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埃德加，我想我们快完事了。”
大概她从我脸上读取了什么未言之辞，因为玛莉笑了，“采访真有这么痛苦吗？”
“不。哦答道，不算违心，尽管有关绘画技巧的若干问题让我有点不自在，但真的不算痛苦。我将技巧归结为：先观察事物，再倾泻到绘画中。那就是我的窍门，受到了何种影响？我该怎么说？光。总会涉及到光线，我喜欢看的画里有光，我喜欢画的画里也有光。光照耀出物事的表面，也似乎能暗示内在所有，仿佛光会自拓其路，直达内外。但那听起来实在不专业；在我想来，简直就像白痴所言。”
“好了，”她说，“最后—个问题：总共有多少幅画？”
“货真价值，”她没有转过身看我，“泳衣女郎也是真人。玛莉·爱尔，坦帕的吉杰特，约为一九六二年，”说完，她转向我，面色很难看。“把录音机关掉。采访结束了。”
“怀尔曼，还有件事。伊丽莎白以前画过画吗？”
“你在赛尔拜展示了二十二张幻灯片。其中有九张是铅笔素描，很有意思，但很小。还有十一幅油画，其中有三张都是《怀尔曼目视西方》：两张是局部特写，一张是全景。所以，我要问，还有多少张画？下个月在斯高图的画展上，你一共会展出几幅？”
“这个嘛，”我说，“我还说不准，因为我现在还一直在画，但我想至今大概有……二十多幅。”
“二十。”她轻轻地、不带任何表情的说，“二十多幅。”
她那么看着我，让我非常不舒服，便侧了侧身。沙发吱呀轻响。“我想，画展中该有二十一幅，可以确定。”当然喽，还有些画是不能算进去的，譬如《福利之友》，或是《布朗糖果无法呼吸》，以及红袍人的速写。
“换言之，总共超过三十幅。”
“埃德加？……是埃德加吧？”
现在，她相信了。
“这是真迹吗？”我问。
“我没有，”我说，把画笔甩到一边去，“活已经干完了，我想我也该歇一阵子了。从现在起，到画展开幕，我只想散散步、捡捡贝壳。”
我很想告诉他，玛莉·爱尔的朋友安吉·温特伯恩是怎么说的。但我的手碰到了口袋里的红笔，便决定不说了。我知道，自己只想尽快回到杜马岛，只想画画。《女孩和船№8》是该系列里最嚣张的一幅，尺寸最大，画面也最复杂，眼看就快完成了。
“我想让你听我说，你愿意吗？”
“有很多艺术家在一幅画上耗费几个月心血，效果却不及你的作品一半感人。当然，也有通宵狂欢、浪费大好清晨的一些人，但你……你像个流水线工人一样炮制出这些画，像个杂志排版工，要不就是……我都不知该怎么说……漫画家！”
我摇摇头。
她颔首表示同意，“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但你认定了这条金科玉律，那就真的是无上真理。我明白。”
“我只是把那种……你懂，那种信条……搬到了现在所做的事情上。那就好了。该死，不止是好，而是好极了。我打开收音机……就好像进入了恍偬的出神状况……然后就开始画……”我脸红了。“我没想过要打破世界纪录什么的……”
“那我当然知道。”她说，“告诉我，你用图块对应法吗？”
“图块(block)？”我知道这个词在橄榄球赛中是阻拦的意思，除此之外就毫无头绪。“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当我没说。在《怀尔曼目视西方》里——这幅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顺便夸你一下——那个大脑，你是如何设置细节的？”
“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说。
“我肯定你用了照片，亲爱的，但当你准备好画那幅肖像时，你是怎么部署那些极富特色的细节的？”
“我……呃，我——”
“你用了‘第三只眼法则’吗？”
“三只眼法则？我听都没听说过。”
“我知道你行。”我说。
“没有……就是说，我不知道原来应该是这么画的。”现在，脸上的红潮肯定遍及周身了。
“放松点，”她说，“我不是在暗示你应当追随一套又一套艺术专业课程教授的狗屎规则，更何况，你已经如此辉煌地彻底打破了那些陈腐规矩。只不过……”她摇了摇头，“去年十一月开始画，至今就有三十幅画？不不，时间还没那么长，因为你不是从油画入手的。”
“当然没那么长，我还必须先得买够绘画用品才行。”听我这么一说，玛莉笑得前仰后合，都笑成了咳嗽，最后只能用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压下去。
“如果—个人快被压死，然后三个月里就能画成三十幅画，”她缓过气来，便又说，“我大概也该去找辆起重机。”
“你不会想要的，”我说，“相信我。”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阿达利亚大街，“你这儿的风景可不一般啊。”
她也走过来，我们一起往外看。街对面人行道旁的咖啡店和七层小楼简直像从新奥尔良，直接空运来的，或者，甚至是从巴黎。一位女郎漫步走在人行道上，吃着法国面包式的零食，红裙的荷叶边轻快地旋舞。不知何处，还有人在演奏蓝调吉他，每一个音符都玲珑剔透。“告诉我，埃德加，你从这儿眺望风景时，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还是昔日建筑商的眼光发现让你感兴趣的物事？”
“两者兼有。”
她笑了。“说得好，戴维斯岛完全是人工建筑所成——来自一个男人头脑中的想象，他叫戴维·戴维斯。他就是佛罗里达版本的盖茨比。你听说过他吗？”
我摇摇头。
“这只能证明，盛名如浮云。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戴维斯在太阳海岸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她挥臂一揽，仿佛要把楼下密集的街道尽收怀中，骨瘦如柴的手腕上，镯子叮当直响；不知何处，但不太远，有一口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午后两点。
“是他在西尔斯布鲁河口的沼泽地里建造起整个城市。是他说服了坦帕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把医院和电台搬到了这里，那时候，广播电台可比医疗保险更要紧，他建起的漂亮公寓楼是人们见都没见过的，甚至连公寓楼的概念都闻所未闻。他建起了酒店和噱头十足的夜总会、俱乐部。他也四处撒钱，娶了一位美如天仙的选美小姐，离婚，再复婚。那时候他已是百万富翁——那比今天的一千两百万都值钱。他有个密友，恰好就住在杜马岛。约翰·伊斯特雷克，觉得耳熟吗？”
“当然。我见过他女儿了。我的朋友怀尔曼负责照顾她。”
“浓粉屋。”
“雀翎被人拔光？”
她猛吸了一口，烟喷出鼻孔时，她又张开手指替我把烟挥去。“先生，您说得再对不过了，一九二五年，佛罗里达州土地监察局出手了，就像往肥皂泡里砸了一块砖，现在你从这里望见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戴维·戴维斯投资的。”她挥了挥手，示意那些曲折街巷、粉色建筑都包括在内。“二六年，戴维斯的投资在各行各业的欠债高达四百万美元，收回来的大概只有三万。”
我也曾有过骑虎难下的窘迫经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财力过度膨胀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逼得你不得不开始诳骗债权人，并在财务报告上做手脚，但我还不至于那么惨，即便在弗里曼特公司初建时那些绝望的日子里也没有。但我能体会戴维·戴维斯的感受，他准是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债务还清了多少？”
“一开始，他撑住了。那些年，美国境内的很多地域都在蓬勃发展。”
“你了解的还真多啊。”
“太阳海岸的艺术是我的激情所在，埃德加。但太阳海岸的历史则是我的兴趣所在。”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短时间里是没有，在我想来，他肯定趁牛市时抛出了股票债券，才能填补第一轮亏损。朋友们也帮了他一把。”
一只巨大的乌鸦慢慢地从她们眼前飞过，头冲下，双翼展开。它用她们爹地的嗓音和她们说话。
“约翰·伊斯特雷克是最慷慨仗义的天使，还数次帮戴维运送走私酒，大概都藏在岛上了吧。”
“他真那么干了？”我问。
“我是说，大概，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佛罗里达。只要你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就能听到千奇百怪的禁酒时期地下酒买卖的传奇故事。不管有没有走私酒，要是没有伊斯特雷克相帮，戴维斯肯定会在二六年倾家荡产。约翰不是花花公子，从不像戴维斯和他别的朋友那样去夜总会或妓院，但他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是鳏夫了，照我的猜想，老戴维或许会在老朋友寂寞时帮他找个姑娘，不止一次。但到了二六年夏天，戴维债台高筑，欠了太多太多，就算老朋友力挺，也救不了他了。”
“所以，他在月黑风高夜消失了。”
“他消失了，但不是在月黑风高时。那可不是戴维的风格。二六年十月，伊斯飓风将他的毕生心血席卷一空，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航去欧洲，带了一个保镖和一个新找的漂亮姑娘，她是马克·赛奈特泳衣美人。姑娘和保镖都到了欢乐巴黎，但戴维·戴维斯没有。他在航行中失踪了，没留任何痕迹。”
“你跟我说的是真实事件吗？”
“这个。”我说，拿出两张伊斯特雷克穿着泳装的照片：一张是女儿们围绕他的，一张是两年后照的，身边只有玛丽娅和汉娜。
“毋庸置疑，伊斯特雷克痛失好友，伤心极了。”她说，“但我敢说，他肯定更庆幸自己能躲过伊斯飓风的劫难。我打赌，出席告别仪式的人都这么想，他要能预知六个月后的事，肯定会往海里抛下更多花环吧。不是一个爱女，而是一双啊。我觉得该说三个才对，如果你把大女儿也算上的话。要是我没记错，她跟老爸工厂里的一个领班，私奔去亚特兰大了。不过，那比不上两姐妹双双丧生海底的打击更大。上帝啊，那准能让人伤心欲绝。”
