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南海。

        洪宪新兴，没有给这片殿台楼阁布置有序的皇家园林增添光彩；化雨的春风，并不会使这片“大内”禁苑以焕然；就连新皇帝驻跸的居仁堂，也是一派萧疏。

        人逢喜事为何精神也不爽了?!

        袁世凯自从登极之后，便没有一天“睡醒”过，他的体力和精神都明显地疲惫，话也懒得说。那一天，他派出段芝贵去“请”段祺瑞之后，好像吃了点“兴奋剂”，可是，只像流云似的，一飘乎就消失了。

        袁世凯无法兴奋，一份“五将军密电”，直逼得他想死。他捧在手中，却压得心头，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那是3月19日，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偷偷地跑进中南海，长跪在袁皇帝膝下，呈上了这份“密电”。袁世凯还以为是“效忠信”，接过一看，原来是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南北议和会议”的“逼命书”。他的头脑顷刻便膨胀起来。大一阵之后，他才看看署名，一见是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泰安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李纯，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和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汤芗铭五人，便大骂：“反了，反了!这都是我用心培养出来的北洋大将呀!”骂了一阵之后才问朱家宝：“这个通电怎么到你的手的?公开发出了吗?”

        朱家宝先是摇摇头，然后说：“尚未发出。冯华甫觉得五人联名声势不大，才用五人名义密告各省将军，争取联名的。”

        袁世凯明白了，他觉得此刻最大的忠臣便是朱家宝了。“这个首先称臣的将军始终忠心不移，实在难得!”他忙将朱家宝扶起，“快坐，快坐!坐下说话。”

        当段芝贵从南京发回“核实”的电报之后，袁世凯才彻底明白“众叛亲离”了，他哭了。“我祖上两辈先人，都没有活到59岁，我今年58岁了，恐怕也活不过59岁这一关。”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袁世凯这才想起怕与他争兵权的段祺瑞，才让段芝贵去请段祺瑞终于来到了中南海，来到了袁世凯面前。

        这是一次十分微妙、而又甚为尴尬的相会。

        那一天，气候还算伊人，微风拂动着嫩柳，池面漾起了轻波，新绿草坪间羞怩地开放着小花，枝头传出悠悠的鸟鸣。

        在居仁堂的小会客室里，袁世凯还是那身黑色制服，但却光着脑袋，额角虽然还显得宽阔，明显得憔悴了，眼神无兴，精神疲惫。见到段祺瑞，只深情而又颇为伤感地叫了声“芝泉!”便示意让坐。段祺瑞便装长衫，戴顶黑色礼帽。见袁时，礼帽扣在手中，恭敬地鞠了个躬，然后问了声“大人身体好!”便坐在一旁。此情此景，尤如袁世凯初丧考妣段来吊丧一般，不胜忧伤。

        在场的段芝贵此刻显得颇为潇洒自如——他是干殿下，在段面前又常以“小辈”自况，更是此次相会穿针人，所以，他竟以是主又是宾的身份走动在二人之间。“你们翁婿二人风雨共渡了几十年，戎马倥偬，无暇从容畅叙，今日难得机会，好好谈谈，我去准备酒宴。”

        袁世凯冲他摇摇手，似有赶去之意。

        段芝贵走出之后，段祺瑞先开了口。“芝泉近时总是病病灾灾，精神振作不起来，故而，少来问候。”

        “我知道，知道。”袁世凯说：“不怪你。我也是事务繁冗，你知道的。该去看你，只是想着而已。”

        两句应酬之后，段祺瑞怕把事扯偏了，又怕袁世凯出尔反尔——袁世凯是个不守信用的人，段祺瑞了解他——，便开门见山而又颇感慨地说：“香岩日前去见我，对我讲了一切。当时，我甚为难：其一，怕辜负大人(他不称陛下，也不叫总统，而称大人，以示关系异常)栽培和希望，有负重托；其二，懒于政事，意在隐退，不想再有作为了；其三……但又怕大人误以为芝泉也背离了你呢。所以，我还是答应了。现在，怕只怕胜不了大任。”

        袁世凯摇着手，说：“别说这些话了，你是谁?我还不了解。平时咋着都行，现在，困难当头了，能够患难与共的，也只有寥寥几人了。你能够了解，能够支持我的。”说着，袁世凯伤感地叹息一声，又说：“除了你，还能有谁呢?!”说罢，袁世凯便拿出手帕，轻轻地揉眼——他像似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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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见袁伤感了，心顿时有点乱。

        他产生了同情感：“项城不容易，我得支持他，他毕竟创了一番大业!”

