模糊，伤口很深。她的一双手腕和脚踝因受了电刑而各留有一块烧焦的凹瘢”。

        在市立医院，当时还不到17岁，当见习护士的韩勇义第一次见到赵一曼。几年后她回忆说：“赵一曼的湿发完全遮住了脸，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用双手颤抖着拢开躺在担架上还在昏迷中的赵一曼的乱发，一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完全暴露出来，口中直流白沫。眼球突凸，两眼翻白，嘴角淌着血，鼻孔中气若游丝。”……醒来后，她睁开眼睛见到我“慢慢地抬起头，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当时觉得“她是想动一动，想缓解些痛苦”。第一次与赵一曼见面的情景强烈地刺激了韩勇义，使她头一次看清了日本人的凶暴。她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帮助赵一曼逃跑未遂后，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有屈服。从敌伪档案的报告材料中可以看出韩勇义的坚定信念，报告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期间受了赵一曼女士的宣传，她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壮烈地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马车，使用“满洲国”币，吃“满洲国”的生产，这都是由于自己在“满洲国”，迫不得已的事情。自己所流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期望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

        在医院里，赵一曼仍不忘争取和团结进步人士，宣传革命思想，很多爱国人士都被她顽强的意志和抗日信念所感染。她曾在《滨江述怀》里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中国人。和赵一曼接触一段时间后，韩勇义把赵一曼看做是一位可信赖的大姐，向她讲述了自己伯父、父亲被日本人逼死等情况，她还向赵一曼提出了入党要求。赵一曼向她讲了许多日本侵略罪行；讲了人民群众驱除日军，推翻“满洲国”的强烈愿望，极大地激发了韩勇义的爱国热情，坚定了她的反满抗日决心。后来，韩勇义和看守董宪勋，从羡慕女英雄转而同情革命，他们决心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在一番精心准备后，3人于1936年6月28日逃出了哈尔滨。

        28日午后，韩勇义交给董宪勋一部分钱雇车、雇轿。当晚9时，他俩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赵一曼又坐上了已经等在那里的小轿子，由5名轿夫抬着，在大风雨中向东奔去。途中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过了阿什河，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无策家里。由董无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爱国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游击区，寻找地方组织。

        6月29日晨，日本宪兵发现赵一曼不见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折腾了一天，找到了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接着又查到小轿铺子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连夜追捕。

        6月30日晨，赵一曼她们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附近，不幸被日本宪兵追上，赵一曼再次落入敌人魔掌。

        不久，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进一间不到一米高、约四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不多日，日本宪兵又实施了更残酷的第二次电刑。

        当时赵一曼在刑讯室里是怎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次次顽强挺住了日寇下流无耻、惨无人道的电刑折磨的情景，敌伪档案资料记载中，字里行间浸透着血迹，催人泪下。

        再次被捕后，敌人用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赵一曼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敌人为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情报，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赵一曼的行动却让他们失望至极，在万般无奈下，决定处死赵一曼。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这位红枪白马驰骋北疆的女政委，在她战斗过的土地上一路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沿途许多群众流泪而目不忍视。

        赵一曼就义之前，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当年生儿子临产时，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她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历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的孩子，让行将为国捐躯的母亲如何不想念！这封充满了舐犊之情、报国之意的遗书写于赵一曼赴刑场的途中，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于珠河从容就义，时年31岁。

        为纪念她，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她题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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