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地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作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账。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地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作“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划，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了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予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惕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需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
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像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份，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抬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型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榘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么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是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
这些大小朝廷，不论为善或作恶，都要经过长期的调节，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无事，终于进入个有定型和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有较好而可行的国法纪纲，下有足与现行制度相配合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达到小康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心不思乱，不愿铤而走险，因此纵是最善于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和吹牛拍马的政客官僚，也很难尽展所长来浑水摸鱼。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生存，乃至与它生存相配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像中国传统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区划，就可以慢慢地延长下去了。一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大帝国了。朝代嬗递，而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则始终未变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的实际意义了。
为佛洛伊德作实验豚鼠
再说说近年来把美国政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也是困扰人类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强调的色情问题吧。
柯林顿大总统的问题，有许多记者友好不耻下问，我就说这是个美国性泛滥的问题了。若以男女关系之变迁来看美国嬉皮出身的、反越战、搞“群婚”（unal marriage）和杂交的这一代男女，则柯林顿尚不失为一个good boy也。君不见纽约华府随处皆有，夫妇同享的色情俱乐部乎？柯林顿与希拉里夫妇，尚未闻涉足其间也。柯林顿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须知，美国的白宫主人在里根时代到来之前，尚无离过婚之总统也。你如有志做总统，则千万不能离婚。笔者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原即是个bad boy。他在二战期间，统军欧洲时，竟与他的司机女同志相爱，而要抛弃糟糠，去做英国女婿。事为他的上司马歇尔将军所闻，马乃严厉训之曰：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俗名），你将来还要做总统呢，岂可离婚？艾氏闻训始止。艾克后来果然做了总统。
柯林顿这个嬉皮总统之不幸，是他没个马歇尔来时时耳提面命，你既进了白宫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娘娘的话），你就得戒色八年。因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开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缓慢的。所以在中国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来增加速度。试看美国的社会生活已“开放”到群婚阶段，她的总统还不能离婚呢，岂不滑稽哉？……
但是这就是政治啊。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学人也可说，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顿这个嬉皮大总统，他把最放荡的嬉皮生活方式，带进最保守的政治圈内，忽然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嬉皮陆文斯基，来投怀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宫的清规戒律，就发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学中最大的实验豚鼠，跟袁世凯做皇帝，和汪精卫当汉奸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虽咎由自取，实在也只是一桩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闹剧啊。台下免票看戏、读史者真不时为之捧腹也。
社会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
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
而这场浩劫，话说从头，便是从袁世凯的一念之差开始的。袁世凯生前的中国原是个统一的中国嘛。袁的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如此，则转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来个和平转型，则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历史了。古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没有军阀横行，哪又会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毁灭的，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强求，致有浩劫连连，夫复何言！我们只能希望，历史家记录出若是之悲剧，好让后来的政客和军阀，稍有戒惧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古往今来的乱臣贼子，读《春秋》而不惧，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话说回头，袁世凯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烂摊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务便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时对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实力，也自认为最有功勋的（反对帝制的功勋），实在是冯国璋。但是冯氏的接班却于“法”无据。袁氏留下的“金匮石室”里，既没有他的名字，凭新旧约法来接班，他也无分。冯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团结。如果段能全力支持他接班，在冯、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实力还是全国无敌的。如今袁世凯不但皇帝未做成，连总统资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总统，当然也已随之俱去，既然一切从头来起，则冯之出任总统，当然也不无可借口之处，但这就端赖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冯在当权的北洋系中，是段的头号劲敌（是后来蒋介石的汪精卫，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来突出冯氏。经过与徐世昌一番密议之后，段就公开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约法”欤？抑民元之“旧约法”耶？据说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点出的。这个“法”是可新可旧，不新不旧的。这一来足使当时全国所有的实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且看此时南方的反对派，原军务院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乃至孙文、黄兴那一伙，则坚决要求恢复被袁世凯窜改了的《民元约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国会。从而尽废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复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为大总统。如今黎副总统“依法承继”，不正是南方反对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的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老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
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的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步地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附注：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地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支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
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零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
（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历经数百年磨炼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
（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韩国等，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个唯一的方法，或较好的方法呢？台湾选举，筵开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如此呢？大陆经济发展到适当程度，是否也会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会另有出路呢？真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来是要通过长期实验和实践，才能安定下来，传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们目前以美国模式为蓝本，会慢慢磨炼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制度来。
黎元洪依法承继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地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前已言之，这“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1855～1939），进士出身，晚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号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都各有短长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地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1916）6月7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1865～1936，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6月29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8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子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子，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祺瑞的心腹智囊）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的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方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徵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红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丘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她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 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斐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中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头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的徐树铮，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在他一再地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1870～1936），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1916）6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衙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蹿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附注：当1922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
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榘“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
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地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口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帅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地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地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在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10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24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子，不容变动。
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1948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这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在里，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1990年，武汉出版社，第二卷，页956）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地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世纪大审”（trial of 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决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型”（transformation）和“西化”（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的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吊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他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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