“她们走了。”我说，想起怀尔曼摘引的报纸头条。
她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也就是说，你也做足功课了。”
“不是我，是怀尔曼。他对自己效力的女主人很好奇。我认为他不知道伊斯特雷克家和戴维·戴维斯的关系。”
她似乎若有所思。“我甚至怀疑，伊丽莎白自己还记得多少？”
“这阵子她连自己姓啥叫啥都忘了。”我说。
玛莉又瞥了我一眼，继而从窗前走开，去拿烟灰缸，掐灭了香烟。“阿兹海默？我听到些传言。”
“是的。”
“真该死，听到这消息我很难受，很多戴维·戴维斯故事的精彩细节都是她跟我说的，你知道，过去的好时光啊。我们以前老见面，转来转去就能碰到她。大多数住过她那栋鲑鱼角的艺术家我也都采访过。对了，你给它起了别号，是不是？”
怀尔曼说：“那时候，她还说，桌子在漏水。”
她笑了，“我就知道你起的名儿会很可爱。”
基恩·海德劳克非常缓慢地摇摇头，“我怀疑她去不了。她拼着老命和阿兹海默症抗争，但到了时候，疾病总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譬如多发性硬化，还有癌症。不是病人太弱，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一旦症状开始加剧，通常以暂时性记忆丧失为标志，倒计时就开始了。我担心伊丽莎白的大限已到，真让人难受啊。我一眼就看出，也相信演讲会现场的每个人都已发现，兴师动众的场合让你很不自在——”
“很多。他们到萨拉索塔或凡尼斯做讲座，或许还会暂居一段，画些画。不过，住在鲑鱼角的画家们画得很少。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客人在杜马岛都像是在度免费的假期。”
“她为他们免费提供住所？”
“对，是免费的。”她露出几分讽刺的笑意，“萨拉索塔艺术委员会为他们提供生活津贴，伊丽莎白通常负责解决住宿——浓粉屋，也就是昔日的鲑鱼角。但你没享受到这个待遇，对吗？或许下一次吧。更何况，你确实是在那里工作的。我可以报出六七位艺术家，都住过你的小屋，却连笔都没润过。”她走向沙发，脱下眼镜，抿了一口酒——该说是一大口。
“伊丽莎白有—幅达利的速写，就是在浓粉屋画的。”我说，“我亲眼所见。”
玛莉顿时两眼放光，“哦，是的，没错，达利。达利非常喜欢那里，但也待得不长……不过离岛以前，那个婊子养的混蛋对我吹毛求疵的，你知道他走后伊丽莎白跟我怎么说的吗？”
我摇摇头。我当然不知道，但很想听听。
“他说那里‘太丰富了’。埃德加，这种说法会让你有什么联想吗？”
我一笑，“在你看来，伊丽莎白为什么要把浓粉屋作为艺术家度假屋？她一直都是艺术赞助者吗？”
她似乎很惊讶，“你的朋友没告诉你吗？或许他也不知道。根据本地传说，伊丽莎白自己就是一位传奇画家。”
“本地传说，这话怎么讲？”
“有种说法——我认为几乎就像神话——说她是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她就能画得非常传神，可突然间就封笔了。”
“你没问过她吗？”
“当然问了，傻小子，向人提问就是我的工作。”现在，她的脚步有点打飘了，索菲亚·罗兰式的眼睛显然已经充满血丝。
“她是怎么说的？”
“我保证向军医处处长报告。”嘴上这么说，我却在回忆，五点半。恰好是我和杰克在等吊桥降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感到有画画的冲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说法很地道。”我说。
“是的，我也赞同。”玛莉说着，又从沃德福特大酒桶里啜饮一口。“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不相信那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不相信？”
“我不知道，只是不信。我有个老朋友叫安吉·温特伯恩，曾是坦帕《讲坛报》的情感问题专栏作家。有一次我碰巧和她聊起这段传闻。大概就是达利大驾光临太阳海岸的那段时间，一九八零年左右，当时我们在酒吧里——那个时代我们不是在这个酒吧，就是在那个酒吧——无意间谈到民间传闻是如何诞生的，作为辩论时的证据，我提到，据说伊丽莎白曾是儿童版的伦布朗；安吉呢——她死了好久啦，愿上帝赐她安息——说她不觉得那是虚构的传说，她认为真有其事，至少有原型。她说她在哪张报纸上读过相关报道。”
“你查过吗？”我问。
“我当然去查了，我不会把一切都写下来，”她朝我抛了个媚眼，“但我很喜欢把所有事情打探清楚。”
“有何收获？”
“什么也没有，《讲坛报》上没有，萨拉索塔或凡尼斯的报纸上都找不到。所以，那大概真的只是没来由的传说，该死的，大概所有那些有关她父亲把戴维·戴维斯走私的威士忌藏在杜马岛的故事也都是瞎编的。可是……我可以打赌，安吉·温特伯恩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当面问伊丽莎白时，她的神色也似乎有问题。”
“什么样的神色？”
我又细看摊放的战利品，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两个女儿在笑。爹地也在笑，他很快就得给自己买件新泳衣。我突然认定他并没有和保姆睡过觉。没有。就算是情妇也会告诉他，有报纸来拍照时不该穿那件老掉牙的丑衣服，她肯定会找个委婉的说法，但最真实的原因明摆在我眼前，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即便用我视力不佳的右眼去看，也能瞧得出来。他太胖了。只是他自己不觉得，他的女儿们也没有注意到。有爱的眼睛反而看不到真相。
“是很糟，但她或许会清醒过来的。怀尔曼说她以前就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那就让我们期待吧，”玛莉说，“你知道的，她是世间罕有的人物，佛罗里达到处都是老人，否则也不会有‘天堂等候室’的美名，但只有极少数老人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太阳海岸的伊丽莎白所记住的——曾经记住的——是另一个佛罗里达。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匆匆忙忙的度假胜地，也没有四通八达的收费公路和圆球形的体育馆，这里也不是我从小印象中的佛罗里达了。我的回忆里是约翰·Ｄ.麦克唐纳德时代的佛罗里达，想当年，萨拉索塔的人们都熟识街坊四邻，坦帕-迈阿密公路还是低级夜总会区。想当年，人们常去教堂，回到家呢，会在自家游泳池里找到鳄鱼，或是在垃圾桶里发现野山猫。”
她真的是酩酊大醉了，我方才意识到……但这不影响她言谈的有趣的程度。
“佛罗里达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们生长的年代，印第安人刚被赶跑，但白人先生们还没完全巩护……巩固权势。那时候的杜马岛和你现在住的小岛可有天壤之别啊。我看过一些照片，棕榈树覆盖着勒颈无花果树、裂榄木和陆地沼泽松；有些湿地里还长着橡树和红树。低矮的切罗基豆和光滑冬青铺盖在地面上，而现在呢，那些该死的丛林都不见了。海滩是惟一亘古不变的东西，还有海，那当然了……像裙裾一样翻舞。那时已经有岛北头的吊桥了，但岛上只有一栋屋。”
“那些树靠什么生长？”我问，“你知道吗？我是说，四分之三的岛屿都被植物掩盖了。”
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只有一栋屋，”只是重复了一遍，“坐在那儿隆起的小丘地上往南看，那番壮丽的风景啊，你只能在查尔斯顿或墨比尔的豪宅旅游团中才能有幸看到。有大柱子和一条碎石铺的车道。朝西看，你看得到壮阔的海湾；朝东看，就能将佛罗里达海岸美景尽收眼底。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有凡尼斯。凡尼斯村，昏昏欲睡的小小村落。”她发觉自己有点口齿不清了，便振作精神，“对不起，埃德加。请原谅，我不是每天都醉成这样的，真的，你不妨将我的……兴奋……视为对您的一种恭维。”
“我明白。”
“搁在二十年前，我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把你勾上床，决不会把自己灌成醉鬼。说不定十年前也—样。可如今呢，我只能希望自己没把你吓跑、乃至以后也不敢见我。”
“是的，但在那里住过的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创作出了不同凡响之作。谁料到，随后迎来的‘房客’——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建筑业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车祸后来此疗伤，并且……啊，伊丽莎白一定心满意足了。”
她大笑起来，笑声苍凉却也欢快。“那我就盼着和你早日再见了。我把你折腾了一下午。现在……”她用单臂揽住我，引我走向门口，隔着衣衫我也能感到她硬邦邦的身体，瘦骨嶙峋，却热得发烫。她的步态倒是依然稳健，“现在，我想该释放你了，也该让我自己睡个午觉。必须承认我得睡一觉，真让人遗憾。”
我走到客厅，又折回去，“玛莉，你有没有听伊丽莎白提起过孪生姐姐去世的事？她那时大概四五岁。这么惨痛的伤心事，她应该能记住了。”
“从来没有，”玛莉说，“一次也没说过。”
大厅门口外一溜儿排开十几把椅子，刚好摆在狭长而阴凉的阴影里，午后两点一刻的日头下，显得挺舒服的。六七个老人坐在那儿，望着阿达利亚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杰克也在，但他没呆呆望野眼，也没观赏翩然而过的女郎。他向后靠在粉色的灰泥墙上，正在看《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他一见到我便站起来，让我也能一眼找到他。
