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 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上海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上海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上海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上海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做爱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乱谈“上海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上海男人说话了，比如说大陆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大陆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呵！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账东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上海男人，累啊》）。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上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全国各地满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委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上海男人乱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上海引起不满，却也未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上海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时都无动于衷，惟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上海男人，就让上海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 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上海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中国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上海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麻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10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性实不让龙女士，上海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上海男人“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 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尤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台湾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腰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上海男人说三道四？结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乱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尤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上海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

        其实，事情坏就环在那“调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 还不是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上海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国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上海男人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操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存心和上海人过不去 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对这种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的，不独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在对龙女士的“回敬”中，尽管有些话也许没说到点子上，但那态度，仍不失优雅体面，费厄泼赖。

        于是我也想替上海男人说几句话。

        要说上海男人，还得先说上海女人。

        说起来，上海的事情就是有点怪。比方说，大家都公认上海这个城市好，对上海人评价却不高。上海人当中，上海男人历来形象不佳，上海女人却颇受好评（除特别反感她们的爱窥人隐私和爱说人闲话外）。平心而论，全国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优秀女人，上海女人并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优秀的。但，一个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岁，或者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仍能有“女人味”的，则似乎非上海女人莫属。可以说，上海女人是中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上海女人之所以特别有女人味，除南方女性原本比较娇美，城市生活远较农村优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她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女性养成教育”的传统。她们从小就懂得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做女人。结果，即便她们本来不是最漂亮最出色的，也变成最漂亮最出色的 这也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魔力。陈丹燕说：“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上海的风花雪月》）我们也可以说：上海女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娇嗲的样子来，她们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上海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这个词，是完全属于南方的。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不知“嗲”为何物。我在一书中对“嗲”有一个界说，认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能够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味道”。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则多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衣着入时，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大起呵护之心。其中，除先天气质外，后天修养也很重要，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则是上海人之所谓“嗲功”。

        但，如果你以为上海女性都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的“娇小姐”，那就大错特错 上海女人不但娇美，而且能干。——中国女人都能干，但在能干的同时还能保有女人味，却很难。在我的印象里，城市女性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首推上海和成都的女人。不过成都女人嘴巴太厉害，得理不让人，也不够嗲，则其女人味较上海女人又略逊一筹。

        上海女人都是“专家”，——专门顾家。除女高知、女高干和其他个别人外，属于市民阶层的上海女人，一般知识面都不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设和家庭生活，则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在这方面，她们的学问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超过外地男人），她们的精明也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家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而她们的丈夫则同样理所当然地应该去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当然，丈夫比妻子更精明能干的也有。不过，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会反过来让妻子当小工，而是“从奴隶到将军”一人承担。于是他们的妻子便可以继续去当“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显强于丈夫的则可能会由“嗲妹妹”变成“母老虎”。但一般地说，即便是“母老虎”，也是上海式的。她们能够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权并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东狮吼，而是怀柔政策，即不是高压，而是嗲功。因此，当男人发现“妻管严”原来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种一病”继续得下去。

        更何况，在男人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时，女人也并没有闲着。上海女人是闲不下来的。事实上让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却袖手旁观的，在上海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夫妻双双把家建，你挑水来我浇园”（惟一弄不清的是上海人哪来那么多家务要做）。上海女人在家里差不多都是“身先士卒”的将军。不管上海的男人如何被说成是“马大嫂”，真正家务做得多的，多半还是女人。她们在控制了“治权”的同时也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让丈夫穿得体体面面，把孩子养得白白嫩嫩。难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么叫“领导就是服务”，最好到上海人家里去看。

        看来，我们还应该说，上海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们家里是这样。

        很难想象，与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厮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白脸”和“娘娘腔”，即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并不完全如此）。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但如果以此便断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

        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这方面，他们的趣味和品味甚至都和女人一样。他们的做家务，已不仅仅是分担劳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为“事业”，沉湎痴迷，乐此不疲。不少上海男人不但精于烹调料理，能烧一手漂亮的小菜（这在外地男人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对服装裁剪也十分在行（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们像女人一样爱逛商店（男人不爱逛商店是世界性的），熟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讲价的技巧，善于识别面料的真伪，说起各种服装的流行款式来如数家珍，有的还会织毛衣。这就实在太像女人 哪有一个“大男人家”整天惦记着针头线脑，念念不忘毛衣的针法和纽扣的搭配 上海男人就会。

        上海男人还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邻里间说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当然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这样，正如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会打毛衣。而且，外地同样也有这样的男人。但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似乎以上海为最多、为最典型，甚至会认为上海男人“就是这样的”。于是，在外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人们就会说：“他怎么像个上海人？”

        上海男人有这么多“不像男人”之处，怕老婆早已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我曾多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怕老婆”其实是“封建残余”。只有在传统社会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怕老婆”才可笑。因为传统社会的规矩是“男尊女卑”。本该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们”居然怕起老婆来了，当然可笑。现代社会崇尚的却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该怕男人，男人也不该怕女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恐怕是“谁也不怕谁”。上海人也一样。上海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数恐怕还是“谁也不怕谁”的。女人也许会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会亏待丈夫；男人可能会孝敬文母娘多一点，却无妨看作是对妻子持家辛苦的一种变相酬劳，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于分担家务，则早已不限于上海。只不过北方男人的做家务，多限于换煤气之类的”力气活”或装电器之类的“技术活”，不至于给老婆洗内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男人。做家务嘛，还有什么活干不得不成？再说，人家愿意，你管得着

        更何况，上海女人是应该为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负责的。一方面，上海男人那种温柔光洁、香喷喷甜腻腻的形象，是上海女人设计和塑造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她们总是喜欢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风》）。另方面，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过分看重，不断与同事、女友攀比，务必事事不落后于人，也无形中给男人造成了负担和压力。前面说过，雅致是上海的空气，上海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追求雅致，这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薪资不高住得又挤的工薪族来说，要过雅致的生活，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夫妻双方都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投入到家庭建设中去，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精打细算以求节省，想方设法以求精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就难兔变得小气琐碎起来。女人小气琐碎一点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并非所有女人都小气琐碎），男人小气琐碎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时，连同他的外形和语调，便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的表现。

        有着上述“特征”的当然只是上海男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上海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里女气”的男人外地也有，就连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比方说，把所谓“怕老婆”以及主动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帮老婆洗内裤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证据，就是传统观念所使然。其他如“像个弯豆芽”或“喝醪糟都上脸”等等，也不足凭。我在一书中说过，并非只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力大无穷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这样的男人上海有没有 我想是有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上海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为什么一说“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会有那么多人认同，上海人自己则会特别敏感特别恼火？这个事实可是绕不过去的。比方说，龙应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为《啊，北京男人》在北京的报上发表，会怎么样 肯定只会引起哄堂大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其实，上海人也不该恼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欢嘲笑上海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根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不像男人。

        事实上上海女人的“军功章”里，确实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于上海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妻为人母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作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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