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集中营共有八百余人，共分成四中队。每一中队又分成四小队，每小队以十几人为一班。几乎是直接把关东军的编制套过来使用。但我入队的时间尚浅，所以不论分派在哪一班，居尾的情况没什么改变，也没有难以抉择的意识，就是当个顺从的小兵。

        但是对方看准我出身东北，具有耐寒的能力，因此命我担任清早挑水的工作，这差事令我痛苦不堪。

        总之，朝会和点名的时间随他们任意延长，但劳役工作却不会因此缩短。花一小时点名，夜间工作就要增加。白天做起来都十分艰难的工作，夜里做更是去掉半条命。若前一夜的疲劳导致晚起，第二天早晨就得更加忙碌。

        点名时之所以花费那么多时间，恐怕是因为苏联军警卫兵的算法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他们不太会算数。

        在军队中，除非有特别的命令，否则是以四列纵队整队。因为用四的倍数便于掌握人数。只要把队伍整好，全队人数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他们为了方便自己计算，而将队伍打乱。有时五人一组，有时两人一组，全凭警卫兵的习惯。数四十人时得从头开始数，数完六十人又得走回最前头。结果，每数到四、五十人左右时，警卫兵就会烦躁得把战俘踢打一顿。

        然后又得从头开始重数。于是，光是站着点名，地面升起的冷气就足以冻得脚趾麻痹，等到开始工作更加难以使唤了。

        相对于追求效率，他们做的事却是乱七八糟，若说教育水准之低，可真到了天下奇闻的地步。但我们的命全都抓在他们手上，所以也不敢当作笑话。

        每天第一件工作，就是如何配送清水。虽然有个地方接了自来水管，但十月一过，连深达两公尺的土里都会结冰，有水管也没有用。

        因此，除了把雪或冰融成水之外，没有其他取得清水的方法。

        我们集中营的人员约有八百人。我们得准备煮饭用的水和每小队约五十人份的饮用水和洗脸水。

        从挑水兵里每天轮流挑出两名，走到一公里外的森林，把堆积的冰块切开，用雪橇送到厨房。冰柱得靠两人一起用一种名叫皮拉的锯子来回锯下，所以若是两人搭配不好，就切不快。厨房的水如果送迟了，早餐也会延迟，我们就会成为惩罚的对象。所以必须与时间赛跑。

        轮值者在厨房准备用水时，各小队的挑水兵会将集合场所一角的冻土挖开，取得洗脸用的冰块。铁锤或铲子没有刃，得用伐木用的斧头削取。为了怕把斧刃给削钝了，用剑道中“逆胴”的技巧，将斧头插入冰块削下，效果很不错。

        把冰块放进小桶里，带回兵营用火炉融成水。反覆几次之后，才终于能供给每个人一杯水。

        泰舍特本来就是缺水的地区。就算不是战俘，听说一般家庭也只用半杯水来洗脸。只是考虑到过重的劳役，大家都想把洗脸水拿来当饮用水喝。反正防寒布盖住了脸，就算不洗脸也看不到脸脏，长出的胡子反而可以防止冻伤。

        直到回乡以前，我一直做着挑水的勤务，但中间有几个月是由其他的二等兵代替。那是因为我在接受人肉地雷训练时所受的伤恶化了。

        清晨，正准备弯腰从下段床板爬出来的时候，脖子突然一阵巨痛。几乎所有同袍都是朝同一方向侧躺着睡，没办法翻身，所以也可能是肌肉萎缩或落枕了。我没把它当回事，想站起身子动动脖子和肩膀，促进血液循环。

        但把头弯向右边的瞬间，我“啊！”的大叫了一声。一阵猛烈的痛从锁骨一路传到右颈动脉，又从头部右侧传到右眼和右耳。

        霎时我跌到床下，便失去了意识，等清醒时已经在医务室里。

        最初，我误以为自己还在满州的陆军教练场。回到那个视死如归、自己即将成为地雷的场所，有种奇妙的爽快感受。

        一个名叫田部井正夫的上等兵能说俄语，所以他跟在我身边。

        耳边响起的俄语将我带回现实。这里是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的集中营。田部井上等兵悄声在我耳边说，尼克莱？布夫科医师是个值得信赖的医生，最好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

        虽然有数个集中营都有医疗设施，但其他地方的编制，一般都是苏联医师两名、护士一名、再加卫生兵五名。只有第五十三集中营非常罕见的有三名医师、两名护士。即使如此，五名医疗人员要负责八百人的健康，还是无法予以充分治疗。

        在这样的处境中，尼可莱医师用他最大的权限，尽量努力使战俘有机会休息。田部井上等兵说，尼可莱曾向上级建言，让俘虏休息一天，就可以减少因过度劳累而死亡的人数。

        尼可莱医师诊断说，我脖子和锁骨上的疼痛，原因出在锁骨下方有异物。听到这句话，我才想起早已忘却的往事，那是在关东军时代发生的一件意外。我抱着陶壶进入洞穴，潜伏在战车经过的路上。身负着人肉地雷的任务，却不巧遇到同袍误触火药爆炸的意外。同袍被炸死，而我为了不让怀里的弹药壶被火烧到，于是以身为盾。就是那时陶壶炸碎的碎片插入我的体内。