“在这个州，选这行够明智。”我边说，边扬扬下巴示意那本书，封面上有个科学怪人。两只眼睛装饰成了Google标志。
“你画过船了吗？”
“你可别咒我，”我说着，摸了摸口袋，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带上阿司匹林的小药瓶，带了。
“事实上，”杰克说，“这正是我想去做的工作。”
“你等会儿有什么要紧事吗？”我问，跟在他身边跛行走下水泥人行道，一暴露在阳光下就觉得酷热难当。佛罗里达西海岸是有春天的，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够喝杯咖啡的光景，便急忙迎头北上担当重任去了。
“我没事儿，但你四点钟约了萨拉索塔的海德劳克医生。我想，不堵车的话我们刚好赶得上。”
我搭住他的肩膀，“那不是伊丽莎白的医生吗？你在说什么呀？”
她抬起右手，摆出男童子军的敬礼姿势——只是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香烟轻轻袅袅破坏了些许气氛。“绝无虚言，二六年十一月，告别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她指向两栋粉色艺术装饰风格大楼之间，海湾远景夹在其中，波光粼粼的。“至少有四百人出席，我认为，其中很多是得过恩宠的那种女人，约翰·伊斯特雷克是发言者之一，他抛了一只鲜花花环到海里。”
“其实是怀尔曼。”我咕哝了一声，抓了抓头发，“是讳疾忌医的怀尔曼。我从没让他替我定日子，你可是我的证人啊，杰克，我决不会——”
“不是他，他说你肯定会这么说的。”杰克说，他拖着我继续往前走。“走吧，走吧，我们现在上路，就不会赶上高峰时段了。”
“现在？”
“您的另—位朋友。黑人大块头。伙计，我真喜欢他，他酷毙了。”
我们走到了雪佛兰车前，杰克为我打开了副驾座车门，但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看着他，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卡曼？”
“对，就是他。他和海德劳克医生在演讲会后的招待会上谈了谈，卡曼医生刚好提到，你承诺要做的体检一直没做，他有点担心，海德劳克医生就自告奋勇帮你做一次。”
“自告奋勇。”我说。
杰克点点头。在灿烂的佛罗里达阳光下灿烂地微笑着。年轻得不可思议，胳膊下夹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海德劳克医生对卡曼医生说，他们千万不能让一位崭露头角、至关重要的天才画家出什么意外，正经地说，我也举双手赞同。”
“好的。不，不要朝下看，请保持直视前方的姿势。你感觉到我的手吗？”
他笑起来，“你别逗了，埃德加。”
“我可以认为自己也酷毙了吗？”
“是啦是啦，你的酷是骨灰级。上车吧，趁现在过桥我们就不会堵车了。”
果然，我们准点到达海德劳克医生位于贝尼瓦街的办公室，根据弗里曼特的办公室等待原则。你必须在约定时间上再加三十分钟才能见到真正约见的对象，但这次却让我大吃一惊。前台小姐十分钟后就喊到我的名字，带领我走入一间令人愉悦的诊疗室，左边墙上贴的海报描绘了浸在脂肪中的心脏，右边的海报则显示了一瓣如经炭烧般的肺，正视前方，能看到一张视力检测表，哪怕我只能看到第六行小字，那也感觉不错了。
一个护士走进来，在我舌头下插入一支体温计，并搭了脉搏，接着在我手臂上绑了测血压用的布箍带，充气，细看读数。我问她情况可好，她露出公式化的微笑，“还行。”接着就开始抽血。做完这些，我得去厕所用塑料杯接尿，拉下拉链时我在心中暗骂卡曼。独臂人当然可以提供尿样，但潜在危机显然要大得多。
我按下了停止健。
等她回来，你该说什么？我瞅瞅自问，笔仙进来过，决定换个颜色？
还没等我想出答案——也没想通我为什么要偷窃红笔，基恩·海德劳克便走进来，向我伸出手。他的左习手……”也就是我的右边。他和留着山羊胡的神经科医生普林西比大不一样，我挺喜欢他。海德劳克六十上下，矮矮胖胖，留着牙刷毛式的白胡子，临床检查的礼仪也很到位，让人舒适又放心。他让我脱下外裤，仔细检查我的右腿和体侧。他在很多部位摁下手指，问我疼痛的程度。他还问我服用哪些止痛药，可当我回答说吃阿司匹林就行时，他却面露惊异之色。
“接下来我要检查你的截肢部位，”他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不用紧张。”
“我会尽力的。”
我坐着，把左手放在赤裸的左腿上，往前看着视力检测表，他则单手握住我的肩膀，再用另一只手托住我的残肢。第七行字似乎是AGODED。我不禁纳闷：一个神，会说什么？
声音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感到有些压力。“疼吗？”
“不疼。”
“那肯定是Jay-Z说唱乐火爆之前的事了。”
“嗯哼。在上面，有压力。”但没有剌痛感。怎么会痛呢？不复存在的那条手臂想要笔，而那支笔已经在我口袋里了，所以，现在它又安心沉睡了。
“现在呢，埃德加？我可以叫你埃德加吗？”
“没问题。还是一样的位置。有压力，很轻微。”
“现在你可以看了。”
我转头去看，他仍一手扳住我的肩膀，但另一只手垂下。根本没有靠近残肢。“啊哟，猜错了。”
虽然我自认它好得有如神助，但这不是非卖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看着它时，就好像听到了——对我来说——心底里最阴暗角落里的滔滔不绝。真正的原因是，我感到在画它时，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活下去，卖了它，就像是否认我自己的人生以及我为了收复生命而忍受的一切苦楚。
有点疼——感觉迟钝，隐约，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发热。“有一点。”我说。
“要是这也不疼，我反而要担忧了。”他松手了。“再朝前看着视力表，好吗？”
我照他吩咐直视前方，决定将至关重要的第七行字定为AGOCSEO。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这些字母拼凑不出什么词句。
“我用几只手指点着你，埃德加？”
“不知道。”根本感觉不到他在触摸我。
“现在呢？”
“不知道。”
“她要吃东西，但在那之前，她要去瓷亭。她想要她的小瓷人儿，埃德加！你知道她忘了有多久？”
“三只手指。”他都快摸到我的锁骨了。我突然想到——疯狂一念，却十分固执——如果我正处于绘画的癫狂态，准能感觉得到他的手指，随便何处，随便几指。事实上，就算他把手放在残肢下的空气里，我也能感觉得到。而且我认为他也能感觉到我……结果就不用说了，肯定能把这位好好大夫吓得尖叫着冲出诊疗室。
“愿闻其详。”
他的小办公室很招人喜欢，东西堆得满满的。海德劳克坐在桌子后，背靠椅背。有一面墙上挂了些照片，我猜想，有些是医生家人，而另一些显然不是：和乔治·布什一世握手，和毛瑞·博文齐握手(在我的名人辞典里，他俩在智力上不相上下)，还有—张是他和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的合影，她竟是那么神采飞扬，漂亮得令人窒息。他俩都握着网球拍，我也认出了那个网球场——杀手宫里的。
“我想象得出来，你很想马上回到杜马岛，让臀部放松些，是不是？”海德劳克问，“每天这时候准会疼吧，我也敢说，刮风下雨时就会疼得像麦克白里的三个女巫一齐施法。如果你想要我开些维柯丁或普克赛——”
他又翻开文件夹，递给我一张报纸复印件，图文并茂。“这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凡尼斯《贡多拉船夫报》上的报道。我从网上找到原始材料的。杰克·坎托里给报社打了电话，找人复印了一份，发传真给我的。顺便夸一句，杰克太棒了。”
她宽容地朝我一笑。“为了在客体双眼间找到正确的空白，画家常常需要在两只真眼睛当中假想出、或甚至设置第三只眼睛。譬如说他的嘴，你是借由双耳的位置来保证它处于居中点吗？”
“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感谢上天眷顾了。”我说，“看样子，你没觉得有何异样？”
“血液和尿样报告还没出来，但我可以说，你状态很好。如果你担忧还有什么症状，我可以安排X光照你的右侧伤口和头部——”
“我没有任何忧虑。”我有症状，确实令我担忧，但照X光是无法指明症结的。也可能，是多处症结。
他点点头。“我仔细察看你的断肢，是因为你没有安装人造假肢。我原以为是因为你的伤口很敏感。也可能因为有感染征兆。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好。”
“我想……我只是还没准备好用假肢。”
“很好。岂止是很好呀，想想你完成的杰作吧！我不得不说，东西没坏就别去修。你的画……非同一般啊。我非常期待能到斯高图的画展上目睹真迹。我会带太太一起去的，她兴奋极了。”
“太好了，”我说，“谢谢你。”听来有点平淡，至少在我自己听来好像不够激动，但我仍然想不通该如何回复这么多热烈的赞赏。
我画了一幅画。
“我决不会因此责怪她的，那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
“那幅是我的，达瑞奥。”我说。
我们正坐在玛莉·爱尔的寓所里，位于戴维斯岛。这个时髦城区堪称坦帕的高尚地段，在我看来俨然是全世界艺术装饰的首府。起居室很宽敞而又空荡，一头摆放了沙发，另一头是两把优雅的靠背椅，没有书架，也没有电视机。晨光会照在东墙上，也会照亮墙上那幅戴维·霍克尼的大幅油画。玛莉和我坐在沙发上，各占一边。速记本搁在她膝上，身旁的沙发扶手上还放着一只烟灰缸，我们中间，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银色伍伦萨克磁带录音机，准有五十年历史了。但转轮仍能悄无声息地运转。德国工艺，太害了。
