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 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多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首先是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像，那就更是梦寐以求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而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 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会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为城的历史，说起来是很久远的

        北京城起先叫做“蓟”或“蓟城”。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国的国都，其址位于现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军队所毁。公元70年左右，东汉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国时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又叫“燕京”，作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贞元年（公元1153年），击败了辽国的金人，将燕京定为他们占领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为金中都。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统一了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将此地作为他庞大帝国的中枢所在，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国的首都终于由“面东背西”一变而为“坐北朝南”。在此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除短暂的变动外，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被打破。

        蓟城、幽州、辽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些辉煌一时的巍峨城阙，早就已经“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 现在人们能够记起说起的，实际上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则是由里外三层的“城”构成的“城之城”。这个“城之城”的里圈，是通常称为“紫禁城”的“宫城”，城墙周长6里，开有四门，即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中间一圈是“皇城”，城墙周长18里，也开有四门，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它的外围是“京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城墙周长46里，开有九门。正中即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在过去的年代，它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的东西两面，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又叫“哈达门”和“顺治门”，也叫“景门”（光明昌盛之门）和“死门一（枯竭不祥之门）。景门人人可过，死门则多半走送葬的队伍。北面二门是德胜门和安定门，又叫“修门”（高尚之门）和“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一次从生门出城，到地坛祈祷丰年，也祈祷王朝政权稳定、国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门”。而凯旋的军队则要从修门班师回城，以宣示皇帝的圣德终于战胜了敌人，所以叫“德胜门”。东边二门是东直门和朝阳门（齐化门），又叫“商门（交易之门）和“杜门”（休憩之门）。那里曾经河水涟漪，岸柳成行，无疑是运输和休闲的好去处。西边二门是西直门和阜成门（平则门），又叫“开门）和“惊门”，前者意味着“晓喻之门”，后者的得名据说是因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诏令惊扰之故。总之，这些城门，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义和象征。所以，老北京人说起它们来，总还是津津乐道。

        正阳、崇文、宣武、德胜、安定、东直、西直、朝阳、阜成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而九门当中最南端的正阳门，便是京城内城的正门、前门。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它的北面，是壁垒森严的皇城和宫城，是金碧辉煌的王府和皇宫，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那里的婆娑杨柳、绚丽牌楼、繁忙店铺、喧闹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之一”。那里也是帝王禁苑与平民市井之间巨大的中间环节，因此老百姓把正阳门叫做“大前门”。

        其实，真正的“前门”，说起来应该是永定门。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门。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来是要环绕内城的，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结果整个京城就变成了一个“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长28里，开有七门。南端正中为永定门，左右两边为左安门、右安门，东西两边则是广渠门、广安门，东北和西北角与内城相接处，又开有两门，即东便门和西便门。“外七内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和城外岭上的长城，北京城真可谓“门开八面，固若金汤”。除此以外，在天安门外长安街上原有左右长安门（又称青龙门、白虎门）。民国时期，又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都是大门。至于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盘”的中门、小门，就数不胜数。

        这就是北京，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一重一重的“墙”和一道一道的“门”构成的。其中，“门”显然又比“墙”更重要。没有墙，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没有门，则城也就是死城。门之于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义所在。可以说，把握了北京的“丫，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请门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日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的确，在中国，又有哪座门，能像天安门那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举世瞩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第一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演出。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的中国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明清时代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造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一条18里长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它的南端起点，是永定门；北边终点，则是地安门外的钟鼓楼。从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门、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等，天安门恰恰正在这条中轴线的正中。它是京、皇、宫三城中间那个城即“皇城”的正门。门外，南北大道是“御道”，东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别，已毋庸置疑。如果说，北京的门是我们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那么，天安门便是“门中之门”。

        其实，即便在封建时代，天安门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人人关后改为天安门。但不论“奉天承运”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为皇城的正门，它都是国脉所系、国威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天安门历来就是封建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那时，皇帝如果要颁布诏书，就在太和殿登极用宝。用宝后的诏书，要置于“云盘”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交直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交礼部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11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配套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15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11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丸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进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道，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于是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它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天安门的南北，分别是正阳门、中华门和午门。

        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正阳门是京城的前门，中华门却不是城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的大红门相同，虽然看起来不如内城九门那些“城门楼子”壮观，却最能体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意味。因为中华门县真正的“国门”。咱们的国名叫什么，它就叫什么。明朝的时候，它

        叫“大明门”；清朝的时候，它叫“大清门”；到了民国时期，就叫“中华门”。换名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刻有门名的石匾翻个个儿，重新刻上字，一大明门”就变成了“大清门”。可惜，当民国的人也想用这种省工省料的好办法来更换门匾时，却发现努尔哈赤的子孙早就用过了这个高招，便只好放弃了“颠倒历史”的念头，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了檐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中华门内天安门前。正如姜舜源在《沧桑天安门》一文中所说，这可正好应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诗：“此头应向国门悬” 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在中华门旧址上，又兴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至此，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国门拆除了，午门退隐了，前门告老了，人民的广场取代皇家的宫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构成的新的中轴线横贯东西，则似乎象征着北京的开放与腾飞。

        中华门（或大明门、大清门）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门对于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不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卫的关口，也是一种象征，——国家的和政权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阳门外，其余八门便由八旗分掌：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阳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尝没有相互牵制的用心在内。

        的确，“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一，没有城墙和城门，是不好叫做京城的。唐代长安和北京一样，也有京、皇、宫三城，不同者在于宫城不在皇城里面，而在皇城北面。这三座城，京城十二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皇城七门，南三东二西二，北面无门；宫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明代北京宫城正门也叫承天门，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二门，正门为玄武门，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地方。汉代洛阳京城内，有南北两座差不多一样的宫城，都开有四门，而且门的名字也都一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京城则开有十二门。宋都开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罗城，也叫国城，因其土筑又叫土城，开有十三座城门，七个水门，共二十座门；内京城又叫旧城或阙城，四周共开十门，正南门是朱雀门；宫城亦即大内，又叫皇城，开有六门，正中为乾元门。开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门，差不多是门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只有内外两城，内城又叫子城，开有四门，乃大内所在；外城又叫罗城，开有十三座城门，并不呈对称状。杭州城门的特点，是它们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庄重，而更多山川灵秀。“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这两句诗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门的名称。明初首都南京，规模极为宏大，里里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长180里，开有十六座城门；应天府城周长67里，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次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门；此外皇城六门，宫城十二门，加起来比开封还多。

        显然，这些城市，也都是由“墙”和“门”构成的。

        这是中国极具典型意义的一类城市。

        它们的秘密，是中国文化的秘密。

        当然，也是中国城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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