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士兵被翻倒的“塔契卡”压成了重伤。

        塔契卡是一轮的手推车，在填平路基时运送沙土使用的。集中营里用的塔契卡只是木板加上车轮的构造，只要一离手就会翻倒。一旦倾斜，车上的土和碎石的重量会使它变得很难控制。那位士兵的头趴俯在原木铺的道路上，被推车撞到了脸。

        看到部分事故经过的我，见状况非同小可，急忙跑去向附近的警卫兵求救。但是他们误以为我是想偷赖，拿枪指着我。

        素知警卫兵的蛮横粗暴，有些家伙还会拿枪对着人威吓射击。

        我豁出去了，心想不过是一只手，被打废也就算了。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警卫兵的枪杆直朝我脑门砸过来。由于皮肤干燥，所以额头立刻血流如注。血水流到鼻梁附近可能因为冻结了才停止。

        我的手上还拿着斧头，若是把警卫兵手上的枪杆挥开，借位转身肯定能把对方的两只手砍掉。与其什么都没做地被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像个军人一样死去。

        但是，我只是静静地把斧头放在地面，然后闭上眼睛。想到战俘们对警卫兵早已积压了许多不满，我的一时冲动说不定会成为一场暴动的导火线。

        就在那个时候，川崎少尉不顾警卫兵的眼光，跑到受伤的士兵身旁，开始为他做紧急处置。他把歪了一边的头放直，拉出翻进喉咙里的舌头，确保气管畅通，然后把他架到空地上。

        警卫兵被他敏捷而认真的态度吓呆了，好像忘了我似的讪讪离去。受伤士兵的两手和头垂着，我轻轻扶起他的头，跟在少尉的身后走。在把他放上雪橇送到医务室前，又有警卫兵过来，他用俄国话叫喊着，于是又有另一名警卫兵也冲了过来。

        其中一人把“曼陀林”的枪口顶在少尉的胸口，不准我们前进。然而，少尉将手指插进枪口，瞪视着对方把曼陀林推回去。

        这种短机关枪拿在手上时，姿势很像在弹奏曼陀林的样子，所以才给它取了这个绰号。而现在少尉推回的仿佛真是一把乐器，而不是枪。

        所幸，田部井上等兵获知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翻译，那位伤兵才得以接受尼可莱医师的诊疗。医师说他有鼻梁折断和脑震荡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受伤的那位士兵是谷木寿男兵长。

        协助谷木兵长就医的川崎少尉，是填土作业的现场监工。少尉也和我们小兵一样要挖土块、挑运、流汗。他搬离军官房，跟我们一起在兵营里同吃同睡。

        谷木兵长和下柳卓雄伍长编在一组，那天傍晚，下柳伍长来探望谷木兵长。他出身关西，自称是“髑髅头”，显然是个开朗乐观的人。之后，我便代替谷木兵长，与下柳搭档。

        不管是搬运土石、爆破，还是采伐树木，都是两人一组进行作业。搭档的组合是以不同军阶的两人为主。

        虽然阶级不同，但作业的内容并无差异，因此也没有上下的区别。但是，上级者还残留着阶级意识，不想和下级做同样的劳动；而下级则认为大家同是西伯利亚的拘留者，劳务工作应该平等。这样的意识隔阂使得大家对本已散漫的军阶，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

        而对阶级的不信任，正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火种。或许他们认为，让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出现裂痕，正是将日本人一口气推向共产主义的好机会。

        我在满州时就听闻过苏联兵的恶形恶状。苏联兵攻进来之后，曾有士兵把整个村庄烧光，从尸体上抢走值钱的物品，还施以凌辱。甚至还有士兵看到全身是血的母亲怀里抱着吸奶的孩子，也不伸手相助，简直宛如畜生一般。后来还听说，因为害怕遭受这些苏联兵的蹂躏，竟有四百名以上的妇孺企图集体自杀。

        然而，我不认为只有苏联兵是恶魔、畜生。日本兵犯下的罪行，也未必没有脱离人道。有些军人罪恶滔天也是事实。

        川崎少尉为了兵长与曼陀林对抗。在考虑优先顺序的时候，他选择了部下，选择了日本人的生命。他要让那些警卫兵知道，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这便是武士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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