“请叫我基恩，”他说，“可听过你演讲的人都不会觉得我是在吹捧。你就是个奇迹。我真希望伊丽莎白能在现场。她肯定会盛装亮相的。”
“或许她能参加开幕式。”
“迟早都得选一行嘛。”他说，“但看你最近的势头，我不认为这一行还能兴旺下去。”
“真是明眼人。”
“——但如果她在，她就会帮你享受那种氛围。我认识她都快大半辈子了，所以可以这样告诉你，她会愿意监管一切，包括每一幅画该挂在画廊的什么位置。”
“真希望我早点认识她。”我说。
“她很了不起。她四十五岁时，我二十岁，我俩搭档混双，赢了长舟岛网球锦标赛冠军。那时我刚好休学年假回来。那座奖杯。我至今都珍藏着。我猜想她也保留着奖杯。”
这让我想起了别的收藏品——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但还来不及细想彼时情境，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相对来说，就是眨眼之前的事。
“海德劳克医生——基恩，伊丽莎白自己有否画过？油画或是素描？”
“伊丽莎白？没有。”他笑了。
“你说得很肯定。”
“是的。我问过她一次，记得非常清楚，那是诺曼·洛克威尔来此演讲的时候，他没有住你的小屋，而是丽兹酒店。诺曼·洛克威尔真是个神人啊！”基恩·海德劳克摇摇头，笑意更浓了，“上帝啊，那场面可热闹啦，艺术委员会宣布‘周六晚邮报’先生驾到时，大呼小叫闹成一片。那是伊丽莎白出的点子，她喜欢那种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噱头，她说他们大概会填满本希尔格里芬体育馆——”他看到我一脸茫然，便修正说，“就是佛罗里达大学。‘只有锷鱼队才能存活的沼泽地’？”
“如果你说的是橄榄球，我从头到尾只知道维京队和帕克斯队。”
“回到正题，就在洛克威尔掀起观众骚动的时候，我问起她自己的画艺。顺便插一句，他的画果真销售一空，不止是在格尔巴特，中城区也一样。伊丽莎白开怀大笑，说她只能画出木棍儿般的小人儿。事实上，她打了个比喻，用的是运动术语，大概这让我想到了鳄鱼队吧。她说自己就像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只不过她的兴趣点不在于赞助橄榄球队，而只是纯艺术。她说，‘宝贝儿，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如果当不成艺术家，那就喂饱他们，照顾他们，确保他们水深火热时还有个地方可以投靠。’但要说她自己的艺术天赋？绝对是没有的。”
“体检。老板，据说是你自己延后体检日的呀。”
我站起身，伸出手。“谢谢你为我费心了。”
“别客气。如果你改主意了，想要开点强劲的止痛药——”
通往杜马岛的吊桥拉起，以便某位富翁的水上大玩具驶进海湾。杰克坐在雪佛兰的驾驶座上，欣赏着在前甲板上晒日光浴的绿色比基尼美女。广播调在骨头频道，刚刚播完一则代理经销摩托车的广告(骨头频道里，摩托车销售广告最多，也有很多抵押借贷的金融服务)，便插入谁人乐队的歌：《魔力巴士》。截肢骤然抽痛一下，然后，开始痒了。瘙痒慢慢地向下蔓延，慵懒缓慢，却隐伏得很深，非常深。我把音量调大一度，探入口袋取出偷来的笔，不是蓝色·不是黑色，而是红色的。在夕阳光线里欣赏了片刻，用拇指推开笔套，又四处摸索起来。
“要我帮你找东西吗，老板？”
大男孩跳出了小径，跳上了沙滩，溅得沙子满天飞，鼓鼓的眼睛死死瞪住她们。薄薄的白肚皮里塞满了有毒的脏腑，向外鼓鼓而突，它的喉咙也在一起一伏。
我翻出一张“改装车大赛指定汉堡”的免费赠券，上面写着“你得吃！”。我把券翻到背面，便成了一张白纸，我画得飞快，根本容不得半点思考。那首歌还没完，我就画好了。小小的图画下面，还有五个字母。那张画很像上辈子的我边打电话和人砍价(通常是和白痴)时的随手涂鸦。五个字母组成一个单词：PERSE(珀尔塞)，我那神秘幽灵船的名字。只不过，我不确定你会怎么念，我可以把重音放在后面—个E上，听起来更像是Persay(珀赛)，但我觉得这么读也不对。
“这是什么？”杰克凑过来看，然后自问自答。“红色小野餐篮。挺可爱的。这钱包(Purse)是什么意思？”
“你把它读成persie了。”
“那我还是相信你的读法吧。”吊桥下的栏杆升起了，杰克发动汽车，直奔杜马岛。
我端详刚画的红色小野餐篮——你大概把这种柳条边的玩意儿叫作‘累赘’吧——只觉得万分眼熟。然后意识到这种眼熟并不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它，而是这幅画所表示的“语汇”本身是我熟悉的。去找南·梅尔达的野餐篮，我载着怀尔曼从萨拉索塔纪念医院回岛的那夜，伊丽莎白这么说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神智清醒，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在阁楼上，是红色的。还有：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还有：东西在里面。然而，我刚一追问，她就无法回答了。她的神思又溜走了。
在阁桉上，是红色的。
“当然是咯，”我说，“一切都是。”
“你说什么，埃德加？”
“没什么。”我瞪着偷来的笔，说，“只不过是彻底想明白了。”
《女孩和船№8》是该系列的最后一幅，我几乎能确定，它真的已是完成态，我却仍然站在斜长的夕阳光影里凝视它，思忖着，衬衫已经脱去，铜斑蛇之路乐队在骨头里号叫。我在这幅画上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幅画都要长——我突然意识到，那几乎相当于别的画所用时间的总和。它令人心绪难宁，因此，每次画完我都会用白布遮住它。此刻，当我希望自己能冷静、不带情绪地看看它时，才发现，心绪难宁一词根本不确切，这幅宝贝画他妈的能把人吓出病来。看着它，就像看着心智渐渐游离。
或许，这幅画是永远画不完的。显而易见，仍有空余之处可以画入一只红色的小野餐篮。我可以让它挂在珀尔塞号的船首斜桅上。去他妈的，为什么不呢？这天杀的画里已经堆满了人影和物事的细节，再画一样进去，总会找得到地方的。
一支画笔已经浸饱了血色的颜料，我伸手去拿时，电话铃也响了。如果我已经提笔，肯定是不会去接的，就让它去响。但我没有那么做。野餐篮只是一个花音，但我已经把主旋律复调都画齐了。于是，我把笔放回，再去接电话。怀尔曼听起来十分激动。
“是的。”
“她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在哪里了？”
“不是现在，而是半小时前，大约五点半开始好转，她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知道我是谁。听着，朋友，她甚至自己点了香烟！”
“没想到你竟是出钱租鲑鱼角的房客，这很让人悲伤，也很讽刺，”海德劳克说，“你大慨也知道了，多年来，伊丽莎白一直把那栋屋当作艺术家专用休息地。后来她病了，才允许那栋屋列入租赁地产名单，尽管她再三强调，不管谁租，都必须签三个月以上的长约。她不想让春季游客在那儿开狂欢派对。不能在萨尔瓦多·达利、詹姆斯·巴马等艺术大师们养精蓄锐的地方。”
“除了香烟，她还有什么要求？”
我默算了一下，又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差不多吧。”
其实我非常清楚。听到他为她的好转激动万分，我也很欣慰。
“就是这么同事儿。还砸烂了一对儿瓷偶——一匹小马和—个牛仔女郎。”他叹了一声。
我看着我的画，看着我的船，现在它是我的了，没错，我的珀尔塞。我润了润干噪得像皮革的嘴唇。就像我在车祸后第一次醒来时那样干燥。也像我记不得自己是谁的时候那样。你知道这有多古怪吗？记得自己在忘记。就像站在无数镜子中间，看到无效个镜子和自己。“哪一个瓷人叫珀西？”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每次她让我把曲奇罐扔进锦鲤池时，总是非要把一个女瓷娃娃放进去。通常都是脸孔被撬掉的那些牧羊女。”
“她还说了什么？”
“她想要吃的，我跟你说过了，西红柿汤，还有桃子，等她不再茫茫然盯着瓷娃娃看了。就又变得一脸迷糊了。”
是不是因为没看到珀西在那儿，她才迷糊？还是珀尔塞？或许……可是，即便她曾经有过一艘瓷船，我也从没见过。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珀尔塞”这个名字很滑稽，你没法信它。因为它老是在变。
“要看你现在有没有时间细说。”
“在漏吗？”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讲笑话呀，关于怀尔曼弄坏了多少家具，我的朋友？”听起来，他不是很有幽默感。
“就是这么—句，‘桌子在漏水’。可她的瓷娃娃们都在桌子上，很结实的桌子，你也知道的，可不是水桌。”
“你冷静点，别死脑筋。”
“我使着劲儿让脑筋转呢，但我不得不说，你说起话来剑走偏锋，埃德斯特。”
“别叫我埃德斯特，听起来活像是福特古董车。你给她上了汤，她就……怎么了？迷糊了？”
至此，如果你信这是真的，便能看到余下的故事。
“她是在你上菜前还是上菜后说‘漏水’的？”
“之后，之前，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说，“到底是前是后？”
“我想……之前吧，对，是在前。上菜之后，她基本上对一切都没兴趣了，包括第一百万次把甜蜜欧文扔进池塘里。我用她最心爱的杯子盛了汤，可她一把就推开了，热汤都溅到她可怜的老胳膊上了。好像她也没感觉到烫。埃德加，为什么你要问这些？你知道什么情况了吗？”他准是拿着耳机到处走，我听得出来。
“没有那回事儿。她说，‘能画的，就画。不能画的人，好比我们，玛莉，就扶持那些能画的。”