        没有造成双重爆炸，真可算是奇迹。那时我昏了过去，睁开眼时，有一瞬间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陶壶的碎片就这样插进右锁骨中，关东军的军医说，因为它位在颈部，无法动手术。而且军医看了X光片后还笑着对我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那片拇指大的碎片上面正好刻着大日本帝国的“帝”字，就把它当作护身符吧。

        疼痛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说疼痛正是自己还活着的证明，当我又能持着木枝削成的木棒，做出挥舞动作时，痛觉已淡化到皮肉痛了。虽然期望自己能恢复到做出“拔胴”击打对手左侧腹；但又对炸死的同袍感到愧疚。

        似乎是因为在西伯利亚每天一早就要挑着沉重的扁担完成一天的劳动，以致疲劳不断累积才使疼痛复发。

        我知道在集中营接受摘除手术，无异是将死期提前。我只祈求能像在满州那样，不要触及神经就好了。

        这里既没有X光设备，也没有手术用具和麻醉药。摘除异物反而有致命之虞。于是在尼可莱医生的指导下，暂时敷药布，减轻碎片周围的发炎状态。

        我们的工作是铺设贝阿铁路的轨道。但是，在铺设之前，必须先填土。把路基修平之后才能在上面放置枕木。

        整顿路基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如果不用炸药先把坚硬的冻土炸开，根本是一筹莫展。而装设炸药的洞穴，必须由人来挖。

        先用火炬将表面的冰融化，然后在有点湿软的洼洞里快速设置好炸药。我已十分熟练炸药的处置，并不费什么工夫，但挖掘装设炸药的洞穴时，必须握着斧头，很担心振动会牵动到体内的陶片，触碰到神经。所以只要有点疼痛，就用药布减轻疼痛。

        其实比起药布，有一位叫玛莉亚的护士的温柔，更具有治疗的效果。在她的照顾下，疼痛慢慢减轻，但也只是免除了清晨挥动斧头的工作。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每天点完名后，到医务室去更换药布成了我唯一的快乐。玛莉亚深知我的心情，虽然药布已经没了，却也没赶我回去，还继续假装帮我敷药。

        而且，她还会给我一撮砂糖。甜甜的味道让我想到故乡紫波树上的柿子。在神社院子里结实系系的柿子，即使在寒冬的景色中，仍让人暖得脸颊胀红。

        手掌里的甜白砂，想到柿子的颜色

        战争虽然结束了，我们却被丢在没有尽头的痛苦深渊。经常与死亡相伴的状况，可以想见战俘集中营跟战场无异。但是，战俘的心却和在战地时有天壤之别。因为，现在对抗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而是自己。寒冷、饥饿、疼痛、疲劳等一切，时时挑战着我们寻求温暖、饱足、快乐、怠惰的心。

        尤其是饥饿更是如此。如何抵抗鄙陋的人性，决定了是人还是畜生。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刚被带到第五十三集中营后，关东军所储备的马钤薯、豆类和谷类等，有部分转作他用，剩下一点点加在汤里给我们喝。但是不到一个月，汤里放的杂粮已经少得可怜，只靠岩盐来调味。大家忍受不了饥饿，没办法只好嚼松枝，用苦味压过空腹的感觉。

        午餐就用马吃的高粱做成团子配加盐的清汤，晚餐是粟米团子配加盐的清汤。三餐的主食是黑面包，一大早就把一天份三百公克的面包分给大家。但所有人都是马上就吃光。倒不是因为太饿无法忍受，而是害怕被别人偷走。

        有偷拿战友面包的；有在地上发现一条虫偷偷捡回去吃的；或是为了争夺一条虫而大打出手以致重伤的；还有把马粪中未消化的高粱捡来吃的，甚至还有人从人的粪桶里……仿佛是饿鬼道的极致。但我知道，这些行为都是忍耐超过极限的结果。

        马的身体里可能有俄国人也害怕的疾病，人粪里也会繁殖大肠菌。有人吃了立刻上吐下泻，最后虚弱而死。而马都消化不了的高粱残渣，有人吃了之后被纤维刺破了胃，最后吐血而死。这些都是尼可莱医师紧急发表他们的死因，以提醒我们多加注意，才真相大白的。如果他没告诉我们，猎食马粪的行为可能还停不了。

        为了朝嘴里塞东西，人的自尊是可以抛弃的。只要能够活下去，就有机会回日本与家人重聚。一定是这样的信念，填补空虚的肚子。

        从厨房搬来我们营房的黑面包只有三公斤。一人可环抱的角柱状面包要切成十份，然后再分成早午晚用的三等分。由于切得太随便会引起抗议，不知道是谁发起的，各班里开始使用自制的天平。在所有人的监看之下，每人配给三片一百公克的面包。对于公平公正的期待，唤起大家一同忍耐的意志。

        我们拿杉树等野生的青木树枝来做筷子。天平也是用一支筷子做的简易玩意儿。但在这个什么都无法信赖的集中营里，它是唯一公平的尺度。

        对我而言，那个为人心保持平衡的天平，直到如今仍在我心中。

        青木枝阻我通过人畜的分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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