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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环”。

        上海人坏 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 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 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 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 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 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一。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一,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 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齐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 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 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飞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 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 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 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 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 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 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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