“哦？你用哪条胳膊摸索的？”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但我们已是如此亲密的伙伴，撒谎就不够意思了，哪怕实话就像蠢话。“右边的。”
“好吧，”他说，“那好吧，埃德加。真希望我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仅此而已。因为确实有点蹊跷。”
“或许是有点蹊跷，现在她怎么样？”
“在睡呢。而且我显然打扰你了，你在干活。”
“你的康复太让人震惊了，”海德劳克说，“我想，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有多幸运，余生不用坐在轮椅里，转得头晕眼花。”
“多崇高的志向啊，但我认为你做不到。像你这样的工作狂，没门儿。”
“我觉得你错了。”
“好，我错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你明天会过来探望我们吗？如果她又活过来了，我想让你也看到。”
“当然。”
“我没问题，”
第一代苍鹭栖屋的规模也更大，楼层更高，正面有三层楼，北面有四层，也就是说，其视角确实很高，恰如玛莉所言。若站在顶楼，一定会有壮观的三百六十度全景，能将海湾、内陆、凯西岛和东彼得岛一览无遗。真不错。但宅前草坪却凹凸不平，乱蓬蓬的，有些奇怪，宅园两侧如草裙舞娘般舞动的一排景观棕榈树问也有不少漏洞。我凑近了看，又看到上层的几扇窗被木板挡住了，屋脊的天际线看起来也怪异地失衡。我想了想才明白缘由，东侧有一顶烟囱，西侧也该有一顶才对，但什么也没有。
他放声大笑，“天知道！我问过她一次，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还说，自己对纯艺术的兴趣不太像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热衷于赞助橄榄球队或篮球队，她开玩笑说——”
“据我所知，只有时光落在它身上，任其颓废。”他说，“约翰·伊斯特雷克放弃寻找孪生女儿的尸体后，也放弃了杜马岛。他谢过所有帮过他的人，收拾好所有家当，带着身边仅剩的三个女儿钻进劳斯莱斯——他确实有一辆——然后远走高飞。就像菲茨杰拉德没写的一部小说，这是克里斯·夏宁顿说的。他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把他带回这里之前，伊斯特雷克一直没有释怀。”
“一字不差！你怎么知道的？”
她惨淡一笑，“像根木头。是的，我想，自己醒来时还会在这里。再留一会儿。”她把他的双手捧到面前，再亲吻。“我爱你，怀尔曼。”
我挂了电话，呆立片刻，望着海湾夕阳燃烧如炬，可我没有想画的欲望。那句话，和她对基恩·海德劳克说的一模一样。我还敢肯定，如果再问别人，一次两次甚至十多次，还会听到同样的逸闻：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说，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可是，为什么？因为诚实的女人会偶尔搞错事实，但不露马脚的撒谎者却从不会擅改其言。
我没有问过他红色野餐篮的事，但我让自己相信，不问也没关系；如果它在杀手宫的阁楼里，那么，明天会在，后天还会在那里。我对自己说，有的是时间。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这么哄骗自己的吗？我们无法想象时间飞逝而尽，上帝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
我用近乎嫌恶的眼神看着《女孩和船№8》，把盖布蒙上去。我终究没把红色野餐累赘篮加画在船首的斜桅上；再也没有在那幅与众不同的画上添过一笔；那是我住进浓粉屋的第一张速写的最后—代子嗣，我终将命名为《地狱№8》的那幅画或许是我有生以来画得最精彩的作品，但出于某种诡异的缘由，我几乎把它忘记，直到画展开始。而那之后，我就再也忘不掉了。
野餐篮。
该死的红色野餐篮装满了她的画。
何其魅惑我心。
即便到了今天，四年后，我发现自己仍不能忘怀，依然在假设、在揣测。如果我把别的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坚持猎寻它，那会造成多大的改变？最终，它是被找到了——是被杰克·坎托里找到的——但为时已晚。
或许——我真的说不准——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某种能量在施力，对杜马岛、也对埃德加·弗里曼特施力。我可以说，正是那股力驱使我走到那一步吗？不，不是它令我到杜马岛的？不，我也没法如此定论。但当三月转向四月时，它已经开始攫获强力，甚而悄无声息地蔓延至更广更深之处。
那个篮子。
伊丽莎白的，天杀的野餐篮。
是红色的。
怀尔曼希望伊丽莎白渡过难关，但看起来没有希望。她毫无气力地窝在轮椅里，嘟嘟哝哝，时不时用苍老的鹦鹉般的破锣嗓嚷嚷着要烟抽。他雇下海港私人护理中心的安妮玛莉·惠瑟尔，每周来四次。多一个帮手或许能减轻怀尔曼的工作压力，但丝毫无助于消解他的忧愁，他伤心极了。
但那是我必须用眼角偷偷去瞥才能看出的端倪。四月的烈日热浪蜂拥而来，提到热浪……我正置身其中。
“我从小生活在崇尚勤劳苦干的环境里，自创公司时，我的工作时间比现在长得多，因为再好的员工也抵不上一个勤奋的老板。”
我也接受了佛罗里达旅游局的安排。那时候，怀尔曼光忙着让伊丽莎白吃东西了，她除了吞云吐雾外，几乎粒米不进。我还发现，自己竟可以每隔两三天就和帕姆在电话里讨论明尼苏达州的宾客名单，还要为别的地方赶来的亲朋好友制定行程表。伊瑟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认为她是强作欢笑，但也可能是我多虑了。我用委婉的方式探问她的恋爱进展，但每次都被她果断地中止。梅琳达也打来电话，问我戴几号的帽子，还有别的琐事。我问她干吗问这个，她却不肯说。等她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她和她的法国男友真的打算给我买一顶该死的贝雷帽！便忍不住大笑—通。
一名驻坦帕的联合通讯社记者赶到了萨拉索塔，他本想来杜马岛，但我一想到有记者踏进浓粉屋，听着我现在昵称为海贝呢喃的声响便受不了。于是，采访改在斯高图画廊进行，其间，还有位摄影师为精心挑选的三幅画拍了照片，分别是《海贝上长出的玫瑰》、会来接她。他们会带她走，就像是那些信赖他们的小牡蛎。带她沿着海滩走下去。你记得海象是怎么说的吗？”
如果怀尔曼和我赌画展前我会不会提笔作画，他肯定输，没有采访之类的大动作时，我只是散步、阅读，或是睡觉。有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杀手宫木栈道尽头的条纹遮阳伞下品绿茶时，我还特意提到这事儿。那天，距离画展开幕已不到一周了。
“我很高兴，”他只是答，“你需要休息。”
“那你呢，怀尔曼？你最近如何？”
“不太好，但我会存活——葛洛利亚·盖诺一九七八年的歌名。简而言之，很伤心。”他叹了一声，“我要失去她了。我总说她还会缓过来的。但那大概是在逗自己开心，我快留不住她了。这不像是失去朱莉亚和埃斯梅拉达，感谢上帝，但仍然堵得我心里难受。”
“我很遗憾，”我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为她，也为你。”
“谢谢。”他眺望海波起伏，“我经常觉得，她根本不会死。”
“不会？”
“谁？如果不是怀尔曼约的，还会是谁？”
“是的，”我说，“我相信谁都忍不住。”
“伊斯特雷克？”
“当然不。”我说。
“我真恨啊，恨自己终要面对那个念头：她这一次会永远地消失，而她的灵魂却跟着海象和木匠沿着海滩越走越远，什么也没留下，只剩一堆软绵绵的皮肉还没彻底忘记如何喘气。”
我无言以对。他又用前臂抹了抹眼泪，再深深地猛吸一口气，说，“我细看了约翰·伊斯特雷克的生平故事，讲到他的女儿们如何溺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记得吗，你曾经让我去查的。”
是我，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也无关紧要。现在我思索的是：是什么想让我有这种感觉？
他继续检查，从我的腿到我的头。他听了听我的心音，看了看我的瞳孔，还干了很多医生们拿手的小动作。等他把能干的事都忙完了，便让我穿上衣服，到大厅尽头的办公室里见他。
“听上去有些年头了。”
“可不是嘛。她写道，‘快乐的黑奴们，一边摘橘子一边用甜蜜的歌喉颂唱简朴赞歌。’”
她叹了一声，气息飘到我面前。我不怀疑这位女士能克制饮酒，也相信她早已习惯了微醺，因而不至于在这个下午酩酊大醉。
“又答对了。更妙的是，我还和住在凯西岛的克里斯·夏宁顿聊了聊，估计你肯定见过他。花里胡哨的怪老头，拄着疙疙瘩瘩的石楠木拐杖，走遗了每一个犄角旮旯，拐杖几乎和他一样高，他还总戴一顶大草帽，他的父亲是埃利斯·夏宁顿，也就是约翰·伊斯特雷克的园丁。根据克里斯所言，溺水事件发生后十天，正是埃利斯把玛丽娅和汉娜——伊丽莎白的两个姐姐——带回了布莱顿学校。他说，‘两个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为小妹妹的死伤心欲绝。’”
怀尔曼把老头的南方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我不知为何又想起了海象和木匠，身后跟着小牡蛎，一起走在沙滩上。那首诗，我只能清楚地记起一小段：木匠对牡蛎们说，这段旅程真愉快啊，但显然牡蛎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都被吃了——一个没剩。
“你现在想听故事吗？”怀尔曼问。
她沉下去了。她有没有感到有双余温残留的手，那双刚刚死去的姐妹的双手，抓住她的小腿，把她拉下了更深的海水？
“标注了非卖，伊丽莎白，就是说——”
“以前的照片，你是说？”