        他又想起了昔日的交恶：“袁项城野心很大，又独裁，我得提防他。”

        思索有时，才说：“大人，据芝泉所见，今日一切不顺，仍缘于改制——他不说帝制，只说改制——，共和大潮，深入人心!若能顺情而为，想诸事皆会通融。”

        袁世凯头疼了——他最忌讳人谈帝制事。段祺瑞虽改了口吻，却仍提出帝制。他叹息了，叹息之后想说什么，尚未开口，段芝贵进来了。他一切都明白了地说：“芝老所谈，自然也是大总统关注之事。昨日大总统还说，要重新征求各方意见，再作决定。”

        段芝贵说话时，袁世凯点了几点头，段祺瑞明白，段芝贵所言，袁世凯默认了。于是，便说：“只要此事解决了，一切不顺都会顺畅起来。”他本来还想再将一军。问个究竟，但怕太急了，则达不到目的，便改了话题说：“刚刚大人说目下无人可用，我身边有个人，正想向大人推荐一下。”

        袁世凯一听，就知道是徐树铮，虽说并不喜欢，也还是说：“关于又铮的事，我想过了，当然不会让他闲着。容我想想去处，再告诉你吧。”

        段祺瑞一听袁世凯说了个推拖话，便不高兴。真想再来一次不出山相违。但还是软里藏硬地说：“我是想让又铮作我的秘书长，此人我相信，他会把事情办得妥贴的。既然大人尚未决定，也就暂作罢了。又铮现在北京，回去我就派人把他送走，免得再生是非。”袁世凯一听段祺瑞又要摊牌了，忙说：“芝泉，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更不必那样做。你还不知道，当初在济南府，我对树铮便是极其信赖的；来京之后，我仍然偏护他；免去树铮职也是不得已为之。可我，却久存‘斩马稷’之痛!如今，痛定思痛，树铮是你的臂膀，当然由你安排了。你若觉得他做秘书长合适，当然不成问题。”袁世凯又对段芝贵说：“香岩，回头去告诉张国淦(张国淦，总统府秘书长。总统虽改为皇帝了，总统府部分机构名称仍留，人马未动，总统府秘书长还是暂行着行政大权)，树铮的任命事，让他抓紧办理。”他转身又对段祺瑞说：“芝泉，这样行不行?让树铮暂就副秘书长职。不过。秘书长一职就不再安排人了。”

        “一切听从大人安排。”

        段祺瑞出任国务卿了，徐树铮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代行秘书长职。

        北京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几日不见太阳，几日也没有下雨。由于冬旱连着春旱，风起时，总裹着沙，风大沙大，风小沙小；街巷之中，一天到头迷迷朦朦的。

        北京人就怕这样的春旱；更怕春后夏旱。

        段祺瑞4月22日从徐世昌手中接来国务卿职的。那一年，他52岁，体壮，精神也饱满，正是他施展才华的良好机会，他想好好地干一番事业。上任第二天，即4月23 日，即着手把几个主要部的总长调整一下，令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去年5月他因“病，，去西山休养谢去陆军总长职的，袁世凯答应他“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随时入内会议”，并且只让王士珍署陆军总长。现在他不养病了，并且作了国务卿、陆军部总长自然要还给他，段祺瑞失去将近一年的军权重又收回，更在总长之前冠一个“兼”字，以显职权更大。

        段祺瑞毕竟在决斗场上摔过跤，走起路来谨慎了。做了一些表面上的安排之后，他便依然半隐下来，说是“由徐树铮去操理日常的事务。”