我们走上了木栈道，但怀尔曼停下了脚步，“不，朋友，你误会了，我说的是最初的那栋苍鹭栖屋。杀手官是第二栋，大约建于小女孩们溺亡后的二十五年。那时候，约翰·伊斯特雷克曾有的两千万身家已经滚成了一亿五千万的大雪球。战争是好生意，快把你儿子投资进去。”
“反越战运动，六九年的歌，”我说，“总是和一张海报前后脚地出现，海报上写着：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需要自行车。”
“回答正确，朋友，”怀尔曼说。他扬手指了指我们南面的惊人茂密的丛林。“第一栋苍鹭栖屋就在那边，那时的世界年轻又新鲜，处处歌声飞扬。”
玛莉·爱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是微醺微醉而是深深沉醉，她在说，只有一栋屋，那番壮丽的风景啊，你只能在查尔斯顿或墨比尔的豪宅旅游团中才能有幸看到。
就在这时，反复无常、不可捉摸的退潮浪把苔丝径直送向船边，还把她高高托起，在那个魔法般的瞬间，她好像踩在冲浪板上，勉强算得上是狗刨的姿势也好像后劲十足的马达推着她往前冲。然后，就在一阵寒流滚来、缠住她脚踝的前一秒，她看到那艘船变成了——
“不用，盯着更年轻的宝贝儿吧，我自己就行。”
“你认为，夏宁顿真知道什么隐情吗？还是说，那只是他信口说溜的一段传说？”
“谁知道呢？”怀尔曼停下脚步，朝杜马岛的南端一挥手。“那时候，丛林还没有疯长。你可以从大陆看到那栋豪宅，反之亦然。我调查下来的结果是，朋友，豪宅还在那里，且不管剩下了什么，都仍在原地伫立着腐败着。”他在厨房门前看向我，面无笑意，“那挺值得一画的吧，不是吗？干旱陆地上的一艘幽灵船。”
“大概吧，”我说，“大概是值得。”
“谢你一万遍，杰克。”
现有的杀手宫包围在一座全封闭的高墙内，如隐世独居，惟一的开口便是大门——甚至还不是为销售员预备的。杀手宫的内部有庭院美景，却只有寥寥几个外人能尽情观瞻：除了怀尔曼，安妮玛莉——可怜的姑娘，只有一周来两次的园丁。这座宅邸好比是遮掩在无形衣衫中的美女胴体。
而第一代苍鹭栖屋却大不相同。和伊丽莎白的瓷偶城里的大厦一样，豪宅有很多宏伟的古典立柱，以及一条宽敞的迎宾道。显然还有一条宽阔的车道跟随其后，在看似两英亩大的草坪间穿过。但那不是玛莉·爱尔对我说的那种碎石车道，而是玫瑰色的碎贝铺成的。第一代大宅敞开胸怀，邀请整个世界进入其内。而其后代——杀手宫——却冷面严拒外部世界，让外人滚得越远越好。伊瑟见过那架势，我也见过，但那天我们只是路过时瞥了几眼。从那以后，我的视角就变了，理由很充分：我习惯了从海滩那边看到这里。不经意间，邂逅的是它不设防的后门。
我们默默看了一会儿照片，电邮的效果会好一点。复印件上总有恼人的纵向黑线条，令影像模糊而断裂。但标题却非常清楚。风暴造福寻宝人，业余潜游者抱得财宝归。其实照片本身也够清晰的了。伊斯特雷克的发际线向后退了几分。仿佛是欲加补偿，他原本像伴舞乐队指挥的小胡子却壮大了，现在很像海象。尽管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连体泳衣，但衣服似乎紧绷绷的……事实上，一侧腋下还鼓出肉来，尽管照片的分辨率不是很高，但我觉得自己没看错，显然，伊斯特雷克老爹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吃了不少猪排。如果不开始戒甜点、不去健身房流汗，他恐怕找不到B级动作片角色了。身旁的两个女孩不像她们的大姐有一双媚眼。你看着阿德里安娜，会想到干草垛里的骄阳午后，而你看着这两个姑娘，只会怀疑她们有没有做完作业。但她们显然有种忘乎所以的姿态，兴奋的神采简直力透纸背。当然会了。
“这是他们离岛后拍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据夏宁顿说，这是二七年三月拍摄的，在小女孩们淹死之前，这儿的每个人都还快快乐乐的。你看到的不是荒宅，而是暴风雨席卷之后的惨相。爱丽丝干的。”
“谁是爱丽丝？”
“本地的飓风季节理论上是每年六月十五日开始，持续五个月。根据以前的讲法，在此季节之外的暴风雨都是爱丽丝。就像把爱丽丝卷入仙境的龙卷风，是句玩笑话。”
“你瞎编的吧。”
他把床摇平，安妮玛莉端着托盘进来，盘里有只杯子。不管杯里是什么，伊丽莎白都没机会喝了；她已经沉睡了。在她头顶上，全世界最孤单的女孩坐在椅子里，永生永世遥望窗外，长发遮住她的脸庞，赤裸全身，却穿了一双鞋。
“没关系，截肢后的肢体有幻觉，这很普遍。我只是惊讶于痊愈的速度。而且没有疼痛感。一开始我捏得可用劲儿呢。一切都很好。”他又托住断肢，往上推。“这样会疼吗？”
“还记得这个吗？”
他从文件夹里取出另一张照片，那我当然记得。正是二层主楼楼梯口挂着的那张大照片。这张小得多，但也更清晰。伊斯特雷克全家照，约翰·伊斯特雷克穿着黑色连体泳衣，看起来就像专演好莱坞B级侦探片或丛林史诗的男演员。他抱着伊丽莎白，单手托住她胖鼓鼓的小屁股。另一只手里拎着箭枪和带通气管的潜水面罩。
他沉吟片刻。
确实。青春正茂的十七岁，即便罩在那件差不多把全身都遮得严严实实的该死的泳衣里，你依然看得出丰满的曲线。
“她已经满脸不悦，撅着嘴唇了，好像在说，我想去别的地方，”怀尔曼说，“我很想知道，她父亲得知大女儿跟着种植园经理私奔时是何等惊诧。我也想问问他，是不是又打心眼里替她的远走高飞而高兴。”他又模仿克里斯·夏宁顿的腔调说道，“跟着个扎领带还涂眼影的小伙子跑到了亚特兰大。”又戛然而止。我不禁为他默默感伤，爱女夭折，这话题仍是他心头的创伤，即便是八十年前他人的故事也一样会勾起心痛。“她和她的新郎回来过，但那次只是为了寻找妹妹们的尸体。”
我指了指神色严峻的黑人保姆，“这是谁？”
“梅尔达，或是提尔妲，或是别的什么妲，上帝拯救我们，这是克里斯·夏宁顿的原话。他父亲知道，但克里斯已经记不得了。”
“手镯很漂亮。”
“有的是时间。安妮玛莉的班要上到七点，不过事实上我俩经常一起忙活。我们为什么不进屋去呢？我有个文档给你看。内容不多，但有张照片很值得一看。克里斯·夏宁顿在他父亲的遗物箱里找到的。我跟他一起到凯西岛公众图书馆复印了—份。”他停了一下，又说，“是苍鹭栖屋的照片。”
“约翰·伊斯特雷克说不定和她睡过觉。”我说，“说不定，这些手镯就是小礼物。”
“天知道喽！富有的鳏夫，年轻的美女——这种事天下皆知。”
我又指向黑人女仆双手怀抱的野餐篮，胳膊上的肌肉鼓起，说明篮子很重。你肯定会想到，如果只装了三明治，不该那么沉……但也许还装着一只整鸡呢。搞不好还有几瓶啤酒是为主人预备的，作为他当日潜泳后的小小奖赏。“你觉得这篮子是什么颜色？深棕色？还是红色？”
怀尔曼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黑白照片，不好说啊。”
“那跟我说说，暴风雨怎么会导致小女孩淹死的。”
“我看不清全文，内文都该死的糊了。”我抱怨起来。
“人见人爱。”我应了一声，仔细研究起复印件上的照片。“这些姑娘都是谁？不——先别告诉我。他左边的是玛丽娅。右边的是汉娜。”
“满分，汉娜是有胸脯的那个，一九二七年，她十四岁了。”
大男孩。
因为，她们面前的沙滩上，摊着许多财宝。
他瞥了一眼，但没什么兴趣，“你说漂亮那就是漂亮。”
“桌上有个放大镜，但我还是帮你省下头晕眼花的苦吧。”怀尔曼拿起笔，用笔尖指着照片里的细节。“这是只药瓶，那是颗滑膛枪子弹——伊斯特雷克在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玛丽娅手里拿的显然是只靴子……或者说是靴子的残余部分。紧挨着靴子——”
“一副眼镜。”我说，“还是……戴颈链的？”
“报道里说，那是一只手镯。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只能确定地说，是某种金属环，还长了很多脏东西。但大姑娘拿着的是一只耳环，这一点很明确。”
我扫了一眼报道文章，除了照片上显示的这些东西。伊斯特雷克还找到了数量庞大、花色各异的餐饮器皿……有四款被他称为“意大利风格”……一个三角火炉架……一盒齿轮(实在不明白所指为何)……还有未标尺寸的钉子。他还发现了半只瓷人，不是中国人，而是瓷做的人偶。没有瓷人的照片，至少我在这份复印件里没看到。报道说，十五年来，伊斯特雷克一直在杜马岛西海域风蚀礁岩下潜泳，有时会钓鱼，有时只是为了消遣。他说他找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但大都没什么意思，他说，爱丽丝(他是这么称风暴的)掀起一些不同往日的大浪，肯定掀动了礁岩内的海沙，令久藏其中的宝物翻卷而出，形成了他所谓的“垃圾堆”。
“他没说那是残骸。”我说。
“不是残骸。”怀尔曼说。“没有船。他没找到船，那些帮他打捞女孩尸体的几十人也没发现沉船。只有碎屑。如果真有沉船残骸，他们肯定早就发现了；岛西南端的海水只有二十五英尺深，也就是奇特暗礁留存至今的区域，直到现在，海水都很清澈。要是回到当年，准跟绿宝石玻璃一样透明。”
“有没有随之而来的推论？”
“当然有，最合理的解释是，大约一百年、两百年，或是三百年前，有艘船被暴风雨吹到这里，遇到暗礁而漏水，船体开始下沉。船员很可能把重物都扔下海，以求船能继续浮在水面上。风暴过后他们把漏洞修好了，又继续上路。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伊斯特雷克找到那么多零碎小物，但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财宝肯定还在船上。”
“那么，早在十八世纪、乃至十七世纪，船被风暴吹到这里，暗礁有没有可能撞断船的龙骨？”
“才不是呢。二六年最厉害的飓风叫伊斯，完全绕开了杜马岛，但二七年三月的爱丽丝却是正面冲击，把这里刮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吹进内陆，在格雷兹入了海。损失惨重，如你所见——一其实照片上的还只是冰山一角；飓风吹倒了很多棕榈树，击破了许多玻璃窗，把草坪连根掀起。但从长远角度看，这场风暴后患无穷，你至今仍能感受到，因为，似乎爱丽丝就是直接导致苔丝和劳拉溺毙的原因，也引发了其后的一切，包括你和我站在这里。”
太胖了。事情明摆着，不是吗？A号已经穿不下了，需要B号。
“我很吃惊，他把自己找到的东西一一数来。”我说，“如果你今天碰巧遇到这种事，还跑去第六频道泄露天机，半个佛罗里达的人都会开着小车跑来，拿着金属探测仪找寻古西班牙的金币银币。”
“啊，但那是另一个佛罗里达啊。”怀尔曼说，我记起玛莉·爱尔也这么说过。“约翰·伊斯特雷克是个有钱人，杜马岛是他的私人领地，更何况，也没有古西班牙金币银币——只是些相对来说有点意思的垃圾，被一场疯狂的暴风雨吹上海面。他用了好几星期潜下海床，那些碎片残骸散得到处都是；而且，根据夏宁顿说，海水变得很浅；退潮时，你都可以趟着水走。当然啦，他说不定始终留心寻找着有价值的宝贝。他是有钱人，但我觉得，谁对财宝都难以抗拒。”
“‘我们把他们带到这么远，还让他们一路小跑，再如此捉弄他们似乎很可耻。’”他猛地抽出手臂挡在脸上。“瞧我呀，朋友，我在哭，就跟海象一样。我是不是很蠢。”
“他去寻宝探险时，那个保姆肯定跟他一起出海。留在家里的三个女儿也一起去：双胞胎和伊丽莎白，玛丽娅和汉娜要回布莱顿寄宿学校，大姑娘已经逃到亚特兰大了，伊斯特雷克和小娃娃们大概就会在海边野餐。”
“很频繁吗？”我有点摸清脉络了。
“经常。垃圾堆的货色多，说不定每天都去，他们从豪宅出来，走一条名叫‘黑影滩’的小路到海边。估计，有半英里吧。”
回到诊疗室时，护士已经不在了，她留下一个文件夹，上面有我的名字。文件夹旁还有一支红笔。残肢突然一阵剌痛。我想也没想就拿过笔，放进了裤袋里。我的衬衫口袋里夹了一支蓝色圆珠笔。我取出蓝笔，放在刚才红笔所在的位置。
“有一天，她们确实这么干了。也让每个人都心碎了。”他把几张照片放回文件夹里。“事情就是这样，朋友，我觉得这段逸事比小女孩吞下玻璃球更有意思，但悲剧就是悲剧，说到底，一切悲剧都很愚蠢。如果让我选，我每一次都会挑《仲夏夜之梦》，而不要《哈姆雷特》。任何双手稳健、呼吸均匀的笨蛋都能用纸牌搭成一栋楼，然后吹口气，将它夷为平地，但让人们开怀大笑？这需要天分。”
“那屋子怎样了？”我问。
“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那天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苔丝和劳拉本该睡午觉，可她们决定起来，偷偷沿着小路走向海边，去黑影滩寻宝。或许，她们只想趟水走一走，最多让水浸到膝盖，这是大人们规定的，有篇文章里曾提到，约翰·伊斯特雷克是这么说的，阿德里安娜也表示赞同。”
“婚后的女儿回娘家了。”
“我还没那种荣幸。”
“另一个想去救她。”是的，我也能看到那幅画面。只不过，我看到的是琳和伊瑟很小的时候，她们不是孪生姐妹，但有三四年光景她们几乎形影不离。
怀尔曼点点头，“然后退潮流把她俩都卷走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朋友；所以尸体一直找不到。她们走得远，在大碗翡翠汤里飘向远方了。”
我开口想问退潮流的详情，却蓦然记起温斯洛·霍默的一幅画，浪漫的画面里有一股不容分说的强力。那幅画叫《回头浪》。
墙上的内部对讲机叫起来，把我俩都吓了一跳。怀尔曼连忙转身，手臂扫过桌上的文件夹，影印照片和传真掉得满地都是。
“怀尔曼先生！”安妮玛莉·惠瑟尔在喊，“怀尔曼先生，你在吗？”
“我在。”怀尔曼说。
“怀尔曼先生？”她激动不安，接着，好像自言自语般念道：“耶稣基督啊，你到底在哪里？”
“该死的按钮，”他嘟哝着，走向墙边柜摁响按钮，并不着慌，“我在，出什么事儿了？她跌倒了吗？”
“不！”安妮玛莉叫起来，“她醒了！而且她有意识了！她想见你！你能过来吗？”
“马上就到。”他转过身，朝我咧嘴一笑，“听见没，埃德加？快走！”他停了下来，“你在看什么呢？”
玛莉没有化妆，但唇上亮亮的，涂了润唇膏。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松松散散，让人感觉既慵懒又优雅。她抽英国欧维尔牌香烟，时不时啜一口酒，那活像是从爱尔兰沃德福特酒桶里直接倒出来的苏格兰威士忌。她问我要不要喝酒，我说更希望来杯水，她似乎很失望。她穿的家居服是手工定制的纯棉货。那张脸老朽又沧桑，却也性感，或许《邦尼和克莱德》在电影院上映的年代才是它最青春美好之时。但那双眼睛依然摄人心魄，就算鱼尾纹延伸漫开，眼睑上也皱纹层叠，甚至没有彩妆予以掩盖，那仍像索菲娅·罗兰的眼睛。
“埃德加！今天下午她清醒过一段。或许不能说明什么，毕竟我不能让期望值升得太高，但我以前见过这种反复，一开始先是明白了什么，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一阵接一阵地汇总起来，她就又变回她自己啦，至少清醒了一段时间。”
“怀尔曼！”我喊了一声。他已穿过长过道，走上了几级阶梯。我尽可能快速地一瘸一拐，还是追不上他。他停下来等我，有点不耐烦。“是谁告诉他垃圾堆在哪里的？”
“伊斯特雷克？我估计他潜泳消遣时无意中发现的吧。”
“我不这样想——他很久没穿那件泳衣了，带着通气管潜泳或许是他二十几岁时的爱好，但我觉得一九二五年前后，吃大餐成了他最主要的娱乐项目。所以，谁跟他说的？”
安妮玛莉从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个呆呆傻傻、难以相信眼前事的笑容，令她好像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
“快来，”她说，“真是太好了。”
“她——”
“是的。”抢先回答的，是伊丽莎白那粗厉的烟嗓，你不可能听错。“进来，怀尔曼，让我看看你的脸，趁我还认得。”
“不，我只是好奇罢了。她怎么说的？具体点？”
我和安妮玛莉在过道里等，不知道该干什么，便看看周围的小玩意儿，还有走廊另一头挂的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老画：骑马的印第安人。没多久，怀尔曼喊起我的名字，听声音就知道，他很着急，而且在哽咽。
房间里很昏暗。百叶窗都阖上了。空调口在天花板上轻声嗡响。床边桌上有一盏灯，灯罩是绿玻璃的。那张床是医用款式，可随意摇升，她不用动就可以半坐起来。灯光柔和地照出她的轮廓，头发松散地披在粉色睡袍的肩头。怀尔曼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床头挂着一幅画的印刷复制品，也是这间屋里惟一的一幅画：爱德华·霍珀的《午前十一时》，画上一人独坐窗前，等待有什么变化发生，任何变化都好。
钟走动的滴答声响。
她看着我笑。我在她的脸孔上看到三种征兆，令我惊了又惊。第一，她瘦了那么多！第二，她累得不成人形！第三，她来日无多了。
“一条小路，两个探险的小女孩可以独自走下去。”
“不——”我刚开口，她却抬手(手肘下的皮肉仿佛松松垂在雪白的袋子里)，我便愣了一下。因为，第四样征兆出现了，比先前更令我心头一震——假如刚才是用石块砸我，现在就是山崩地裂，我看到了自己，这就是人们在车祸后看到的我，当我竭尽全力把散失的意识拢进脑海时，那些曾如珍宝般的记忆却溃散成丑陋而脆弱的残片。我想起自己曾忘却娃娃的名字，便知道其后会怎样。
“我想得起来。”她说。
怀尔曼一耸肩，“克里斯·夏宁顿说，谁也不知道奇特暗礁一百五十年前的地貌。”
“是你把怀尔曼从医院带回来的。”她说。
“是的。”
“我好担心他们会让他住院，那我就孤单了。”
对此，我没有作答。
“你是埃德蒙吗？”她胆怯地问了一声。
“伊斯特雷克小姐，别太苛责自己，”怀尔曼轻柔地说，“这位是——”
“嘘，怀尔曼，”我说，“她办得到。”
“你画画。”我说。
“我懂了。那么，土地监察局没把戴维斯整垮。”
“在建筑业界，我们称过度恭维为‘扣水泥高帽子’，海德劳克先生。”
刹那间，五脏六腑犹有诡谲电流闪过。陷得不深，似乎骤现又骤散，在心田和肺腑间留下某种空白的缺失。我的双膝似乎要弯折。钉在臀骨里的钢针开始发烫。颈项却骤然变得冰凉。还有一股暖意，如微火刺肤，沿着那条不存在的手臂渐渐向上升腾。
“是的。”我说，“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你是埃德加。”她说。
“是的，伊丽莎白，我是埃德加。你真棒，甜心。”
她笑了，我猜已经很久很久没人叫她甜心了。“我这脑子就像一块千疮百孔的大桌布，”她看向怀尔曼，“这比喻很滑稽吧？”
“你需要休息，”他说，“事实上，你得像木头一样沉沉睡。”
他带我走进角落里有骑士盔甲的图书室，墙上依然陈列着博物馆级别的武器。桌上的电话机旁有一只文件夹，标记上写着“约翰·伊斯特雷克/苍鹭牺屋I”。他翻开封面，取出一张影印照片，上面的豪宅和我们立足的这栋大宅是如此相像，谁都不会认错——虽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二者就像亲生骨肉：构造一致，鲜亮的西班牙橘色瓷砖屋顶也一样，这种细节上的相似比比皆是。
“我也爱你，伊斯特雷克小姐。”他说。他真好。
“根据伊丽莎白所言，我估计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二五年。”怀尔曼说，“看上去，她大概两岁，三岁不到。阿德里安娜——”他指了指最大的女孩，“就像是十七岁，迈向三十四岁，你不这么觉得吗？”
“你觉得呢，伊丽莎白？”
“是，当然是。你要办画展了吗？在我最后一次……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处理那些东西的。”她垂下眼帘，好像假寐。
“是的，在斯高图画廊。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很快就办吗？你的画展？”
“这句话不新鲜了。”我说，“明天见。”
“你的两……船的画……都离岛了吗？在画廊里？”
怀尔曼和我对看了一眼。他一耸肩。
“是的。”我说。
“好。”她笑了。“那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别的事都可以等……等到你画展之后再说。现在该是你享受的好时光。你会卖了它们吗？船的那些画？”
怀尔曼和我又对视一眼，他眼神里的话意很鲜明：别惹她着急上火。