        徐树铮也在半依半就，每日晚出早归，有时便不到公府。

        原来他们在等待一个事情的落实——那就是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徐树铮都不想承担“做洪宪皇帝的官”这个臭名。一天晚上，段祺瑞把徐树铮请到府学胡同，问他“这些天来在干什么?”徐树铮捧着茶杯，却唱起来了：无人欣赏，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

        段祺瑞笑了。“有人说你正为去掉‘副秘书长’的‘副’字在努力，原来并无此事。”

        “你说错了。”徐树铮说：“确有其事。只是不在今天。”“在何时?”段祺瑞问。

        “慢慢等吧，姑且念叨着。”徐树铮说：“时间到了，不争也会来。”

        “你不焦急?”

        徐树铮摇摇头。说：“国情非常明白，一旦大厦倾倒，帝制这笔账就得算。可以断定，今天帮袁办的事越多，明天头上顶的罪越大。”

        “我们不该去争那个国务卿。”

        “这是两码事。”徐树铮忙解释：“争取国务卿，令袁项城悖了前令。他认错了，下一步棋咱们好走了。但却绝不按他帝制去定。”“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事。”段祺瑞说：“取消帝制，我当面对项城说了。他是不甘心的，但也无可奈何。只是尚不见行动，只怕他对咱们的意见，也不会认真。”

        “不，很认真。”徐树铮消息灵。于是，他把袁氏宫中的动向向段作了介绍一一

        袁世凯冷静了几天，觉得帝制是不能自保了，他决定退一步：宣布取消帝制，蔡锷必须罢兵，而后，维持其大总统地位。

        可是，反袁反帝的怒潮毕竟太大了，袁世凯也知道国人对他的好恶，他担心帝制取消了，总统保不住，鸡飞蛋打，两手空空!为此，袁世凯匆匆给徐世昌、黎元洪和段祺瑞三人各写了一封长信，让他们以不赞成帝制的中间派身份出来周旋，以达到其目的。段祺瑞的这封信就被徐树铮给扣下来了。所以，徐树铮敢肯定地说袁世凯对取消帝制“很认真”。

        “我把信给压下了。不是不想让你看，是不想让你出面周旋。”徐树铮说：“这事是‘筹安六君子’惹起来的，项城完全可以让他们出面去收拾。”

        “由他们出面?!”段祺瑞摇摇头。“连冯华甫等人的密电都要求‘惩办祸首’，祸首是谁?六君子跑得了?”

        “这么说，老总愿意出面周旋了?”段祺瑞还是摇头。

        “那就好。”徐树铮说：“一切周旋都得放到取消帝制之后。否则，我们白白努力。”

        段祺瑞这才连连点头。

        徐树铮把袁世凯的亲笔拿出来，交给段祺瑞。又说：“项城希望你参加3月21日下午在公府举行的紧急会议。”

        段祺瑞接信，问：“去不去呢?”

        “去!”徐树铮说：“送信人还有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务必到会。’你不去好么?去归去，态度不能变。”

        段祺瑞按时来到中南海，出席袁世凯主持的、像当初隆裕太后主持的御前会议讨论退位一样的会议。

        天阴沉沉。

        整个中南海阴沉沉。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阴沉沉。

        仿佛要响一个沉雷，落一场暴雨!

        会场寂静得死一般，只看见脑袋看不见脸膛。仿佛这里聚会的是一群没有长脸膛的动物。

        袁世凯怀着一种愤怒、一种无可奈何先开口，说了一通几乎是背文稿的退位官话，又坦露一番自己如何胸怀民族、报效国家的襟怀，然后，叹息着，有气无力地说：“帝制取消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总该罢兵了吧?如果还不罢兵，他就理曲了。到那时，诸位要明白，我就要用兵了。”

        形势如此，还忘不了穷兵黩武!垂下头的大员们暗自发笑。“有兵可用，何不保住干辛万苦赚来的皇位?”