“有多少位艺术家住过那栋屋？”
“我知道非卖的意思，埃德加，我昨天没从橘子树上掉一下来摔成白痴。”深陷在核桃般深纹中的双眼闪现出一丝微光，尽管那张脸庞正坠向死亡之渊。“卖了它们。不管有多少幅，你必须全都卖出去，不管你有多么舍不得，还要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四面八方，卖到不同的地方。你明白我说的吗？”
“是的。”
“你会照办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照办，但我认得暴怒涌起时的征兆，只需对照自身经验就能一眼看穿，于是我应允道，“会的。”到了这个节骨眼，只要能舒缓她的情绪，我甚至可以向她保证套上七里格之靴纵身跃上月球。
“就算那样卖光，它们也未必安全哪。”她用近乎可怖的低声念了一句。
“现在不说了，”我说，拍拍她的手，“别再想这事儿了。”
“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
“是的，她俩会和母亲一起住在内陆。住丽兹。已经安排好了。”
她笑了，但嘴角几乎立刻沉坠下去。仿佛她的嘴正在融化。“摇我躺下去，怀尔曼。我已在沼泽里待了……四十天，四十夜了……实在感觉……太累了。”
我呢，那天晚上睡了很久。午夜刚过我就沉沉坠入梦乡。潮已退，屋下的窃窃私语也消退了。不过，我脑海中的低语却没有停止。
另一个佛罗里达，玛莉·爱尔悄声说道。那是另一个佛罗里达。
卖了它们。不管有多少幅，你必须全都卖出去。那是伊丽莎白，毋庸置疑。
长大的伊丽莎白。但我也听到另一个她，因为我必须捏造出那个声音，所以听见的其实是伊瑟儿时的语声。
那儿有宝藏，爹地，那个声音说。你戴上面罩和通气管，就能找到宝藏。我可以告诉你到哪儿去找。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么让人惊异。我可以从你的表情里看出来，你不知道，”她站起来，把烟灰缸拿到沙发后的垃圾桶里倒清，再站到霍克尼的画下，双手插在昂贵的便裤口袋里，那幅画上有一栋正方形的屋子，一个蓝色的游泳池。池畔有位早熟的妙龄少女，身穿黑色双肩带泳衣，丰满的胸部和长腿都晒成古铜色，头发乌黑。少女还戴着墨镜，两个镜片里都映着一斑小太阳。
黎明前我醒来，以为自己还能继续睡，但直到吞下一片闲置已久的复方羟氢可待因、再打了一通电话后才真的睡着。我吃了药，拨通斯高图的号码，等候转接答录机——在这个钟点，画廊里该是一个大活人都没有。艺术家们都不是晨起的鸟儿。
我拨通达瑞奥的ll号分机，在听到哔一声后说：“达瑞奥，我是埃德加。我改主意了，现在我决定把《女孩和船》系列都卖出去，好吗？惟一的条件是，必须卖给不同的买主，如果可能的话。多谢。”
我挂上电话回到床上。又躺了十五分钟，瞪着头顶的电风扇懒洋洋地转啊转，听着海贝在我身下聊啊聊。药力起效了，但我还没有犯困。接着便猜到了缘由。
我知道确切的缘由。
我又爬起来，摁下重拨键，听到答录机说话，再次摁下达瑞奥的分机号，再等到他的录音邀请我在哔一声响后留言。“除了第八号作品，”我说，“那幅依然是非卖品。”
为什么它是非卖品？
是啊，就因为这个。
“没什么。我纯粹是在暗中摸索。看在上帝的分上。”
然后我回到床上，总算睡着了。
牢记“所见即所信”，反而会令本末倒置。艺术是对信仰和期望的确凿捏造，无意义的意识延伸向深渊般的神秘境地，艺术所实现的世界无外乎一种欲盖弥彰。更何况——如果你都不信你所见的，还有谁会信服你的艺术创作？
苔丝冰凉的手指抠进洛洛的肩膀里，退潮浪怎么办？
这是我从未画下的一幅画：
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妹穿着一模一样的套衫，只不过一个穿红衣，胸前字母是L；另一个穿蓝衣，胸前字母是t。小女孩手拉手跑在通往黑影滩的小路上，她们称其为“黑影滩”，因为那片滩涂始终沉在魔女岩投下的阴影中。她们圆圆的脸蛋上留着泪痕，但很快就会不见的，现在她们只是太害怕太紧张，乃至哭也哭不出来。
玛莉又点了一根香烟。“戴维和约翰，两人都富得流油——戴维在房地产领域做投机买卖，约翰有好多工厂。但戴维好出风头，如果把他比作孔雀，约翰就更像是朴素的褐色鹪鹩。什么人什么命，你知道孔雀的下场吧，是不是？”
“是的。她和丈夫回来后一两天，搜寻尸体的工作无功而返，正式宣告结束。这是夏宁顿说的。不管怎样，双胞胎之一可能看到不远处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在反光，便趟水过去。然后——”
洛洛跌倒，膝盖被贝壳蹭破了。苔丝把她拉起来，她们继续跑，她们并不是恐惧头冲下、会说话的大乌鸦，也不是害怕时不时从碧蓝转成夕阳红、再回到碧蓝色的天空；她们怕的是追在身后的那东西。
“说定了。或许我们还能打几拍网球。”
它的尖牙有点像莉比画过的那些滑稽的青蛙长的小牙，但这一只要大得多，也更真实，真到足以投下一大片阴影，真到发出恶臭，每跳一步都撼天动地。自从爹地找到宝藏，她们就被各式各样的东西吓到过。莉比说她们夜里不能出门，甚至不能朝窗外看，可现在是大白天啊，身后的这东西却是那么真实，让你不信都不行，而且，它越来越近了。
第二次跌倒的是苔丝，洛洛拉她起身，慌忙中还向后瞥了一眼紧追她们的庞然大物。小虫绕着它飞舞，它时不时甩出舌头去舔食，洛洛看得到它鼓凸而呆滞的瞳孔，苔丝映在一只眼里，她自己映在另一只里。
她们冲到了沙滩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她们除了下海，再也无路可走。不过，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因为那艘船又回来了，那艘她们这几周来时常能看到的船。莉比说那艘船和她们表面看到的不一样，但现在它安安稳稳浮在海面，像白蒙蒙的梦境，而且——没有别的选择了，大男孩就快追到她们的脚后跟了。
大男孩从游泳池里冒出来时，她们刚刚在宅前草坪上的轮波波孩童屋里玩扮家家，扮的是阿黛的婚礼(今天轮到洛洛来演阿黛)。莉比常常在画板上涂涂画画，那样便能把这些丑陋恶心的东西赶跑，但莉比现在在睡午觉——这一阵子，她晚上总睡不好。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找到好些本地报纸，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可以下载阅读的。其中有一份叫《航行与蜂蜡，诺科米斯的少女时代》——朋友，我绝对没和你开玩笑，作者是斯黛芬妮·韦德·格拉佛-米勒。”
两个小女孩对视着，手拉手站在沙滩上的小波波里，爹地说滚到最后的波浪就是小波波。然后，她们望向船，那船抛下了锚，收起了帆，亮晶晶地悠悠摇荡。看起来似乎更近了一点，好像移身过来，要救她们。
洛洛说，我们只能过去。
苔丝说，可是我不会游泳！
你可以狗刨！
“不用，我吃阿司匹林就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戒掉那些强力药，我不想现在重蹈覆辙，不管疼不疼。
“爱德华。”她说。
可洛洛摇摇头。有退潮浪反而好！会帮我们上船！
没时间再商议了，青蛙般的大怪物准备好再跳一步，她们明白，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又确实是真的，那东西会杀死她们，还是下海更好，她们转身，仍然手牵手，纵身游进翡翠汤。她们紧紧盯着向她们靠近的锚上细长的白锁链。她们肯定会被拖上船的，还会有人用船岸呼叫器联系苍鹭栖屋里的人。“换一对儿美人鱼给我们吧，”他们肯定会这么说的。“你以为有人想要她俩吗？”
退潮浪冲散了她们牵住的手。那太无情了，洛洛真的一度沉入海水，因为她挣扎得太用力。苔丝听到她呼喊了两次。第一次喊救命，然后，第二次已流露无望放弃的口吻，喊着孪生姐妹的名字。
“好吧。画展之后我们再谈，我们仨。我会变得强壮点……头脑也清楚点……而你，埃德加，也更会警觉些。你有女儿吗？我隐约记得你有。”
这是我画过的画，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画过。
白色的船身并没有尽然消失，但它向内吸缩。就像血色从骇然的脸庞上飞速消逝。绳索扭动飞扯。亮闪闪的金属栏杆迅速钝哑。尾舱的玻璃窗向外暴凸。一堆破破烂烂的玩意儿出现在甲板上，从船首到船尾蜂拥而现。其实，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苔丝以前无法看见，现在，她看得到了。
“好像在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但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很多酒都在地下流通，你现在没法再问她那事儿了，不是吗？除非她的记忆力还没你说的那么糟。”
有活物从甲板下出来，顺着栏杆爬行，低头瞪着小女孩，那东西垂垂垮垮，披着一件带兜帽的红色长袍。头发、也或许不是头发，漫漉漉的裹在一张融烂的脸旁，丝丝缕缕随风飘荡，黄色的双手紧紧攥着栏杆上的碎裂朽木。随后，一只手慢吞吞地举起来。
朝那马上要走的女孩扬手。
“不过，我把她送到瓷亭后，她又犯迷糊了，她四处看看，问我珀西在哪儿，她说她想要珀西，还说珀西要钻进饼干桶。”
苔丝·伊斯特蕾克濒临溺亡的边缘，想到：那是个女人！
宝藏浮出水面之后的困扰全都和信仰有关。伊丽莎白有汹涌澎湃的天分，但她只是个孩子——对孩子来说，信念需要给予。信仰是公认的才华的一部分，但孩童——即便是有天赋的孩童(尤其是天分高的神童)——无法完全掌控他们的才艺。他们的智慧仍在沉睡中，而沉眠未醒的理智会孕育出魔鬼。
是的，当然，她当然感觉到了。
相信同样也是切身感受。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这么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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