        没有人响应，那片脑袋好像都是凝固的。

        袁世凯把目光投给徐世昌。徐世昌没有回避得过，仓仓促促地说：“是的，是的，帝制取消了，是该罢兵了……”袁世凯还想听“下言”，但徐世昌敛口了。敛口的同时把脸也背过去。

        袁世凯把目光投给段祺瑞。段祺瑞没有回避，也没有仓仓促促开口，但却是一字不变的重复徐世昌的言语：“是的，是的，帝制取消了，是该罢兵了……”

        袁世凯把胸脯一挺，几乎要骂人了。可是，他只怒目望望段祺瑞，却很快又把目光投给黎元洪了。

        辛亥之后，黎元洪由于处在一个中间地位，似乎对谁都是笑脸；对于袁世凯也是如此。当皇帝，他默认；不当皇帝，他还默认；云南起兵，他无动声色，出兵征剿，他仍然无动声色。就凭这一点，袁世凯对他便有了好感，不像段祺瑞那样，拆他的台。现在，形势紧了，袁世凯多么盼望黎元洪不再沉默，能够明明白白地表示支持他，也好改变他孑然一身的孤独感。

        黎元洪使他失望了，当他把目光投给他的时候，他只报以哑然一笑，一笑便再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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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失望地望望会场，会场依旧冷落，再细看看，除一群老朽之外，平时身旁跳动的六君子、十三太保也大半不在了。“山穷水尽了!”袁世凯摇摇头，长叹息。

        徐世昌终于又开了口：“大总统改过不吝，众所共仰，似无容疑异了。就如此办吧。”

        袁世凯声音有点沙哑地说：“菊人(徐世昌号)、芝泉是我老友，往事休提，今后仍须借重大力，共挽时艰。”

        段祺瑞也凑过来说：“大总统尚肯转圜，祺瑞何敢固执，善后事宜，惟力是视便了。”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宣布撤销帝制。这个申令在说了一大串不得已做皇帝，现在形势又迫他不得不撤销帝制诸道理之外，最后还是表明了心迹：

        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帝制)之案已经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他终于表明自己皇帝不当了，还是“大总统”。呜呼，袁世凯从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是83天。皇帝梦只做了83天，可谓短矣!

        袁世凯不作皇帝了，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步，还有许多具体事怎么办?为帝制问题，袁世凯早已从国库移资六千万大洋，两千万作大典筹备用，三千万杂支，一千万准备登极犒军。现在除犒军的一千万尚未用出，其余五千万基本用光。此项巨资除挪中国、交通两银行外，基本是借内外债。这笔款项的抵补，当然落到段祺瑞这个国务卿身上。银从何来?段祺瑞不能不愁。

        袁世凯不当皇帝了，西南的护国战自然可以停了，但和谈停战此一重任也落到段内阁头上。段祺瑞和徐世昌商量，拟定了六条件与南方议商和解。这六条是：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责令三省维持治安；

        三，三省添寡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至原驻地点；

        五，即日为始，三省兵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南方反映及时，谓“如欲求和，应由中央承认六大条件。”也是六条：

        一，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可贷其死，但必驱逐至国外；

        二，依云南起义时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关于帝制之筹备费及犒军费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赔偿；

        四，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五，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约法，以黎副总统元洪继任；

        六，文武官吏，除国务员外，一律仍就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命。

        去六条，来六条，对等交易!两个六条怎么融为一个?段祺瑞犯愁了。于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议和谈判，从此开始了……

        谈判无进展，各省又在继续独立；进入5月以来，陈宦在四川独立了，陈树藩在陕西独立了，汤芗铭在湖南也跟着乃兄汤化龙独立了，连袁世凯最心爱的“喜儿”——唐天喜也被湖南一霸赵恒惕用30万白银收买过去，反戈一击把袁的六师消灭、杀了师长马继增……噩耗一天几次传来，袁世凯病入五脏六腑，再也起不来了。袁世凯病入膏肓之际，呻吟着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到面前。他是想交待一些什么重要的事，可是，他没有那个精神了，只是拉着两人之手，拉得紧紧地，久久不放。最后，把大总统印托出来，交给徐世昌，有气无力地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了。”说完，便闭起目来。袁世凯死了!

        那是l916年6月6 日，他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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